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学派的学术成就与理路拓展定稿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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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学派的学术成就与理路拓展定稿2
11傅衣凌学派的学术成就与理路拓展
林爱玲
引言
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他毕生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探索研究工作,力图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拓展史料搜讨视角，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同时，作为一代史学大家，他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在学界逐渐形成为“傅衣凌学派”。
其弟子追随先师的学术风范和学术路径，继往开来，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做出重要的拓展。
前后几代学者的努力，诸多成就都已成为学界众口称誉的学术丰碑，令中外学界引颈而望，翘首于中国的东南。
傅衣凌先生逝世后，对其遗留下来的宝贵学术财富，史学界历来十分重视。
1998年，北京商学院科研处和厦门大学联合举办“纪念傅衣凌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2001年，傅衣凌教授90诞辰的纪念活动；2008年，厦门大学还举办了《傅衣凌著作集》出版恳谈会等，对傅衣凌的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和回顾。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缅怀了傅衣凌先生，不少学者专门撰文对傅衣凌的学说进行总结和评述，如吴承明、杨国桢、陈支平、王日根等。
傅衣凌教授所有论著也得到比较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集大成者当为《傅衣凌著作集》的编撰出版等。
但是，上述工作都只是对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
对于“傅衣凌学派”，学界已有名家努力倡导，但至今还缺乏对该学派详细的学术介绍和深入研究。
本文尝试以傅衣凌的学术经历、研究理路和傅衣凌学派重要成员的学术成就为经，以傅衣凌及其学派各重要成员的研究领域为纬，系统全面地勾勒出傅衣凌学派的形成、发展及走向。
欠缺不足之处，敬请师长们批评教正。
一、傅衣凌学派之形成
傅衣凌先生（1911-1988），原名家麟，笔名休休生，福建福州人，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明清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奠基者之一。
他致力于历史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论著等身，影响深远。
他的论著，启发和影响了“二战”以后我国和日本、美国许多明清社会史方面的学者。
他开风气之先，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发凡起例，反响不绝。
在他的学术影响之下，以闽粤地区的一批学者为骨干力量，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史和社会史等跨学科整合为学术特色的研究群体。
学术界径称“傅衣凌学派”——“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
”学派成员继承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国际性科际整合风潮之中，在中国经济史学派出现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下，他们转换思维，丰富和拓展学术领域，对傅先生所遗留的学术财富做出多方拓展，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傅衣凌学术成长背景及其学派的形成
1920年代末，由中共党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关注，并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进一步引发对中国社会史的探讨。
在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1938年创办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萌生了社会经济史学。
中国社会经济史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
与西方的经济社会史相比，二者使用的经济、社会两词易位，但其本质特征都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的叙事模式。
在这种学术环境和历史契机下，食货派作为1930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而崛起，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史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化。
1920-1930年代，陶希圣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
1934年12月1日，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以“中国社会经济史专攻刊物”作为其学术定位，为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学会会员提供学术交流的园地。
《食货》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
“当下中国史坛最富有生机的这个学派（指中国社会经济史派）部分渊源于当年的《食货》杂志”。
《食货》的出版，引起学术界各方面的重视，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首先，《食货》杂志遗留下了“重视材料”但同时“绝不忽视理论与方法”的学统。
《食货》杂志断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时代业已来临。
刊发在《食货》上的大量论作，实践了该杂志的办刊宗旨。
在以《食货》杂志为中心的“食货学会”和与《食货》杂志关系密切的学者日后也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中坚人物。
其中，梁方仲对“一条鞭法”的探讨、汤象龙对鸦片战争经济背景的勘察、吴晗对明史的系列研究、张荫麟的通史撰写、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的叙述等，都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
总之，上述诸位学人开辟了一条兼重材料与理论的史学研究之路。
这些都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新中国后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过，在1949年以后30年间，沿袭这一治史道路的史家屈指可数。
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傅衣凌，其次是梁方仲和全汉昇。
比较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不难发现一些共同点，即他们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他们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虽然他们研究路径不同，但大体上是殊途同归。
傅衣凌先生提到：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
”足以可见其研究存在相通之处。
林有能先生说：
19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形成学界盛传的所谓“傅衣凌学派”。
2、傅衣凌之学术历程及傅衣凌学派之形成
傅先生自1930年考入厦门历史系起，就与中国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
1933年，他在《现代史学》发表《秦汉的家族》等文章，开始步入史坛。
1935年，傅衣凌到日本，进法政大学研究院，师从松本润一郎学习社会学。
他早年所受到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双重学术训练，对其后来创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注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关系至深。
