漆招进寻找桂林历史的源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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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招进寻找桂林历史的源头

寻找桂林历史的源头*

——桂林史前考古回顾

漆招进

（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

桂林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如果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立始安郡始安县算起，已经有2110年；如果从公元前382年楚国南平百越在今全州设立洮阳县算起，已经有2392年；如果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公元前2073年舜帝南征三苗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算起，已经有4083年（桂林古属苍梧之野）。

虞舜以前的桂林历史，史籍里没有记载，显然属于史前的范畴。

但是，既然舜帝南巡史有明载，既然虞山有纪念舜帝南巡的舜帝庙，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此之前桂林一定有人类居住，并且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引起舜帝关注的程度。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居住在哪里？

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文化？

他们的文化对中华文化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这些问题，在７０年前可以说是无人能够回答。

然而在经过７０年后的史前考古研究后，今天普通的桂林人也已经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这无疑应归功于考古学工作者。

第一节桂林文字记载历史之开端

一、汉代始安县与今桂林城

今桂林市这个地方，大约从南朝梁代开始才叫做“桂林”，在此之前叫做“始安”。

据《汉书·地理志上》，“始安”是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后设立的一个县，取“最先安定”之意，但它并不隶属于在南越国旧地设立的交州刺史部，而是隶属于荆州刺史部零陵郡。

汉亡后，魏、蜀、吴三国鼎立，湖南和岭南地区为吴国疆域。

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吴国把零陵郡一分为二，南部曾被南越国占据地区单独成立始安郡，郡治在始安县，也就是今桂林市。

始安县是在桂林城区范围内设立的第一个县。

公元1999年，地市合并后的桂林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采纳多数专家意见把桂林建城时间定在始安县设立的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

但是，在地市合并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桂林市的地理范围不仅包括汉元鼎六年设立的始安县的辖境（相当于今桂林市城区、郊区及临桂、阳朔、灵川、永福、兴安南部），还涵盖了秦代设立的零陵县（今全州县南）和汉初设立的洮阳（今全州县北）、观阳（今灌阳）等县，这些县的设立时间都早于始安县。

因此，就大桂林而言，其设县建城的历史不应该从公元前111年设立始安县算起，而是至少应从秦代设立零陵县算起，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前推到公元前282年楚国设立洮阳县算起。

二、西汉早期桂林地区设立的郡县

据《汉书·地理志上》：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县十：

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冷道，泉陵，洮阳，钟武。

其中零陵、始安、洮阳三县位于今桂林市境内。

始安辖南部，县城设于今桂林城区；零陵县辖中部，县城设于今全州县南部与兴安县交界处的咸水镇；洮阳县辖北部，县城设于今全州县城北35里处的永岁乡大塘村附近。

但是《汉书·地理志》只是记载汉元鼎六年设立零陵郡一事，对其属县的设置时间则略而不谈，从而给后人造成零陵郡辖下的10个县均同设于元鼎六年的误解。

事实上零陵郡辖地大部分是从汉长沙侯国析出，原来就是汉长沙侯国的属县。

也就是说，零陵郡虽为新郡，但其属县却多是汉长沙侯国旧县，如零陵、洮阳就是。

只有南岭以南曾被分立的南越国占据地区的县才是新设立的县，如始安县就是。

洮阳县在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中有标注，名称为“桃阳”，图例为表示县级区划的方框；此外在长沙的一座西汉前期墓中出土有“洮阳长印”、“逃阳令印”。

“桃阳”、“逃阳”、“洮阳”音同相通，当同指一地。

在《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中还标注有观阳县，其位置在洮阳县南，大约处于今灌阳县位置。

但观阳县《汉书》缺载。

三、秦代零陵县

汉零陵县的前身可以上溯到秦零陵县。

秦零陵县，《史记》、《汉书》缺载，但《汉书·艺文志》列有《零陵令信》，本注秦相李斯作，可知秦代不仅设有零陵县，而且地位相当重要。

零陵县当设立于秦始皇帝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前后，是年秦将王翦、蒙武灭亡楚国，在楚地设置郡县，楚南为长沙郡（或苍梧郡）。

汉承秦制，汉初继续保留长沙郡建制，零陵县建制亦当保留。

到汉武帝时析长沙郡西南部新设零陵郡，零陵县列为首县。

四、战国时期楚国兆阝阳县

汉桃阳县的前身还可以上溯到楚兆阝阳县。

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5件刻有铭文的“鄂君启金节”，是楚怀王于“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公元前323年）颁给亲族鄂君启的运输货物的免税通关符节，一件为舟节，四件为车节，均有错金铭文。

