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古奉高探古及阙疑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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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古奉高探古及阙疑综述

古奉高探古及阙疑

顾川泰山

提要:

本文通过文献对比、实地查访,并借鉴有关专家观点,初步得出个人研究结果:

(1)奉高古城首建于前122年,实际存在727年左右,早于传统说法12年左右。

(2)武帝之所以另建奉高,源于刘氏皇族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奉高古城的优越位置。

(3)作为泰城前身,应是“先有旧县后有故县”,而非“先有故县后有旧县”。

(4)今邱家店镇石碑村址一带为汉明堂址所在,今西城村址一带,为汉泰山行宫(奉高宫)址所在。

(5)北墠村名非源自汉,亦非墠台所在,而是源自明,因处奉高城北,假“封禅”旧事,故名。

(6)北墠崖不应是墠台或祭坛,而更有可能为最早于汉的府邸建筑遗址。

(7)季札子墓更有可能在博而非赢,具体位置在今唐北墠村址一带。

(8)孔子手书“十字碑”,应书于奉高观礼时,写给季札之长子而非季札其人。

(9)汉石桥在北墠桥存在过。

(10)我国“过桥走百病”的习俗很有可能源自以唐北墠村为代表的泰山一带。

个人一管之愚见,更有无解之谜,且为阂疑。

“驱车挥驽马,东到奉高城。

”去泰城约25公里的岱岳区范镇故县村(属岔河行政村)址上,历史上曾有一段相当长的辉煌,其上所建的古奉高城,被认为是我们泰安城的前身。

百代过客,沧海桑田,古城已湮没无存。

作为泰安历史日久弥珍的历史和文化,长期以来笔者亦多有留意。

近日,应范镇唐北墠村支部书记、奉高博物馆馆长李鹏邀请,先后与李继生、周郢、陈湘元等几位文史专家一起,再寻古迹,冀有所获。

回来后进行梳理,并就几个问题提出一管之见。

一、关于奉高城创建时间的推论

对于奉高城建的时间,多数说法是公元前110年,其直接依据是《泰安志》: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到泰山封禅,于瀛、博共界割置一县,赐名‘奉高’,辖岳东北四十里,以供泰山”。

据此,对于奉高县设置,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前110年武帝封禅,有的则认为是同年封禅后。

众说纷纭,但总得来说还是在前110年。

对于,笔者认为奉高县的设置应该更早。

可惜的是,《史记》、《汉书》等当时的文献并未找到相应记述,更没有对设置时间给出说明。

甚至对于奉高建制一事也是语焉不详。

《泰山志》关于奉高的上述记载,应是引用《太平御览》的有关内容:

“泰山嬴、博二县共界,汉武封禅割置此县,以供祀泰山,故曰奉高,治岳东北四十里。

”(邱元之《齐记》)。

对于这个记载,从几次对于古址的考证来看,还是比较准确的。

文献同样没有明确当时设置的时间。

对照《史记•封禅》及《汉书•郊祀志》等文献,《泰安志》所提的时间似是牵强。

《史记•封禅》对汉武帝封禅的记述: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东幸河南,登上中岳嵩山,随员奏称山上有喊“万岁”的声音。

武帝便以此为祥瑞,“东上泰山”,行封禅事。

到泰安的时间是前110年三月,但并没有立即上山,只是“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便“东巡海上”。

至四月“还至奉高”。

一年内两到泰山,得以封禅。

《史记》中所指“东上泰山”,指东岳泰山或是泰山郡均可。

至于“还至奉高”,也就是说在汉开帝封禅前奉高县城就已经存在了。

由此置奉高在封禅后的说法就不成立了。

对于武帝三月另置封高的说法,也不能让人信服。

(一)泰山封禅作为旷世盛典,《史记》和《汉书》对于汉武帝来泰山后的记述十分详细,对于置县专供泰山的大事不可能不记。

(二)如三月份置县,四月份便驻跸奉高,尚嫌仓促,按当时的效率,民夫都难以征齐。

(三)天子巡游,一应细节部署,提前早有谋划,不可能一蹴而就。

据此笔者认为,封高县的设立应是武帝来泰山前的某年。

最有可能哪一年呢?

