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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业者的三种类型与十大素质

中国创业者的三种类型与十大素质

 

《科学投资》研究了国内上千例创业者案例,发现国内创业者基本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生存型创业者。

创业者大多为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以及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

这是中国数量最大的一拨创业人群。

清华大学的调查报告说,这一类型的创业者,占中国创业者总数的90%。

其中许多人是被逼上梁山,为了谋生混口饭吃。

一般创业范围均局限于商业贸易,少量从事实业,也基本是小打小闹的加工业。

当然也有因为机遇成长为大中型企业的,但数量极少,因为现在国内市场已经不像20多年前,像刘永好兄弟、鲁冠球、南存辉他们那个创业时代,经济短缺,机制混乱,机遇遍地。

如今这个时代,多得是每天一睁眼就满世界找钱的主儿,少得是赚钱的机会,用句俗话来说,就是狼多肉少,仅仅想依靠机遇成就大业,早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第二种类型:

可称为变现型创业者。

就是过去在党、政、军、行政、事业单位掌握一定权力,或者在国企、民营企业当经理人期间聚拢了大量资源的人,在机会适当的时候,跣足下海,开公司办企业,实际是将过去的权力和市场关系变现,将无形资源变现为有形的货币。

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第一类变现者最多,现在则以第二类变现者居多。

但第一类变现者当前又有抬头的趋势,而且相当部分受到地方政府的鼓励,如一些地方政府出台鼓励公务员带薪下海、允许政府官员创业失败之后重新回到原工作岗位的政策,都在为第一类变现型创业者推波助澜。

这是一种公然破坏市场经济环境,人为制造市场不公平竞争的行为。

第三种类型:

主动型创业者。

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盲动型创业者,一种是冷静型创业者。

前一种创业者大多极为自信,做事冲动。

有人说,这种类型的创业者,大多同时是博彩爱好者,喜欢买彩票、喜欢赌,而不太喜欢检讨成功概率。

这样的创业者很容易失败,但一旦成功,往往就是一番大事业。

冷静型创业者是创业者中的精华,其特点是谋定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或是掌握资源,或是拥有技术,一旦行动,成功概率通常很高。

《科学投资》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一种奇怪类型的创业者。

除了赚钱,他们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

就是喜欢创业,喜欢做老板的感觉。

他们不计较自己能做什么,会做什么。

可能今天在做着这样一件事,明天又在做着那样一件事,他们做的事情之间可以完全不相干。

其中有一些人,甚至连对赚钱都没有明显的兴趣,也从来不考虑自己创业的成败得失。

奇怪的是,这一类创业者中赚钱的并不少,创业失败的概率也并不比那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创业者高。

而且,这一类创业者大多过得很快乐。

《科学投资》曾经想努力探求其中的道理,后来发现是白费劲。

看来这种现象,除了用“积极、放松的心态”对外界变化更敏感,更容易发现商机来解释外,另外能解释的,也只好扯一句俗话,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就像萝卜、白菜一样,虽然营养成分、味道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蔬菜,都可以供人们充饥填饱,滋养身体,这是它们的共性。

创业者也有其共性。

研究其共性,并把握这些共性,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托尔斯泰说: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套用这一句话,我们也可以说:

“成功的创业者都是相同的,失败的创业者则各有各的原因。

”通过研究掌握那些成功创业者的共性,并以这些共性反观自己,你至少可以明白自己是否适合创业。

如果创业,是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还是失败的几率更高。

这是《科学投资》工作的意义所在。

《科学投资》通过对上千案例的研究,发现成功创业者具有多种共同的特性,《科学投资》从中提炼出最为明显,同时认为是最为重要的10种,将其称之为“中国创业者10大素质”。

在《科学投资》走访的专家中,也有人认为,将其称为中国成功创业者10大特征可能更为合适。

1、欲望

将“欲望”列在中国创业者素质的第一位,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佛经上有一句话,叫做“无欲则刚”,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欲望的话,他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必怕了。

和尚在寺院里修炼一辈子,末了没有一个不想上西天的;道士整日闭关打坐,末了没有一个不想白日飞升的,可见虽然“无欲则刚”,但要做到“无欲”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欲”,实际就是一种生活目标,一种人生理想。

