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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GVC走向NVC长三角一体化与产业升级
从GVC走向NVC：
长三角一体化与产业升级
刘志彪于明超
【内容提要】融入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区域间产业部门的联系产生了弱化效应，对区域实体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国内价值链的构建，既是长三角制造企业摆脱单一地依赖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实现可持续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的动力所在。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升级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定位于“GVC低端”的增长战略，实践证明是具有高度成效的，它有利于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发展要素的积累，逐步形成经济起飞的基础，这也被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所支持（Hobday，1995，2001）。
但这种发展模式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显然的。
一方面容易陷入“低端锁定”，收益的分配、产业发展方向等受GVC主导企业控制，国内企业则由于路径依赖而限于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
当下游市场出现萎缩或冲击时，代工企业无法自我消化这种外部冲击，或者无法向控制品牌和销售终端的国际大买家和发包商传导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结果在危机爆发后以国际代工为主的行业受到了强烈冲击。
另一方面，以切片（fragment）式融入GVC弱化了地区间产业联系和区域一体化的动力。
代工企业与国际主导企业在GVC纵向上进行分工，但与国内其他产业内企业形成了横向分工，它们之间形成的竞争关系强于合作关系，①同时“两头在外”的生产网络造成与国内市场和先进服务业投入的双重脱节，这些问题反映在区域经济活动上，地区间“产业同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现象便比比皆是。
从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看，那些融入GVC底部的后进经济体，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下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并行地构建根植于国内价值链（NationalValueChain，以下简称NVC）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出现了逐步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
从GVC到NVC的转变，不仅是突破产业升级困境的途径，也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长三角地区发展战略面临重要调整与转变的节点上，要充分重视从被“俘获”与“压榨”的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GVC网络构建的过程伴随着产业升级和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二者实现有机统一。
融入GVC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以Geriffi、Humphrey和Schmitz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认为融入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升级提供了契机。
如Hobday（1995，2001）、Ernst和Kim（2001）等对韩国、台湾地区等电子产业的研究发现，通过早期为美国、日本等国家企业从事组装、加工，经过技术模仿、消化吸收的发展到实现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建设，沿着OEM→ODM→OBM的路径实现了产业升级，并由追随者成为领导者。
Geriffi（1999）、Humphrey和Schmitz（2000）、Gerrifi和Memedovic（2003）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大型零售商与亚洲、中东欧、拉丁美洲供应商之间的服装价值链关系进行了考察，在全球性大买家（BigBuyer）的带动下，初始位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企业可能从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四个方面实现能力提升，如主导企业提供的产品设计蓝图、顾客对产品式样、设计、功能等信息反馈、技术培训或其他支持等等。
这些研究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后进企业在GVC中潜在的升级可能性，尤其是全球性大买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有韩国、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在GVC下通过OEM或ODM提升了产品技术能力成功实现升级的经验，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国家或地区企业实现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在90年代以来外向型经济的加速发展为其实现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
通过将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方面保持了作为“一级制造商（FirstTierManufacturer）”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本国企业则借机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
对于长三角这样的外资依赖程度较高、本土企业技术能力较弱的地区（于明超等，2006），在面临外部需求衰退、内部成本压力上升的双重约束下，他们的成功经验能否作为国内企业借鉴的方式、国内企业能不能由GVC低端在主导企业的带动下实现产业升级，我们应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更凸显了这种被动式嵌入带来的巨大代价。
