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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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
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
——对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杨瑞龙 刘 刚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的共同治理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普遍的管理实践,但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却始终摆脱不掉股东至上主义逻辑框架的束缚。
事实上,企业是“生产”和“规制”两重属性的统一。
企业治理及其最优所有权安排的探讨必须从企业本质的两重属性及其互动的角度动态地考察。
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双重约束下的企业所有权的集中,及其与分散对应的相互结合是最优所有权安排的常态,共同治理是企业长期发展和成长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企业所有权 企业治理 共同治理 契约 利益相关者
企业治理本质上表现为一个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
其核心命题是如何通过一个财产（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权利的契约安排实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分配,提高企业组织的决策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管理实践和各国改善和设计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指导原则。
1999年5月,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专门制定了《ＯＥＣ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从改善各国企业治理结构绩效的角度重申了共同治理的原则和思想。
该文件指出,一个公司的竞争力和最终成功是协同工作的结果,它体现了来自许多不同资源提供者包括职工的贡献。
近10年来,尽管企业治理问题已经成为企业理论研究的焦点,但基本上遵循股东至上主义逻辑考察问题,主张企业治理结构主体的单边性,并引入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等新兴经济学分析工具论证“资本雇佣劳动”是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
也有的学者从人力资本产权特征的变化和经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的角度对股东至上主义逻辑进行边际修正,提出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的可能性及其相关机制的设计。
但是这些理论分析和论证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传统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经验性的,缺乏理论分析的完整性和内在逻辑的一贯性。
本文试图采取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和方法讨论企业治理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传统和股东至上主义逻辑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共同治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普遍的管理实践,但是,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治理问题的研究,始终摆脱不掉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分析框架的束缚。
他们把现实存在的共同治理实践及其发展趋势只是看作一种尚待解释的对股东至上主义的某种偏离,并且认为解释这种偏离的惟一途径不是在理论分析上另辟蹊径,而是给予传统理论以足够的时间发展和推导出一个能解释这种偏离的更充分的理论模型[1]。
我们认为,出现上述思维逻辑的根源在于现代企业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的源与流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机械个体主义分析方法是股东至上主义逻辑的基础。
对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内在逻辑及其局限性的考察是我们讨论企业治理问题的前提。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个理论分析中,贯穿其中的最基本内核是简单化的机械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即抽象经济人假设和局部、静态的边际均衡分析。
这种分析方法是经典牛顿力学的简单类比,基本逻辑涵义是复杂的整体可以机械地还原为部分之和。
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任何经济问题都把经济行为主体（不论是单个个体还是单个个体的集合）看作是抽象的经济个体,例如消费者、生产者等。
经济主体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
第一,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而且这种目标函数是可以量化的;第二,其决策建立在精确的计算基础上。
因而,经济行为主体的每一项决策活动都可以进行局部的边际均衡分析。
初看起来,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企业的上述假设和我们的经验是相悖的。
相对于单个要素投入者,企业是一个整体。
企业的产出不仅取决于既有的生产技术而且取决于企业组织成员的专业化生产与协作。
在专业化生产中,组织不仅要面临技术、知识和信息等问题,而且要面对组织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
企业是否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以及能否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是需要说明的问题,而不能作为分析问题的假设前提。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以及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把整体还原为机械的个体之和来解决上述悖论。
这些假设条件主要包括:
经济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充分信息、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与同质。
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假设。
在完全理性假设条件下,经济行为个体的目标函数是既定的并拥有实现其目标函数最大化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信息和计算能力。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成立的。
在组织成员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充分竞争和要素资源同质的条件下,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是可以实现的。
一方面在拥有完全的生产性知识条件下,企业的资源配置可以实现最优;另一方面投入和产出可以得到精确的计量,贡献和报酬完全一致,独立的组织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外部效应和利益冲突。
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可以实现短期利润最大化,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是利润为零,资本所有者只获得正常利息。
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上述认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是对简单所有者控制型或业主制企业形式的历史抽象。
简单所有者控制型企业是历史上最早的企业形式。
