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地租全球化与文化的商品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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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地租全球化与文化的商品化
地租的藝術︰全球化、壟斷與文化的商品化*
大衛．哈維DavidHarvey，王志宏譯
無疑地，文化已經成為某種商品。
但是有種廣泛的信念，認為某些文化產品和事件（無論是藝術、戲劇、音樂、電影、建築，或是更一般性的地方生活方式、史蹟、集體記憶和情感社群），與其他諸如裙子和鞋類等尋常商品不同。
雖然這兩類商品之間的邊界有非常多漏洞（而且或許越來越是如此），但是在分析上還是有加以區分的基礎。
當然，我們之所以把文化產物和事件區分出來，可能是因為我們忍不住要認定它們具有根本上的不同，位居較高層次的人類創造和意義上，勝過工廠裡大量生產和消費的產品。
但即使我們剝離了一切一廂情願想法（通常得到強大的意識形態支持）的殘跡，我們依然對那些被指認為「文化」的產品懷抱特殊感情。
那麼，這許多堪稱文化的現象，其作為商品的地位，應該如何與其特殊性質取得協調？
此外，越來越多涉身文化活動和生產的工作者（紐約都會區在1980年代早期登錄的「藝術家」就超過十五萬人，現在很可能增加到超過廿五萬人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階級位置，也值得探查。
他們構成了丹尼．貝爾（DanielBell）所謂的「文化群眾」（culturalmass）（定義為媒體及其他機構的文化傳遞者而非創造者）的創造性核心。
這個創造核心與文化群眾的政治立場，可說是影響深遠。
要記得，1960年代的藝術學院是激進討論的溫床。
它們後來歸於平靜和專業化，嚴重削弱了活躍騷動的政治。
激活這些機構成為政治關注的核心，並動員文化生產者的政治和鼓動力量，對左派確實是值得一試的目標，即使那牽涉了要在社會主義策略和思考上做些特別的調整。
批判地檢視文化、資本和社會主義替選出路之間的關係，在此可以是個有用的序曲，以便動員革命政治裡一向非常強大的聲音。
一 壟斷地租與競爭
我首先針對壟斷地租（monopolyrent）的意涵略作省思，以了解當代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與地域性（localities）和文化形式有何關聯。
「壟斷地租」這個範疇抽繹自政治經濟學的語言。
對那些比較關心美學（有時候甚至奉獻於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情感價值、社會生活及心靈等事務的文化生產者來說，這個字眼可能顯得過於技術性而枯燥無味，除了銀行家、開發商、地產投機者和地主的可能算計外，實在是沒什麼重要性。
不過，我希望能夠闡明，這個字眼非常有用：
只要有合宜的建構，它可以產生豐富的詮釋，藉以理解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地方政治經濟發展，以及文化意義和美學價值演變的糾纏裡，所產生的許多實際困境與個人難局。
所有的地租都奠基於私人擁有者對地球某個部分的壟斷力量。
壟斷地租乃源於社會行動者專斷地控制了某些直接或間接可交易的項目（這些項目的某些關鍵面向乃獨特而不可重製者），歷經一段時間後，得以實現利益，增加所得。
在兩種情況裡，壟斷地租這個範疇會浮上檯面。
第一種是因為社會行動者控制了具有特殊性質的資源、商品或區位，在關聯上某些活動時，他們就可以從意欲使用這類資源者那邊抽取壟斷地租。