据郭沫若、殷涤非、罗长铭等先生考释，其舟节铭文之第6行第12字至第7行第2字为“上江，内湘，庚

，庚涉阝阳”，意思是沿长江上行，进入湘江，过

，过涉阝阳。

蒋廷瑜先生则将第7行头两字“

”释读为“兆阝阳”，并认为

、兆阝阳都是湘江沿线的重要关防城邑，兆阝阳处在最上游，可能是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帛书地图标注的桃阳县和《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零陵郡下洮阳县的前身。

笔者认为蒋先生的释读是正确的。

据史书记载，汉桃阳或洮阳、逃阳县故址在今全州县城北35里处的洮水与湘江汇合处西岸。

此地旧名改州滩，今为全州县永岁乡大塘村梅潭屯地界，经考古调查，在一处东、南、西三面临江的土石山上确有一座依山势而建的古城址，城墙用泥土夯筑而成，东西各有城门，凡转角处都比周围高，似为楼橹处，城址平面磬折呈多边形，中间有六边形台面，地面散布大量筒瓦、板瓦及席纹、篮纹、方格纹与米字纹组合装饰的陶罐等，都是汉代及其以前的遗物，其中方格纹与米字纹组合装饰的陶罐见于岑溪、武鸣等地的战国墓。

此城址当就是汉桃阳县、楚兆阝阳县故址。

鄂君启金节颁发于公元前323年，兆阝阳县的设立时间无疑在此之前，可能早到公元前382年前后。

根据《史记》、《战国策》、《汉书》等史籍的记载，公元前385-381年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

诸侯患楚之强”。

“南平百越”是吴起变法图强后获得的第一个胜利，时间在“北并陈蔡”之前，约在公元前382年前后。

楚国“南平百越”的地域范围和程度虽然不如后来秦“略取陆梁地”那样广泛彻底，但此后楚国势力已抵达湘江源所在的南岭腹地、南岭以北地区已并入楚国版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公元前333年苏秦游说楚威王时说：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可知此时或更早时候楚国已将洞庭、苍梧纳入郡县制管理。

位于湘江上游、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谷地北端入口处的兆阝阳很可能就是吴起南平百越后“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所设立的属于苍梧郡管辖的一个县，而兆阝阳县的南部辖区可能抵达平乐、荔浦一线并在此与百越对峙。

1974年在平乐县银山岭发现大量具有楚、越风格的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墓葬和青铜兵器，兵器上刻有“江鱼”、“孱陵”等文字，皆为楚国地名。

其墓主应是楚国的戍兵。

也有人认为墓主是百越的戍兵。

但无论是楚国戍兵还是百越戍兵，都表明楚国与百越的分界线在此地附近。

这里也是后来秦长沙郡零陵县与桂林郡的分界线。

因此，如果从公元前382年计算，兆阝阳县的设立时间比始安县早271年。

笔者采用公元前382年为楚兆阝阳县的设立时间。

楚国不仅设立了兆阝阳县，而且对该地区的物产风俗也有记载。

这些记载见诸于《山海经》、《韩非子》等战国文献中。

《山海经》是一本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期的上古历史地理书。

其《海内南经》、《南山经》、《大荒东经》有关于桂林地理风物的记载：

《海内南经》：

“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东。

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

”

《南山经》：

“南山经之首曰昔佳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麗

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瑕疾。

”

《大荒东经》：

“有招摇山，融水出焉。

……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

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

苍梧之山即今九疑山，这是毫无疑问的。

苍梧之山的西面有狌狌，而招摇之山有狌狌，可见招摇之山应是苍梧之山西面的某座大山。

狌狌即猩猩，考古发现证实，桂林在数万至数千年前有猩猩。

据徐南洲先生考证，昔佳山即今海洋山及其附近诸山，亦即今海洋山和越城岭；招摇之山或招摇山即今越城岭主峰苗儿山，或称猫儿山；麗

水即今漓水，或称漓江；融水即今漓江上源大溶江，或者即是今柳江上源融水，两江均发源于越城岭主峰苗儿山。

笔者认为徐南洲先生的考证是可信的。

战国末期的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年）在其著作《韩非子·内储说上》也有关于桂林漓水产金的记载：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

