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文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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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文明
第一章古代埃及文明
第一节太阳和尼罗河：
法老的土地和人民
古代埃及的地理位置和居民
古代埃及文明发源于非洲北部的一片广袤的沙漠地区。
尼罗河自南向北从这里流过，留下一条狭长的河谷，这就是古代埃及人的家乡，他们称之为“凯麦特”（kmt），意即黑土地。
与河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西两边红色的沙漠地带，古埃及人称之为“红土地”，由于气候干燥，不能居住，因此被认为是异域和危险之地。
河谷与沙漠是古代埃及人生活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
虽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结点，古代埃及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相对的孤立性。
北边的地中海和东西两边的沙漠构成了河谷流域的天然屏障，使得对外联系相对困难。
古代埃及人主要是向南与努比亚，向东北通过西奈半岛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发生联系。
这种地理上的相对孤立性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沙漠屏障对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入侵起着阻隔作用，使得古埃及社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局。
在第二中间期之前，埃及一直保持着独立，这对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使文化传统有着更大的延续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埃及是闭塞的、其文化是千年不变的。
相反，正是在与其他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古埃及文明不断吸取着新鲜的血液，维持着自己的活力。
古埃及与努比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及两河流域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并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同时，古埃及文明也向地中海地区传播，爱琴文明就是在吸收埃及和西亚等地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埃及的遗物不断在塞浦鲁斯、提洛（Delos）、铁拉（Thera）等地发现。
尼罗河谷周围的自然屏障并没有隔绝古埃及与外界的交往，而是起着“过滤器”的作用，对外来因素进行缓冲处理，然后再逐渐吸收进来，这正是古埃及文明的特色及其生命力之所在。
虽然少有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古埃及的居民却并非一个单纯的民族，而是北非当地土著和周边地区其他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
从早王朝时起，两河流域就与埃及发生联系；喜克索斯人（Hyksos）入侵埃及后，西亚移居埃及的人日渐增多；而进入帝国时期后，埃及在近东地区霸主地位的确立，争霸战争的频繁胜利，更使大量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的战俘流入埃及。
除西亚之外，周围的游牧民族也与古埃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特别是西部沙漠中的利比亚人，在古代埃及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利比亚人有五个部族，太赫农（Tehenu）、太迈胡（Temehu）两支早在第五王朝时就居住在三角洲西部的绿洲中，臣服于古王国的统治，充当埃及人的猎手和雇佣兵；三角洲西北的黎部、迈什维什族在第19、20王朝时开始入侵埃及，被国王们击败后，安置在划定的居住圈内进行教化，然而，他们并没有被驯化，而是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并逐渐成为埃及军队的主要力量，势力日增，终于在埃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22王朝。
南边努比亚的沙漠民族麦加（Medjay）从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在古埃及人的生活中，从六王朝起，他们越来越多地受雇于军队和警察机构，并逐渐成为主力，以致后来麦加竟成了“警察”一词的代名词。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古代埃及南方和北方的居民在外貌上有差别，南方居民更接近于非洲土著。