创业者的欲望与普通人欲望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欲望往往超出他们的现实,往往需要打破他们现在的立足点,打破眼前的樊笼,才能够实现。

所以,创业者的欲望往往伴随着行动力和牺牲精神。

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

你到任何一个政府机关门口一站,都可以发现那样一种人:

他们表情木然,行动萧索、心态落寞,他们惟一的心愿,就是眼前的局面能够维持。

他们祈愿的就是机构改革千万不要改到自己的身上,再就是每月工资能够按时足额发放。

他们本来是有足够的学识,有足够的能力以及资源来开创一番事业的,但是没有这样的欲望,他们觉得眼前的生活就足够好。

这些人并不限于机关,任何一个有人群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人,你如何能够指望他去创业?

我们说的创业者的欲望是不安分的,是高于现实的,需要掂起脚才能够得着,有的时候需要跳起来才能够得着。

上海有一个文峰国际集团,老板姓陈名浩,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

1995年,陈浩挟着20万块钱来到上海,从一个小小的美容店做起,现在已经在上海拥有了30多家大型美容院、一家生物制药厂、一家化妆品厂和一所美容美发职业培训学校,并在全国建立了300多家连锁加盟店,据说个人资产超过亿元。

陈浩有一句话:

“一个人的梦想有多大,他的事业就会有多大。

”所谓梦想,不过是欲望的别名。

你可以想象欲望对一个人的推动作用有多大。

《科学投资》研究发现,成功创业者的欲望,许多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刺激,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的,而且往往不是正面的鼓励型的。

刺激的发出者经常让承受者感到屈辱、痛苦。

这种刺激经常在被刺激者心中激起一种强烈的愤懑、愤恨与反抗精神,从而使他们做出一些“超常规”的行动,焕发起“超常规”的能力,这大概就是孟子说的“知耻而后勇”。

一些创业者在创业成功后往往会说: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还有这两下子。

因为想得到,而凭自己现在的身份、地位、财富得不到,所以要去创业,要靠创业改变身份,提高地位,积累财富,这构成了许多创业者的人生“三部曲”。

做家具生意的吉盛伟邦在上海有很大的名声,它的老板叫邹文龙。

邹文龙来自北方冰雪之国的长春,在一向瞧不起“外地佬”,尤其是“北方佬”的上海打出了一片天地,身家要以若干个亿元计算。

邹文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的创业动力来自“三大差别”。

这“三大差别”不是他自己提的,是他现在的岳父给他提的。

邹文龙说自己早恋,高二就开始谈恋爱,身体又不好,后来女朋友考上了大学,他却落了榜。

他女朋友的父亲就对他说:

你和我的女儿有三大差别。

第一是城乡差别。

女朋友是城市户口而邹文龙却来自贫穷的农村。

第二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邹文龙的女朋友已经考上了大学,而邹却不得不接一个亲戚的班,到一个小杂货店搬油盐酱醋出卖劳动力。

第三是健康上的差别。

邹文龙因为身体不好影响到大学都没考上,难以想像一个身体不好的人以后怎么靠体力活儿吃饭,你怎么能够养得活我的女儿?

所以,你和我的女儿谈恋爱,坚决不成!

要想不放弃自己的女朋友,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消灭“三大差别”。

在这样的情况下,邹文龙开始了创业,并且创业成功。

现在,女朋友早已变成了老婆,邹文龙还是喜欢对老婆说:

“我都是为你做的。

”实际上,邹文龙说错了,他不是“为你做的”,而是“为了得到你做的。

”这就是欲望的作用,再辅之以出色的行动力,邹文龙终于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

无独有偶,大名鼎鼎的张树新的创业亦是源于一种刺激。

只不过,这种刺激比邹文龙的“女朋友”来得更为刻骨铭心,因为关系到父亲的生死。

张树新回忆说:

“我记得1989年我父亲患癌症来北京,到1992年去世,我们几乎倾其所有,最后想做很多的事情,却总是囊中羞涩做不了。

那个时候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下海,大街上有很多不同的人的生活状态,你就会觉得你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不用去讲那么多的大道理。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

