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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诗歌史大视野古代文学论文
「新诗运动」也随郭沫若的《女神》、《凤凰涅》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拉开了帷幕。
但是，传统诗歌并没有相应地退出舞台，它仍然活跃在诗坛上，活跃在生活中，继续受到人们的喜爱。
不仅深研传统文化的人士如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钟书等继续吟咏，一些新文学的闯将如鲁迅等私下也偏爱传统格律的诗歌。
在文化上新旧交替之际，以传统诗歌形式反映时代现实内容的突出代表，首推毛泽东。
毛泽东诗词不但为当代中国人熟悉，海内外评价也很多，就无须在下饶舌了。
七，结语
文化：
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
——《中华五千年 诗歌一万首》序言
胡小伟
中国素称「诗的国度」。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
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
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
我的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自然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艺术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
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
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
」（《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
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
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时代的文化活动了。
鲁迅《门外文谈》自称是“‘杭育杭育’派”，意思是主张“劳动创造”论的。
这用于口头创作，本来也不错。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经历过口唱心授的长篇“史诗”阶段，如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古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及我国藏、蒙古民族的《格萨尔王》等等。
但在汉民族的诗歌发展过程中，似乎却缺少了这样一个环节，这曾经使一部分奉行统一规律学说的人士大惑不解。
我想，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字起源早，历史和文献不必依赖口传形式保存，何况象形文字早就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符咒作用的缘故。
中国古文字起源之一，是来自卜蓍，这是由一个有趣的发现证实的。
1899年，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的学者王懿荣因病照方抓药，偶然在向来被叫做「龙骨」的中药上面，发现了神秘的符号似的花纹。
经过研究，证明这是一种当时尚未被认识的古文字，于是他派人把中药铺里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开创了后世称为「甲骨文」的研究。
1903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号铁云）出版了《铁云藏龟》专门著录甲骨文字，1913年孙诒让的《契文释例》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
从此殷商时代的文献开始为世人所知。
中外学者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断定目前发现的约十万片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都是殷商王朝后半期占卜的文辞，即卜辞。
殷商民智未开，人神杂糅，可谓「文化混沌」的时代。
《礼记·表记》说：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生活社会中事无大小，都以卜蓍为决，如同今天保留着原始习俗的许多民族一样。
「卜」是用龟甲兽骨，「蓍」是用蓍草来「占」（预测）某事吉凶祸福的两种方式。
占卜的结果需要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献的由来。
占卜预测的仪式往往伴随着歌舞，这会影响到卜辞的音乐性，也许这才是中国诗歌的由来。
例如：
「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郭沫若《卜辞通纂》三七五）
就具有明显的节奏和韵律感，无疑是后世诗歌的先声。
卜蓍形成的著作，就是向来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易》。
《易》是一部博大精深，意蕴深厚的伟大著作，我们无意对它作全面的评价，只想指出在它的的卦爻中，已经保留有完整的古代歌谣，如描写抢婚风俗的：
「屯如邅如，
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
」（《屯》六二）
「乘马班如，
泣血涟如。
」（《屯》上六）
（大意为：
男子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到女家来了，他不是强盗，而是来为婚事来的。
马儿走远了，女子还在伤心地哭着。
）
又如描写牧场景象的：
「女承筐，无实；
士（圭+刂）羊，无血。
」（《归妹》上六）
（大意为：
女人抬着筐子轻盈地走着。
男子剪着羊毛干净利索。
）
再如描写作战胜利后情景的：
「得敌。
或鼓或罢，
或泣或歌。
」（《中孚》六三）
或欢宴宾朋情景的：
「鸣鹤在阴，
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
」（《中孚》九二）
后一首从双鹤唱和作比起兴，已与《诗经》中的许多诗歌手法相似了。
二，诗教与文化设计
据说孔子五十读《易》，「韦编三绝」。
但中国诗歌史，一般以为是由他删诗，订为《诗经》为开始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诗经》以前的诗歌或者没有收集和保存下来，包括孔子删除的那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后世儒生，尤其是汉儒崇尚孔子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周易正义》）以「微言大义」之说，把《诗经》的地位抬至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实源于西周的文化设计。
诗在周公设礼之初，已有特别意义。
《周礼》曰：
「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春官宗伯下·大师》）但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颂诗成为政治、外交或礼仪上的重要活动的表达方式之一。
我们不妨随手举几个例子：
《左传·文公三年》：
「公如晋，及晋侯盟。
晋侯饷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
『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