尼罗河谷是在北非气候转暖之后才成为人们定居之处的。
史前时期，北非还是气候湿润、雨水充足的地方，后来成为沙漠的尼罗河西部地区在那时还是水草肥美的平原，早期人类就活动在这里。
而尼罗河谷却是蚊虫滋生，没有人烟。
从公元前5000－4000年起，气候转暖，史前人生活的平原地区日渐干燥，成为无法居住的沙漠，而原来潮湿的河谷地带则成了人们理想的家园。
从这时起，埃及的气候成为亚热带大陆性半干燥型，雨量少，昼夜温差大。
一般来说，雨量在50到100毫升之间。
南部地区平均温度是51到8摄氏度，北部是41到11摄氏度。
在这种气候下，农业灌溉必须靠河流提供水源。
尼罗河的赠礼
希罗多德曾说：
“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尼罗河对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意义。
可以说，在这片干燥少雨的北非沙漠地区，如果没有尼罗河，就不会有埃及这个农业发达的文明古国。
源于非洲中部维多利亚湖的白尼罗河是尼罗河的源头。
它自南向北流经苏丹境内时，又接纳了两条源于埃塞俄比亚的支流：
青尼罗河和阿特巴拉（Atbara）河。
这三条河中白尼罗河的流量最稳，它在非泛滥期能提供80％的水量，而在泛滥期只提供10％；另外的90％是由青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提供的，因为每年夏季它们都吸收非洲中部的大量季雨，水量大增，可是在季雨过后的非泛滥期，它们就只能提供20％的水量。
尼罗河全长6000多公里，在埃及境内有1200多公里。
流经开罗附近时分为五条支流，呈放射状流入地中海。
古埃及人称这个扇形的三角洲为“下埃及”，它直线长有200公里，最宽处达250公里，今日三角洲占埃及可耕地的2/3。
开罗以南的河谷地带直线长为700公里，地形狭窄，宽度从10公里到20公里不等，古埃及人称之为“上埃及”。
实际上这个地区还可以阿什特（Asyut）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因为尼罗河在阿什特附近又分出一个叫巴尔.约瑟夫（BahrYusef）的支流，它与尼罗河平行北流，流入法雍地区后成为摩里斯湖（Mores）的水源。
一般把阿什特以北、三角洲以南的地区称为“中埃及”。
这个地区以法雍（Fayum）为中心，在史前时期曾有广袤的湖区和沼泽地，从后来当地人对鳄鱼的普遍崇拜来看，当时这里很可能有大量的鳄鱼。
后来湖区逐渐缩小，并在南部出现狭窄的可耕地。
中王国时期的国王们曾在这里组织大规模的沼泽排水工程，开垦了大量荒地，并安置居民。
在托勒密（Ptolemaic）时期，这儿的荒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垦，成为人口稠密的经济发达地区。
古埃及的国王自称“上下埃及之王”，这个称号反映了河谷与三角洲在地理上的差别。
至于是否真的存在过上埃及与下埃及两个独立的王国，以及它们如何完成了统一，仍然是埃及学界有争议的问题。
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为河谷带来了大量的沃土，使之成为古代农民的乐园。
每年的七月，由于吸收了非洲中部丰富的季雨，尼罗河的水位逐渐升高，并溢出河床，流向河谷，到九月泛滥达到高潮时，整个河谷都淹没在水中，河水退后，留下一层淤泥，这些从上游冲积下来的淤泥富含磷酸盐和腐植质，是农作物生长的沃土。
由于河水在大多数的时候都定期泛滥，及时带来这种天然化肥，使得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泛滥季结束后，农民只需将种子撒在潮湿、肥沃的土地上，就可以静等来年收获季节的到来。
尼罗河不仅为农业提供良好的条件，而且保障了这种条件的持续，即避免了困扰两河地区的土壤盐碱化问题。
收获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几个月的干旱，使水涝和土壤盐碱化得以避免。
此外，由于淤泥的沉淀，河两岸地面增高，因此泛滥时河水不是冲出堤岸，而是缓缓地通过河渠蔓延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在两岸的旧河道和低地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蓄水池塘。
在进入减水期以后，池塘中的河水倒流出来，一方面使得土地更加充分地吸收水分，并且把周围土地中由于泛滥而产生的盐分冲掉，另一方面又可补充灌溉，在河谷逐渐干旱起来时及时提供灌溉水源。
古代埃及人将一年分为三个季节：
泛滥季（7－10月）、生长季（11－2月）、干旱季（3－6月），这充分说明尼罗河的自然变化与农业生产的节奏是互相协调的。
由于很少有水位低而引起的坏年景，古埃及的农业有很大的自然性，人们满足于“靠天吃饭”，因此农业技术长期落后于同时期的两河流域。
埃及直到18王朝才出现一种很简单的灌溉工具－－“沙杜夫”，而此前一直使用这种原始的“池塘灌溉法”。
如上所述，尼罗河赠给古埃及人的不仅是肥沃的农田，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沼泽地，这儿的野生动植物是古埃及人重要的食物来源。
虽然农业是古埃及社会经济的基础，但自然采集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的时期。
