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高峰论坛演讲稿梦的颜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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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高峰论坛演讲稿梦的颜色
学院高峰论坛演讲稿：
梦的颜色
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同学们：
这里，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讲坛。
首先，就高峰论坛而言，我身高不过1.6米，没有海拔可以长篇阔论；
其二，我虽然是XX市文化与经济促进会的会长，能够把XX市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和XX市的富商巨贾们揉合在一起，但我本人不是企业家，属于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无产阶级。
也不是学识渊薄、德高望重、可以指点江山的专家学者。
我就是一个靠写报告文学，勉强维系家庭的伪文人。
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就得哪怕挤出笑容来，也要努力地活着！
因为这个时代不允许半点自卑，这个时代不允许说‘我不行’！
但无论如何，请同学们破例让我自卑一把，通过这个自卑，让我尽情地发泄我对你们的羡慕嫉妒恨，通过这个自卑，可以足显我对你们由衷的敬重！
大概三年前吧，也是这个地方，中国小小说创作基地在这里挂牌。
我们一帮作家在惠州学院饭堂用餐的时候，东莞桥头作家协会的主席、因为姓乔，我们都叫他乔老爷，他很羞涩也很激动地低声对我说：
“华生兄，我终于尝到大学生饭菜的滋味了。
”
我知道乔老爷文学功底了得，还知道他祖上成份很高，不是地主资本家这类剥削阶级，就是右派反革命分子之类。
他是因为政审不合格失去上大学资格的。
我很痛情他，同时也可怜自己。
我压低声音附在他的耳边，很凄楚地道了声：
“我也是。
”说罢，我和乔老爷相对一视，彼此都看到了对方晶莹的眼泪。
我曾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上小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与此相应的是少先队变成了红小兵，我在读五年级时，成为了学校红小兵团的团长，还管着六年级的大哥大姐。
也是这一年，全国实行教育改革，即小学从六年改成五年，中学也从六年改为四年（初、高中各二年。
）到1975年元月高中毕业，我实际上只读了九年书。
1975年元月，暮冬的黄昏不像夏季和秋季，夜幕从天空罩下来的时候说来就来了。
我的手里卷着最后一张“五好学生”奖状，和同学们一起默默地走出了学校的大门，从此结束了金色的学生年代。
我没有上大学的奢望，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大学可上。
我们面临着国家既定的所谓的“四个面向”（即面向部队、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
），而实际上我们只能面向农村上山下乡。
我其实是幸运的，因为毛泽东主席的暮年特别关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时有一种说法叫“知青是毛主席的幺儿子”，再加上我或许比其它知青更优秀，在共和国组建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时候，我阴差阳错地成为了XX省唯一的知青放映员。
所谓“福兮祸所伏”，灾难从我得意的那天开始，就已经向我慢慢走来。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文件规定：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我是从公社的高音喇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
“母亲病危，速归！
”
我风急火燎地赶到家里时，母亲正在家里烧饭。
我的心里一楞，面对着红光满面的母亲，心中的疑问不敢说出来。
母亲问我是不是公社派来出差顺路回家的，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到了晚上，我的朋友杜平出现在我的面前。
杜平是我的同校学友，我们都是学校的文科尖子。
他比我高一届，也比我早一年下放农村，两个人都是石门县知青办心中有数的知青人才。
杜平问我知不知道恢复高考了？
我楞了楞，反问道：
“是你捣的鬼？
”
“不这样的话，你回得来？
”杜平接着说：
“晚上，我们一起去学校找老师。
”
我和杜平晚上回到了母校，在恩师那里抱回一大堆的高考复习资料和教材。
两个人约定:
一起报考湘潭大学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带着这些资料和梦想回到了公社。
公社教办的领导把我报考的事情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在他们的心里，我一直是很优秀的，一旦报考，必被录取。
教办的同志考虑到我是放映员，走了的话，公社电影队势必要瘫痪一段时间。
他们向公社书记汇报的目的，就是要公社党委早作安排。
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通知我，说公记书记要找我谈话。
书记开门见山地问我:
“你想参加高考？
”
我说是。
书记又说:
“你走了电影队咋办？
贫下中农咋办？
”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垂头丧气地从书记办公室走了出来。
在经过公社中学的时候，教办的负责人把两张黑白照片退给了我，说公社党委不同意给我办准考证。
我当时万念俱灰，想到了死。
在知青点的后山崖上，我望着悬崖，感到自己的前途就像一片黑茫茫的迷蒙，自己的未来就像这崖底一般狰狞恐怖。
记得老师曾对我说过：
华生，我们真想亲手把你送到北京大学，以你的才气足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可惜不逢时呀，若是以后出现机遇，你可得好好把握。
我好想哭。
我把老师给我的复习资料锁进那个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脚箱里。
老师的话语犹在耳边，老师说的机遇就在眼前，我却没有丝毫的能力去抓住并且把握它。
我把我的大学梦，从此抛向深渊里，我发誓今生今世不再参加任何考试。
后来，我的朋友杜平如愿地考上了湘潭大学（和现在凤凰卫视的著名主持人王鲁湘一个班），本科毕业后，师从中国著名‘七月派’诗人彭燕郊读研究生。
接着便是留校，成为文革后的第一代副教授。
改革开放初期，他担任湖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
不久，倒在讲台上、英年早逝……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梦，他的颜色是红色的。
红色的梦，是嘎然而止的梦。
这里的红，与政治并没有丝毫的关系。
但它足可以让你面对眼前的道路望而却步，甚至越不得雷池半步！
杜平兄实现了曾经的梦想，老天却给了他人生的句号；老天把不属于我的藏起来，却给了我继续在梦想中历经磨难的未来和空间。
大学梦在红色的警告中定格，我如同一个丧失视力的摸象者一样，精明的听力让我判断出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我的耳畔再次回响着老师曾经对我说的那句话：
“华生，以你的才气足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于是，我想到了巴金，想到了高尔基，甚至想到了华罗庚……
他们因为种种的缘故，都没有吃过大学生食堂的饭菜，却都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文学家抑或数学家。
杜平兄在湘潭大学给我寄来一大摞重新出版的名著：
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悲惨世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小仲马的《茶花女》等等，另外在一封信中附了他写给我的一首短诗：
“且莫要
对任何人
抱丝毫的幻想；
收起来
把最后一滴眼泪
当成
玩笑一场
……”
我含着眼泪、但的确很不服气地给杜平兄回了一首短诗：
“久卧病床睡春秋，
呕心沥血欲何求？
莫道我在宫庭外，
深水鲛龙吞绿舟！
”
不管怎样，我忽然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每一座高峰都是自己攀登上去的，没有人会把你抱上来。
我再次重温起了儿时的作家梦，但是未来的我，却只能像高尔基那样在寂寞的海边，听着海浪的悲呛，躲在一只残破的小舢板下，孤独地哭诉着我的《童年》。
严格地说，我的作家梦其实萌芽得更早些。
它的原动力是因为一个女孩，一个我爱得死去活来，直到她死去也没有听到‘我爱你’、我的自以为是的初恋。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所谓的初恋，应该说是上个世纪中后期，学生年代少男少女懵懂中的那种“比友情多，比爱情少”的情愫。
我是一个早熟的男儿，我的注意力总是集焦在长得漂亮或与众不同的女同学身上。
这或许是上苍赐予我的最原始的文学冲动。
所谓‘不才不色，不色不才’或许就是如此。
12岁那年，我在一个夏夜经历了一件似梦非梦的怪事。
和所有江南人的习俗一样，吃罢晚饭我便和左邻右舍一样，在屋子外面乘凉。
到午夜的时候，便把竹床搬到了堂屋里头，我的头朝着洞开的大门，脚直指堂屋里的柴火灶灶口。