君贶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
』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
」这里引用的《菁菁者莪》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
《左传·隐公二年》：
郑庄公听从颖考叔之劝与其母姜氏「隧而相见」时，「公入而赋：
『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姜出而赋：
『大隧之中，其乐也。
』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
颖考叔，纯孝也。
爱其母，施及庄公。
诗曰：
『孝子不匮，永锡而类。
』其此之谓乎？
」这里引的诗，保存在《诗经·大雅·既醉》中。
又如士季谏晋灵公：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诗曰：
『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
』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
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
又曰：
『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
』能补过也。
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左传·宣公二年》）这里前一句所引诗为《诗经·大雅·荡》，后一句在《诗经·大雅·民》。
再如晏子相齐，「景公饮酒酣，曰：
『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勿为礼。
』晏子蹴然改容曰：
『君之言过矣，群臣因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
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
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
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
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故也，故《诗》云：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礼不可无也。
』公湎而不听。
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
公怒色变，抑手疾视，曰：
『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可也。
寡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礼也？
』晏子避席再拜稽首，曰：
『婴敢与君言而忘之乎？
臣以致无礼之实也。
君若欲无礼，此是矣。
』公曰：
『若是，孤之罪也。
夫子就席，寡人闻命矣。
』觞三行，遂罢酒。
盖是後也，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
」（《晏子》）这里引的诗就是《诗经·风·相鼠》的结句。
以上四例中，第一例是将诗运用在外交场合的，第二例是用于评论的，三四例则是用在以臣谏君，作为公理常识引用的。
在政治外交场合引诗，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引用得体，要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势，如第一例中所引《菁菁者莪》原意即是颂相聚之欢的，正适合于那种微妙的外交场合，这被认为是「类」，所谓「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
」（《春秋左传·襄公十五年》）「不类」被认为是有失礼仪的行为。
引用全诗来「类」当前情势，也并不容易，所以也允许只引用其中的部分，这就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后世有「断章取义」的成语，即出于此。
如今一般认为，现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属于地方民歌，「雅」（《大雅》《小雅》）是朝廷乐调，「颂」（《周颂》、《鲁颂》《商颂》）是庙堂祭祀的乐章。
包容既广，题材亦泛，所以孔子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也。
」（《礼记·经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包咸注为「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
」朱熹的注则说是「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得之。
」）同时他也不否认诗有其他功能，「子曰：
小子何莫夫学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所以《诗》被订为「六经」之一。
汉代文化政策为「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於是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历史》第三章）的现象，每每由政治意义索解《诗经》，后世的文字狱的理论依据，实创于此。
据说汉武帝曾与群臣和诗，号为「柏梁体」，但是形式既无新意，内容又言之无物。
因此有汉一代，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诗歌创作。
先秦另一个传统是骚赋，而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
骚赋原其初，也可以说是长诗，想象奇特瑰丽，感情真切奔放，成为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样式，也从此和诗歌一途分道扬镳，故存而不论。
真正继承了《诗·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倒是这一时期的民歌，即所谓「汉魏乐府」。
象《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
入亦愁。
座中何人，
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
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
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
肠中车轮转。
」
格调自由，情感真切，把离人游子在塞北的乡愁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
另一首大胆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也同样如此：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形式比较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民歌，如描写牛郎织女神话的《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扎扎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
至于叙事类的歌谣，如《陌上桑》这样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作品，开启了后世长篇叙事诗的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