采金之禁，得而辄辜桀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

”荆南之地的麗水就是招摇之山的麗

之水，也就是现今的漓水。

由《山海经》和《韩非子》的记载，我们知道，古代桂林地区的越城岭和海洋山一带有桂、祝余、迷榖、狌狌、育沛等物产，这些物产曾经让其它地方的人感到惊奇；漓水之中出产金、玉，许多人前来偷采金而被官府（应是楚国官府）枭首示众，但是人们仍然偷采不止；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叫做“摇民”，是帝舜的后代。

由此可见楚国不仅设立了兆阝阳县，而且也实际管辖着这个地区。

因此，就现在大桂林而言，其有文字记载的以设县和建城为标志的历史应该从公元前382年楚国设立兆阝阳县算起，距今（截至到公元2010年）已经2392年。

四、商周时期百越仓吾族

商周时期，包括桂林地区在内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属于百越族的活动范围。

商王成汤推翻夏朝建立商朝之后，伊尹作《四方令》规范四方属国贡纳制度，其中规定正南方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国须定期贡献“珠玑、玳瑁、象齿、文犀、菌鹤、短狗”等方物。

这段记载表明在商代时南方蛮、越各部落向中原王朝纳贡已经制度化，服属关系已经比较稳固。

考古发现也证明：

大约到商后期时，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和文字可能已经传入桂林地区。

1976年在兴安出土一件铜卣，盖已失，提梁作陶索形置于左右脊上，颈饰夔龙，器身两面饰浮雕兽面纹，器底内阴刻“天父乙”铭文，其造型、纹饰及铭文风格都与黄河流域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卣相似，当属商代晚期由中原地区传入。

西周至春秋时期，“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见诸于先秦史籍的百越种姓有于越（居于浙江）、句吴（居于苏南、皖南、浙北）、闽越（居于闽）、东越（居于闽）、干越（居于赣）、杨越（居于鄂、湘、粤北、桂东北）、西瓯（居于粤西、桂东南）、骆越（居于桂南至越南国）等。

其中句吴、于越建立的吴国、越国在春秋末年一度成为诸侯霸王，后来越国灭吴国，楚国又灭越国，越人或与楚人融合，或散布于东南及岭南各地。

桂林地区的越人属于杨越的一支，西周金文中以“仓吾”称之。

周成王时“仓吾”曾贡献“翡翠”。

战国以后文献改“仓吾”为“苍梧”。

有学者考证，“仓吾”之名来源于颛顼八才子之一的“仓舒”，最初聚居于陕西商县丹水流域，曾参与三苗与尧舜集团的战争，失败后被迫南迁，其南迁所居之地遗留有“沧浪水”、“苍梧台”、“苍梧山”等地名，如湖北均县、汉阳、湖南汉寿、武冈均有“沧浪水”，湖南道县有“苍梧山”，湖南岳阳有“苍梧台”等地名。

春秋战国时期“苍梧”虽然没有建立强大的国家，但是其部族力量也曾让楚国寝食难安。

春秋末期，楚共王（公元前590-560年在位）提出“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的国策，楚国势力沿湘江南进，越人逐步后退。

“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之地。

”从那以后，属于“苍梧之野”范围内的桂林正式纳入楚国版图，成为兆阝阳县的一部分，苍梧越人或臣服于楚国，或南迁到今平乐、荔浦以南。

属于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楚式青铜器在灌阳、恭城、兴安都有零星发现，可为佐证。

由于楚国名义上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桂林纳入楚国版图也就是纳入中国版图。

五、虞夏时期舜帝南征三苗

舜帝南征三苗的记载见诸于先秦诸多文献，虽系后代追记，但其可信性不应怀疑，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述。

那么帝舜南巡视是否到达了桂林呢？

我认为是到了的。

证据有四：

一、招摇山和麗水以东即今猫儿山和漓江以东的桂林地区处在古“苍梧之野”范围内。

“苍梧之野”的地理范围最初是相当广泛的，包括洞庭湖以南至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通典》谓“潭州，古三苗之地”，“岳州，在苍梧之野，亦三苗国之地”。