馬克思認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可以賣得壟斷價格的產出頂級美酒的葡萄園。
在這種狀況下，「壟斷價格創造了地租」。
就區位而論，可能是（對商業資本而言）相對於運輸和通訊網絡的中心位置，或是（對連鎖飯店而言）相對於某些高度集中活動（如金融中心）的鄰近性。
商業資本家與旅館業者願意為土地的可及性付出額外費用。
這些都是壟斷地租的間接案例。
買賣的不是具有獨特性質的土地、資源或區位，而是透過使用而產出的商品或服務。
在第二種情況裡，土地或資源則是直接交易（例如葡萄園或地產本身因投機目的而販賣給多國公司資本家或銀行家）。
藉由囤積土地或資源，不投入目前的使用，卻覬覦未來價值，可以創造出稀有性〔譯按，即囤積居奇〕。
這一類壟斷地租可以延伸到藝術作品（例如羅丹或畢卡索的作品）的擁有權，因為這類作品（逐漸）是可以投資買賣的標的。
在此，畢卡索或區位的獨特性構成了壟斷價格的基礎。
這兩種壟斷地租形式通常彼此交錯。
以酒聞名的葡萄園（及其獨特的宅邸和美麗的實質環境），可以直接以壟斷價格出售，一如這塊土地所出產的風味獨特美酒。
一件畢卡索作品，可以為了獲取資本利得而購買，然後以壟斷價格出租給別人展示。
與金融中心的鄰近性，除了間接交易，也可以直接交易，例如連鎖飯店租借或購來自用。
但是這兩種地租形式的差別依然重要。
例如，西敏寺和白金漢宮不太可能（雖然並非全無可能）可以直接販賣（即使是最狂熱的私有化論者，在此也會遇到阻礙）。
但是它們大可透過觀光產業的市場操作（或者在白金漢宮的例子裡，透過女王）來交易。
但是壟斷地租這個範疇有兩項矛盾。
兩者對於後文的論證都很重要。
首先，獨特性與特殊性對「特殊品質」的定義都很要緊，但是可交易性的要求，意味了沒有任何物品可以那麼獨特或特別，完全超出了金錢計算。
畢卡索和莫內、馬內、原住民藝術、考古出土文物、歷史建築、古代遺跡、佛教寺廟，以及沿科羅拉多河泛舟、置身伊斯坦堡或聖母峰巔的經驗一樣，都必須有個貨幣價格。
誠如這張名單所示，這裡有某種「市場形成」上的困難。
雖然藝術品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出土文物，已經形成了市場（有些幾經研究的案例，說明了某些藝術形式，例如澳洲原住民的藝術，進入市場後的遭遇），但是名單裡有些項目很難直接納入市場（這正是西敏寺的問題）。
許多項目甚至很難間接交易。
這裡的矛盾在於這些項目越容易交易，就越缺乏獨特性和特殊性。
在某些狀況裡，買賣本身就會破壞獨特性（當這種獨特性質仰賴諸如荒野、遙遠，或美感經驗的純粹性時，尤其如此）。
更一般地說，若這些物品或事件可以輕易買賣（而且能夠偽造、仿冒、模仿或擬仿），就越無法提供壟斷地租的基礎。
在這裡，我想到一位學生的抱怨，認為她的實際歐洲經驗和迪士尼世界相較之下，真是乏善可陳。
在迪士尼世界裡，所有國家都靠在一起，向你展現最好的一面。
歐洲真無聊。
大家都說些奇怪的語言，東西又很髒。
在歐洲，有時候好幾天都看不到有趣的事情，但是迪士尼世界裡總是有不一樣的事發生，大家都很高興。
那可好玩多了。
設計得真棒。
雖然這聽來像是可笑的評斷，但是想到歐洲是多麼想要根據迪士尼的標準來重新設計自己（還不僅是為了迎合美國觀光客），可是件嚴肅的事。
但是，這正是矛盾的核心所在，歐洲越是迪士尼化，它的獨特性與特殊性就越少。
伴隨著純粹商品化而來的溫和均質性，抹除了壟斷的優勢。
文化產品變得和一般商品沒什麼兩樣。
沃夫甘．豪格（WolfgangHaug）寫道，「消費產品轉變成為壟斷美學價值的企業產品或『商標物件』，大體上取代了基本或『一般』產品」，因此「商品美學」延展其疆界「更深入了文化工業的領域」。
相反的，每位資本家都試圖說服消費者相信他們商品獨特且無可複製的性質（因此有品牌、廣告之類的東西）。
這兩方面的壓力，都威脅要擠掉支撐壟斷地租的獨特性。
