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国务院参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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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国务院参事
李庆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国务院参事）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国务院在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产能严重过剩主要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论断是我们进一步探讨产能过剩难题的指导思想。
产能过剩本质是资源配置出了问题，要靠优化资源配置来解决。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走出经济短缺困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制造业和进出口大国。
在创造辉煌经济奇迹进程中，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开始显现，并日渐突出。
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等尤为严重。
不少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债务缠身，金融风险累积，生态环境恶化。
产能过剩的表象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在我国也是如此。
但细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产能过剩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即在产能总量严重过剩同时，某些产业不少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却明显不足。
这个现象有些奇特，却并不少见，必须高度重视。
对其进行研究，不仅能加深我们对产能过剩问题复杂性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拓宽问题的化解途径。
有效供给在经济学中尚没有明确或经典的定义。
我们这里试着从量和质两方面做一点讨论。
从量的方面说，可以借用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讨论，把有效供给定义为总供给函数与总消费函数相交点的均衡值。
从质的方面说，可以把有效供给定义为具备足够有效需求支撑、企业有赢利能力或有财政支持、健康卫生、符合生态环境标准、不会增加银行不良资产、不会引发债务危机的供给。
根据我们的定义，可以列举一些有效供给短缺的商品和服务，如住房、公共交通以及教育、医疗、养老、家政服务等。
对这一清单作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有效供给不足商品和服务具有的若干特点，下面做一些简要讨论。
其一是有效供给的缺口大。
以住房为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7年解决3个亿人口的住房，加上每年新增的数百万年轻就业人口和其他改善型住房需求，有效住房供给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
再看看养老机构，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队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市共有养老机构400家，床位7.1万张，平均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2.9张。
到2020年，全市约会有23万至33万老年人存在机构养老的需求，而养老机构床位的缺口将达到5至10万张。
其二是巨大有效供给缺口的存在，表明无效供给和实际产能过剩比统计数据显示的要大得多，也彰显供给管理的重要。
凯恩斯及其继承者都强调需求管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对供给管理特别是供应学派不屑一顾，他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金融危机》书中写道:
“所谓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只不过是一些愚蠢的想法，自称‘供应学派’而已。
这种荒谬的信条要不是迎合了媒体编辑和富人的偏见，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力”。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则既重视需求管理,也重视供给管理。
我赞成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
在涉及供给管理时，我更注重资源配置机制对有效供给的作用，增加有效供给应该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其三是前面讨论到的住房和养老机构短缺显示，大多数短缺的有效供给商品和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
问题发人深思，如下几点值得一提。
第一、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局限，私人企业的经济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政府要善于引导，给予适当的激励和约束。
第二、政府要成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国有资本要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更多的贡献。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国家队。
在涉及房地产业时，国有企业不是不能进入，更应责无旁贷，带头多建建好保障性住房。
其四、供给管理更多属于长期范畴。
在我国，政府掌握很多资源譬如土地等，供给管理的短期效应也不可轻视。
不过，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低收入群体庞大，对公共产品潜在需求巨大，一些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发力需要时间，加上政府受财力、管理能力和效率等限制，对供给管理的短期作用不能预期太高，但中长期的强有力作用会逐步显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重要推力。
优化资源配置是将无效供给产品的投资转移到有效供给产品的投资上来，关键是牢牢把握住城镇化这条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敢于啃农民工市民化这块硬骨头，要抓住农民和其子女自身发展这个要点，要舍得把资源投到农民工的培训、农民子女的教育、农民工家庭的住房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上来。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扩大有效供给，极大拉动内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才有用之不竭的动力和活力，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才有可能达到最优。
李庆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国务院参事）
我在上一谈中主要讨论了有效供给不足，现在转到讨论有效需求不足。
与有效供给不同，有效需求是一个大有来头的经济学概念。
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道,总需求D在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时之值,称为有效需求（effectivedemand）。
他进一步把总需求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对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收益和流动性偏好的分析，得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常态的结论，主张国家积极干预，强调需求管理，尤其“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
先来讨论有效消费需求。
我想强调一点，在讨论消费需求时，要区分潜在消费需求和有效消费需求。
据我的理解，前者指的是人们想要的需求，后者是与总供给相适应的需求，也是人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我国经济走出短缺困境之后，仍长期保持高速度增长，国家经济实力大大提高，成绩举世瞩目，但问题也十分突出。
