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民同志先进事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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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民同志先进事迹

郑培民同志先进事迹

　　2002年春节，一封特制的信寄到了湖南省委。

一张剪裁过的红纸作为信纸，寄信人为它精心装饰了金边。

　　信中写道：

“敬爱的首长，1990年你不辞劳苦亲自爬上了我们崇山峻岭上的苗寨视察，访贫问苦，你是第一个能深入到我们海拔1700米高山陡坡上的省委亲人……”

　　这封字迹不太工整的信发自湖南的西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米良乡叭仁村。

　　收信人：

郑培民。

重　　任

　　1990年5月，湘潭市委书记郑培民被调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任州委书记。

　　湘潭和湘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湘潭是湖南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离省会长沙只有1小时车程；湘西，是全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去省城要坐14小时火车。

去湘西工作，是只有硬肩膀才能挑起来的重担子。

多年来，省委一直把湘西的脱贫致富放在突出位置。

　　领导与郑培民谈话。

刚一谈起去艰苦地区工作的重要性，郑培民笑了：

“请直说吧。

”

　　调动的意向被和盘托出。

准备做郑培民思想工作的话没有必要说了。

　　平级调动，又是“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十几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为他的痛快回答而敬佩。

郑培民一上任就问：

“哪个村子最穷啊？

”随后，就去了叭仁村。

　　“叭仁”是苗语，意思为山顶上。

要到达这个三面悬崖一面山的村寨，首先要从湘西的首府坐车到乡里，然后，喘着粗气，手脚并用，徒步走上4个小时的12公里陡峭山路。

苗族群众之所以十几年后还记得郑培民，是因为他是住过这里的最大的领导。

在他之前，只有乡干部爬上过这个走起来累死人也吓死人的山头。

　　时隔多年，他在州干部大会上说过的8个字还像楔子一样钉在人们脑海里：

来湘西“三生有幸”；在湘西“埋头苦干”。

　　郑培民接过前任的接力棒，率领全州干部群众继续围绕扶贫开发这根主线做文章。

　　湘西贫困。

每逢青黄不接时，全州有三四成百姓断粮，政府不得不从外地调入大量返销粮。

　　自治州开始推行“双两大”地膜玉米新技术。

这是一项弯着腰，在田中豆腐块大小方格周围摆两株苗的累活，郑培民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他带着机关干部下地，自己弯着腰在田里干活，给农民演示。

1992年春，在田里示范劳作了几天的州委书记郑培民，一脚踩空，仰面摔下了三米多高的田坎，摔成了脑震荡。

　　书记的行动也是推行农业新技术的“科教示范”，从这一年起，全州的粮食开始自给。

　　学理工出身，又来自工业较发达的湘潭市，郑培民无疑比其他人更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理念，他看到的是湘西州未来10年后的发展前景。

这个前景，又可能是当地干部群众在短期内不能理解的，这是考验郑培民耐心的过程。

他用手比划过一个雁阵给干部们看：

“大雁飞在天上，要有一个班长，就是领头雁。

这个领头雁啊，不能飞得太快，脱离开雁阵，就起不到头雁的作用了；可也不能飞得太慢，混在雁阵里，就失去了头雁的作用。

”

　　湘西州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小水电，为自治州的发展起步奠定了基础。

然而小水电受着季节的制约，也制约着湘西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当时的观念和体制下，放弃了小水电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地方和一些部门的利益，因而阻力重重。

郑培民这时起了“头雁”的作用，果断决策：

引进大电网。

　　湘西州当时的湘泉酒厂，只是一个年上缴利税200多万元的小酒厂。

郑培民在前任扩建湘泉酒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支持了这个酒厂的三期扩建。

如今，壮大起来的湘泉酒厂已成为上市公司，自治州干部的工资，三元钱中就有两元来自这个公司上缴的利税。

　　现在看来，郑培民十几年前在湘西做的，虽然没有把政绩摆在自治州首府的街面上，但却是为即将起飞的湘西州养壮身子骨，丰满羽翼而练的内功。

这种打底子的事情，不太显山露水，但却是那种要咬紧牙关努力的沉重活计。

　　叭仁是个为水发愁的村庄。

滴水贵如油，接济不上的时候，村民之间宁愿出借粮食，却不愿让邻居拎走一桶水。

郑培民去调查后，政府为村子通了水，拉了电。

村民们再不用走上16里路，拎着重重的木桶，吃力地到山沟里去提水了。

　　两年多时间，郑培民跑遍了全州218个乡镇，住过30多个乡镇。

这只是一个粗略到乡镇，尚不包括村寨的统计。

除去在省里州里开会、办公需要的时间，在“开门见山”的湘西，这是一个没有喘息之机的数字。

　　妻子去湘西看他，一进屋，地上扔的是一双粘满泥巴的胶鞋，唯一一套出国时置办的西装，在柜子里已被虫子蛀满了洞。

郑培民拦住要帮他刷鞋的妻子：

天天都要穿，一出门，还是要粘泥的……　形象是干出来的。

在湘西州委的选举中，郑培民全票当选州委委员，全票当选州委常委，全票当选州委书记。

有的干部誉称他是“三个百分之百”，郑培民当即纠正说：

“只有一个百分之百，那就是全州人民对共产党百分之百的信任和感情！

”

