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对汉语的误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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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些都是问题。
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
有人说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
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
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评论【评论1】语言语言的的危机危机和和机遇机遇并存并存著名作家韩少功的演讲稿现代汉语再认识，2004年在清华大学演讲，200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很值得我们再认识。
韩少功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透过文学形式表达了深刻的思想。
这篇演讲稿子确实提醒我们对汉语的爱惜和保护意识，但是出现不少对语言的误解，特别是对汉语的误解。
从语言学理论普及角度，我们应该逐一解剖这些错误认识，提高人们正确认识语言特别是汉语发展的水平。
在这个语言活动空间高度发达的“语言狂欢”时代，肯定蕴藏了语言发展的许多机遇。
但是正如韩少功担心的，也潜藏着一些危机。
对于汉语来说，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危机和机遇呢？
是复古守旧还是开拓前进呢？
普通话永远会受到来自外语、古代汉语、现代方言汉语（民间语）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会取代普通话的主体地位吗？
复古倒退到古代书面汉语，难道是拯救普通话汉语的科学途径？
文字复古思潮今年高涨。
全国政协提案2008年出现郁钧剑等的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2009年出现潘庆林的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
一个是帮助简体字，一个是取代简体字，似乎要求倒退的程度在加深。
郁钧剑是著名歌唱家。
潘庆林是政治学博士，著名商人，天津市侨联副主席。
好在他们都不是语言学专家。
韩少功不同，他是汉语语言文学专业出身。
因此他没有提出用文言文取代白话文这样的彻底倒退的建议，他只是希望从冷宫中利用文言文资源来挽救普通话。
当然，他是作家，属于文学领域专家，还不能属于语言学领域的专家。
一、走出弱势的汉语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在法国出版，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
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
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
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很边缘。
但现在出现了变化。
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
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
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
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
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
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当然不是。
其实，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
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拼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
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国家也坚持文字改革的方向。
只是没有做成而已。
汉语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评论【评论2】不能不能为了为了反对反对汉字汉字改革改革混淆混淆汉语汉语和和汉字汉字大家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
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
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
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
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
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
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
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
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
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
【评论【评论3】不能不能混淆混淆汉语汉语的的“字字”和和英语英语的的“词词”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
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汉语的末日来临，因为汉语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
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汉语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语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汉语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
当时，很多人认为：
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
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汉语判死刑。
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汉语输入不但不比英语输入慢，反而更快。
【评论【评论4】应该应该综合综合分析分析文字文字输入输入的的速度速度和和代价代价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
西语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但汉语至今是另走一路。
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
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作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
有日本朋友同我说，日语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另一个是片假名，是英语computer的音译。
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
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
奇怪吗？
不奇怪。
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
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
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
【评论【评论5】不能不能混淆混淆新词新词的的借用借用和和自创自创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
我曾到过蒙古，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
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是诗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
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
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
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
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拒绝任何外来词。
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
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
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
怎么出版？
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是实在没有办法。
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
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
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
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
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评论【评论6】应该应该区分区分语言语言使用使用的的人数人数和和范围范围从上述四方面来看，汉语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汉语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语言。
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
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
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
第三个指标：
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质财富数量。
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
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二、来自文言的汉语我们常常说，现代汉语是白话文。
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
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
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
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评论【评论7】不能不能混淆混淆现代现代汉语汉语的的口语口语和和书面语书面语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
语言跟着文字走。
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
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
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
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
【评论【评论8】不能不能把把语言语言生活生活的的落后落后当做当做优势优势古代汉语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
从全世界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
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
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
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
有了纸，就可以写字。
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
欧洲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中国的造纸技术。
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
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翻动起来很困难，也过于昂贵。
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如果没有纸，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大多只能随嘴而变：
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
【评论【评论9】汉字】汉字统一统一无法无法保证保证汉语汉语口语口语统一统一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
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
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
一个“吃”字，上古音读qia，中古音读qi，现代音读chi，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
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
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英美人就更没法懂了。
【评论【评论10】不能不能夸大夸大文字文字有有统一统一国家国家的的能力能力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里。
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
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
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
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
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
“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
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缩写？
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
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
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
宋代以前，白话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
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