1.内嵌于外包与代工活动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断点”和“隔离”效应。
当这种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符合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利益时，就必然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以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为内涵的显著的升级效应；相反，如果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功能升级有可能损害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企业的核心利益，那么后者就会“隔离”与“阻断”这种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
这就相当于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过程中设置了一条“鸿沟”式的“隔离带”，产业升级仅限于产品和工艺升级，而最重要的功能升级被牢牢限制，因而极有可能被限制于“代工—出口—微利化—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与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价值链攀升能力缺失”的非意愿的恶性循环的发展路径。
当代工企业沿着GVC在价值链上实现功能升级时，会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主导企业的控制者地位，产生竞争效应，影响其全球利益，因而会遭遇其在国际市场上运用一切有形和无形的手段的围追堵截。
2.GVC收益分配的不平衡、非对称造成资金积累困难。
由于在买方驱动型价值链下，各主体之间市场势力存在巨大差异，如迪斯尼、沃尔玛等显然属于寡头垄断企业，而国内众多的以产业集群形式存在的行业基本上属于完全竞争状态，这种买卖双方市场势力的差异使国际市场处于买方垄断的地位，从而国外企业获取价值链中收益的绝大部分份额，而大部分玩具企业只能获得微薄的加工利润，即收益分配的不平衡。
以玩具行业为例，2006德国世界杯赛场吉祥物“格里奥”，市场售价为19.95欧元，而扬州玩具企业的出厂价仅为1.45欧元。
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是40多美元的“爱心熊”，扬州玩具企业的加工费只有2美元。
根据在扬州等地对企业的调研得知，即使在销售状况良好的年份，大部分玩具企业的毛利率也仅在5％左右。
同样，以贴牌代工生产融入GVC还面临收益的非对称性问题。
由于制造环节原材料价格、工人工资水平等信息比较透明，成本信息易于掌握，再加上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单个企业与国外客户相比缺乏议价能力。
在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难以获取市场规模扩张带来的收益，而在面临冲击时，客户和中间商的后向压榨则进一步缩小玩具企业的利润空间。
如自2008年以来上调了许多行业的出口退税率，但这种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收益并没有被生产企业获得，而是被中间商、国际大买家以更低的价格侵蚀掉。
3.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由于全球竞争环境的变化，供应者的不断进入和廉价商品的竞争效应，过去依赖于国际大买家可以获得的某些明显的优势，其存在的基础已经被严重侵蚀，代之以越来越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进程将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毒害。
过去，发展中国家企业加入像美国那样的大买家的采购供应链，其优势至少是可以获得很丰厚的毛利，可以要求用美元这种硬通货支付，企业除了负责订单的生产外，不要冒什么风险而且没有什么责任。
但是，现在除了这些优势中的某些已经变成了劣势外（如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使用美元支付成为一种风险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缺陷是容易对买方产生过度依赖，缺少对企业未来的独立控制和规划，受制于买方承诺的易变性和脆弱性，经常处于买方对低成本和低价格的压力之中，等等。
尤其是这类依赖性的产生，最容易毒害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创新意识，形成所谓的“煮青蛙”效应。
4.在GVC条件下，作为国际代工者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塑造全球品牌和独立构建国内外销售终端渠道时，会遭遇到掌握核心技术专利和产品标准体系的跨国公司和掌握国际需求市场销售终端通路与品牌的国际大买家的“结构封锁”（positionalblock），因此所谓的“出口中学习”（Learningbyexporting），最多学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技能，而根本学不到真正的核心技术和功能升级技能。
理论上，按照出口中学习的研究范式，中国沿海地区企业完全应该把在这么多年出口实践中学到的技能直接运用到为国内市场的制造和品牌建设上来，但是据我们的考察，对运作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的企业来说，这种成功的案例很少。
即使是某些初步成功的案例，也属于不稳定的情形。
因为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发达国家的大买家往往不允许代工企业自己销售，尤其不允许把为其代工制品直接销往代工方国内市场，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狭窄的企业技能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向GVC的高端攀升，而被限制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微利化、低技术创新含量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
因此，在GVC条件下作为国际代工方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很难积累起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的高级要素，如创新、品牌、全球销售渠道与高级人才等，而且，面临高技术、高收入工作岗位竞争和流失的困境，难以在本国范围内构建“高端岗位—高工资收入—高端需求—企业自主创新投入补偿—高端岗位创造”的经济发展循环机制