青年时期的傅衣凌，在步入史坛不久就受到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的熏陶。
这场论战所提出的“问题”，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历程。
正像傅先生后来所说：
“这些论战对我这个刚踏进历史科学之门的人很有启发作用，我开始接触到新兴的社会科学，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而作为《食货》的重要作者之一，他坚持运用《食货》所大力倡导的“地志学的方法”：
“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从而开辟出一条“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的治史之路。
1944年，傅先生出版了根据1930年代末在永安黄历乡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写成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以民间契约文书为主干资料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作。
这本书，可说是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
该书虽然因为战争环境而在国内流传不广，“但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史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他在该书中所倡导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选题设计，现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学术取向和治史模式。
傅先生在《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一书的正文之前所写的一篇题记中，指出了他治史的四点思维和方法，基本上较精确概括了傅先生所提倡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学术理念。
陈支平教授在已有总结的基础上，将这四点内容概括为：
充分挖掘并利用以前较少人关注的民间文献，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证史，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传说、地名、口碑等资料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用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这种从局部到一般，又从一般回到局部的研究理路与方法，可以说是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精髓所在。
傅先生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总称为社会经济史，用以区别一般的中国经济史或国民经济史、经济制度史，其理由和特色即在于此。
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探索，更进一步引发了傅衣凌先生的深层思索，他又把研究议题从农村扩大到商业等社会经济问题之上。
1946年前后，他写成《明代徽商考》一文。
之后他又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陕西商人、苏州洞庭商人、福建海商以及明清时期的手工业等领域。
1949年以后，傅先生把他在以前对于农村问题和商人问题研究的成果充实提升，分别以《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的书名予以出版。
他对我国商人和商业资本的研究，尤其是对徽州、洞庭、陕西、福建海商等地区性商业集团的细致研究，对揭示我国封建经济发展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
傅先生在1947年写成的《清代中叶川陕湖边区的生产形态》（后收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文，在我国首次提出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傅先生对于清代川、陕、楚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研究证明，“明清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分工，已经出现某些变化”，是“停滞论”和所谓“中国的近代化是由外力促成的”等等错误理论的有力驳斥，并对后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
他也成为解放后我国最早从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
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研究上，他是一个学派的代表。
1950年代初，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明代江南地区，也是先从农村经济开始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代江南地区地主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论文。
所著《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等论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嗣后，他又结合《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撰写出一系列文章，辑成《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书。
1980年代以后，傅衣凌先生着手对自己半个世纪来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历程及其构想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1982年，经他自己选编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同时，他又对于自己以往的许多学术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提升；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这两个观点“是自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世’概念以后，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变迁论’，提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有中断以至倒退，但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我深佩其说”。
“乡族”理论是傅衣凌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论的特征之一。
他指出：
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系统分为“公”和“私”两个部分。
实际对基层社会直接进行控制的，却是乡族的势力。
乡族保留了亚细亚公社的残余，但在中国历史的友展中已多次改变其组织形态，既可以是血缘的，也可以是地缘性的，是一种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所有实体性和非实体的组织都可被视为乡族组织，每一社会成员都在乡族网络的控制之中，并且只有在这一网络中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公”和“私”两大系统互相冲突及互相利用的互动过程。
这就是著名的“乡族”理论。
这一论断影响深远，具有极大的学术牵引力。
在傅先生“乡族”理论的启发下，众多学者开始着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陈支平、郑振满、王日根等人沿着乃师这一学术路径，对此进行深刻的思索和探讨，深化和细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家族研究、民间秩序上做出了出色的拓展和延伸。
本文下面将作具体介绍。
“乡族”理论在海外也颇具影响。
早就在1962年，日本学者森正夫在日本拜读了傅先生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颇受启发。