《太平寰宇记》则说岳州“南邻苍梧之野”。

潭州即今长沙，岳州即今岳阳。

岳阳至今有“苍梧台”地名。

西江北岸自西汉以后设有“苍梧县”，两者之间的湖南宁远有“苍梧山”（即九疑山），其名称当源于“苍梧之野”。

秦汉以后由于“苍梧郡”的设立而限定在九疑山至西江一带。

“苍梧之野”的东西界史籍无明确记载，但是从楚国在平定蛮、越之后以蛮人旧地设立洞庭郡，以越人旧地设立苍梧郡，苍梧郡的辖县兆阝阳设在今桂林北部的全州县境内的史实来看，在战国及战国以前时期“苍梧之野”的西界应该抵达越城岭，“苍梧”与“洞庭”的分野应该是发源于猫儿山北坡的资水。

猫儿山和资水、漓江以东属于“苍梧之野”，亦即桂林大部分地区处在“苍梧之野”范围内。

唐初桂州曾贡献显有“圣主大吉子孙五千岁”文字的瑞石给唐太宗，唐太宗非常高兴，称赞桂州是“碧桂之林，苍梧之野，大舜隐真之地，达人遁迹之乡”。

可见至迟在唐朝时桂林属于古“苍梧之野”的事实还是得到承认的。

桂林在行政区划上脱离“苍梧”是在秦国吞并楚国后，其时秦国在楚南之地分设三郡，在洞庭湖西南部沅水设立洞庭郡，在洞庭湖东南部湘江流域设立长沙郡，在长沙郡南部深水（今潇水）流域设立“苍梧”郡，设于湘江正源地的零陵县因属于长沙郡管辖而脱离“苍梧”辖区。

西汉早期所置郡县均无“苍梧”。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对南岭两侧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在越城岭以东、明渚岭以北的湘江源地区设立零陵郡，在明渚岭以南的贺江和桂江流域设立苍梧郡，今桂林和湖南南部在行政区划上都与“苍梧”脱离了关系。

但是因为《史记》明言帝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所以九疑山一带属于古“苍梧之野”并未引起多少争议，然而由于楚置的苍梧郡兆阝阳县和秦置的苍梧郡零陵县史籍都缺载，历代文人学士在论及“苍梧之野”时便很少提及桂林。

二、桂林有中国最早的纪念舜帝南巡的舜帝庙。

城北漓江边的虞山传说是舜帝停船靠岸的地方，山下立有舜帝庙，立庙时间不晚于东晋咸康六年（公元340年），有可能早到夏代（约公元前2070-1600年）。

三、湘桂谷地自古就是南岭最重要的交通孔道，帝舜如果从湘西（洞庭之野）到湘南（苍梧之野），必定首选经由桂林南行。

四、帝舜的后裔摇民的地域在招摇山即今桂林北部山区。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招摇山的摇民为帝舜之后（“帝舜生戏，戏生摇民”），说明跟随帝舜南征的随从有一部分留在了南方，与当地三苗人结合后繁衍出摇民，所以历史上有苗、瑶同源的说法。

摇民后来又有“莫徭”、“徭人”等称呼，解放以后改“徭”为“瑶”，定名为“瑶族”。

史籍记载的瑶族的主要居住地在湖南西部、南部和广西东北部，与舜的巡狩路线吻合。

基于上述证据，笔者认为舜帝南巡路线是：

乘舟船溯湘江而上，到达兴安县城附近后弃船登岸，陆行穿过越城岭与海洋山之间的谷地，到达漓江上游溶江后再乘船顺江而下到达桂林市，在所见到的第一座石山登岸赏景，并向当地三苗居民宣布德政。

这座山后来叫做“虞山”。

然后舜帝一行继续顺漓江南行，途中舜帝感染瘴气，在梧州地区不幸病逝。

随行人员沿明渚岭与都庞岭之间谷地将其遗体运回，在到达九疑山时因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烂，只得就地埋葬，只将其衣冠带回中原。

舜帝二妃娥皇、女英在得知夫君死讯后悲痛欲绝，万里寻夫，因路途遥远无法抵达而在半途投湘江而死。

综上所述，虽然《史记·五帝本纪》没有直接提及桂林的记载，但是所记载的帝舜南巡苍梧之野事件与桂林有关；其他史籍中有关夏、商、周时期南方三苗、南蛮、百越、摇民的记载也可视为与桂林有关。

因此，笔者认为，公元前2100年的虞舜时期不仅是中国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也是桂林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

第二节寻回桂林的“史前”