在这种企业形式上,企业的控制者和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是合二为一的。
第二,是用物权界定财产所有权这种传统法学理论和思维的反映。
物权主要从物质形态财产的归属的角度界定财产所有权。
它强调财产所有者对物质形态的财产的排他性的占有、支配和使用等权利。
同时,物权也强调物质资本所有者要承担风险。
因而传统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所有权的生产性作用在于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必须承担经营风险。
同时厂商理论另一个重要不足是对其核心观点的简单处理。
股东至上主义实际上是企业契约的结果和表现形式,而技术性生产函数实质是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产性知识集合。
这实际上已经隐含着企业具有“生产”和“规制”两重属性初步认识。
但是,新古典经济理论一方面把上述两个需要理论论证和说明的判断直接当成公理性假设[2];另一方面把企业的两重属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
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和机械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企业理论的演化过程可以看作是在修正和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论证、解释和发展上述核心观点的过程。
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现代企业理论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派别:
企业契约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
企业的契约理论是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修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和企业契约理论不同,企业能力理论的理论来源和分析方法是多元的。
企业的契约理论又分为两个大的分支:
不完备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
不完备契约理论以有限理性和信息非对称假设为前提,把企业的要素所有者划分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重要概念的引入,分析两类要素所有者的产权特征并讨论企业所有权的最优安排。
委托代理理论则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从信息非对称的角度讨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条件下如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机制设计问题。
企业契约理论在遵循新古典理论分析传统的基础上,从企业组织成员单个个体的行为角度出发,机械地、孤立地和静态地考察企业组织成员的产权特征及其在企业契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忽略对企业“生产”属性及其与“规制”属性相互关系的研究。
因而,企业的契约理论一直没有突破股东至上主义逻辑框架。
我们认为,从企业组织成员活动的相互依存性出发,揭示企业本质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突破传统理论思维和股东至上主义逻辑的关键。
企业本质的两重性
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两个基本假定隐含了新古典经济学从“生产”和“规制”两个方面理解企业的本质。
从“规制”属性上看,企业是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契约组织。
实际上,在企业理论发展史中,第一个初步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是马克思的企业理论。
他从企业的历史起源和两类分工划分（企业组织内部和外部分工）出发,认识到企业是“生产”和“规制”两重基本规定性的统一,揭示了“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决定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角度分析了企业两重基本规定性的内在矛盾运动。
由科斯开创的企业契约理论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规制”属性的认识,主张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本质上表现为与市场不同的契约形式。
科斯提出,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在于交易成本的边际比较。
威廉姆森从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分析了机会主义行为存在的可能,提出企业作为契约性治理形式的有效性。
哈特和格罗斯曼（1986）则从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出发讨论企业所有权的最优安排。
他们认为,在交易主体有限理性、信息非对称和存在交易成本的条件下,企业契约是不完备的,并从企业剩余的生产、风险的控制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论证企业所有权安排的重要性。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与上述的发展思路不同,他们从企业的团队生产的“生产”属性出发说明企业所有权安排契约的重要性。
他们指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资源的所有者通过专业化协作提高生产效率,由此产生了对那种能促进合作的经济组织的需求。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通过团队生产或协作生产的度量问题的引入分析企业契约的特殊性,并指出企业通过剩余权利的集中对应分配实现企业协作生产的效率水平的提高。
从“生产”属性看,它是企业区别于市场组织的根本标志。
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庭以家庭成员的自然分工为基础,家庭组织成员之间是非独立的产权主体,不存在独立产权主体之间的平等而自由的契约关系。
“规制”属性是企业区别于家庭生产的根本标志,因而,“生产”和“规制”两重基本规定性统一是企业本质特征。
从现实性上看,企业在本质上是一定契约结构条件下的专业化生产与协作的组织形式。
和家庭生产相区别,企业是在一定契约结构条件下的专业化生产;和市场契约不同,企业的契约安排是建立在各独立产权主体专业化生产基础之上的。
为此,我们引入知识分工等范畴,从企业组织成员个体决策的角度揭示企业本质的两重基本规定性及其内在联系。
经济学把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活动过程理解为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过程,选择本身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过程。
我们首先假设,企业组织活动是企业组织成员个体决策及其相互依存的结果;其次,企业组织成员的决策是有限理性的。
不同于完全理性假设,有限理性把经济活动主体的认知结构纳入到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中来,指出经济行为主体在决策过程面临着知识和能力的限制[3];最后,在企业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知识分工,即专业化生产所需的知识在组织成员之间是分散的[4]。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对厂商的两个核心假定是非现实的。
首先企业的产出不仅取决于每个组织成员所面临的知识和能力限制,而且还取决于处于分散状态的知识的协调。
面对不同的知识存量和协调水平,企业的产出是不同的,而且每种产出量都是可能的和现实的。
其次,企业的效率更主要地取决于组织成员个体活动的相互依存性,目标函数不一致和信息非对称使企业面临着代理问题和机会主义的威胁。
再次,在对环境缺乏全面认识的情况下,企业决策过程中预期的困难将造成企业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
所谓的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理想。
正是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非现实性的认识,奈特、威廉姆森和德姆塞茨等分别从不确定性、机会主义和团队生产的度量问题出发考察企业问题。
那么,在上述约束下,企业是如何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呢?