这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内需不足难有大的起色。
在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双重压力下，我国产能过剩矛盾越发突出，化解难度加大。
主要原因是粗放式发展理念没有真正改变，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没有得到高度重视，拉动内需的决心不够大，措施不得力。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是什么，难点在哪儿，政策的着力点放何处。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近20年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工业化。
展望未来发展前景，下一个20年的增长动力是城镇化，难点是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待遇，着力点应放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关键是为他们提供住房保障和其它社会福利。
并不深奥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收入差异和消费倾向。
当前，消费增长潜力主力是中低收入者，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
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政府推出收入分配改革，以一系列举措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加上公共福利均等化改革，对于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消费水平作用很大。
第二，在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高房价、高房租成为限制中低收入者消费增长的最大障碍，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调控机制因此非常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写入“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这些重大举措有利于稳定房价预期，针对存量住房的房产税一旦付诸实施，必定会对住房供求发生重大影响，不动产统一登记会推动部分存量住房进入市场，增加住房供给，有望推动房价向合理水平回归，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改善就会有力拉动有效消费需求。
第三，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将成为推动有效消费需求的更大动力。
这不仅出自新市民的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的作用，还得益于他们的消费倾向变化，即从市民化之前的多储蓄少消费转变为消费由收入决定、随收入增长而增长的正常消费。
再来讨论有效投资需求。
严重过剩的产能中，存在大量的无效投资。
我们可以把无效投资区分为两类，一类比较容易识别，带有一些明显特点，如技术落后面临淘汰、破坏生态、污染环境难以持续、企业负债过多无法偿还、重复建设没有市场支撑等。
这类投资毫无疑义要被列入淘汰清单。
另一类无效投资较难鉴别，特别需要引起警惕。
但如果细细分析，还是能发现这类投资的常有特点。
第一，这类投资通常需要巨额资本，有成熟技术支持，用的是最先进设备，对当期GDP增长贡献很大，深得追求经济过快增长的官员喜爱。
第二，这类投资所属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甚为重要，大都是竞争性行业。
早期进入的企业，因产品供不应求，往往能获得丰厚的利润，甚至超额利润，因此引来众多效仿者，重复投资纷纷上马，产量迅速膨胀，一段时期之后，供求关系倒转，产品价格下跌，企业利润剧降，企业经营变得异常困难。
第三，这类投资有些还会产生新的巨量供给,而这些新的供给又缺乏最终有效消费需求支撑，结果便是投资完成，新企业就面临亏损，遗留巨额债务无法偿还，产能过剩越发严重。
这类无效投资特别令人可惜。
曾几何时，钢材、水泥、铝材都是经济建设的抢手货。
而今由于投资过度，导致产量供过于求，消耗了大量宝贵资源形成的产能不能发挥作用，成了整个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有效投资需求不足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前所谈到的有效供给商品和服务不足，大多带有公共产品不足的色彩，如保障性住房及教育、医疗、家政、养老等服务短缺上。
有人会问，现在民间资本如此丰裕，为什么会有投资不足呢？
原因在于这类投资的利润率低，当投资者要求高回报时，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他就不会去投资。
其二表现在产能过剩所包含的大量无效投资上。
为什么会累积这么多无效投资呢，那时因为市场机制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大量国有资本还没有按市场机制去运作，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
解决办法呼之欲出。
那就是，一方面，政府要减少行政开支，增加在公共产品上支出，引导和激励民间资本向公共产品投入。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进一步融入市场经济，实现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公平竞争，使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李庆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国务院参事）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下称《决定》）已把原则讲的很清楚。
单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说，市场和政府的主次定位是明确的。
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逐步健全过程之中，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某些法规和环境还有待制定、培育和完善。
在现阶段，讨论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时，还很难把二者分开来说，这时候，市场和政府又表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这里所提出的这个观点和下面做的解释，与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国务院制定的化解政策和措施顺利实施，也密切关联。
1、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
《决定》明确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政府发挥什么作用呢？
《决定》也写的很清楚，“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持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2、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
其一是建设统一开放、门类齐全、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进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企业得以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益得到保障，商品和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其二是保护公平竞争，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其三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要获得预期效果，这类改革要针对我国现行体制的一些弊端进行。
以利率市场化为例，现行利率政策对优化信贷配置、降低不良贷款、化解债务风险的作用有限，一些企业、地方政府的借债弹性很低，上届政府借债下届还、借新债还旧债，有的企业赖债不还，有的甚至借时就不打算还等等，单靠增加利率浮动幅度是无效的。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利率软约束”。
只有采取经济和法律等手段，消除利率软约束、银行平等对待各类借债主体，利率市场化才能发挥配置资源作用。
3、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促进国有企业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
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它们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