虞舜以前的桂林历史，因为史籍里没有记载，显然属于史前的范畴。

但是，既然舜帝南巡史有明载，既然虞山有纪念舜帝南巡的舜帝庙，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此之前桂林一定有人类居住，并且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引起舜帝关注的程度。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居住在哪里？

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文化？

他们的文化对中华文化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这些问题，在７０年前可以说是无人能够回答，人们甚至还没有“史前”的概念。

然而在经过７０年后的史前考古研究后，今天普通的桂林人也已经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这无疑应归功于考古学工作者。

桂林的史前考古工作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

那时候考古学刚刚传入中国，只有少数学者在中国的少数地方开展小范围的考古调查和研究，而僻处岭南、科技文化并不算领先的桂林居然能在考古学上走在中国前列，不能不归因于桂林无所不在的洞穴。

当时人们对史前知识虽然了解甚少，然而却有一个共识：

人类最初是“穴居野处”，后来才“构木为巢”。

而桂林属于典型的石灰岩孤峰—溶蚀平原地貌，素以洞穴众多、气候宜人、物产富饶著名，正是“穴居野处”的理想之地。

因此，当一枚似人的巨猿牙化石于1934年出现在香港一间中药铺时，考古学家立即联想到华南，想到了广西和桂林的洞穴。

一、1934年：

找到桂林第一个史前洞穴遗址D洞

1934年，荷兰学者孔尼华在香港的中药铺里购得大量哺乳动物牙齿化石，其中有一颗巨大的高等灵长类下臼齿，他认为代表一个新属新种，定名为步氏巨猿。

他推测这种巨猿化石产于中国华南，地层大概是更新世中期。

这引起了著名考古学家、第一个北京人头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的兴趣。

1934年冬，裴文中先生偕同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国同行杨钟健、翁文灏、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先生等人来到广西调查巨猿化石。

他们在武鸣县和桂林市进行调查。

他们没有找到巨猿化石，从而没有解开巨猿是否属于人类祖先的谜团，但是却在武鸣县苞桥、岜勋、腾翔和桂林的四个洞穴中发现了真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

虽然这些真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比北京猿人晚很多，无法担当中国人类祖先的荣誉，但是却是在华南第一次发现的年代超过历史时期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

现在学者们论及华南史前考古，无不以裴文中等人的发现为开山之作。

武鸣县苞桥、岜勋、腾翔和桂林这四个洞穴按照发现先后依次编号为A、B、C、D洞。

Ｄ洞位于当时桂林城北门附近，具体位置已难以查实，但当与虞山舜帝庙很接近。

据裴文中先生描述，桂林Ｄ洞的文化堆积与武鸣的Ａ、Ｂ、Ｃ三洞相似，均为含介壳的灰色堆积，厚2-3米，内夹炭粒、一些破碎的人类化石和人类遗弃的大量螺蚌壳及猪獾、香狸、猕猴、鹿、牛等哺乳动物化石。

文化遗物有用砾石制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穿孔器、磨盘、磨棒、石砧和石核、石片，还有用鹿角磨制的角器。

打制石器是单向打制，其中有周边打出刃缘的盘状器。

砾石穿孔器是由两面对凿穿孔，没有加磨痕迹。

磨盘正面凹入，表面光滑。

裴文中先生最初认为这些遗物的文化性质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后来又认为有些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具体年代大约在距今１万年左右的全新世初期或稍早。

无论如何，虽然地点距离舜帝登岸视察的地方很近，但是居住在这个洞穴的原始人比舜帝巡狩桂林早好几千年，他们是无缘相见的。

1938年1月，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高去寻在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停留桂林期间到桂林七星岩调查史前遗迹。

他们在七星岩洞内找到了一些类似于D洞的介壳堆积。

裴文中和梁思永等先生在桂林市的洞穴考古调查不仅揭开了桂林史前考古的序幕，而且首次证明桂林的人类历史可以上溯到舜帝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中石器时代，桂林也有“史前”。

二、1954年：

找到桂林第一个史前露天遗址卢家桥

1954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广西省文管会筹备处到桂林专区开展文物调查，在全州县卢家桥发掘出石斧、石锛、石刀、石镞、石纺轮等磨制石器及一些打制石器。

遗址时代被初步确定为新石器时代。

这是桂林发现的第一处露天遗址。

十年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当时属于桂林专区的全州、兴安、灌阳进行文物调查，在湘江、灌江流域发现多处石器时代山坡遗址。