张树新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由报社记者而下海创业,成为一个创业者。

创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没有钱,想有钱,要赚钱。

后来张因为创办瀛海威,第一个大张旗鼓将互联网引入中国而声名雀起。

现在张是联和运通投资公司的老板,已经由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发展为一个用自己的钱投资的职业投资家。

因为欲望,而不甘心,而创业,而行动,而成功,这是大多数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走过的共同道路。

丝宝集团的梁亮胜现在很有名,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但寻究当年,梁也不过是一打工仔。

只是这个打工仔有点与众不同。

1982年,梁带着他的太太,和所在内地工厂的其他40多名青工一道被派往香港工作。

当时“(梁胜亮)一家在香港只有四五平方米的住房。

那是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三家人,除去公用厨房、洗手间、走道,房间之小难以想像。

他两口子住厅,另两家人各租了一间房,因为别人白天上班时要走厅,他就从厅里拉一块塑料布,留一个过道,他们夫妻两人只能挤在沙发上睡。

那时,梁的梦想就是想有个楼花。

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梁还是每天晚上坚持去上学。

在香港的3年时间里,梁系统学习了航运、英语、国际贸易和经济管理等课程。

后来梁就依靠做国际贸易,向国内贩卖檀香木材淘到了第一桶金,再后来,就办起了丝宝集团,出品舒蕾、风影洗发水等。

现在梁站在成功者的角度说:

“回头来看,一起到香港的40多人现在都还在工厂里做工,因为他们满足现状,觉得现在做工比原来在国内做工好多了。

”梁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是欲望促使了他的成功。

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他要给自己当老板,做自己的主人。

而原来一起随他到香港做工的40多个工友,却没有他这样的欲望,所以他们20年前给别人做工友,20年后仍然只能给别人做工友,为别人赚钱。

做杉杉西服的郑永刚与梁亮胜如出一辙。

郑总是不满足,在部队里不满足,退伍之后仍不满足。

从一个公司到一个公司,从一个工厂到一个工厂,他总是觉得自己能做更大的事,应该拥有更大的舞台。

他就在这样的不满足中,将自己的事业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现在他终于使“杉杉西服”成为“中国西服第一品牌”,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一个亿万富翁。

关于人的欲望,地产商冯仑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他说:

地主的生活最愉快,企业家的生活最有成就感,奴隶主的生活最有权威。

“地主地里能打多少粮食,预期很清楚,一旦预期清楚,欲望就会被自然约束,也就用不着再努力,所以,会过得很愉快。

企业家不同,企业家的预期和他的努力相互作用,预期越高努力越大,努力越大预期越高,这两个作用力交替起作用,逼着企业家往前冲。

”如果用“创业家”代替冯仑这段话里的“企业家”,你会发现它同样贴切,或许我们可以套用一句伟人的话:

“欲望是创业的最大推动力。

一个真正的创业者一定是强烈的欲望者。

他们想拥有财富,想出人头地,想获得社会地位,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有人一谈起这些东西就觉得很庸俗,甚至一些成功者亦不愿提起这样的话题,特别是一涉及到钱,便变得很敏感、很禁忌,其实完全不必如此。

禁“欲”的时代早已经结束,除非你一定要自阉,那谁也没有办法,否则,你完全可以轰轰烈烈、堂堂正正地去追求自己的所欲所愿。

圣人如孔子一旦学有所成,不也周游列国,急着求个一官半职么?

可见,在有些事情上,是无所谓俗与不俗的。

2、忍耐

成语里有一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还有一句“筚路蓝缕”,意思都是说创业不易。

不易在哪里呢?

首先是要忍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

肉体上的折磨还好办一些,挺一挺就过去了,就像王江民。

王江民40多岁到中关村创业,靠卖杀毒软件,几乎一夜间就变成了百万富翁,几年后又变成了亿万富翁,他曾被称为中关村百万富翁第一人。

王江民的成功看起来很容易,不费吹灰之力。

其实不然,王江民困难的时候,曾经一次被人骗走了500万元。

王的成功,可以说是偶然之中蕴含着必然。

王江民3岁的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

他从来没有进过正规大学的校门,20多岁还在一个街道小厂当技术员,38岁之前不知道电脑为何物。

王江民的成功,在于他对痛苦的忍受力,从上中学起,他就开始有意识地磨练意志,“比如说爬山。

我经常去爬山,五百米高很快就爬上去了,慢慢地爬上去也就不感觉得累。

再一个就是下海游泳,从不会游泳到喝海水,最后到会游泳,一直到很冷的天也要下水游泳,去锻炼自己在冰冻的海水里提高忍受力。

比如:

别人要游到一千米、二千米,那么我也要游到一千米、二千米,游到二三千米以后再上岸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了,累得站不起来了。

就这样锻炼自己,来磨炼自己的意志。

”当他40多岁辞职来到中关村,面对欺骗,面对商业对手不计手段、不遗余力的打击,都能够坦然面对。

所以,中关村能人虽多,倒让这样一个外来的残疾人拔了百万富翁的头筹。

中关村还有一个与王江民异曲同工的人,就是华旗的老总冯军。

冯军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读大学时就在北京秀水街给倒货的留学生当翻译赚外快。

毕业后也有一个好工作,他却不愿干,宁愿跑到“村里”自己打江山。

冯军在中关村又有“冯五块”的称号,意思是说,他每样东西只赚你五块钱。

有媒体曾经这样描述冯军在村里的生活,“冯军一次用三轮车载四箱键盘和机箱去电子市场,但他一次只能搬两箱,他将两箱搬到他能看到的地方,折回头再搬另外两箱。

就这样,他将四箱货从一楼搬到三楼,再从三楼搬到二楼,如此往复。

”这样的生活,有时会让人累得瘫在地上坐不起来。

冯军在中关村创业,一要丢掉清华大学高材生的面子。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在中关村和冯军干一样活儿的人,大多数是来自安徽、河南的农民,如中关村的CPU批发生意,60%以上都由来自安徽霍邱县冯井镇的农民把持着。

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要成天与这样一些人打交道,与这样一些人厮混,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需要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

其次,为了让人家代理自己的产品,“村里”那些摊主儿不论大小都是自己的爷,见人就得点头哈腰,赔笑脸说好话。

中关村那些摊主儿的素质尽人皆知,好听的话不会多。

从“冯五块”这样一个绰号,可以看出冯军当时的江湖“地位”。

现在冯军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就是与郎科的优盘专利权纷争。

郎科的创始人邓国顺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从一个打工仔成长为亿万富翁,邓国顺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中间亦经受了无数的折磨。

“那种煎熬是一般人不能承受的,可是我们没想过放弃。

即使是累得快趴下,钱快花光的时候,我们也不过是想:

没钱了,再回新加坡打工,赚了钱又继续搞。

”邓国顺说的是他和创业伙伴成晓华几年前一起开发优盘时的情景。

现在邓国顺的朗科拥有优盘的专利,冯军的华旗却想来分一杯羹。

邓国顺不答应,两家就起了纷争。

冯军息事宁人想和解,天天给邓国顺打电话,但是邓国顺一听是冯军的声音就撂电话,逼得冯军不得不换着号码给他打。

冯军大小也是个老板,华旗在中关村不算出类拔萃,可也不是寂寂无名,这样低声下气地让人不待见,还不都是为了公司的生意。

这是创业者需要忍受的另一种精神折磨。

但是冯军所受折磨,与俞敏洪比起来,又算是小巫见大巫。

俞敏洪是国内英语培训的头牌学校新东方的创始人。

对俞敏洪的创业经历,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在《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中,有详细记录。

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是对俞敏洪一次醉酒经历的描述,看了令人不禁地想落泪。

俞敏洪那次醉酒,缘起于新东方的一位员工贴招生广告时被竞争对手用刀子捅伤。

俞敏洪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混,应该结识几个警察,但又没有这样的门道。

最后通过报案时仅有一面之缘的那个警察,将刑警大队的一个政委约出来“坐一坐”。

卢跃刚是这样描述的:

“他兜里揣了3000块钱,走进香港美食城。

在中关村十几年,他第一次走进这么好的饭店。

他在这种场面交流有问题,一是他那口江阴普通话,别别扭扭,跟北京警察对不上牙口;二是找不着话说。

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尴尬和恐惧,劝别人喝,自己先喝。

不会说话,只会喝酒。

因为不从容,光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俞敏洪失去了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老师和警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

医生说,换一般人,喝成这样,回不来了。

俞敏洪喝了一瓶半的高度‘五粮液’,差点喝死。

“他醒过来喊的第一句话是:

‘我不干了!