国家鼓励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种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市场更好发挥配置资源作用。
4、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决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求,并着重在以下方面做了讨论，包括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节体系；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等等。
这些要求对化解产能过剩都有重要作用。
此外，《决定》已讨论的几个问题对我们探讨产能过剩也很有启发。
第一、在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时，还有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利益-风险不对称，决策者追求投资，成功获得利益，却不承担或无能力承担投资失败的损失，这里就涉及如何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问题。
第二、《决定》已要求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边界作了划分，这里还有一个事权和财力如何匹配问题。
与产能过剩原因直接相关的问题是事权的规模，大跃进时曾有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口号，现在也有追求过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固疾，一些地方新上任官员为了政绩大干快上，盲目新上大项目，其中大多是重复建设，即便是好项目，也有财力匹配、钱从何来的问题。
因此，搞建设上项目的时候，必须量力而行、“看菜吃饭”。
第三、市场经济有竞争，原则是优胜劣汰。
化解产能过剩必然要淘汰一批企业，就会带来失业等等难题，政府必须促进就业，激励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大力发展失业保险，做好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
杜丽群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更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话题一直受到党中央如此高度的关注？
究其原因，我国既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它主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大量消耗资源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由于这种增长方式带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等问题，又由于低成本出口战略和以低端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那么，如何从粗放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型发展模式呢？
我认为，关键就在于要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努力培育经济主体自主增长的能力，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自主增长的涵义与理论渊源
（一）自主增长的内涵以及与内生增长的联系
所谓自主增长，是指由市场主体自发的生产、投资和消费行为推动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内在体制和深层结构所推动的结果。
与总量相对与政府直接推动的发展空间增长不同，自主增长是经济主体顺应市场经济趋势，依据自身的成长动力来实现持续增长。
自主增长有四方面的含义：
（1）市场机制是引导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2）各类企业的自主投资、消费、交易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3）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4）市场化的最终产品消费和市场化的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此外，从经济运行规律来看，它不仅要反映国民经济的自然运行趋势，符合有保障的增长率，而且必须是技术进步支撑和有效益的增长。
那么，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结构变化的能力，包括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的变化能力；二是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适应情况。
内生增长（endogenousgrowth）是指经济主体完全通过自己现有资产和业务，而非通过兼并收购方式实现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增长。
在我看来，自主增长与内生增长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的区别，它们都强调经济完全可以依靠内生性因素来推动实现持续增长。
二者有所不同的是，自主增长更注重经济体制的内在结构和经济主体的自发性，内生增长更侧重人力资本和内生的技术进步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贡献。
（二）自主增长的理论渊源
追根溯源，自主增长起源于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内生增长理论包含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
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巴罗模型等；一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
由于内生增长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对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以及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及其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即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
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又可以根据经济学家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种类型：
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
二、自主增长的意义与启示
综观世界经济史，美国、德国甚至包括法国，都是通过自主增长战略向19世纪英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进行挑战而获得成功的实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虽然一直保持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超高速度”,令世人瞩目，堪称创造了一个“世界经济奇迹”，然而，如何科学看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理性分析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特别是，如何正确理解“自主增长”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走向成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一，无论是“外生经济增长”，还是“内生经济增长”或者“自主经济增长”，归根到底都是一个持续“投入-产出”的过程。
由于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国外资源、对外贸易、政府投资，这种增长模式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又由于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制约、经济过热和消费结构升级所导致扩张型经济增长，必然会迅速提高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依赖程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经济自主增长的基础还很不稳固,未来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因此，必须加快解决阻碍结构转换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巩固经济自主增长的基础,尽快实现国民经济较高的自主性增长。
