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可以买快乐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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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可以买快乐吗
黄有光：
金钱可以买快乐吗?
金钱可以买快乐吗?
--为何应该增加公共支出?
----（根据黄有光教授1999年12月2日演讲整理）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谈人生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快乐。
当涂老师知道我演讲的题目后，说"当然可以买啦"，我说答案并不是这样明显，虽然并不是一定不可以，但也不是很肯定的。
我夫人对我说，你对管理学院的学生讲这个题目，不很适合吧，因为管理学院是要强调金钱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不一定喜欢听，我心里想，在政治学界有这样的说法，政客（politicians）讲选民爱听的东西，而政治家（statesmen）讲选民需要以及应该听的东西，我是搞经济学的，我宁愿作经济学者而不愿作经济学客，所以我讲的是你们应该听的，你们是否喜欢是另外一回事，过一会儿由你们来评判。
不过在中国讲这个题目可能有一点点超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一些内陆乡村，还是相当低的，所以金钱的重要性还相当大，不过我认为与其亡羊补牢，事后才来补救，不如未雨绸缪，事先作好准备。
你们听我讲过之后，可能将来的用处会更大。
那么，经济学者为什么讲快乐的问题?
这是因为：
第一，快乐是终极目标。
我认为快乐是人生最终的目的。
我们赚钱，我们工作，我们消费，最终都是为了得到快乐，如果能帮助他人得到快乐当然更好，不过最终目的都是快乐。
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如果你认为经济学者谈快乐的问题是不务正业，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更严重的不务正业已经有二十多年。
第三，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和经济学有关系的，因为我是搞福利经济学的，或者说福祉经济学（welfareeconomics）的，而我把福祉（welfare）就定义为快乐。
一、金钱能否买快乐?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是不够重视的。
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衡量上比较困难，而且也难进行人际上的比较，因此学者认为很难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且，许多经济学者认为这是规范性的问题。
其实，我认为快乐的衡量和人际比较，是对事实的主观判断（SubjectiveJudgementsofFact），并不是价值判断（valueJudgements），所以是可以进行科学的探讨的。
（见拙作Ng1972）
其次，我们也可以说：
衡量和人际比较上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对它的研究不够充分。
我在前几年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SocialIndicators'Research，使用了一种衡量快乐的方法，Ng1996的方法，得出快乐的计数的衡量，能进行人际比较。
所以我想如果有比较多的学者，经济学者象我这样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去作研究的话，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种困难。
一国同一时间，所得与快乐有正相关。
（Veenhoven1984,1993,Lepper1998）如果我们看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间，收入高的人是否比较快乐？
我们作这方面的比较，发现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略微快乐。
从这个意义上看，好象金钱可以买快乐，但买的程度并不是很高，因为这个相关性并不是很强。
收入高的人快乐一点，不是快乐很多。
我们比较不同的国家，收入较低和收入较高的国家的人民，人均收入高的人民是否快乐？
根据Cummins（1998）的比较，也存在一些正的相关，不过这个相关性也是很低，不是很强。
（Diagram）我们看一些数字。
我把这个表上的数字给大家念，数字越高就表示快乐越高，越低表示快乐越低，这些是国家。
人民最快乐的国家是北欧的国家，这个快乐是根据抽样者对自己快乐程度的估计，从非常快乐、快乐、不很快乐、不快乐，从10到1的评分进行研究得出的。