因此，如果要實現和維持壟斷地租，就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商品或地方保持足夠的獨特性和特殊性（稍後我會提到這是什麼意思），以便在一個商品化且經常是激烈競爭的經濟裡，維持壟斷差距。
但是在一個預設競爭性市場之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裡，為什麼可以容忍任何形式的壟斷，更別說是追求了？
我們在此遇到了第二個矛盾，就其根源而論，它是第一個矛盾的鏡像。
馬克思很久以前就觀察到，競爭總是傾向於壟斷（或寡占），因為在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裡，存活的最適者會消滅虛弱的廠商。
競爭越激烈，邁向寡占（若稱不上壟斷的話）的趨勢就越快。
因此，毫不意外，近年來市場自由化和對市場競爭的頌揚，造成了不可思議的資本集中（微軟、RupertMurdoch,Bertelsmann，金融服務，以及航空、零售業，甚至是像汽車、石化等舊產業，都掀起一股接管、合併和重組風潮）。
這個趨勢向來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動態的麻煩特質，因此有美國的反托辣斯立法，以及歐洲壟斷與合併委員會的工作。
但是這些虛弱的抵抗，無法勝過龐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資本家積極培植壟斷勢力的話，這種結構動態也不會那麼重要。
他們據此實現了對於生產和行銷的廣遠控制，穩定他們的商業環境，以便從事理性計算和長期規劃，減少風險和不確定性，並且更一般地確保自己的處境相對平順而沒有麻煩。
用阿弗瑞德．錢德勒（AlfredChandler）的話來說，企業那看得見的手，比起亞當斯密（AdamSmith）大為鼓吹（而且近年來在我們面前誇耀到令人厭惡，作為當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引導力量）的市場那看不見的手，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而言，是重要得多了。
但這裡正是第一種矛盾的鏡像顯示得最為清楚之處：
市場過程深深仰賴（各種）資本家對於生產剩餘價值之手段——包括金融和土地——的個別壟斷。
請記得，一切地租都是私人所有權對地球任何部分之壟斷力量的報償。
因此，私人財產的壟斷力量，乃是一切資本主義活動的開端和終點。
某種無法交易的法律權利存在於所有資本主義交易的根基，使得非交易性的選擇（囤積、儲存、吝嗇的行為）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的重要問題。
所以，純粹的市場競爭、自由的商品交換，以及完美的市場理性，對於整合生產和消費決策而言，是相當罕見且具週期性不穩定的設計。
問題在於讓經濟關係有足夠的競爭性，但保持個人和階級對於私有財產的壟斷優勢，而私有財產正是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系統的根基。
最後一個論點需要進一步說明，讓我們更接近目前處理的課題。
很多人錯誤地假設龐大且極致的壟斷力量，最清楚地顯現於巨型企業的資本集中和聚積。
相反的，小型廠商則被廣泛且再度錯誤地假設是競爭性市場狀況的標記。
根據這種衡量標準，一度是競爭性的資本主義，隨著時間過去，逐漸變成壟斷的資本主義。
這項錯誤乃部分源自過於表面地運用了馬克思有關「資本趨向集中的律則」，忽略了他的反論證，即「如果不是因為有具備持續分散效果的反向趨勢，那麼集中將會很快導致資本主義生產的崩潰」。