汉武帝在位54年,既富雄才大略也有残暴偏狭,且“尤敬鬼神之祀”。

封禅泰山的动议可以说自即位始,“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

”只是当时的窦太后“治黄老言”,从中作梗,“诸所兴皆为废。

”但汉武帝并未作罢,从即位起的三十年里,一直为封禅泰山作着各种准备。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铸八剑,分埋泰山等五岳。

”《古今刀剑录》。

“元狩元年(前122年)济北王刘胡“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

天子受之,更以他县偿之。

”《汉书•郊祀志》。

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汉天子封禅泰山的意图已经是明朗化,并多方着手相关准备。

对于济北王所献泰山,先隶济南郡,再析济南郡,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厘济南郡南部置泰山郡。

郡治曾是作为济北国(郡)治的博县(此时济北国都已迁至今平阴县东北部)。

《晋书•卷十四》载:

“泰山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九千三百。

”置泰山郡的同时,于瀛、博共界割置一县,隶属泰山郡,赐名奉高,专祠泰山。

并于前109年将泰山郡治迁至此处。

至于将年号由“元鼎”改为“元封”,则是封禅后5月份的事,与泰山祭礼相关联。

如此推论,作为专祀泰山的奉高,从前122年算起,至605年隋炀帝“迁岱入博”,改奉高为“玉注镇”止,实际存在727年左右,早传统说法12年左右。

二、关于奉高城选址推想

泰山附近,奉高并非最早的古城,而是古博城,位于泰山区邱家店镇旧县村。

这里可是大名鼎鼎的地方。

在汉以前,这里曾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博、博邑,秦时改为博阳县,为济北郡郡治,相当于省府的位置。

辖区相当今山东省德州、茌平以东,东平、泰安、莱芜以北,邹平、阳信以西及河北省沧州、海兴以南地。

泰亡后项羽置济北国,这里为都城。

汉初改为博县,又先后为济北郡治,博阳郡治、济北国都城、泰山郡治等。

城址规模,据泰安文史专家马辉估算,东西约2000米,南北长约1250米。

比清时泰安古城还大(清时泰安古城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700米,周长约3400米,面积约0.7平方公里。

据清乾隆二十五年《泰安府志》推算),是历史上最早建置在泰山附近的城镇。

在古奉高城出现之前,至少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一直是泰山南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样一个古城。

汉武帝为什么要搁置不用,另起炉灶呢?

原因史书并无记载。

笔者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一下推断:

刘邦建国后对异姓王先封后杀的同时,大封刘姓诸王,并立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其中便封了刘肥(汉高祖刘邦的庶长子)为齐王。

高祖死后,吕后专权,刘肥的几个儿子起事反吕,意欲推刘肥为帝。

朝中大臣抢先一步,灭了诸吕势力,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

齐王几子只好息兵罢战,表面上承认汉文帝政权,却是心怀芥蒂。

同姓为王的结果并不能“藩屏帝室”,反而尾大不掉,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安全。

汉文帝也已警觉到齐王及其诸子意图,对他们的反吕有功,并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反而按照"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析齐国之地以建小国。

济北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成的。

济北王叫刘兴居,都博阳。

济北王对汉文帝更加不满,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其御兵亲征匈奴之际,起兵叛乱。

汉文帝派兵围剿,济北王事败自杀,济北国也就因此被削除了。

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刘肥诸子在世者六人同日封王,六国一郡(琅邪),七分齐国。