从高到低分别是北欧各国，包括丹麦、瑞典，接下来的是英语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英、美、加拿大、纽西兰，中南美巴西等，然后是东南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中东埃及、以色列，中欧各国匈牙利、波兰等，东南欧俄国、南斯拉夫、希腊等，印度和孟加拉，非洲，还有西南欧，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最低的是中亚，包括中国和日本。
我们看这个总的关系，它与金钱有一定的相关性。
象北欧，所得水平差不多最高，快乐也是最高的。
但这个相关性并不是很强。
例如我们看新加坡和印度，新加坡人均所得是印度的82.4倍，以购买力折算也有16.4倍，比印度高很多，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快乐水平是一样的，它们比日本高出很多，而日本在制这个指标时，是全世界人均所得最高的国家，这是几年前日元还没有贬值时。
还有法国，人均所得也很高，但快乐水平也很低。
所以这个相关性不是很大。
有一个研究者Schyns（1998）将先进自由国家，象英美，和其他国家分成两组，在这组里面，快乐水平和收入水平没有关系，在那组里面也没有关系，不过总的来讲，有一定相关。
因为在这组里面，所得高，比较快乐，而那组所得低，也比较不快乐。
在同一组内部，快乐水平与所得没有正相关。
可能你们会觉得，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日本的快乐水平比较低，可能是日本人比较谦虚，可能心里很快乐，但只说"还可以啦"，没有把真正的快乐水平反映出来。
因此，我们如果看同一个国家快乐水平的历来变化，可能会比较可靠。
它的快乐水平是否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提高？
这是美国的指标。
这是人均最后实际收入，已经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从1930年的三四千元增加到1994的一万七千左右，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好多倍。
而对快乐的衡量，所有人里面认为自己非常快乐的百分比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活动，没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钱翻了很多倍，但是快乐没有增加。
这是美国的情形。
下面我们来看看日本。
在这段时期里面，日本的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加比美国又多了很多倍，但是它快乐的衡量完全没有增加，我们刚才讲过，日本人可能很谦虚，没有讲出自己很快乐，不过这几十年来，他们的谦虚程度不但没有增加多少，反而有所减少。
所以说日本人比较谦虚，不能解释他们的所得增加了这么多倍，但是快乐水平却依旧不变。
二、婚姻、宗教、成就p可能有人会认为，快乐水平是不能变的。
答案是不。
因为有很多因素会使快乐水平有很大的不同。
已婚者远比单身者快乐。
（diagram）例如我们比较结婚的人和单身的人，他们的快乐水平相差很多。
这是美国的资料，这是认为他们非常快乐的百分比。
这是1972年到1990年。
结婚的人占42%左右，而没结婚的人占百分之二十三四左右。
而随着这几十年中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但这快乐的衡量点并没有变动，已婚的人和单身的人相差很大。
所以是否结婚对快乐的影响更重要，收入的重要性在它之下。
这对在座诸位不论是已结婚的还是单身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笑）我想你们多数是单身的，这意味着你们拿到学位后不要搞得太死了。
可能有人会说，这话应该倒过来的，不见得因为结婚增加你的快乐，而是快乐的人比较容易找到对象跟他结婚。
我想这个作用是有一些，但应该不是很大，因为找不到对象结婚的人是少数，而不是很多，另外我觉得因为结婚而产生快乐这个因素也是相当强的，至少从我本身的经验里可以得到说明。
（笑）我可以百分之百，至少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地说，我即使不结婚也会很快乐，但结了婚更快乐。
我记得在中学时听老师讲过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
我老实说，文章我不敢讲，可能心里有数，但不敢讲，（笑）但是老婆肯定是自己的好。
甚至有人计算说，已婚者和未婚者之间快乐的相差是相差多少钱，这是澳大利亚的资料。
这条是所得，这条是衡量快乐的水平。
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不是很快。
这是单身的，这是结婚的。
也许有人要问，如果一个单身的人与一个已婚的人所得相同，他的快乐比已婚的低，他要比已婚的人所得的高出一定量快乐的量才会相同。
这是衡量从这边到那边的距离，答案是每年5万澳币，这是86、87年的指标，现在十多年后大概已经是八九万澳币，我没有仔细算过，相当于每年四五十万人民币。
所以已经结婚的要珍惜婚姻。
所以几千年来人们结婚，亲友来贺喜，并非没有道理。
（笑）尽管我听过少数人说，婚姻是一个监牢。
另外影响快乐非常大的一个因素是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的人比较快乐，什么宗教好象并没有很大关系。
很不幸我本人没有宗教信仰，幸亏有其他的有利因素来抵消。