我们认为,企业专业化生产效率的实现依赖于企业组织内部独特的决策和决策权的分配机制,其中,共同知识（包括默示知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企业组织的决策过程和单纯的个体决策过程不同。
企业决策过程建立在组织成员个体决策的基础上,但是企业组织成员的个体决策是非独立的、相互依存的,是组织成员个体决策的分工与协作的过程。
为了说明这种依存性,我们从如下方面理解企业组织成员的个体决策行为。
首先,决策是一个从前提到结论的推导过程。
从人类思维逻辑的规律性上看,决策的前提是最根本的。
只要逻辑推理过程是一致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当中。
决策的前提就是决策主体所拥有的知识和信息集合。
其次,决策的前提又可以划分为共同知识和私人知识。
共同知识是指组织提供给组织成员的作为决策前提的知识和信息,而私人知识则是组织成员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信息。
在企业组织决策中,组织成员个体决策的相互依存性首先表现为决策前提的相互渗透和共同知识的分享。
企业组织成员的决策过程就是在对上述决策前提的认定的基础上做出的。
在上述理论准备的基础上,我们考察企业本质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
企业的专业化生产是通过组织成员之间决策分工与协作及其前提的渗透和共享实现的,专业化生产的效率取决于企业内部以知识分工为基础的知识积累。
企业的知识分工的演化过程包括共同知识和私人知识的积累,两者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形成企业的核心知识和能力[5],并成为企业之间异质性和效率差异的根源。
同时,和决策相对应的是决策的权力,企业专业化生产又是通过决策权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分配实现的。
从“生产”的角度看,企业专业化生产效率的基础是决策权的分配或安排与企业组织成员在专业化生产中所形成的与知识分工相对应的决策结构相一致,即决策权和决策者的知识基础的对应。
但是,从“规制”的角度看,有限理性和组织成员目标函数不一致将导致代理问题和机会主义。
如何处理两重基本规定性对立和统一对企业组织决策权分配的要求,现实企业组织效率是企业治理问题的核心。
决策权基础的转化:
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
决策权和决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决策权是直接进行决策和决定其他人如何进行决策的权力。
从这个角度上看,企业组织的任何成员都拥有决策权,只是决策的空间不同。
在组织内部,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组织成员的决策的分工与协作过程。
决策的分工与协作必然伴随着决策权在组织成员之间的配置。
从组织决策的分工与协调的角度看,决策权可以划分为控制决策权和自主决策权。
控制决策权可以划分为经营决策权（和资源配置相关的）和监督控制权（和动力问题或度量问题相关的）。
经济学所讨论的剩余权利一般是指控制决策权及其收益权（剩余索取权）。
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企业组织决策权的配置过程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决策权曾存在四个基本来源:
财产所有权、知识和信息、传统习俗和超经济强制。
其中,财产所有权和知识与信息是我们所考察的企业组织决策权力的基础。
现实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规定,决策权最原始和直接的来源是财产所有权（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有权）。
但是,从专业化生产效率的角度看（排除外部性可能）,决策权的基础是知识和信息,决策权和知识与信息基础的对应是企业组织专业化生产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现实中两种决策权的基础往往是冲突的、非对应的。
因而,如何实现决策权和知识基础的对应是企业组织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决策权和知识的对应存在着两条基本的路径:
一是将知识转移给拥有原始决策权的财产所有者;二是将部分决策权有条件地转移给拥有知识与信息的经济主体。
前一种方式面对的是知识分工条件下经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所带来的知识成本约束（知识的转移、学习和传递成本以及决策者缺乏知识和信息作出错误决策的机会成本）。
后一种方式则面对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代理成本（权利转让和委托代理过程中代理问题和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成本）。
究竟选择哪一种对应方式取决于两种方式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随着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知识成本存在着不断上升的趋势。
第一,在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中,企业组织成员的私人知识积累越来越专门化。
第二,在企业专业化生产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企业组织之间的共同知识的积累也越来越专门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企业的核心知识和能力。
在知识成本上升的约束下,决策权力由财产所有权向知识基础的转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财产权利的分离,企业各产权主体的交易以及财产权利契约化为企业组织决策权基础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同时,在决策权的上述转化中,代理成本将不断增加。
在决策权的分配过程中,企业将面临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共同约束。
代理成本主要指在权利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函数不一致所造成的成本,即设计、实施、维持适当的激励和控制制度的成本和由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引起的剩余损失的总和。