同时也再封济北国,以刘肥子刘志为济北王。

十年后,景帝三年(前154年),暴发“七国之乱”,主力军还是刘肥的后人(胶东王、胶西王、济南王、菑川王),看来最初帝位之争的仇结一直未解。

后兵败,皆伏法。

济北王刘志因为是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坚守不发兵,所以赦而未杀。

后被徙为菑川王。

改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

刘勃亦是反王(淮南王)之子。

刘勃之后是其子刘胡,也就是向汉武帝献泰山的人。

综上所述,作为济北国都城的博县有汉以来有三次作为叛城,济北的历任国王虽与武帝为近亲血脉,但在关系上却是随时可能同室操戈的政敌。

因此无论从政治上、安全上、感情上还是敬祀上,汉武帝是很难接受以这里作为大本营行封禅事的。

这就有了另筑一城,专祠泰山的打算。

至于为什么在今范镇故县村选址,笔者认为至少有五个方便:

一是方便取水。

自古择水而居。

其东侧有自东北向西南流的瀛汶河,西侧有自东北向东南流的石汶河,两河于遗址南面交汇流入自东向西南流的牟汶河。

汉天子动辄千军万马,水源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是方便交通。

这里西接博县,东望赢城,不但有官道相通,水路交通也十分便利。

几条汶河相互贯通,与济水相连,可以“浮于汶,达于济。

”《书•禹贡》。

三是方便建城。

1956年泰安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商周时期的赢城遗址,采集有商周鬲等陶器物片。

1979年又发现汉代瀛县故城遗址。

说明这里久有人居。

奉高城前,应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生活设施和人口,便于新城建设。

另,此地处于两河交汇处以北的三角高地上,既利泻洪分流,又可以就地取材,取土石筑城。

三面汶水又是天然护城河。

四是方便进山。

汉武帝与秦始皇走的不是一路,而是独辟蹊径,从泰山东麓大直沟的地方上山,从山阴下山。

五是方便东巡。

汉武帝不仅要封禅,还要求仙,东至海上,冀遇蓬莱,东巡更加便利。

三、关于“先有故县(奉高)后有旧县(博县)”及“三迁定址”的讨论

同样作为泰山周围的古城,有专家认为奉高是今泰城最早的前身,而离今泰城更近、建城历史更为久远的博城当作别论,原因是泰山不在当时博县内。

民间对此亦有争论。

在奉高,古城遗民认为“先有故县后有旧县”。

到博县古城,那里居民则称“先有旧县后有故县。

”孰先孰后,当作如何解释?

对此从旧县、故县及泰山的三角关系进行一下分析。

博县建城早于奉高是确凿无疑的。

春秋时便已在旧县故地建城。

而奉高则是在汉时建城于故县旧址。

泰山作为齐鲁界山,归属也是多次变化。

春秋时期,原属鲁(泰山主峰在鲁国之境),至春秋之末,则属齐国(“鲁尝为齐所伐,故齐南有泰山”)。

至秦,泰山先属齐郡,后割属济北郡,治博阳(今旧县),这时的泰山主峰就在博阳县境内。

济北郡还设泰山司空官职,负责泰山祭祠事宜,办公场所当然也在博县城内。

至汉,济北王向汉武帝献泰山及周边诸邑,其中便包括博县。

武帝受之,先归济南,再析为泰山郡,这个过程中泰山主峰仍在博县境内。

之后为行封禅事,才割泰山及赢、博共界四十余里,新置奉高县。

这时泰山才归奉高专属。

有专家称是割赢、博两县,这是不确切的。

只是析出了泰山东北四十里的地界以为奉高之地,之后赢、博两县仍存。

由此,泰山原在博县(旧县)的说法是正确的。

再由此可以认为建于邱家店镇旧县村的博(博邑、博县)古城,既是目前有考泰山山阳最早建制的城镇,也是泰城最早的前身。

至于“三迁泰安”的说法。

应是以郡治迁移为准,泰山郡治从博县(旧县村)至奉高(故县村)为第一迁(汉元封二年,前109年),从奉高至博县为第二迁(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改泰山郡为东平郡,领博、梁父、岱山三县,废除奉高县。