其中，傅先生对“乡族”问题的论述，让其印象尤为深刻，引发了森正夫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和研究。
1983年9月,森正夫在厦门大学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进行一个月的合作研究，以《明清时代地主土地所有及农民有关土地诸权利的特点》为题，在各自阅读对方所写的有关论著及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围绕“地主土地所有的特点”、“农民有关土地的诸权利”、“土地所有和地方社会”三个主题，举行了6次研究会，取得了瞩目的成果。
其中，森正夫发表的重要讲话多是围绕“乡族”展开。
傅衣凌教授博学多才，学术兴趣十分广泛。
在他的文稿中，有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述，有奴隶制的分析，封建社会史是他着力所在，从秦汉到明清，多有论述。
他对上层建筑，诸如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历史人物、思想、民俗等等，亦有涉猎。
只是这些成就多被掩盖在其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上的盛名之下罢了。
傅先生五十年来努力开拓、大力提倡，为本学派的发展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充分发挥了其学派带头人的作用：
1960年，他在厦门大学建立全国大学历史系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
1980年代初，他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
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重点学科。
1982年，他又倡办全国第一家专业杂志：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对推动全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1979年至1983年，曾先后三度到美国、日本、加拿大许多大学讲学，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
同时，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弘扬的重要原因。
傅衣凌先生晚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等此前学术研究的反思，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思考；而傅先生更富有理论远见地总结了其整体的学术体系，“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推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拓展和创新。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学界承认在中国已出现一个“傅衣凌学派”。
林甘泉先生曾评价道：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
”在他的启示和影响下，一代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创造了一批新的学术硕果。
尽管我们无法一一确指该学派的所有成员及其与傅衣凌学术路向的关系，但杨国桢、李伯重、陈支平、陈春声、郑振满、王日根等傅衣凌先生的弟子及大部分再传弟子，他们的学术理路明显发源于傅衣凌，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
这些学者所在的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镇。
傅先生的学术研究不仅对国内的史学产生深刻影响，在海外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三木聪教授曾于1980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立雪于傅衣凌先生门下。
三木聪的研究深受傅先生的启示和影响。
学成归国后，他继承了傅先生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利用中国传统判牍等资料，对清代的抗租与法、裁判关系进行研究，这在日本尚属首例，在日本汉学界掀起一阵风潮。
森正夫也曾在1980年代前来傅衣凌先生门下问学、交流，并在东瀛传布傅衣凌先生的学术理路和研究成果。
作为傅衣凌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的李伯重，是中国大陆最早在海外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历史学者之一。
他长期在欧美各国留学与讲学，并被纳入“加州学派”中。
在其与欧美历史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傅衣凌先生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得到了发扬和传播。
经过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傅衣凌的研究已深预国际史坛的主潮之流，有人甚至认为：
“他在日、美汉学界已被尊为一代大师”；“在海外，治中国明清经济史的学者往往把他的著作当作案头必备之书”。
二、傅衣凌学派之拓展
傅先生穷尽毕生精力，躬创了傅衣凌学派，给学术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在他的启示和影响下，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蔚然成风，地区性社会经济研究勃然兴起。
傅先生逝世后，杨国桢、李伯重、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王日根（按：
此以年庚为序）等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踵随先师的遗迹，光大他的学术。
另外，蒋兆成、唐文基、叶显恩、徐晓望、林仁川等学者也在各自的领域孜孜探求，上下求索。
近20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实现思维转变和研究的多样化，做出了多方面的拓展，取得了以下突出的成就：
1、杨国桢之明清土地契约、林则徐研究与海洋史学的开拓
杨国桢教授（1940-）是傅先生早期的学生，也是傅衣凌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杨国桢踵随乃师的学术路径，多年致力于区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创获良多：
其早期的土地契约研究，别开生面；对区域历史人物如林则徐、陈嘉庚的研究也颇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近十年来，杨国桢带领着他的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开拓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为本学派的学术理路和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拓展。
杨国桢在早期研究中沿袭了傅衣凌学派的学术传统，在收集土地契约，探索土地租佃制度方面用力颇深。
利用国内外收藏的明清土地契约，杨国桢于1988年出版《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他深入地研究了明清南方特别是福建复杂的土地租佃关系，对明清土地制度和契约关系的发展、从永佃权到“一田两主”等历史过程有清晰的论证，并运用傅衣凌先生“乡族”理论，对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所有、乡族所有、私人所有”的三重结构进行了论述。
在此基础上，该书还对明清时代的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地权分化的历史运动，贵族地主经济、庶民地主经济和山区经济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
在法学、比较史学的观照下，以民间文书证史，揭示出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的丰富内涵。
围绕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的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进行区域性的专题考察。
两方面互为补充，彼此参照连贯，深入阐述了明清时代乃至秦汉以降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经济的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为研究中国契约学、明清社会经济史拓展了新途径。