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可能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印度的人均收入不高，但快乐程度和新加坡一样，属于中等。
另外，个性非常重要。
例如如果你象我一样一遇到好笑的事就大声笑，这样的个性肯定会比较快乐。
没有工作是快乐的致命伤。
见Winkelman&Winkelmann1998。
而且，没有工作使你快乐减少的程度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后收入较低。
如果你有工作，但收入跟没有工作的人一样低，那你还是会快乐得多。
如果我们失掉了工作，用普通的经济分析，虽然你少赚了这么多钱，但是你有很多闲暇，有很多时间可以玩耍，但是实际上你失去工作之后，除了损失收入使你不快乐之外，你快乐上的损失并不会因为你有更多的消暇而抵消掉一部分。
成就对快乐有很重要的正相关。
所以无所事事只是有钱享乐的人并不是很快乐。
因此要快乐就要有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要有一定的挑战性，在你争取这个目标、达到这个目标时就会感到很快乐。
尤其是在设法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你就能遇到快乐的事情，对你快乐程度的提高最为重要。
因此你们毕业选择工作的时候，主要要认识到你人生的目的不是钱，而是快乐。
如果看哪个钱多就选择哪个，这是错误的选择。
你要是选择一个工作，在此过程中能得到快乐，那么钱是次要的。
但是也要一定的钱，至少要维持温饱，因为饿肚子也是不能快乐的。
在温饱水平达到之后，钱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其他的一些因素。
年龄和快乐的关系。
当我没看到这个研究结果时，心里想的也和普通人一样，和你们想得一样，小孩子的时候还不太懂得享乐，而年轻的时候懂得一些，但也没有更多的钱去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及享受人生知识的增加，这条线应该是上去的，加上收入的增加，应该越来越快乐。
中年过后健康开始有问题，这条线应该又慢慢跌下来。
上去又下来，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但是心理学家、社会学者研究快乐和年龄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
儿童相当快乐，少年已经跌下来了，最不快乐的时候就是二三十岁之间，以后又上去了。
我没有看到资料，不过我想可能七八十岁的时候又会跌回一些，但总的是上去的。
你们大部分二十多岁，但你们已经觉得活得很累了，或者将来三十岁时更不快乐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我三十多岁已经过得这么累，将来又老又不健康时不是更糟吗?
何必去受这个苦呢，不如自杀算了。
（大笑）如果这样想你就错了，因为三十多岁平均来说也是快乐的最低点，以后快乐会增回去的，所以那时自杀就损失了以后几十年快乐的生命。
单单认识到这个结论就可以救你一条命，（笑）这已经超过你今晚来听我讲课的机会的成本的几百倍。
讲到讲课的机会成本，我顺便说快乐的经济学，也就是福利经济学，我会在每周星期六下午和每个星期天在光华管理学院119房间讲，如有兴趣可以来听。
现在接下去我讲的是所得分配与外部作用（exterioreffects），介绍一些公共（public）和自由等的关系。
可能有些人还对我们上面所说的快乐和金钱的关系有点疑问，因为绝大多数研究是根据本人所说的快乐与否来进行的，这进行人际比较可能有些困难。
也许这人很谦虚，他很快乐却只说还可以，但里面有谦虚的也有不谦虚的，两者相互抵消了，所以还是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如果你仍然担心的话，我们来看一些比较客观的，对快乐的衡量是比较主观的。
三、所得与生活品质之相关性
现在我们来看生活品质和收入的关系。
世界银行的一个学者，Easterly（1997）分析教育、卫生、交通、空气、平等等95项指标，并综合其他心理和社会学者对这方面的衡量，综合起来分析它们和收入的相关性，得出了下述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收入或者所得，与这95项指标中的40项有相关性。
不到一半，但是这不到一半，看来也不差，至少还有40项，可惜的是，这40项里面只有23项是所得高生活品质也高。
而其它的17项是所得高而生活品质下降，是负相关，两者相互抵消，只剩下一点是正相关。
第二，绝大数大约70项指标随着时间而提高，而且这作用在绝大多数指标里面比经济成长的作用、经济或金钱的作用更重要。
我们只看与所得有正相关的22项指标，其中差不多有一半与时间有更大的正相关，而所得相对不重要。
这并不是由于所得分配恶化，随着收入的增加，长期以来所得分配已经比较好了，虽然近10年左右有些恶化。
为什么生活品质会随着时间而提高？
因为生活品质会随着科技和知识的进展而提高。
这种全球性知识的提高能使各国人民的生活品质提高，而不管这些人的收入是高还是低。
因此我觉得这个结论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温饱之后，私人消费并不能显著地提高快乐，也不能显著地提高生活品质。
科技的进步、知识的提高才能真正提高快乐。
而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公共支出而不是私人消费。
四、为什么人们还拼命赚钱?