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
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
这个时候，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
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
比如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
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老舍，沈从文，周立波，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
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鲁迅是亦土亦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当然，外来语丰富了汉语，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
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
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
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
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
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
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
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
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
打土匪，只能叫“荡”。
“征”、“伐”、“讨”、“平”，“荡”，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
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
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
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
这不是一件好事。
【评论【评论11】不同不同时代时代的的语言语言应该应该遵循遵循不同不同的的社会社会要求要求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还可能分裂。
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用的是粤语文，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
但他们可以看懂。
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
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
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
看来，语言主导文字，或者文字主导语言，各有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
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语言与文字的两元并举，两者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
这是我们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齐时的理论盲区。
【评论【评论12】普通话普通话和和文言文文言文的的统一统一作用作用有有本质本质不同不同三、创造优质的汉语希腊语中有一个词：
barb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
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
什么是优质的汉语？
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
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
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
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
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
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个责任，使汉语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
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
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
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语语法。
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
汉语确实从英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使用“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弥补了汉语逻辑规制的不足。
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
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英语语法这只鞋。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汉语研究还在削足适履的状态。
我们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道：
“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意思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也是中国队胜了。
这一定让老外犯糊涂。
这种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在汉语里很多见。
【评论【评论13】不能不能混淆混淆汉语汉语本身本身和和汉语汉语研究研究问题问题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
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
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
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
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
还有成语典故，是汉语的一大传统。
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
应该说，其他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形成了成语典故的巨大储存量，其他语种无法与之比肩。
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
“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汉语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
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别时髦的前卫语言。
【评论【评论14】辩证辩证看待看待语言语言的的个性个性和和共性共性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
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和发展自己。
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
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们忽视。
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些都是问题。
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
有人说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
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
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我昨天听到有人说：
“我好好开心呵”，“我好好感动呵”。
这是从台湾电视片里学来的话吧？
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
实在是糟粕。
“好好”是什么意思？
“好好”有什么好？
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
“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
我有一个朋友，不久前告诉我：
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大哭一场，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
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
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
事实上，我们都要警惕：
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评论【评论15】辩证辩证看待看待语言语言的的精华精华和和垃圾垃圾（本文是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文化条件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暑期研讨班上的讲演。
）（2004）现代汉语再认识）现代汉语再认识时间：
2004年3月地点：
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格非老师给我出的。
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专深的研究，只有拉拉杂杂的一些感想与同学们交流。
我想分三点来谈这个问题，讲得不对，请同学们批评。
走出弱势的汉语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在法国出版。
我没有详细统计，但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
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那里出书一本、两本、三本、四本法文的书。
这个翻译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
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在读者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双向交流可能还不够对等，但就翻译量而言，中国不一定有赤字。
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
以前我多次去过法国，知道这种情况来之不易。
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
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韩少功等等。
很边缘呵。
但现在出现了变化。
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
有些法国朋友告诉我，一般来说，这样的专题书展一过，相关出版就会有个落潮。
但他们估计，这次中国书展以后，中国文学可能还会持续升温。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
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
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在不久以前，汉语是一个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语种。
在我们东边，日本以前也是用汉语的，后来他们语言独立了，与汉语分道扬镳。
在座的王中忱老师是日语专家，一定清楚这方面的情况。
同学们读日文，没有学过的大概也可以读懂一半，因为日文里大约一半是汉字。
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拼音文字。
平假名的历史长一些，是对他们本土语的拼音和记录。
片假名则是对西语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兰语的成分，也有后来英语、法语的音译。
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日文就是一锅杂生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众笑）。
当然，日本朋友曾告诉我：
你不要以为日本的汉字就是你们中国的汉字，不对，有时候用字虽然一样，但在意义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细微而重要的差异。
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
但他们借用了很多汉字却是一个事实。
日语逐渐与汉语分家也是一个不诤的事实。
我们再看韩文。
韩国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汉字，全面禁用汉字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
在那以前，他们在十五世纪发明了韩文，叫“训民正音”，但推广得很慢，实际运用时也总是与汉语夹杂不清。
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中韩双方的学者对话，发现我能听懂韩国朋友的一些话。
比方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创作与批评”，发音差不多是chongzhuogapeipeng（众笑）。
你看，你们也都听懂了。
还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
韩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过书写形式还用方块字，没有拉丁化。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认，但发音完全是外文；韩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书写完全是外文。
这就是说，它们或是在发音方面或是在书写方面，与汉语还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他们在政治上构成了中央帝国朝贡体系的一部分。
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
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
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
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当然不是。
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
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拉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
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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