’学校的人背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多小时,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着:

‘我不干了!

—再也不干了!

—把学校关了!

—把学校关了!

—我不干了!

......’

“他说:

‘那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特别无助,四面漏风的破办公室,没有生源,没有老师,没有能力应付社会上的事情,同学都在国外,自己正在干着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

“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围的人发怵。

“哭够了,喊累了,睡着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点还有课,又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上课去了。

实际上,酒醉了是很好对付的,但是精神上的痛苦就不那么容易忍了。

当年“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变法失败以后,被押到菜市口去砍头的前一夜,说自己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几个人能体会其中深沉的痛苦。

醉了、哭了、喊了、不干了……可是第二天醒来仍旧要硬着头皮接着干,仍旧要硬着头皮挟起皮包给学生上课去,眼角的泪痕可以不干,该干的事却不能不干。

按卢跃刚的话说:

“不办学校,干嘛去?

俞敏洪还有一件下跪的事,在新东方学校也是尽人皆知。

那是当着几十口子人,当着自己的同学、同事,当着在饭店吃饭的不相干的外人,俞敏洪“扑嗵”一声就给母亲跪下了。

起因是,俞母将俞敏洪的姐夫招来新东方干事,先管食堂财务,后管发行部,但有人不愿意,不知谁偷偷把俞敏洪姐夫的办公设备搬走了。

俞母大怒,也不管俞敏洪正和王强、徐小平两个新东方骨干在饭店包间里商量事,搬把凳子便堵在包间门口破口大骂。

王强和徐小平看见俞敏洪站起来“大义凛然”向门外走去,还以为他是要去跟母亲做坚决的斗争呢,谁知这位新东方学校的校长,万人景仰的中国留学“教父”,“扑嗵”一声,当着大伙儿的面,给母亲跪下了。

弄得王强和徐小平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王强事后回忆说:

“我们期待着俞敏洪能堂堂正正从母亲面前走过去,可是他跪下了。

顿时让我崩溃了!

人性崩溃了!

尊严崩溃了!

非常痛苦!

”一个外人看见这样的场景尚且觉得“崩溃”,觉得“非常痛苦”,那么,作为当事人和下跪者的俞敏洪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俞敏洪是千万富豪、亿万富翁,谁知道俞敏洪这样一类创业者是怎样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呢?

他们在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道路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忍受了多少别人不能够忍受的屈辱、憋闷、痛苦,有多少人愿意付出与他们一样的代价,获取与他们今天一样的财富?

更有甚者,当初江苏名佳企业董事长张正基创业时,因为违逆了父亲的意思,甚至被父亲告到税务局,说他偷税漏税,父子因此而3年断绝往来,你知道其时张正基的心情吗?

对一般人来说,忍耐是一种美德,对创业者来说,忍耐却是必须具备的品格。

电话大王吴瑞林(侨兴老板)当初创业失败,“走在路上,平时笑脸相迎的乡邻竟然一夜之间形同陌路,不断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

没多久,孩子们就哭着回家告诉我,老师把他们的位子从第一排调到最后一排去了,学校里的同学也不和他们玩了。

”吴瑞林不得不带着家人,“选择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悄悄离开”,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

指甲钳大王梁伯强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辛苦累积财富,而每一次点滴积累的财富最后总是被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原因”剥夺,搁一般人早发疯了,可梁伯强都忍下了。

现在他是一个成功者。

老话说“吃得菜根,百事可做”。

对创业来说,肉体上的折磨算不得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才是致命的,如果有心自己创业,一定要先在心里问一问自己,面对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全面折磨,你有没有那样一种宠辱不惊的“定力”与“精神力”。

如果没有,那么一定要小心。

对有些人来说,一辈子给别人打工,做一个打工仔,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

3、眼界

名人老总佘德发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据说这个人不管走到哪里,随身都会带着两样宝贝:

一样是手提电脑,因为名人在全国设有许多的分部、分公司,佘德发带着电脑走到哪里,那里就是公司的总部;另一样是一个旅行箱,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报纸,佘德发走到哪里,读到哪里,将一箱一箱的报纸,当成了精神粮食。