但這種錯誤也得到通常忽略了空間和區位脈絡的經濟學廠商理論支持，即使這種理論（在它紆尊降貴考量這個議題的罕見時刻裡）確實接受區位優勢涉及了「壟斷性競爭」。
例如，十九世紀的啤酒製造商、麵包師傅、燭臺製造商，在地方市場上都得到相當程度的保護而免於競爭，因為運輸成本很高。
地方壟斷力量無所不在（即使廠商規模很小），包括了從能源到食物的各種產品，而且很難打破。
從這種標準來看，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遠遠沒有今日那麼競爭。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運輸與通訊條件的變化加進來成為關鍵的決定性變數。
透過資本主義的「以時間消弭空間」傾向，空間阻礙逐漸消失，許多地方產業和服務失去了它們的地域保護和壟斷優勢。
它們被迫與其他地方的生產者競爭，最初是和鄰近地區，後來則和更遙遠的地方競爭。
啤酒釀造的歷史地理學，就此而論，頗具啟發性。
十九世紀，大部分人喝的是當地釀的酒，因為別無選擇。
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國的啤酒生產和消費已經區域化到一定程度，並維持到1960年代（除了健力士〔Guinness〕以外，從沒聽過進口貨）。
但隨後市場就變成全國性的（NewcastleBrown和ScottishYoungers出現在倫敦和南方），接著是國際化（進口貨突然大為風行）。
如果現在還有人喝當地啤酒，那是出於選擇，通常是因為某種對地域的原則性依戀，或是啤酒的某些特殊品質（技術、水質，或其他），讓它與眾不同。
直言之，競爭的經濟空間在形式和規模上都隨著時間變化。
近來的這一波全球化，明顯減少了歷史上因運輸和通訊成本而致的壟斷保護，制度性貿易障礙（保護主義）的移除，同樣也消除了這類手段所導致的壟斷地租。
但是資本主義不能夠沒有壟斷力量，而且熱切地想要掌握壟斷手段。
所以，檯面上的問題乃是在所謂的空間和區位「自然壟斷」所提供的保護，以及國界和關稅的政治保護，即使尚未完全消除，卻都已經嚴重減少的情境下，如何組構起壟斷力量。
顯而易見的答案是把資本集中於巨型企業，或是建立支配市場的鬆散聯盟（例如航空和汽車業）。
我們已經見到許多例子。
第二條路是透過規範所有全球貿易的國際商業法規，來確保私有財產權的壟斷權利。
專利和所謂的「智慧財產權」因此成為主要的鬥爭場域，壟斷力量藉此得到一般性的確保。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製藥業獲得非比尋常的壟斷力量，部分是源於資本的大幅集中，部分源自專利和授權協議的保護。
而且它還試圖針對各種基因材料（包括熱帶雨林裡，傳統上是原住民所採集的稀有植物）建立財產權，飢渴地追求更多壟斷力量。
當某個來源的壟斷優勢不再，我們便會見到毫無顧忌透過其他手段保持和組構壟斷的嘗試。
我在這裡沒辦法評論所有的趨勢。
不過，我想要更仔細探討這個過程裡，最直接衝擊地方發展和文化活動問題的那些面向。
我首先要說明，可以歸於區位和地域性的壟斷力量，其定義牽涉了不斷的鬥爭，而且「文化」理念之所以越來越和這些確保壟斷力量的嘗試糾結在一起，正是因為獨特性和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宣稱，可以最好地展現為特殊且無法複製的文化宣稱。
我從最明顯的壟斷地租例子談起，亦即「可以售得壟斷價格的生產頂級美酒的葡萄園」。
二 酒類生意的冒險
酒類生意和啤酒釀造一樣，在過去三十年裡變得越來越國際化，而且國際競爭的壓力產生了某些奇特效果。
比如說，面對來自歐盟的壓力，國際酒類製造商（歷經漫長的法律爭議和密集協商）同意逐漸廢除酒類標籤上「傳統表達」的使用，這最後可能包括了像是宅邸（chateau）、地產（domaine）等字眼，以及香檳（champagne）、伯艮地（burgundy）、夏布利（chablis）或索泰爾納（sauternes）等類屬名詞〔譯按：