在两重成本共同约束下,企业组织通过决策权实现企业的专业化生产效率。
如图1所示,决策权的最优配置取决于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权衡点。
知识成本曲线随着企业集权程度的提高不断上升。
代理成本曲线随着集权程度的提高而递减。
总成本曲线是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之和点的轨迹。
如图1所示,在两种成本的共同约束下,最优决策权的配置点是总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实际上,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反映了企业组织的两类基本问题:
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
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企业组织决策权的配置实现企业的专业化生产的过程,而动力问题则是通过对代理行为的激励和约束解决企业组织决策权配置过程中的代理问题。
因而,企业的决策权配置的生产性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决策权在企业组织成员之间的合理配置实现以知识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化生产的效率;第二,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体系减少代理问题及其成本。
企业治理的核心是通过决策权的配置有效地解决企业组织的资源配置和动力两个方面的问题。
从“规制”属性上看,决策权的配置是企业各产权主体达成财产权利安排和契约的过程。
因而,企业治理表现为一个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即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问题。
企业所有权客体的重新界定与企业所有权最优安排
企业的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所有权安排是企业各产权主体（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平等博弈的结果。
企业所有权首先表现为剩余索取权。
企业剩余是企业支付固定报酬和成本后的盈余。
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安排首先取决于企业剩余是如何创造和生产出来的。
在简单生产协作条件下,企业剩余主要来自于企业的集中决策者对市场机会的把握和对其他组织成员的监督。
但是,随着企业内部生产专业化分工不断发展和深化,共同知识的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的提高,企业剩余最主要的来自于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和发展。
在企业契约不完备的条件下,谁拥有剩余索取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影响每个企业组织成员事后讨价还价的利益状态和事前的专用性资产的有效投资量。
企业的所有权主要指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企业的最优所有权安排是在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共同约束下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安排。
企业的契约理论机械地讨论企业的“规制”属性,只是从代理成本的角度考察企业所有权最优安排问题。
他们从企业组织成员行为的外部性或机会主义行为假设出发,主张一个最大化企业价值的所有权安排一定是使每个参与人的行动的外部效应最小化的所有权安排。
……这个原则表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应”或者“风险制造者和风险承担者的对应”。
在这一共识下,企业契约理论从资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不同产权特征出发讨论企业最优所有权的安排。
张维迎先生从非人力资本的可抵押性和易受人力资本的虐待的假定出发,认为企业最优所有权安排是“资本雇佣劳动”。
周其仁先生则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及其人力资本所有者面临激励问题的角度主张人力资本占优势的企业所有权安排。
杨瑞龙和周业安从产权的受限制性和人力资本也存在可抵押性的角度,提出企业治理主体的非惟一性,并认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分散对应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的企业所有权安排是最优的。
我们认为,企业的契约理论之所以在企业治理问题的探讨中出现上述“资本雇佣劳动”和“劳动雇佣资本”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忽略了企业“生产”属性以及两重属性相互关系的研究,把代理成本当作决定企业所有权安排的惟一变量。
我们引入知识成本因素,考察两种成本约束条件下的企业所有权最优安排,试图把企业治理问题的分析纳入到一个更一般的框架之中。
首先,从知识成本约束的角度看,企业在决策权集中与分散的相互结合中实现专业化生产的分工与协作。
相应地,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也是集中与分散对应的结合。
其分布的状态取决于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过程中企业组织成员私人知识积累的专用性程度。
其次,从代理成本约束的角度看,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主要考虑企业组织成员决策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对资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收益和保全的侵蚀,即资本风险问题。
此外,从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的形成、积累和发展的角度看,企业参与者的产权特征（风险和收益状态）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因而,即使只是从代理成本约束的角度考虑,企业所有权安排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边际修正的过程。