所得提高可能反而减少快乐，因为所得提高，生产和消费都增加，而这生产消费的过程中有很多人破坏环境的作用，即使政府用在环境保护上的开支已经最优化，也会随着生产的增加而使环境品质下降，从而使得快乐减少。
可能必须对破坏环境的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直接苛税才能避免这个可悲的结果。
（详见Ng&Ng1998）p既然金钱、私人消费并不能增加快乐，为什么人们还拼命赚钱?
包括我自己在内。
第一，是相对所得或相对收入的作用。
从Rae（1834）与Veblen（1899）到Easterlin（1974）与Frank（1997）都有论述。
就是说，我们感到快乐，除了其他非经济因素，例如健康、跟妻子有没有吵架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以外，不但受你自己收入消费多少决定，而且在温饱过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的收入相对于他人的收入。
假定全部的人收入都增加50%，而你只增加5%，你看你会比较快乐还是比较不快乐？
我想除非他是处于饥饿的状态，不管他人增长多少，只要自己增长一点就很快乐。
在温饱之下，自己的消费是最重要的，消费增加快乐就增加。
但是在温饱之后，相对收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超过温饱线越高，绝对消费越不重要，相对消费越重要。
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每个人都还是要多赚钱多消费，来超过其他的人，或者追上其他的人。
由于这个原因，虽然从整个社会来讲，金钱不能买快乐，但是从个人来讲，金钱还是能买一些快乐。
这个相对守则的作用，经济学者很早就有谈的，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和最优的公共支出联系起来。
这种相对的、攀比的、竞争的作用也可以用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上。
一个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整个世界国与国之间也在相互竞争。
联合国应该协调各国，避免这种恶性的竞争，以免牺牲环保以及其他真正能够提高快乐的因素。
第二，个人选择方面的局限。
例如，即使你本身认为是宁可有比较好的环境，空气污染比较低一点，消费少点也比较快乐；但是如果你自己选择少消费，并不会影响例如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因为你一个人少生产少消费程度太低，对于整个北京或整个地球的污染几乎完全没有影响。
所以这种选择必须大家一起选择，大家都减少消费减少生产，才能减少污染。
也就是说，环境品质是一种公物，个人不能够作有效的选择。
第三，是人们的无知、短视与无理性。
其他搞经济学的如果看到一个经济学者强调这种作用，大概他会说此人已经不是经济学者了，他已经disqualifiedasaneconomist，因为经济学者就是假定人们是有理性的，他就把他的效用或者福利最大化，在有知识的情形之下，那么就尽可能不要说无知，而是说所得、价格或者其他约束条件的改变来解释他行为的改变。
这种解释在很多情形下是很有用的。
我认为，假定人们没有无知，而是有理性的，这种分析对某些问题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够否认在很多情形之下人们是无知、无理性的。
我有事实说明这是广泛存在的。
例如中国现在也开始卖福利彩票之类的东西，与我知道的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类似，大约有50%的人，我没有详细统计过，每周花很多的时间很多钱去买这些彩票，然后再等着中头奖。
而你拿去买彩票的钱，花10块的钱预期回报大概只有6块左右，其他的就是行政成本、税收成本、福利支出等。
所以这种情形，除非你中了头奖，能够大大增加你的快乐，否则都是不可想象的，都是没有理性的。
而心理学者对那些中了头奖的人进行研究，（Brickman等1978）看他们中了奖后快乐增加多少，中奖之后一两星期内都很快乐，但一两星期过后他的快乐差不多就变回原有的水平，跟原有的快乐水平没的显著的差异，有的跌得更低，可能中了头奖之后夫妻吵架、或者亲戚上门来要钱之类，所以快乐量并没有增加。