都是法國著名產酒地點，並成為某類酒的代稱〕。
這麼一來，歐洲造酒業在法國領導下，試圖透過堅持土地、氣候和傳統（全兜攏在法語「沃土」（〔terroir〕）這個字眼底下）的獨特優點，以及名稱所確保的產品獨特性，來保障其壟斷地租。
在諸如「名稱管制」（appellationcontrôlée）的制度性控制鞏固下，法國酒類生意堅持了其產品的真實性和原創性，奠定了作為壟斷地租基礎的獨特性。
澳洲是同意這種做法的國家之一。
維多利亞塔必爾克宅邸（ChaeteauTahbilkinVictoria）被迫將「宅邸」從標籤上除去，裝模作樣地宣告「我們很驕傲澳洲不必使用這些承繼自往日其他國家和文化的字眼」。
為了彌補，他們指認出兩種因素，結合起來後，「讓我們在酒類世界裡擁有獨特地位」。
他們是全球僅有的中期氣候深受內陸水源（眾多的湖泊和潟湖調節氣候，變得涼爽）影響的六處產酒區域裡的一個。
他們的土壤非常特別（只有維多利亞的另一處地方有），是帶有高含量氧化鐵而呈現紅色的沙質壤土，「對葡萄品質有正面影響，增添了我們酒類的某種獨特地方風味」。
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界定「納甘必湖」（NagambieLakes）為獨特的葡萄栽培區域（想必是得到了澳洲酒類暨白蘭地協會的地理指標委員會認證，該委員會的任務正是辨認全澳洲的葡萄栽培區）。
塔必爾克因此透過它所在區域環境條件的獨特配合，建立了對壟斷地租的對抗性宣稱。
它的做法類似法國造酒商強調的「沃土」和「地產」的獨特性宣稱，並且與之競爭。
但是我們遇到了第一種矛盾。
所有的酒都可以交易，因而在某種意義上無論來自何方，都可以相提並論。
來到羅伯．帕克（RobertParker）和他定期出版的《嗜酒者》（WineAdvocate）。
帕克根據酒的味道來評鑑，並不特別介意「沃土」或任何其他文化歷史的宣稱。
他以其獨立地位著稱（大多數其他指南都有造酒業裡擁有影響力的部門支持）。
他根據自己特殊的品味來替酒排名。
他在美國這個主要市場裡有眾多追隨者。
如果他給來自波爾多（Bordeaux）的酒六十五分，給一款澳洲酒九十五分，價格就會受到影響。
波爾多酒商非常害怕他。
他們曾控告他、誹謗他、辱罵他，甚至實際上攻擊他。
他挑戰了他們的壟斷地租基礎。
我們可以得到結論，壟斷性宣稱既是產品特殊性質的反映，也是「論述效果」和鬥爭的結果。
但如果「沃土」和傳統的語彙要被拋棄，有什麼樣的論述可以取而代之呢？
帕克和許多其他從事酒類生意的人，近年來發明了一套描述酒的語言，諸如「有桃李的氣味，帶點淡淡的百里香和醋栗味道」。
這種語言聽來怪異，但是這種論述移轉，對應了酒類生意漸興的國際競爭和全球化，扮演了特殊角色，反映了酒類消費沿著標準化生產的商品化。
但是酒類消費有許多向度，開闢了有利可圖的門路。
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種美學經驗。
這不僅是正確食物配上好酒（對某些人而言）的單純愉悅，西方傳統裡還有許多其他參照物，可以回溯到神話（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和巴邱思〔Bacchus〕）、宗教（耶穌寶血和領聖餐儀式），以及節慶、詩歌和文學裡頌揚的傳統。
酒類和「正確」品鑑的知識，通常是階級的標記，可以分析為是種「文化」資本形式（一如布迪厄〔Bourdieu〕的說法）。
酒搭配對了，可能有助於簽下好幾樁重大商業契約（你會信任一個不知道怎麼挑酒的人嗎？
）。
酒的風格和地區料理有關，因此鑲嵌於那些讓區域特性轉變為生活方式（以特別的感覺結構為標記）的實踐裡（很難想像希臘左巴喝的是MondaviCalifornianjug酒，即使這在雅典機場裡有賣）。