),博县至岱岳镇为第三迁(宋开宝五年,972年。

唐时将博县改为乾封县,并设岱岳镇。

宋时将乾封县治由旧县迁至岱岳镇),并在岱岳镇筑城,便逐步有了我们现在有泰城。

至于北魏时曾一度将泰山郡治移置钜平县(今岱岳区大汶口镇附近),因时间较短且未成规模,可舍此不计。

因此“三迁泰安”的说法还是成立的。

四、汉时古奉高规模及遗址研究

自封禅起,武帝一发不可收。

从元封元年起的22年间,汉武帝九次亲临泰山,八次进行封禅或修封祭祀。

笔者认为,汉武完全意义上的封禅是第一次,其余七次,只是算是修封或祭祀。

期间,1次禅肃然山、1次禅蒿里山、3次禅石闾山(今岱岳区大汶口镇东大吴村境)。

提八次封禅应是笼统虚言。

不仅汉武大帝自己要来,还要“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让诸侯们在泰山建房舍,将汉代有爵位的人与泰山联系在一起。

这种推动与宣传,使奉高城盛极一时。

再加上光武帝刘秀建武三十二年(56年)封泰山、禅梁父山(徂徕山东今新泰境),章帝刘恒、安帝刘祜祭泰山,也是来回“宿奉高”。

封高古城成为中央政府直接培植的东方名城,并随历史演变先后作为泰山郡郡治和奉高、岱山县县治。

而作为泰山附近最早建城的博邑(泰山区邱家店镇旧县村),在历史的长河里与封高相对作此消彼长的演化。

(一)古城址。

根据1956年发现的奉高城遗址测算,奉高城东西长800米,南北宽600米,面积48万平方米,《泰安县志》(清乾隆二十五年)记载,汉魏时的奉高城,四周有城墙围护,城内楼阁廊宇,气势磅礴,布局严密协调。

西城门有3层,分别有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镇守,塑像逼真,造型优美。

城南有“金神庙”,城北有“三教堂”,祀老子、孔子、释迦。

各种泥塑神佛上百个,有十八罗汉、二十八宿等。

每逢初一、十五,四方乡民前往祈祷者络绎不绝。

在笔者第一次至旧县村的随行考察中,当地村委书记孙永东领我们寻到古城址现存的一对石门砧所在,具体方位东经117.327567,北纬36.203385.门砧现埋于地下三、五十厘米的深度,据当地村民讲,有专家专门来进行过考证,两砧石南北相距2.4米,可能是奉高故城的掖门或旁门。

其他遗迹再无可寻。

(二)明堂及行宫

明堂作为礼制建筑,是古代帝王宣教、祭祀、朝会、庆赏、选士的建筑。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

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

济南人公玊带上黄帝时明堂图。

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

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

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

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

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

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

礼毕,燎堂下。

而上又上泰山,有秘祠其巅。

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

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史记•封禅》)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

”汉武帝第一次封禅时所坐明堂是周明堂。

因处险不敞,于第二年新造明堂。

史书对汉明堂的记述是很详细的。

至于具体位置,《史记》提供的信息是“汶上”。

《汉书》、《晋书》、《资治通鉴》提供的信息基本一致,“汉明堂在奉高县西南四里”。

清叶圭缓《续山东考古录》谓汉明堂在故县村南石碑村汶河旁。

今天的石碑村在古奉高西南约2公里,这个位置与史家的分析相吻合。

也就是说汉武帝所建明堂遗址在今邱家店镇石碑村的位置。

在泰山东麓西城村东,也有一处地名,被当地人呼作汉明堂,且东有明堂河,西有明堂泉,村西首山崖亦有摩刻"明堂泉"。

专家考证的遗址东西长180米,南北宽80米,高17.6米,文化层堆积厚达1—3米,东北侧是石壁,其余三面剖面上均能看到红烧土、灰坑等痕迹。

曾出土周及汉代遗物。

当地人皆传为汉明堂故址。

其实这是误传,这里应为汉奉高宫遗址。

对于泰山明堂,相传创建于上古黄帝时期,汉武帝建明堂也正是基于黄帝所建明堂式样。

3000年前周成王封禅泰山之时也于山脚下建明堂,作为天子巡狩封禅时朝会诸侯之所。

《泰山小史》有记:

"周明堂在岳之东北,山峪连属四里,今遗址尚存。

"这个位置与西城村所处一致。

对于出土的文物,据有关记载“1921年,李家泉村民韩富甲兄弟在明家滩整修地堰时,挖出周明堂遗物玉器盘、碗、鼎等11件,被济南茹古斋购去变卖,后流散国外。

”由此可以认为明家滩一带为周明堂遗址。

在战国时期的前314年左右,齐宣王欲拆毁周天子之泰山明堂,孟子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王欲行王政,勿毁之矣。

”劝止齐宣王。

为什么这里还会有汉代遗存,且当地人一直认为是汉明堂呢?

西城村又称西谢过城村,与东谢过城相依(东城村),现在已为城区,历史上亦久负盛名。

这与孔子有关。

据《史记正义•孔子世家》记载,周敬王三十年(前500年)鲁定公与刘景公会于夹谷(今新泰谷里),孔子相礼,据理力争,将齐国所掠的灌、郓、龟阴之田归还鲁国。

鲁于汶阳筑城,名谢过城(今东城村),以旌孔子之功。

至汉时,这一带属奉高县。

武帝封禅后曾诏曰:

‘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为治邸泰山下。

’让各诸侯在泰山附近大兴土木。

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这一带应有许多连片成群的官邸建筑。

作为汉武帝也会于所行之处(包括泰山东南之新甫山一带,新泰市泉沟境内)建若干行宫。

据《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1963年于西安市西郊出土一汉宣帝铸泰山宫鼎。

考证其鼎初置奉高泰山宫,后迁长安上林苑。

又今编《泰山通鉴》(2004年),说汉武帝封禅后,“于奉高境内建宫室,以为东巡驻跸奏事之所,名‘泰山宫’,又名‘奉高宫’(古址在今泰安市东郊东城村)”。

看来,武帝在此确有行宫,宫以泰山名,因处泰山下;以奉高名,因处奉高境内,因地以名是司空见惯的称谓。

当代泰山学者周郢也认为,世俗所谓“汉明堂故址”,实为汉武帝行宫所在,亦即西汉鼎铭中之“泰山宫”。

如此看来,这一带先有谢过城,再有泰山宫(奉高宫),很可能同时存在过。

至于当地人称作“汉明堂”,当是误传。

(三)北墠村遗址

在对封高古城址的考察中,对唐北墠村的“墠北桥”、“墠北崖”“村博物馆”进行了探究。

在考察过程中有几点思考。

1、关于村名的思考。

在范镇,目前至少存在着六个北墠村,前面皆加以姓氏区别:

唐北墠、刘北墠、韩北墠、杨北墠、张北墠、贠北墠。

其中前五个为一个行政村,姚北村单独为行政村。

有了北墠村,其他建筑或地形因此命名,于是便有了北墠崖、北崖桥、北墠河(汶河在当地叫法)等。

“北墠”两字当作何解,的确是很令人费解的。

有文章称汉武帝到泰山封墠时,曾在此筑坛祭地,祭地称“墠”,之所以称“北墠”,因汉武帝曾在奉高城以南的梁父山祭地,在奉高城北郊祭地,便留下了北墠之名。

这可作为一种解释。

但只是一种推测,似也是一种强作解人之语。

首先,没有发现史书中有相关的记载。

史书对于汉武帝及光武帝封禅的记述是很清楚的。

汉武帝八次封禅或修封祭祀泰山,第一次(前110年)礼祀梁父山,封泰山,禅肃然山(莱芜市寨里镇王许村附近)。

第二次(前109年),过祠泰山,作明堂于泰山。

第三次,(前106年),南巡还至泰山修封,于明堂祭高祖。

第四次(前104年)修封泰山,于明堂祭上帝,禅高里山(即蒿时山,今泰城西南,已被掩盖)。

第五次(前102年),修封泰山,禅石闾山(在岱岳区大汶口镇东大吴村境)。

第六次(前98年)修封泰山,祀明堂。

第七次(前93年)修封泰山,祀高祖、孝景皇帝于明堂,禅石闾山。

第八次(前89年)修封泰山,祀于明堂,禅石闾山。

东汉光武帝于公元54年过泰山,命官员祀泰山及梁父山,自己并未封禅。

至公元56年,东巡奉高,登封泰山,降禅于梁父山。

其次,虽然不排除在北禅村这块地方筑坛搞一些祭祀礼的可能,但不可能是祭山坛(应该在奉高城西明堂附近的地方),更不可能在此行封禅大典中的“禅”礼。

对“封禅”,唐代张守节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

其中对于“禅”:

“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从方位上看,六个北墠村处于奉高古城的北面,隔瀛汶河相望,均处于汶水冲积带,地势平整,既史上无名,又无小山可供行禅事。

再次,从奉高城的布局来年,奉高城在汶水环绕之中,犹如护城河。

北墠村一带在古城东北河外,根据对马第伯《封禅仪记》的理解,这是一片具有三个功能的区载:

封禅时是部分官员及外围部队驻扎的地方;各地诸侯及当地显贵置府邸的地方;奉高城物资供应和配套服务的地方。

李鹏院长分析得应有道理,他认为这一带至今保持着悠久的种菜传统和手艺,应该与奉高城有关系。

另,从现存范镇村落来,该村现有39个行政村,57个自然村。

除两村外,其余皆为明代以后建村。

可以推测这一带与周围其他区县差不多,由于战争、瘟疫,再加上这里特有的水患,明以前原居民已几乎无存,奉高古城作为土筑城池,自隋唐以来逐年土崩瓦解,败落不堪,只剩一地荒凉。

新迁居民再立新村,取什么样的村名自然取决于创村的始祖。

如唐北墠村为明初唐姓由河南汤阴县迁此定居建村,贠北墠村为明初贠姓从河南迁此定居。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当时外人最初迁居此地,因处于奉高城以北,又因奉高城封禅旧事,便起名北墠村;又因各姓散落各处先后成村,便前以姓氏,以唐北墠、贠此墠、刘北墠、韩北墠、杨北墠、张北墠区分。

先有此论,再作考究。

2、北墠崖

在唐北墠村西北临河处,在一条土路的两侧,各有一片片土地明显高出其他地面,总面积四、五十亩地的样子(目测),现为蔬菜大棚和菜地,具体方位约在北纬117.351568、东经36.212336。

据说原来这片地要高出地面一米多。

这里便是被称作汉武帝筑坛祭地的场所,之所以以北墠命名便是因为这块地方。

但笔者同样有很大疑惑,一是作为祭坛,会有这么大一方圆?

现在的村民经常会在地里捡到瓦块或瓦当碎块,这已被李继生先生认定为汉朝物件。

那么作为一个郊外祭坛,说到底就是一个大土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瓦块呢。

所以笔者还是认为,这里更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些房屋建筑群,之所以埑高地势,不过为临河防洪而矣。

调查过程中,当地有位80多岁的老人(杨卫昌)倒是讲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说法,说这片地方只所以高,是为防洪用的,就是个大河堤,村西的汶河原先叫分洪江,原先老人们讲“先有分洪江、后有乔家庄”,至于确切意思,老人也不清楚。

河内原先行船,曾在里面挖出过古船帮,等等。

这也可以作为这块高地后来形成的原因,值得借鉴。

3、季札子墓。

季札为春秋时吴国宗室,吴王梦寿四子子,封于延陵,故称延陵季子。

季札“见微而知清浊"(司马迁语),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其让国、观礼、挂剑等佳话为世人历来推崇。