人们都喜欢夸耀自己见多识广,对于创业者来说,就不是夸耀,是要真正见多识广。

广博的见识,开阔的眼界,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与成功的距离,使创业活动少走弯路。

《科学投资》研究了上千创业案例,其中亲自走访的创业者不下数百,发现这些创业者的创业思路有几个共同来源。

第一,职业。

俗话说,不熟不做,由原来所从事的职业下海,对行业的运作规律、技术、管理都非常熟悉,人头、市场也熟悉,这样的创业活动成功的几率很大。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创业思路的来源。

第二,阅读,包括书、报纸、杂志等等。

比亚迪老总王传福的创业灵感来自一份国际电池行业动态,一份简报似的东西。

1993年的一天,王传福在一份国际电池行业动态上读到,日本宣布本土将不再生产镍镉电池,王传福立刻意识这将引发镍镉电池生产基地的国际大转移,意识自己创业的机会来了。

果然,随后的几年,王传福利用日本企业撤出留下的市场空隙,加之自己原先在电池行业多年的技术和人脉基础,做得顺风顺水,财富像涨水似地往上冒。

他于2002年进入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另一位财富英雄郑永刚,据说将企业做起来后,已经不太过问企业的事情,每天大多时间都花在读书、看报,思考企业战略上面。

很多人将读书与休闲等同,对创业者来说,阅读就是工作,是工作的一部分,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

第三,行路。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千里路”。

行路,各处走走看看,是开阔眼界的好方法。

《福布斯》中国富豪里面少有的女富豪之一沈爱琴,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出国。

出国不是为了玩,而是去增长见识,更好地领导企业。

在《科学投资》研究的案例中,有二成以上创业者最初的创业创意来自于他们在国外的旅行、参观、学习。

像刘力1995年创立北京大众人拓展训练有限公司,将拓展训练当成自己创业的主要落脚点,灵感就来自于其在英国、瑞典等国考察时,对拓展训练的接触。

“当初的震撼非文字所能够表达。

”回国后刘力便照猫画虎弄了这么个东西,效果非常好。

现在有空到哪儿上一堂拓展训练课,已经成了都市有产阶级的时尚玩意儿,北大等学校在帮助企业训练企业领袖时,拓展训练是其中一项重要手段。

还有西岸的黄勇。

西岸是中国最好的几家公关公司之一,去年因为和奥美的合并闹得沸沸扬扬。

西岸的创始人黄勇原来是一名比较成功的科技记者,有关媒体这样描述黄勇的创业:

“1992年,黄勇在香港偶然参观了博雅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

这次香港之行最后改变了黄勇的命运。

博雅的业务让黄勇感觉很有意思,他没想到公关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

”结果就是,黄勇利用自己做记者时积累的大量资源,先人一步在国内开办起了公关公司。

西岸,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公关公司之一,后来因为代理微软公司的“维纳斯”(一种机顶盒)在国内公关界一举成名。

记者在北京西单时代广场看到,西岸在这个豪华写字楼租赁的办公场所不下千余平方米。

行路意味着什么,或者换句话说,眼界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开阔的眼界意味着你不但在创业伊始可以有一个比别人更好的起步,有时候它甚至可以挽救你和你企业的命运。

眼界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创业者的创业之初,它会一直贯穿于创业者的整个创业历程。

“一个人的心胸有多广,他的世界就会有多大。

”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创业者的眼界有多宽,他的事业也就会有多大。

比如科宝。

科宝整体厨房如今在国内非常有名,但是科宝在起步时,并不是做整体厨房的,专业是抽油烟机。

后来科宝的创始人蔡明发现不少顾客在买了抽油烟机以后,还会向他们订做几格吊柜、厨柜,以便放置一些厨房用品甚至是冰箱等电器。

这时候科宝才开始有意识地向整体厨房方面转型。

“那时我们理解的整体厨柜就是做几个柜子,把燃气灶和其他厨房用具放在一块就行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5月。

我去德国科隆参加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家具配件展,算是开了眼界。

看了展会,我发现自己以前做的东西,那哪能叫整体厨房,简直就是垃圾。

展会后,蔡明从德国直接去了意大利,雇了一个意大利司机,从北边的威尼斯出发一直南下。

“我让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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