酒類生意牽涉金錢和利潤，但也涉及了一切意義下的文化（從產品的文化，到圍繞著酒的消費的文化，以及環繞著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文化資本）。
對於壟斷地租的恆久追尋，導致了在這些領域裡找尋特殊性、獨特性、原創性和真實性的判準。
如果獨特性無法建立在「沃土」和傳統的訴求，或是風味的直接描述上，那麼就必須找到其他區辨模式，以便建立壟斷宣稱，以及設計來保證這些宣稱真確性的論述（美國現在流行的廣告譬喻是保證誘惑的酒，或是聯繫上懷舊和營火的酒）。
在實際上，我們在酒類生意裡發現的是一大群相互競爭的論述，全都有關於產品獨特性的不同真理宣稱。
但在此，我回到我的起點，即這一切論述移轉和搖擺，以及支配酒類國際市場之策略的眾多變化和曲折，在其根本上不僅是追求利潤，還是尋求壟斷地租。
在這裡頭，真實性、原創性、獨特性和特殊而無可複製的特質日益浮顯。
以和我先前描述的第二種矛盾一致的方式，全球化市場的普遍性，產生了強大的力量，試圖確保不僅是私有財產權的持續壟斷優勢，還有因為將商品描述為無可替代而產生的壟斷地租。
三 都市企業主義、壟斷地租與全球形式
酒類生意近來的鬥爭，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模型，據以理解全球化當前階段的各種現象。
這些鬥爭特別適用於了解地方文化發展和傳統，如何透過蓄積壟斷地租的嘗試，而被吸收進入政治經濟思想的計算裡頭。
這也提出了對地方文化創新和地方傳統之復甦與發明的當前興趣，如何附著於汲取和挪用這種地租的慾望上。
由於各種資本家（包括精力最充沛的國際金融家）很容易受到壟斷力量的獲利前景誘惑，我們可以馬上辨認出第三種矛盾：
最貪婪的全球化人士會支持有潛力產生壟斷地租的地方發展，即使這種支持的效果，正是造成敵視全球化的地方政治氣候！
強調峇里島地方文化的獨特性和純粹，對於旅館、航空公司和觀光產業可能很重要，但是若這鼓勵了激烈抵抗商業化之「不純粹」的峇里運動時，會發生什麼事？
且讓我們更深入探討這種矛盾對於都市發展政治的衝擊。
不過，要這麼做，需要簡短地將這種政治放在和全球化的關係中定位。
近幾十年來，都市企業主義（entrepreneurialism）在全國和國際上都變得重要。
我所謂的都市企業主義是指都市治理中的行為模式，它混合了國家權力（地方、都會、區域、國家或超國家），以及市民社會裡各種組織形式（商會、工會、教會、教育和研究機構、社區團體、非政府組織等等），以及私人利益（企業與個人），以便形成推動或管理某種形式之都市∕區域發展的聯盟。
這個議題現在已經有眾多研究，顯示這些治理體系（有各種名稱如「都市政權」（urbanregimes）、「成長機器」或「區域成長聯盟」）的形式、活動和目標，隨著地方條件和運作其間的各種勢力的混合，而有極大的變異。
這種都市企業主義在新自由主義形式之全球化裡的角色，也已經有相當仔細的探討，最常見的是擺在地方–全球關係和所謂的「空間–地方辯證」的標題底下。
大部分曾經探究這個問題的地理學者，都正確地得到結論，指出若認為全球化是影響地方發展的因果力量，便犯了個範疇錯誤。
他們正確的主張，此處攸關利害的是跨越不同層次、相當複雜的關係，地方的創制可以向上浸透到全球層次，反之亦然，同時位居特殊界定之層次——都市間與區域間的競爭是最明顯的例子——裡的過程，可以重塑全球化所依存的地方∕區域形貌。
因此，全球化不應該看成是沒有分化的統一體，而是全球資本主義活動和關係，在地理上接合起來的模式化（geographicallyarticulatedpatterning）。
但是所謂的「地理上接合起來的模式化」到底是什麼意思？
當然，有非常多（不同層次尺度上）不均地理發展的證據，以及至少有一些令人信服的理解其資本主義邏輯的理論推導。