　　火禾公路，这条在凤凰县地图上细得像根线的乡级公路，在火炉坪乡500多户群众的心中，大得像一片天。

　　修这条公路时，郑培民已经调到了省委，火炉坪乡依然是他的联系点。

他领着技术人员，吃着缓解心脏病的药，晃晃悠悠地攀上悬崖峭壁去勘察。

为这条路，郑培民十分少见地向自治州一个熟识的干部发了火：

“你敢糊弄我？

公路的配套资金为什么不到位？

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　　

　　十几公里的火禾公路打通了，是全州标准最高的乡级公路。

山外的小贩开着车，直接停到山里人的门外，把一筐筐的猕猴桃搬上了车；高兴的苗族村民守着家门口卖西瓜，卖掉一个，就在西瓜上拍一下：

“这是郑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

　　火炉坪乡的苗族群众坚持要把剪彩的光荣留给郑培民，哪怕是为了将就郑培民繁忙的工作，把公路正式通车的日子一推再推。

他们去年7月就写好了大红的标语，等着郑培民亲手把它们展开。

他们想，郑书记虽然听不懂苗语，但是，老百姓欢天喜地的表情，他看得懂啊！

真　　情

　　在湖南，常常会听到人说：

“培民书记是我的好朋友。

培民书记像我的好兄长。

”

　　说这话的人大都是普通百姓。

该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和多么平等的关系，才能让他们自信地将一个省委副书记称为自己的朋友？

　　曾令超，一位司法干部，在一次维护社会治安的事件中受伤，双目失明，后来从事文学创作。

他听说了兼任省残联名誉主席郑培民的名字，写信去希望得到郑培民的题词。

　　犟犟的老曾打定主意只写一封信：

如果郑培民不回信，那我也犯不上巴结他，管他是多大的官！

　　回信来了，曾家的电话也响了。

　　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里，郑培民详细询问了曾令超的各种情况。

他怕在纸框子里摸索着记录的曾令超不方便，把自己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重复了三四遍。

　　最后，郑培民一定要等到曾令超放下电话后，自己才挂电话。

老曾实在受不了这等“待遇”，坚持让郑书记先放电话，推来推去，还是老曾拗不过书记。

以后，在他俩的交往中，这已成为习惯，也成了默契：

每次，郑培民都要听到电话那边“咔嗒”一声，自己才轻轻挂上电话。

见了面，郑培民一把抱住了什么都看不见的曾令超：

“你摸摸我，咱俩高矮胖瘦差不多！

”他又摸摸曾令超脸上的伤疤：

“阴天下雨会疼吗？

”

　　热茶倒好，先放在一边。

等到不烫了，郑培民才端到老曾手上，“现在可以喝了。

”

　　湖南桃源县漳江镇有个川湘饭庄。

说是饭庄，其实就是个灰头土脸的路边小店，小到只有两张桌子，走在路上一眨巴眼就可以略过它。

郑培民偏偏与这家饭店的老板李德胜成了朋友。

　　李德胜身有残疾，虽为“老板”，日子仍显艰难。

每次往来湘西州与长沙，只要是坐汽车，郑培民一行人准会到李老板的鸡毛小店吃饭。

每次，郑培民都要从包包里扯出一条特意带来的香烟：

“给，拿着抽！

”李老板也有礼物回赠：

自家渍的酸萝卜泡菜。

　　就是当上了省里的领导，只要路过，郑培民的笑脸还是不改，照样交钱吃饭。

　　其实，李德胜的小饭馆所处的位置并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饭菜手艺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郑培民的秘书、司机都明白，培民书记用这种办法既可了解民情，又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也照顾了李德胜一家的生计。

可郑培民却又从不说破，他顾及的，是残疾人既要养家糊口，又不轻易受人施舍的尊严。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这句话出自郑培民的心。