融入俘获型GVC对一体化的弱化效应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以低端切入加入GVC体系中，被国际大买家所主导的GVC所“俘获”，来自发达国家大买家的订单的变化，像一个中枢神经指挥系统一样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制造的命运。
这对实现产业升级可能出现的障碍，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都以价值链上的纵向关系为切入点，对许多产业的升级前景或途径进行了分析。
但跳出产业的范畴，从GVC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目前尚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正如前面提到的，以制造环节低端融入GVC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弱化效应，这来自于对国内产业体系完整性的损害。
1.NVC中的地区专业化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带来各种交易成本的下降，使要素、商品等可以在不同区域间顺畅的流动。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这种要素（劳动、资本和企业家等）和信息的流动有利于产业集聚和技术溢出的发生，正是集聚效应带来的外部经济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并形成地方专业化。
在Henderson（1974）、藤田昌久等（1999）的城市体系模型，理论基础都是要素流动以及规模报酬所带来的集聚经济，在集聚经济的作用下，通过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形成的城市网络，是以中心城市（如上海）为核心，各种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的城市相互联系，起各种职能作用的不同等级城镇在空间上的有效布局。
这种空间布局反映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联系，这种城市体系以地区专业化为基础，发挥了集聚经济效应，以此形成城市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城市之间的要素、商品、信息、技术等的流动使这些城市或区域形成网络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基础。
这种通过产业关联对区域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或表现形式主要有：
（1）要素流动。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企业家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提高的驱动力，也是区域一体化的表现。
大量资本的迅速聚集，促进了整个区域的产业整合，产业互补效应开始显现。
以IT业为例，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上海形成了较高水平的芯片设计、生产、封装、测试产业链；苏锡常地区则发展成为IT产品的生产制造基地，无锡则形成“日资高地”，偏重于通信和PC相关零部件的生产。
近几年更是有许多浙江企业将总部迁到上海，利用上海的先进服务业，如浙江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温州的正泰、均瑶等，都将总部迁到了上海。
截止2008年已经吸引了300多家上市公司总部、180余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65家跨国公司投资性公司、244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近200家民营企业集团总部汇聚在上海③。
（2）商品流动。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中要重视的现象是，上下游产业以商品形式产生的联系日益紧密。
在一项针对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台州7个市450家工业企业开展的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关联度调查结果显示（陈耀，2006），半数左右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和生产线配置在长三角地区内实现。
在被问及企业生产用原料或半成品的主要来源地时，有32.7％的企业回答来自本部所在地，来自其他长三角地区的占19.2％，来自16城市外江浙地区占15.2％，三者合计达到了67％。
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之间在投入产出关系或上下游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表明该区域内资源配置的半径缩短、采购成本降低、沿海港口物流更为便捷，整个区域的产业配套能力更强。
另外，在终端销售市场上，超市等大型零售商的作用也日益重要，这种销售商在区间内的分散布点，使不同地区生产的产品可以利用先进的物流体系，高效快速的实现商品的跨地区流动。
（3）信息和技术流动。
信息和技术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知识在空间上的传播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
当存在地方专业化生产时，各集聚区不仅需要其他集聚区提供有形的要素和商品作为投入品，还需要与先进服务业结合获得专用性知识或从知识溢出中获得收益。
这种信息和技术的流动可能是正式的，如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正式的协作关系，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如人员的流动、技术模仿等带来的技术溢出。
2.GVC对区域一体化的弱化
正是要素、商品和信息技术等通过产业链条的联系，在跨越行政界限时构成了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完善的产业联系形成的是具有良性反馈关系的闭环，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一体化来源。
与政府推动的一体化相比较，这种区域一体化更具有“需求”方面的特征，是基于产业需求拉动的内生性的一体化。
但是以低端融入GVC不利于形成地区（城市）之间的“闭环”的形成，依靠国际市场的拉动，长三角地区形成了许多出口导向型的产业集群，也促进了地方专业化，但这种专业化是以与其他地区脱离的形式形成的，是与其他产业联系较弱的情况下形成的，或者说形成的是一种“开环”式的生产组织方式。
（1）产业空间结构扭曲。