在充分继承先师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杨国桢提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具有多重性结构的“封建土地所有论”，社会区域经济是社会环境、社会行为和价值体系组合的有机体的概念，以及林则徐、陈嘉庚研究和对契约文书体系、契约文化、契约学进行一系列的论述。
这些研究都是着力于区域史范畴，对傅衣凌先生的学术遗产作了自身的发展和诠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事实上，其有关林则徐的研究，更引人瞩目。
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2001年，联合国提出来“海洋世纪”一说后，如何科学地总结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以便为下世纪人类开发利用海洋服务，逐渐为人们所重视。
杨国桢教授致力于此已逾十载。
自1980年代末期起，杨国桢不满足于沿着传统做法开展研究，把眼光转到海洋史的角度，跨越传统史学的界限，开始了建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历程。
他曾在报刊上积极呼吁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并就该学科的范畴、框架提出了总体构想，并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作为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方向，广纳来贤，撰写系列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学科建设的实践。
杨国桢建设海洋史学的倡议及学术实践，为傅衣凌学派在新世纪做出了重要的拓展。
经过不懈的研究，杨国桢提出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总体框架，其研究内容涵盖了现有的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海疆史、海外交通史、航海史、海港史、海外贸易史、海外移民史、海洋渔业史、海洋科技史、海关史、海防史等专门史的全部和一部分，并与中外关系史、海域海事史、华侨华人史等专门史相交叉。
它从各种相关专史中整合而成，但并非简单的拼凑，而是自成体系，融会贯通，既要站在中国经济史的立场，又要有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视野和学术关怀，力求使之全面化、系统化、世界化。
深入研究的同时，重视专门人才的培养，以求填补国内海洋史研究人才的匮乏。
在人才培养和部分成果的基础上，又推出了“海洋与中国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1999年）。
首批“海洋与中国丛书”计有：
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陈东有《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张晓宁《天子南库》、蓝达居《喧闹的海市》、吕淑梅《陆岛网络：
台湾海港的兴起》等。
他在该丛书《总序》中写道：
“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深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海洋社会人文资料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值。
”其主编的第二批海洋史研究丛书命名为“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包括有杨国桢《东溟水土：
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崔来廷《海国孤生：
明代首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张彩霞《海上山东：
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曾玲《越洋再建家园：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王荣国《海洋神灵：
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李金明《南海波涛：
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于运全《海洋天灾：
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会经济》、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
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刘正刚《东渡西进：
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林德荣《西洋航路移民：
明清闽粤移民荷属东印度与海峡殖民地的研究》，由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2006年间先后推出，在学界再次赢得了如潮好评。
在上述既有的研究领域，抑或在更多的议题之下，杨国桢先生虽已年过七旬，但仍会有更多开拓性的研究，值得期待。
2、李伯重之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与“加州学派”之交流
李伯重（1949-），著名经济史家、云南大学李埏教授的长子，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作为傅衣凌先生的学生之一，其突出的学术成果是，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和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做出了出色研究。
最近二十余年来，除了唐代江南农业的研究外，李伯重几乎一直致力于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从区域社会经济史这个角度说，他深得傅衣凌学术理路之真谛。
与傅先生一样，李伯重关注明清江南的社会经济研究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继承和借鉴了先师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进行反思，研究明清江南生产力和城乡工业化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明清江南的细部研究。
不仅如此，他既汲取傅派区域社会研究之所长，又兼具吴（吴承明）派专精经济史之优点，还深刻介入国际史学主流之中。
李伯重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史研究论作可能代表了当下社会经济史领域最富有活力的部分。
其中，《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和《发展与制约：
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两书，已激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
李伯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明清江南农业生产力研究；二是明清江南城乡工业研究。
在“明清江南”这个特定的时空内，他的落脚点始终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上，尤其在生产力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在生产力经济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方法论，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拓了一条道路”。
而与欧美史学的前沿探索同步互动，与国际同行及时对话，将西方学界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概念和成果引进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则是李伯重最重要的特色，也是其对傅衣凌学派重要的拓展。
其与加州学派的学术交流最引人注意。
李伯重多次强调两种类型的近代经济增长方式，即是参照了1991年费维凯（AlbertFeurwerker）在美国亚洲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对中国近代早期经济史研究所做的相关论述，后来经过王国斌（R.BinWong）、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等学者的发挥后，所谓“斯密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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