季札作为“周末第一文化大使”(南怀瑾语)。

多次出使上国。

大约在前524年(鲁昭公十八年)季札在使齐返鲁的途中,其长子病卒,按周礼葬在嬴、博之间。

季札子之葬促成了两位圣人的会面。

孔子尝言: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季札作为泰伯后人,大约长孔子26岁。

其德行与学识同样为孔子所仰。

听说季札要为其子举行葬礼,礼当如何,自是孔子极其关注的。

这年孔子大约26岁,身在鲁国,专程赶到葬地以观其礼。

对此《孔子家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吴延陵季子聘于上国,适齐。

于其返也,其长子死于嬴、博之间。

孔子闻之,曰:

“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

”往而观其葬焉。

其敛以时服而已;其圹掩坎,深不至于泉;其葬无盟器之赠。

既葬,其封广轮掩坎,其高可肘隐也;既封,则季子乃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

“骨肉归于土,命也!

若魂气则无所不之,则无所不之!

”而遂行。

孔子曰:

“延陵季子之礼,其合矣。

后人在葬处立碑“孔子观礼处”。

专家们对于上述分析基本是一致的。

所不同季札有三次出使(前544年、前524年、前515年),有学者认为孔子观礼是在前544年季札子第一次出使时,孔子当时正值幼年,不足以信。

还有种说法是前515年,此次季札使于晋国,没到齐鲁来,此处不论。

迄今比较大的争议是孔子观礼处(季札子墓)的具体方位。

一为赢说。

即今莱芜市莱城区口镇垂杨村高台地上,西临莱明路,西南隔路为港里村,南临港里河。

最重要的事件是明莱芜陈甘雨、傅国璧两位知县对孔子观礼处的考证。

前者立《使齐伤感碑》,后者则立孔子观礼处碑,并建垂杨书院,皆以此处为当年季札子墓所在。

傅国璧“余近搜莱志,访耆硕,得兹地隶邑西北三十里许集名吐子口,则知为延陵季子葬子之地。

吾孔子于斯焉观之。

”明嘉靖《莱芜县志》卷四载:

“延陵季子长子墓,在县西北三十里。

吴季札使齐,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即此。

前有碑可考,近年间为水所没。

”应为同一所指。

1964年,村民将坟土运到南边的港里河造了地。

距地表2米深,挖出有前后室的甲字形墓。

墓室两间,每间长约3.5米,宽约2.5米,深4米余。

墓室壁用砖砌成,顶用砖发碹,底铺大方砖,墓室地板有20厘米厚淤泥,没有发现随葬品。

墓室北有一甬道,墓道高约2.8米,宽约0.6米,长约10米。

墓道和墓室保存基本完好,墓砖有四出头纹,为汉代墓式(当地研究为汉代重修)。

内情不详,后用土掩埋。

1973年莱芜县调查显示:

原坟封土高约6米,封土下方上圆。

从以上资料来看,在垂杨村确有一处大冢。

从明代以来,被认为是季札子墓,也是孔子观礼所在。

但也有疑问题:

一是《礼记》注云,“季子乃随时处中之道,盖旅葬之节。

”作为一个俭葬典型,但从墓的形制规模高度来讲,似不相符。

二是发现时的古墓为汉墓或汉重修墓,里面到底有无墓主,墓主是谁,皆不可知,也无其他线索推论此为春秋时季札子墓。

至2000年后的明朝,此处也已是“断碑古迹填没水涯。

”,只能“访耆硕以推断”,但亦有可能就是一处汉墓。

第二种为博说,也即奉高(故县)说。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奉高县北有吴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

”南北朝时期的伍缉之《从征记》曰:

“嬴县西六十里有季札子儿冢。

冢圆,其高可隐也。

前有石铭一段,汉末奉高令所立,无所叙述也,标志而已。

自昔恒蠲民洒扫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遗矣。

惟故砆存焉。

按今治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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