同样，有很多人冒险干非法的事情，损人利己，伤害朋友甚至亲人来赚钱发财，事实上发了财也增加不了多少快乐，那为什么值得去牺牲比这些快乐更重要的友情亲情？
这肯定也是无理性的。
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试验。
假定你的朋友从北京飞去广州，假定很不幸这架飞机肯定要失事，那请你替他作一个选择，假定你的朋友没有孩子和父母，是单身的，你愿意替他选择飞机失事马上死亡还是严重残废、断手断脚、双目失明呢？
（议论）下面我们来表决一下，选择严重残废的请举手，好；选择死亡的请举手，好。
（笑）差不多四比一或者更多一些，选择死亡的超过选择严重残废的。
那我告诉你们，选择死亡的，你们的选择是错误的。
因为心理学家对那些因意外事故发生而严重残废的人进行研究，（Brickman等1978）开始的时候真的很伤心，他的快乐程度从正的可能跌到负的，跌得很厉害，非常痛苦，不过过了不是很长时间，大约三四个月，适应时期过后，他快乐的程度又会恢复，接近但没有到达原来的水平。
所以我并不建议你去砍掉你的双脚，快乐量会比较低，所以脚和眼睛还是有用的，但是这个相差的程度并不是很远，适应期过后，快乐减少的程度不是特别多，虽然有显著的减低，比收入要显著一些，但不是低到低谷。
而且他们这些严重残废的人、断手断脚或者双目失明的人，过了几个月适应期，他们还会庆幸幸亏当时没有死亡，认为这是上帝没有让他死去，觉得很欣慰。
所以选择死亡肯定是错的。
所以或者是无知，或者是无理性。
（大笑）
那么，人们也通常忽视或者低估现在的快乐对将来的快乐的负作用，低估现在的痛苦对将来的快乐的正的作用。
（详见HeadleyandWearing1991.）。
也就是说，假定你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成天山珍海味，万一将来收入比较低或受到挫折，每天吃粗茶淡饭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很不习惯，所以你现在的山珍海味可能会降低你将来的快乐。
或者你现在收入不高，吃粗茶淡饭，当你未来生活逐渐改善的时候，你现在粗茶淡饭使你将来生活水平改善时快乐增加很多。
即使你们现在觉得吃的住的不是很好，不要太伤心，这能增加你将来的快乐。
绝大多数人对这些没有充分的估计。
跟这个类似的是，诗人元稹曾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看过汪洋大海，再看小湖时就觉得没有那样雄伟了。
你看到好的，其他的就比不上了。
不过后来都把它用在男女关系上面。
（笑）我这样爱你，失去你之后，其他的我都看不上了。
但是多数人没有吸取这个教训。
包括我自己。
我第一次学习假期的时候，我们从澳大利亚到英国牛津大学访问一年，途中和回来之后，环绕世界一周，到世界各个重要旅游景点去，包括北京、大峡谷，后来我们在澳大利亚、台湾旅游的时候，就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觉，倒不如倒吃甘蔗，渐入佳境。
解释人们无知以及太重视金钱的还有生物学上解释，凯恩斯叫做"兽性"（AnimalSpirit），这就是生物是进化的自然选择，naturalelection,是让你遗传那些能够帮助你生存和生孩子，实现传宗接代，把你的基因遗传下去的特性。
而其中一点就是有累积的本能。
例如蚂蚁松鼠会把果实藏在地下，老鼠会累积食物，有很多这种情形。
在人方面就有拼命多赚钱的本能。
这种本能能够帮助你生存。
因为你累积后，遇到困难时还能维持生存。
它既然能帮你维持生存，假定你生命的快乐是真的，那么也大体上是符合你的快乐的。
但是这只是大体上，在累积物资上可能会过分，尤其是已经远远超过温饱水平后，那时候更多的财富已经不能提高你的快乐，而且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因为不够吃而死亡的情况后，北京已经大致达到了，乡村和内陆可能还没有达到；达到这个水平以后，你还拼命去累积物资，甚至损人利己、伤害友情等手段去累积、拼命赚钱，那我就认为这是不理性的。
所以你要认识到这种不理性，用这种损人利己危险的手段去赚钱是不符合你本身的福利的。
你认识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突破。
你们还没有到四十岁，还不能要求太高。
五、经济学者低估最优公共支出