下面我们分三种情况考察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双重约束下的企业所有权最优安排。
第一种情况:
我们假设在企业形成和发展的初始状态,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只是表现为一种简单协作关系。
企业内部不存在共同知识的积累,人力资本也不存在资产专用性投资,企业剩余来自于集中决策者对市场机会的把握和对雇员的监督。
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承担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假设企业的知识成本为零,只存在代理成本约束（主要表现为监督成本和劳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最优所有权安排必然集中对应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即“资本雇佣劳动”是最优的企业所有权安排。
第二种情况:
我们假设代理成本为零,企业组织成员的目标函数完全重合,不存在机会主义倾向,企业所有权安排决定于知识成本约束。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决策权将是完全分散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将分散对应于每一个企业组织成员,即“劳动雇佣资本”的企业所有权安排是最优的。
第三种情况:
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常态。
企业存在着核心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并成为企业剩余生产和竞争优势的源泉。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临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双重约束。
在双重成本约束下,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必然是集中与分散对应的相互结合。
其最佳结合点是总成本的最低点。
在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正常情况下,共同治理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常态。
考虑到两类控制权在风险制造和风险承担上的非对称性,作为补充,在企业治理中监督控制权可以分离出来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行使（例如,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其他审计制度等等）。
图2描述了在两种成本约束下企业治理的三种情况,其中共同治理是一种常态。
从完整的企业治理的角度上看,企业所有权安排还要考虑财产保全及其破产清算与重组条件下的相机治理问题,即在与企业盈亏相关的不同经营状态下企业所有权的安排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属于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的所有权最优安排问题。
结论
我国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
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是实践向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
为此,我们在指出股东至上主义逻辑理论基础的局限性的基础上,从企业本质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出发讨论企业治理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在两种成本共同约束下,决策权的最优配置是在企业组织成员间的集中与分散对应的相互结合,共同治理是最优企业所有权分配或安排的常态。
共同治理将成为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实现治理结构创新与发展的基本原则。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项目号:
01ＡＪＬ008）《网络化条件下的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研究成果。
[1]这种思维集中表现在现代企业理论中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上。
[2]德姆塞茨（1997）强调,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这种简单处理是为了借助家庭和企业这两个“黑匣子”说明分工经济中价格机制的作用。
但我们认为,这并不能掩盖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内在局限。
[3]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是一种人类经济行为选择模型。
从西蒙的论述看,有限理性存在两重涵义:
一是在主观方面,人类的有限理性表现为经济选择过程中知识的不完备、已有经验的缺乏、预见的困难和价值体系的不完善。
二是指决策是有成本的。
特别是指决策过程中存在着信息的搜寻和计算成本。
在本文中,我们所理解的有限理性主要指前一种涵义,即知识的不完备。
而对后一种涵义及其“令人满意”原则目前尚处于争论当中。
在利润最大化假说者看来,“令人满意”原则只不过是某种成本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
[4]哈耶克强调知识的分散化问题,“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运行所依凭的大多数事实也都处于无知的状态”。
哈耶克认为,知识的分散化是知识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对有限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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