长三角地区众多产业加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GVC环节，其“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对产业空间配置结构产生了扭曲。
加入发达国家GVC的企业，其产业循环的链条不在国内而为国际大买家控制，对国内产业循环联系来说，这种产业链条不仅主动性和可控性弱，而且不具有对国内发展的延伸性和拉动性。
在长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出现的是地区间增长差异的拉大。
图1中以江苏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人均GDP的差异。
图1苏南、苏中、苏北人均GDP
数据来源：
《江苏统计年鉴》各期。
在GVC中被动性的低端定位，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环节，对要素投入的需求相对单一，对其他地区缺乏带动效应。
这种增长方式只会对其他欠发达地区产生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压制了长三角其他地区甚至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简单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即要素的单向流动。
尽管由于技术进步的加速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产业动态调整存在大量机会，但由于位于GVC低端的制造企业只是比较被动的接受，无法将产业链的动态调整传递到其他地区。
加上长期以来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在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以劳动密集的优势加入GVC，由此所形成的“世界制造车间”、“国际制造基地”，对其他相对优势不足的地区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
这既是决定长三角内部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多层次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障碍。
（2）区域产业关联的弱化。
当融入GVC低端发展外向型经济时，是以进口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和一部分关键的中间品来生产和加工制成品，以满足国际大买家以最终消费品为主的订单需求。
这种“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很容易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产生依赖性，使本土先进制造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内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发生“断点”和“裂缝”。
一方面是由于最终消费品的市场在国外，国内的生产厂商必须按照大买家的技术标准、产品规制和条例与国外消费者的口味进行生产，因此在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有较大的落差、技术标准和话语权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国内消费品生产厂商只有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机器设备，其产出品在国际市场上才具有竞争力。
这样就使原本服务于国内生产需要的重装备工业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本地先进制造业在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其研发和技术更新的经费投入的循环链条被打乱，由于产出品面对着下降通道的市场，研发和技术更新的经费投入在很长时期中得不到市场的补偿，因而造成在失去市场机会的同时，又失去了技术追赶机会，导致产业循环体系发生系统性的紊乱和失衡。
同样这种方式也抑制了长三角地区先进服务业的发展，“两头在外”，其实是价值链的高端在外，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在外，是知识技术密集的产业在外。
跨国企业通过从事非实体性的现代服务业，如研发、设计、金融、物流和营销等活动，控制了低端的生产、制造、加工过程，反观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以消耗资源和要素为主的环节，这种以产量增长为内涵的增长路径，对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只有很小的需求。
而且，价值链中高端的非实体性的活动，一般都配置在跨国企业所属的母国，其活动规模的扩张和内涵的深化，并不会对东道国的服务业发展起到任何的促进作用，相反只会起到显著的替代作用。
因此，只有设法摆脱GVC中国际大买家的控制，努力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独立地发展先进制造业，才会对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甚至对FDI形态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产生近距离的需求。
同时，现代服务业越发展，就越有可能攀升价值链，摆脱在GVC低端的地位。
3.空间技术溢出效应的弱化
根据Kumar和Russel（2002）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收敛或地区差异的降低，可以看作是地区超生产前沿移动的过程，即初始处于生产前沿以下的地区的技术追赶。
对于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要实现追赶一方面是需要通过自主的创新努力提升技术能力，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技术溢出获取外部经济，如模仿或模仿型创新等。
以低端融入GVC对技术在空间上的溢出存在不利影响。
一般来讲，技术溢出受技术差距、技术吸收能力和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
对于长三角中率先融入GVC的地区来讲，首先，有选择的技术转移导致空间溢出能力较低。
由于起始技术水平较低，通过密集在制造低端积累了“生产能力”，但缺少的是主导产业价值链的“知识能力”，也就是说，即使在对外出口过程中存在“出口中学”，学习到的也只是关于生产能力如何提高方面的知识，是国际大买家有选择性的、为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而转移或转让的技术。