其中有些可以從方便的角度，理解成是移動的資本（金融、商業和生產資本在這方面的能力不同）這一方想要四處移動，以便在剩餘價值的生產和挪用上獲取優勢。
實際上可以辨認出一些趨勢，符合「衝到底線」的簡單模型，其中最廉價和最容易剝削的勞動力，成為資本移動性和投資決策的引導標誌。
但是也許多相反的證據，指出在投射為不均地理發展的單一因果解釋上，這是過度簡化的做法。
一般的資本流入高工資區域的可能性，和進入低工資區域一樣大，而且其在地理上的引導標準，相當不同於資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統上設定的那些判準。
這個問題部分（但不完全）源自忽視土地資本範疇，以及對營造環境（bulitenvironment）之長期投資重要性的習慣，而土地和營造環境在定義上是不會在地理上移動的（相對可及性的意思除外）。
這種投資，尤其是投機性的投資，如果第一波證明有利可圖，總是會籲求進一步的投資（為了填滿會議中心，我們需要旅館，而這又需要運輸和通訊，繼而又需要擴張會議中心…）。
因此在都會區投資的動態裡，有種循環且累積性的因果關係成分在運作（例如整個倫敦船塢區的再發展，以及加納利碼頭〔Canary Wharf〕的財務可行性，立足於進一步的公私部門投資）。
這就是都市成長機器經常出現的情形：
投資過程的動態與在正確時間和地點提供關鍵公共投資彼此協調，以促成都市間與區域間競爭的成功。
但如果不是因為有可能獲取壟斷地租，就不會那麼有吸引力了。
例如有個著名的開發商策略，就是保留某些開發案裡最上乘而容易出租的一塊土地，以便在整個計劃實現以後，能夠汲取壟斷地租。
知悉狀況且擁有所需力量的政府，也可以這麼做。
如我所知，香港政府的主要財源也是來自透過以非常高的壟斷價格，控制公有開發土地的銷售。
這繼而轉換為房地產的壟斷地租，讓香港成為對透過房地產市場運作的國際金融投資資本而言，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當然，因為它的區位，香港有其他的獨特性宣稱，就此也可以因為提供壟斷優勢而交易暢旺。
同樣的，新加坡也著手攫取壟斷地租，而且以差不多的方式，獲得極大成功，雖然其政治經濟手段相當不同。
這種都市治理最主要是導向建構地方投資模式，不僅是實質基礎設施如運輸和通訊、港口設施、下水道和自來水，也有社會基礎設施，例如教育、科學與技術、社會控制、文化和生活品質。
目標在於在都市化過程裡創造足夠的合能（synergy），以便私人利益和國家權力可以創造和實現壟斷地租。
當然，並非所有努力都會成功，但即使是不成功的案例，也都可以部份或大體上從其未能實現壟斷地租的角度來理解。
但是壟斷地租的追求並不侷限於地產開發、經濟創制和政府財政等作為。
它有更廣泛的運用。
四 集體象徵資本、區辨標記與壟斷地租
如果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等宣稱，構成了掌握壟斷地租能力的基礎，那麼還有什麼領域，可以比歷史建構的文化產物和實踐，以及特殊環境品質（當然包括了營造、社會和文化環境），更適合提出這類宣稱呢？
就像酒類生意一樣，這類宣稱除了基於物理事實，也是論述建構和鬥爭的結果。
有許多宣稱仰賴歷史敘事、集體記憶的詮釋與意義、文化實踐的涵義等等：
在這類宣稱的建構上，總是有強大的社會與論述成分。
然而，一旦建立之後，這些宣稱可以不斷諄諄教誨，以便汲取壟斷地租，因為至少在某些人的心裡，除了倫敦、開羅、巴塞隆納、米蘭、伊斯坦堡、舊金山或任何所在，不會有別的地方可以獲得這些地方被認定獨有的那些東西了。
最明顯的例子是當代的觀光事業，不過我認為只停留在這裡是個錯誤。
因為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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