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先秦两汉的诗歌创作是说：
「传曰：
『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
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论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宗秦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可见两汉诗歌创作的主流，仍然是继承「十五国风」传统的「乐府」民歌。
三，诗歌与人生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由西汉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受到汉末政治腐败和体系化的外来文化佛教的东渐这两大冲击，趋于式微。
社会动乱引起人生无常的感喟，鲁迅曾说：
「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说，搞得人们心理不得平衡，于是产生了「生死情结」。
王瑶沿着鲁迅的思路研究这一时期文人心态，发现「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励人底同情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
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
」（《中古时期文人生活·文人与药》）他认为，在《诗三百》里找不到这种情绪，楚辞里也并没有生命绝对消灭的悲哀，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这个问题。
「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人有了自觉，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
」所以魏晋被称为「为文自觉的时代」，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非常有建树，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透过盛唐，直达现今，在诗歌发展史上尤其如此。
这不奇怪，也可以用马克思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说解释的。
汉魏之际是以「建安文学」著称于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各著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指史家所谓的「建安风骨」。
「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释尽管还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了。
前人爱用「慷慨悲凉」四字来形容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确实有味道。
现在看来，这一时代为什么在短暂的时期取得那样突出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原因的。
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三点来讨论：
第一，汉代自董仲舒以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曹操却提倡「通脱」，不拘细节，这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
鲁迅说，「思想通脱以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所以魏晋之际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曹操也被称作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
可见要实现变革创新，是需要「通脱」的。
第二，是对文学的重视程度的问题。
汉代及以前，文人是被当作「倡优畜之」的，即使是司马迁、司马相如这样的一代文豪，地位也是低贱的。
曹操重用邺下才人而始有「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学集团，而曹丕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鲜明主张，使文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学家艺术家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也由此引起了竞争，这也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诗人。
第三，批评风气的形成，是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东汉末年，本有「月旦评人」的习惯，就是每个月的月初要品藻评鉴一下人物，好象生活会似的，这就成为汉末清议举荐制度的基础。
曹丕作《典论·论文》，对「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风习作了分析，进而对当时文士的优长和弊短一一品定，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开创之作。
当然，他是皇帝，不会有怕得罪人的顾虑，但是后代认为他的批评没有丝毫以势压人之处，相反倒是中肯、公正、态度也满亲切的。
后来继续的有《诗品》、《画品》、《文心雕龙》等一批品评高下，评论优劣的著作，对当时以至后世的文艺繁荣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
可见繁荣文艺永远需要健康、正常的批评，既不能搞「大批判」，也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后人看来，汉魏之际的文士诗人都是一些怪异的家伙，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比附而来的好听的说法，叫做「个性解放」。
外界消除了儒家观念的束缚，但心里面横亘了佛学所谓「生死」，这滋味恐怕并不好受。
这集中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这样一些诗句中：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
奄忽如飙尘」；
「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
「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
「四时更变化，
岁暮一何速」；
「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
……
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包含复杂，有「服药」、「狂饮」、「放诞」一类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作伪」一类奇特的风气，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在精神指向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因人生无常而追求生命的密度，后者因人生有限而向往精神的超越，当然也有人出入两者之间，忽尔清言，或倘佯山水，或依违田园，忽尔任诞，或醒醉不分，或扪虱而谈。