在迷迷糊糊就要入睡的时候，仿仿佛佛中老是觉得有个人在脚前的灶门口立着，我微微睁开迷糊的双眼，只见一个身着白底上印着黑线方格子的女孩，头上扎一根辫子，在灶口处向我看着。
我不以为然地把它当作幻觉，本能地伸出右脚蹬了过去，然后依旧闭上眼睛地去睡。
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全是那女孩的模样。
我本能地睁开眼睛，只见女孩已然从灶口游离到了自己的脚前。
我害怕地拚命用双腿蹬去，女孩忽地消失了。
这时，我已经恐怖到了极点，却仍旧怀疑到底是不是幻觉，我有意识地把眼睛闭上然后迅速睁开，女孩已然立在了我的胸前。
我歇斯底里地扬起双手挥将过去，然后逃也似地冲向里屋，钻到母亲的床上，惊恐万分地紧紧搂住母亲……
第二天，我在XX市一中办完入学注册手续，然后从胸前掏出一份体温尚存的决心书，恭恭敬敬地交给班主任老师。
老师疑惑地望着我，问道：
“决心书的和字是你自己写的？
”
我有点怯意却又很自豪地点了点头。
老师喜形于色地对我说：
“那好！
入学的第一期黑板报就交给你了！
”
我从老师的手里接过一大叠决心书，一篇热情洋溢的决心书的标题赫然映入我的眼帘：
“把青春和鲜血融入那灿烂的朝霞”。
我被作者的才气惊呆了！
心里暗暗地想:
这是一个刚刚进入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才气和胸怀吗？
我迫不及待地察看署名--范春明。
我把这篇被刊登在第一期黑板报上，穷尽粉笔中的所有颜色，将其名字浓墨重彩。
这时，有同学对我说：
是的，这是个真的很漂亮的同学！
我对此并不以为然。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见到春明时，竟是个女生！
她身着白底上印着黑线方格子的衬衫，头上甩摆着乌黑闪亮的长辫子，单凤眼，眸子里秋光闪烁，很迷人也很寒人。
我禁不住地打了一个冷颤，冷颤中有一种从未谋面却又似曾相识的感觉。
再后来，我们便有了许多哭笑不得的故事。
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在家里偷偷地抽着父亲自己卷的烟，被另外一个同学发现并向老师举告发。
于是，便有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帮教会。
由全班同学帮教身为连长兼排长的我，帮教会的情景可想而知：
没有人敢胆大包天地上台批判我。
就在我暗自得意的时候，春明摇摆着两条长辫走上台来，咬牙切齿地批判我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干部队伍中的败类。
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我居然对春明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是她的大胆？
还是那咬牙切齿的“挂羊头卖狗肉”的阔论？
我说不清楚，也搞不明白。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男人是很溅的，他中意的女人如果不理睬他，那么他会很失落；倘若他被自己喜欢的女人骂上一句‘小样’，他会骨头酥酥地获得一种幸福的快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面临着高中毕业。
我开始筹划组建“新青年”上山下乡战斗队，我把几个男同学拖到了战斗队行业，还准备邀请几个感觉不错的班干部女生加入。
离高中毕业的时刻越来越近，我的“新青年”上山下乡战斗队还是没有组建起来，除了几个死党外，没有其它男同学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更别说那些娇生惯养的女同学了。
我顾不上脸面，下着狠心带了几个死党，到一个一个平素从不讲话的班干部女生家中家访，给她们做思想动员工作，希望她们能够加入“新青年”上山下乡战斗队，大家一起携手并肩开创农村新天地。
我们先后走访了团支书和文娱委员，她们的家长个个都投给我们惊讶和不信认的眼光。
任凭我们伶牙俐齿，结果没有一个女生接受我们的邀请。
可怜兮兮加上狼狈不堪的我们，最后决定到春明的家里去。
当春明打开房门的时候，她竟然“啊”了一声。
他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大张旗鼓地到她的家里来。
春明的家很小，不足十平方米。
一字型的摆着两张床，然后就是一张两屉书桌，靠书桌的正墙上是两个镶有许多照片的像框，我和其它同学就挤挤攘攘地坐在几乎没有了空间的房间里。
她的爸妈不在家，比她小十岁的弟弟正在家里做作业。
春明给我们泡上茶，然后起身向屋外走去，我们心里明白：
她是出去给我们买点心去的。
大伙闲得无聊，海阔天空的胡扯着。
有个死党瞟了瞟正在做作业的春明的弟弟，然后很无聊很不怀好意地指着我对春明的弟弟说：
“知道么？
这是你姐夫哥李华生。
”
“扯谎！
”弟弟一本正经、很认真地说：
“他们都说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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