这二三十年来，全世界向右转，苏联从极左变到极右，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基本上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还有转型的过程中，甚至连英美、澳大利亚等国的很多国有企业也在私有化，公共支出长期以来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这一二十年来又随着人们强调向右转而下降，这种向右转总体上讲我是支持的，但在某种部分，例如在缩减公共支出包括对各种教育研究支出方面，我认为是不符合人民长期利益的。
经济学者低估最优的公共支出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强调税收的成本，你政府要支出一千万，必须抽税一千万，但是税收一千万，对经济不但造成一千万的负担，而且有超过一千万的负担。
这种负担有很多种，一种是行政成本，一种是政府为了抽税在行政上的成本，还有人们遵行的成本。
遵行的成本就是说缴税者为了缴税过程中的成本。
如果你缴一百万的税，除了你缴这一百万，你还得其他的成本。
这一百万税不属于遵行的成本，这属于税收的负担本身。
遵行成本可能有人认为很小，但实际上是相当大的。
我一个同事，Parish，七八年前还是整十年前，澳洲税务局发现他连着七年没有报税，强迫他报税，还罚他钱，结果他只好去报，最后扣除他必须交的罚款，政府还得还他几万澳币，等于人民币几十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税收是学校给我们薪水时已经扣去的，那么通常你报税时的一些支出是可以扣税的，报上去之后政府往往反而会还你钱，所以我本身也是认为我必须做的事中报税是最讨厌的，虽然可以拿回钱。
这是遵行成本。
他宁可不拿这几万澳币，几十万人民币，他都懒得花几天时间去报这些税。
所以对他而言，遵行成本是很高的。
你们以后毕业以后有去税务局作官员的，请不要向教授们征税，去向企业追税，教授们两袖清风。
这种税收负担的成本虽然相当高，但是经济学者比较强调的是税收的超额负担。
因为这些行政遵行的成本不会随着税率的提高增加太多，虽然会增加一些，但是税收的超额负担会增加得比较多。
税收的超额负担最重要的就是税率越高，越打击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人们选择少工作、少冒险等。
经济学者长期以来强调这一块，从Pigou（1928）到Stiglitz（1988）与Jha（1998），因此认为一块钱的公共支出就必须有超过一块钱的利益才值得作这样的支出。
因为你每一块钱的税收对经济造成的负担是一块钱加上这超额负担，根据经济学者的估计，大约是三分之一的超额负担，不过也有估计超额负担超过一块的。
我反而认为有很多理由使公共支出的最优水平高于多数经济学者的估计。
第一个原因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由于相对消费、相对收入的重要性，它会使人们低估公共物品相对私人消费的重要性。
例如如果你的孩子的同学都有相当贵重的生日礼物，你的孩子也就要有同样水平的生日礼物，不然你的孩子就会不快乐。
（详见Ng1987A）同样的，如果你的同事都有小汽车，你是骑自行车的，那么你就会觉得伤心。
我是骑自行车的，涂老师是驾大汽车的，大的小汽车。
或者你的邻居的房子都是比较漂亮、比较大的建筑，你自己就会觉得你的物质还是比较少，而公共开支是大家一起得到的，你就没有这种相对上的压力，所以就使得你低估公共支出的重要、高估私人消费，而私人消费对整个社会来讲是相互抵消掉的。
大家收入都提高，大家消费都提高，大家都买汽车，结果大家都没什么得利，但结果把北京的交通都堵塞掉了。
其次，由于绝大多数产品的生产消费过程中都会对环境的品质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即使从纯粹效益的观点，对人们的收入或者消费的抽税不单是没有超额负担，甚至是有矫正作用的。
第三，有种税收是没有负担的。
（详见Ng1987B。
）（CubicZirconia）这种税收是对我所谓的钻石性产品。
你要买钻石，绝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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