这本身就都是作诗的现成氛围和上佳题目。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比如「诗与酒」，仿佛有天生的不解之缘，实际上，这也是汉魏之际文人「放诞」的风习首开其端。
随手举例，便有《古诗十九首》：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後汉书·孔融传》说他「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曹丕《典论·酒诲》说荆州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
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
伯雅受七升，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
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镵刺之，验其醉醒。
是酷于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
」曹植《与吴质书》云：
「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
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
」范云《赠学仙者》曰：
「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
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
」《世说新语·任诞》说张翰有「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之语，而毕卓则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他身为吏部郎，还曾夜入邻舍盗酒，被人当场抓住。
《晋书》束皙曰：
「昔周公卜洛，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
『羽觞随流』。
」史书上记载的石崇使美人劝酒事，显示出主人的残酷的殷勤。
这些都是说明问题的材料。
这一时期的「隐逸」大诗人陶渊明，可称是把酒与诗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不但以酒大量入诗，以至于几乎篇篇有酒，又把饮酒所得的境界用诗歌熨贴地表达出来（参见王瑶《中古时期的文人生活·文人与酒》）。
杜甫《可惜》诗云：
「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若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可谓渊明的隔代知音了。
由这一线索观察当时的其他重要诗人，如曹植、阮籍、王羲之、谢灵运等，也可以从他们怪诞的行为中窥见他们各自不同的心态，领略到他们诗歌的底蕴。
佛学的传入还极大的增加了中国文化的体系化过程。
曾经出家为僧的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艺理论系统化的第一部专著，同样佞佛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又是第一个整理辑编古典文献的人，钟嵘的《诗品》则是中国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
刘孝标《世说新语》在中国小说史上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他们都是东晋时中原士族南下后，相继建立的南朝「宋齐梁陈」中短暂梁朝的人。
范文澜有「梁是文学上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梁朝已有新体文学的萌芽」的看法（《中国通史》第二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比较一下这种论点与鲁迅的有何不同。
说起来，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他儿子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陈寅恪先生认为，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的一些善声沙门和审音文士就有密切的交往，梁朝沈越及王融等在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分为四声，创立声律，这既吸收了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直接受到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参《金明馆丛书初编·四声三问》）。
这显然对隋唐律诗的形成以至宋词的形式美起到不言而喻的作用。
四，盛唐之“盛”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不着声色地渗滴为泉，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无所拘束，待得到山西吉首的壶口时，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急泻而下，奔腾不羁，声势浩大，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这就是瑰丽雄奇的唐代诗歌。
至今唐诗犹存万首以上，如果不是中间以至后来百年以上的频年战乱，其数当在数倍甚至数十倍上。
后人所称宗师大家，也有数十人之多，前后辉映，灿若银河，流光溢彩，熠熠生金。
其人或倜傥风流，或蕴籍含蓄，或意气风发，或舒卷自如，如握天地灵珠。
有神鬼暗助。
令后世诗人豪士常有虽可望而不可及，虽可羡而不可逼，虽可钦而不可学，虽可敬而不可亵之感慨。
其流风播及当时周边民族，其遗韵直透当世中西诗坛。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但是如何评论唐代大诗人的渊源，就难免会发生一些歧见。
我认为，就盛唐并世而立的诗歌三大家而论，李白是以道为主，承接谢灵运融会玄言佛理，上蹑老庄屈骚，自出机抒，开创百代雄风，所以被誉为「诗仙」；王维深研佛理，冲淡平和，所以被看作「诗佛」；杜甫则忧患苍生，致君尧舜，所以被崇以「诗圣」。
他们的诗才也是盛唐之「盛」的一个方面，他们的命运又与唐之盛衰相始终。
这说明早在盛唐之音里，已伏下后世「三教圆融」的基因了。
中唐以后，又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注谓汉魏六朝），道济古今之穷」，振兴儒学，而白居易则大异其趣，他以禅机入诗，圆融三教，通俗易懂，他们除在当时主盟文坛诗坛而外，实为宋明理学发端之源，对后世影响至巨。
至于唐诗各种流派，无论是以题材划分为「边塞诗」、「闺情诗」、「田园诗」、「山水诗」、「送别诗」、「市井诗」等等，还是以时期风格区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其传情状物，以情入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始终盛传不衰，对于后世诗人来说，都有着某种启迪、规范甚至垂典的意义，以至清人所选的一部《唐诗三百首》，成为近世中国人的发蒙及普及读本，所以造出一句口号，叫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
《新唐书·文艺传》论唐代文风之变迁时说：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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