这种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技术与满足国内市场所需技术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尤其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讲，获得这种技术溢出同样也是用于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这种有偏差的横向技术溢出导致的结果是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在价值链上的议价能力持续恶化。
其次，在以外资为主导的行业，封闭式的生产网络将本地企业排除在技术溢出的范围之外（于明超等，2006）。
在这种体系下面，不仅外资作为一级制造商参与到国际大买家主导的GVC中，并作为次级主导企业与同时转移到内地的配套企业形成封闭式的生产网恋，技术转让或溢出局限于当地的少数网络成员内部，而其他地区获得技术溢出的机会大大降低。
发展战略调整：
构建与GVC平行的NVC
在长三角经济发展早期阶段，依托GVC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经济起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长三角地区要真正成为先进制造业基地、由制造走向创造，仅依靠这种发展战略已经难以为继。
在国际和国内市场并重的基础上，整合中国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塑造国内价值链的治理结构，调整位于不同区域的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为长三角制造业升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平台。
1.构建并行NVC的前提条件
在GVC下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往往与价值链主导企业的核心能力产生冲突，因此受到限制（HumphreyandSchmidt，2002）。
构建与GVC并行的NVC一方面可以发挥“杠杆效应”，将在GVC中积累的生产能力和设计能力应用至国内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沿NVC实现功能升级可一定程度上避免对GVC主导企业构成潜在竞争，无论从对资源（如广告投入、研发投入等）的要求和潜在的阻力都较低。
由依赖国外市场转化为以国内外市场并重，依托国内市场做品牌，然后逐步做成世界品牌，由主导NVC逐步提高在GVC中的位势，突破在GVC中所处的被动地位。
（1）高端市场的容量决定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前景。
2007年，上海、浙江、江苏城镇居民年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7255、14091和10715元，这种较高的收入的居民和对创新型产品的需求，将成为构建NVC的重要基础。
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高端客户的需求是拉动企业创新的动力之一。
只有经济体中存在足够规模的收入处于增长阶段的消费者，以及对高价格的创新产品有购买支付能力的意愿需求时，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等高级要素投入才能转化为创新活动的收益，这种创新激励来自内生的创新需求。
（2）快速成长的国内市场规模为自主品牌创建提高机会。
根据垄断竞争模型的观点，市场容量的扩张为企业创造自主品牌提供了基础，可以在更广的产品空间上避免与竞争对手的直接竞争。
如今跨国公司在华的强势地位的形成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本土企业过于依赖国际市场而忽略了国内市场的快速成长。
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发展中国家自身高速增长的本土市场需求规模和空间结构变化，培育出在国内知名度较高的自主品牌，尽管在国际市场上仍处于弱势，但意味着在局部具有了与跨国公司同等竞争的能力。
（3）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为产业链延伸提供了空间。
长三角区域客观存在的地区发展差异，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实现优势资源互补提供了空间，通过产业区域分布的调整，利用延伸的国内价值链将这些地区连接起来。
基于不同产业对成本敏感性的差异，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自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是保持产业的连续性和地区间产业的协同性，以产业合作的方式将各地区经济有机联系起来，从而避免地区间出现之间的竞争。
2.构建并行NVC的方式：
以江苏玩具行业为例
尽管从总体上说，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主导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不足，但仍有可能形成在NVC中的主导企业。
结合市场势力、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在构建NVC的过程中必然有不同的模式。
这里我们用江苏玩具行业为例，阐述在面临外部需求衰退的情形下，构建与GVC并行NVC的一些方式。
玩具行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程度高、产业集群化突出的行业，江苏玩具行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以接受国外订单贴牌生产。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江苏玩具行业同样也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企业普遍减产30％左右，但正是在这次冲击中，许多企业认识到必须转变发展模式，企业的各种努力正是以构建NVC体现出来。
以江苏玩具行业为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来看，江苏玩具行业NVC的构建方式可分为三种：
（1）市场驱动型。
这里所说的市场驱动型NVC，是以产业集群和专业性市场作为平台、承担着产品的生产、销售、流通职能的虚拟网络，作为联结生产者供给体系与消费者需求体系的最重要的市场交易平台。
扬州市是江苏玩具行业最集中的地区，2006年获得“中国毛绒玩具之都”称号，扬州玩具产业集群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五亭龙”玩具批发市场，产品范围涵盖成品玩具、玩具辅料、工艺礼品、时尚文具、儿童用品等，并提供展示、交易、信息、物流、金融、研发、培训等多种综合服务，2007年市场交易额超过23亿元，正成为扬州玩具企业连接国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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