这些发现证明史前时期原始人不仅居住于漓江两岸的石灰岩洞穴里，也居住于湘江两岸的山坡台地，即是说遍布于桂林的山山水水。

舜帝沿湘江一路南行，湘江边的这些原始人也许接受过舜帝的德化哩！

三、1962年：

找到桂林最南边的史前洞穴居民荔浦人

1934年没有在广西找到巨猿化石，这在裴文中心里始终充满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成立（后更名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1955年冬，组建广西调查队，由裴文中和贾兰坡教授担任正副领队，到广西寻找巨猿和古人类化石。

头几年调查队主要在柳州、南宁地区开展工作，相继在广西来宾县麒麟山盖头洞发现“麒麟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件打制石器，在柳州市白面山白莲洞、木罗山思多屯思多岩、柳江县进德乡穿岩山陈家岩、崇左县濑湍区绿青山矮洞等20多个洞穴中发现所谓“含介壳的文化堆积”。

调查队在大新县榄圩区那屯村牛睡山黑洞和柳城县凤山区新社冲村巨猿洞发现心仪已久的巨猿化石，并根据其形态特征否定了它作为人类祖先的可能。

由于调查队的影响，广西人民对古人类化石有了一些了解，提高了对古人类化石的保护意识。

1958年9月中旬，柳江县新兴农场的工人们在挖掘通天岩旁的一个小洞时发现了近乎完整的人类骨架和大熊猫骨架，以及中国犀、剑齿象、巨貘、牛、鹿、箭猪等许多动物化石。

农场场长李殿非常重视，把化石保护起来，并报告北京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北京专家亲临现场考察并对人骨架进行仔细观察和测量后确认：

柳江人属于晚期智人类型，但较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和四川的资阳人为原始，是在中国以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晚期智人化石。

1961年底至1962年初，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赵资奎等人来到桂林专区的平乐、荔浦、阳朔三县以及桂林市郊和临桂县部分地区调查石灰岩洞穴，寻找哺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

他们首先在桂林市东郊的穿山月岩东岩洞找到了与D洞、七星岩相似的介壳堆积，包含物除螺壳、蚌壳外还有豪猪、猫类、鹿类、牛类等哺乳动物碎骨，并发现一件石器打制和较多烧骨、炭屑。

这再次证明洞穴里的介壳堆积是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留物。

随后在荔浦县两江乡苏村附近的水岩山东洞找到一颗人类左下臼齿，这是这次调查的最大收获。

该牙齿的形态与现代人同一颗牙齿非常接近但尺寸略大。

这个洞穴里的堆积物与七星岩、D洞、穿山月岩东岩洞不同，不是包含介壳的灰色土堆积，而是不包含介壳的红黄色土堆积。

包含的动物化石的种类也有所不同，除现生的豪猪、野猪、鹿、牛等种类外还有已经灭绝的大熊猫。

可见这是一处不同的人类文化遗存，其年代可能属于更新世晚期。

调查队还在在平乐县沙子乡义和村大山大岩、附城乡石排村后山盘古庙岩、荔浦县两江乡苏村水岩东洞、栗木乡栗山村岩口平洞、马岭乡南村向日岩、杜莫乡寨村磨盘山凉风岩、临桂县大圩金山大岩发现哺乳动物化石，这些洞穴动物化石的种类大同小异，有竹鼠、豪猪、獾、猫、犬、野猪、鹿、水牛、羊、猴、猩猩、东方剑齿象、大熊猫、巨貘、中国犀等，洞内堆积物性状与水岩东洞相似，其年代也应相近或略早。

四、1973年：

找到桂林最具代表性的史前洞穴遗址甑皮岩遗址

196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桂林市进行文物调查，在桂林市区和郊区共发现了65处保存较好的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调查队对位于市区南郊9公里处的“相人山岩”（后来更名为甑皮岩）进行试掘，挖掘出五具相当完整的人骨架，同时还出土一些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穿孔石器和骨蚌器。

磨制石器的存在表明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是首次在漓江流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但是对于它的具体年代当时还不能准确判断。

参照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情况，再受岭南地区落后于中原地区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初步判断其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今四五千年左右。

这个时间与舜帝巡视桂林的时间差不多。

那么，居住在这个洞穴里的原始人是不是接受过舜帝的巡视呢？

还没有等到考古学家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研究工作不得不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