这既是解决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提高产业竞争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出路。
第二，如果不能有效地使经济增长由“政府驱动型”转为“经济自主型”，由“强制增长型”转为“自主增长型”，那么就不可能实现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比较强劲，经济增速快速回落的风险比较小。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阶段，三驾马车的动力以及成长的空间都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各地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包括产业升级的步伐在加快，这也会不断赋予经济增长新的活力和动力。
第三，随着技术革新、新旧技术更替速度的加快，同时也受到自身资源有限的约束，决定了发展中国家难以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来促进本国技术进步，事实上即使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技术引进与吸收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订本国技术政策时必然要同时考虑自主创新体系的培育与有效的技术模仿、吸收；还要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都是技术模仿与吸收的重要渠道，这一点也为我国经济开放实践所证实。
“自主增长”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如何将经济开放、利用技术差距带来的后发优势与提高本国技术学习能力相结合，是有效的技术模仿与学习的关键所在。
在资源和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下，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发展之路显然是一条死胡同，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主增长”的发展道路。
要实现下一个“翻两番”的目标，就必须实现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当代的日本和韩国就是循着从“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到“集成创新”再到“原始创新”这条曲折之路发展起来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集成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固然重要，然而最终还要依靠原始创新，因为往往只有原始创新才能引领世界市场技术创新的潮流，才能不会受制于人。
三、我国经济自主增长的必要性及措施
（一）我国经济自主增长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深入分析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拉动、出口带动,具有明显的外生性,消费拉动特别是居民消费拉动以及居民投资拉动的内生力量明显不足。
首先，从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的关系分析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外生性增长。
经济增长需要外部拉力和内在推力的相互作用，才能保证经济的协调运行。
相对于消费而言，投资、出口是典型的外生性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而消费是内生变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从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来看，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的外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即消费需求明显不足，使我国经济明显表现为增长的外生性。
从投资来看，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20%~30%平均水平。
其次，从投资和消费内部结构分析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同样具有外生性。
就投资的内部结构而言，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居民投资（私人投资）两部分,政府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外生变量,而私人投资可以视为内生变量。
近几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因素主要是由政府投资包括国债投资、赤字政策拉动的,是政府的外生力量推动。
再其次，就消费的内部结构而言，消费可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私人）消费两部分。
政府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外生变量,而居民消费可以视为内生变量。
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居民消费，大约占80%左右，而政府消费仅占20%左右。
但是近几年，居民消费率一直不高,居民消费水平长期低迷已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另外,政府消费率持续上升,私人消费率持续下降,私人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
此外，从中长期来看，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自主增长能力的不断增强，即需要经济内部因素的活力和扩张。
如果说通货膨胀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的“近忧”，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则是“远虑”，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如何在调结构、转方式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提高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的措施建议
1．政府应制定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
为了促进经济自主性增长，政府应制定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
当经济处于波动周期，政府可以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适时适度灵活调节，以便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系统重新回到由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均衡状态，经济主体按最大化行为自发地从事经济活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协调和升级，从而推动经济稳定均衡增长。
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只是经济自主性增长的一种前期的、外部的变量，或者说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的干预经济的政策，最终目的是使经济能够自主增长。
2．缓解和消除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仍然是结构问题。
我国经济结构整体水平不高，低水平重复建设反复出现，严重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特别是，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由于我们过多地承接了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转移，事实上是在不断地复制落后，这同样会影响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进程。
同时，在我国开放过程中，很多产业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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