即使当了大干部，郑培民还是像一棵永远不会离开大地的大树，枝蔓扬得越高，根往泥土里扎得越深，他的根系牢牢地扎在“人民”二字上。

凡是群众写给他的信，郑培民总是坚持自己拆看。

下农村，郑培民要到农民家去，掀开锅盖，瞧瞧吃的什么饭；看看猪圈牛栏的家畜，撩开蚊帐摸摸农民床上的被褥。

郑书记还爱在农民家吃饭，筷子直奔油辣的农家菜，粗糙的饭食也嚼得津津有味。

有时，他还会宿在农家。

这个住宿的人家他会留意选一下。

在湘西州永顺县高坪乡雨龙村，他每次去那儿，都住在一户孤寡老人家。

郑培民心里明白，农村的孤老，没有子女照顾，精神上孤寂，有时也难免被不懂事的乡邻欺负，他要用自己的行动，为孤寡老人带来精神上的支持和尊重。

　　郑培民是个心细的人。

他回湘西，有两件事必须做--陪老同志吃一顿饭，打一次扑克；他下乡，在乡镇和农民家吃饭，一定会把饭钱交上—“老百姓生活得不容易！

”

　　一次，走进火炉坪村，郑培民发现一位老人在远处招手，村干部向他解释，这是村里的五保户，80多岁了，没见过省里的大干部，想把你看得清楚一些。

　　“那好，我和老人照张像，让老人家看个够！

”郑培民笑着走了过去。

　　一天晚上，工作结束得早，郑培民兴致颇高，“走啊，咱们也去尝尝夜宵！

”

　　趁司机停车，郑培民站在夜宵店门口，与摆槟榔摊的小贩聊起来。

小贩告诉他，自己是下岗职工，父亲得了癌症，一天摆摊下来赚的钱刚刚可以供一家人糊口。

　　郑培民心里难受极了。

他转身离开，“你看人家生活得多艰难！

这夜宵怎么吃得下去！

”

　　对郑培民来说，他与普通的百姓，压根是长在一起的，他的心为他们而快乐，为他们而疼痛。

砥　　柱

　　1998年，惊涛骇浪挑战常德。

　　湖南常德市安乡县，身受长江和澧水、沅水三大水系夹击，临洪大堤长达400公里，是历史悠久的“洪水走廊”。

　　1998年7月24日晚，安乡县安造垸溃垸。

这个垸子里，有县城和5个乡镇、一个农场，共18万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口和财产，集中在安乡县城。

如果县城不保，那么汹涌而来的洪水可以一直淹到三楼。

当时的安乡县城，电力中断，一片漆黑，老百姓几乎都搬空了，就是没有离开家园的人，也搬到了相对安全的顶楼上。

　　正当人们惶惶不安，没有主心骨的时候，郑培民来了。

他不是象征性地点个卯就走，而是安营扎寨，住进了黑洞洞的县委招待所。

“指挥抗洪的省委副书记和百姓一起住进了‘水围子'”。

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悬着的心，咕咚一声落了地。

　　身为省委领导的郑培民十分清楚这个时候冲上前线、指挥抗洪的份量。

他多年来对水利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对战胜洪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郑培民在安乡指挥了三大战役：

赶在洪水扑到之前，抢修了一条11公里的隔堤，保住了安乡县城；指挥堵塞书院洲溃口，用血肉之躯扼住了洪水之喉；湖北境内的黄金大垸溃决后，统帅抗洪大军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北大堤保卫战，拒千里洪峰于湖南重镇常德市之外……

　　就着堤外滚滚洪水，郑培民坐在堤上，吃着盒饭，静静地度过了自己的55岁生日。

　　雨过天睛，骄阳似火。

居住在大堤上的4万灾民头顶烈日，衣食不足，缺少清洁的饮用水和药品，眼看疾病就要在大堤上流行。

　　路过大堤的郑培民告诉司机“绕道走”--他不忍看着灾民们一边让太阳晒着，一边还呼吸着他的车扬起的灰尘。

但郑培民的心却没有绕着走，他拍板，要在3天的时间内，把几万灾民转移到可以吃上饭、喝上水的垸子里去。

　　命令一下，故土难离的灾民们落着泪，望着只落出屋顶的家园，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土地。

指挥部及时调来育苗的蔬菜种子，衣食无忧后，灾民用最快速度恢复了生活和生产。

接着，开展防疫工作的省医疗队来了，帐篷学校搭起来了。

堤外洪水滔滔，堤上书声琅琅，帐篷顶上，红旗飘飘。

　　水灾过后，郑培民提出，让老百姓从水窝子里搬出来，住到山上去。

　　中央提出移民建镇后，郑培民从方案到资金的落实都一一过问。

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

那是中央给农民的钱，不许坑农民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