有的埃及学家甚至认为古埃及在某种程度上仍停留在食物采集的阶段上。
沼泽地中盛产纸草和芦苇，这两种植物有广泛的用途，尤其是纸草，不仅可用来做书写原料、织布、编席，还可以入食。
尼罗河是候鸟过冬的好地方，因此沼泽地里栖息着各种各样的鸟类，与水中的鱼类相映成趣，而它们又是食肉动物如河马、鳄鱼等的佳肴。
捕鱼、捉鸟、射杀河马是古埃及壁画中常见的主题。
考古资料证明，鸟类和鱼类是当时中下层人民的重要食物来源。
通常，人们把捕获的鸟和鱼用盐浸泡并储存起来，长年食用。
此外，带着妻妾、仆从、宠物驾船捕猎也是上层贵族所喜爱的娱乐活动。
在他们的墓室壁画中，泛舟射猎是理想生活的重要场景。
而许多浪漫的情诗，也以沼泽中的风景为铺衬。
红土地的宝藏
虽然古埃及人将沙漠视为“异域”、“死亡之地”，但那儿丰富的宝藏却是种极大的诱惑。
沙漠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富产石材、矿产，吸引着埃及人不断前往狩猎和采矿。
从古代采石队在岩石上留下的文字和他们使用过的井、泉的数量判断，其人数常在几千人以上。
东部沙漠（即尼罗河到红海之间的地区）与埃及人的生活较之西部沙漠要密切。
这里山脉绵延，沟壑纵横，有古代著名的采石场，富产石英岩、硬砂岩、灰花岗岩、斑岩、雪花石膏、紫石英等，这里还富藏各种矿石，如铜、铁、铅等。
南部靠近努比亚的地区是重要的金矿所在地，而东北的西奈半岛更是重要的绿松石、孔雀石及铜的产地。
东部沙漠中还有三条通向红海的重要通道，是古埃及人与红海地区贸易和采矿的必经之地。
西部沙漠地势相对平坦，这儿分布着三群绿洲，自西北向东南分别为“利比亚绿洲”（由法拉夫拉（Farafra）绿洲、巴赫里亚（Bahriya）绿洲、西瓦（Siwa）绿洲组成）、法雍绿洲、“埃及绿洲”（由哈噶（Kharga）绿洲、达赫拉（Dakhla）绿洲组成）。
这里盛产各种矿石，如三角洲南部“泡碱”干河谷的泡碱，法雍绿洲的石膏，南部绿洲的明矾，接近努比亚地区的铜等。
其中泡碱的作用尤其重要，它是制作木乃伊和玻璃器皿的重要材料。
绿洲之外的山区也是许多宝石的产区，最常见的是水晶石。
此外，这里也出产陶土。
然而，对古埃及历史产生最深远影响的，还是沙漠中丰富的金矿。
据统计，新王国时期埃及黄金的年产量为1000磅。
金矿的两大主要分布区，一是东部沙漠的山区和干河谷，一是后来成为埃及统治地区的努比亚。
在小亚西部的金矿发现之前，埃及是古代世界最大的产金国，因此黄金对古埃及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
在新王国末期以前的几千年中，它是埃及占主导地位的商贸资源，正如中世纪末期羊毛之于英格兰。
古埃及人用黄金换取本国缺乏的资源，如木材、铜、铁、香料、象牙、油等等；此外，在新王国即帝国时期，黄金还是重要的“外交赠品”，法老们或者用黄金与当时的近东强国结好，或者用黄金收买、拉拢叙利亚、巴勒斯坦那些见风使舵的小国，以至当时的外交书信中，凡致书埃及法老的，必提及黄金，有学者称之为“黄金外交”。
而18王朝以后，黄金资源渐渐开采殆尽，帝国的黄金时代也随之成为过去。
后期埃及的对外贸易中，粮食逐渐代替黄金成为主要出口产品。
在沙漠中狩猎是古埃及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沙漠中的绿洲在当时是野兽出没的地方，常见的有狮子、羚羊、瞪羚、鬣狗等。
不仅绿洲中有许多野生动物，沙漠和山区也是人们捕猎鸵鸟、野驴等的好去处。
考古资料证明，在公元前1300年以前，古埃及人一直在大规模地捕猎这些野生动物，并把它们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对沙漠中各种矿产、石料的开采，是古埃及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
没有积极开发“异域之地”的愿望和勇气，也就不会有基萨大金字塔、卡纳克神庙等建筑史上的奇迹，和令后世人赞叹不已的艺术成就。
总之，河谷与沙漠共同构成了古埃及文明发展的摇篮，二者相辅相成，在古埃及独具特色的文明特征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古埃及人的“二元对称”、“均衡”、“和谐”、“秩序”等观念的产生，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节古代埃及的历史
古埃及的历史始于公元前3100年，结束于公元前332年。
生活在公元前4－3世纪的埃及祭司曼尼托把埃及历史分为31个王朝，现代学者沿用了这种分法，并根据古埃及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主要线索将31个王朝分为若干历史时期，这些线索主要包括埃及的统一与分裂、新都的建立、物质文明的突破性发展如大规模石建筑的出现等等。
由于对这些线索各有侧重，所以埃及学家们在分期问题上一直有分歧，目前普遍接受的一种分期是：
前王朝时期：
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3100年
早王朝时期：
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700年（第1－第2王朝）
古王国时期：
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160年（第3－第8王朝）
第一中间期：
公元前2160年－－公元前2010年（第9－第10王朝）
中王国时期：
公元前2106年－－公元前1786年（第11－第12王朝）
第二中间期：
公元前1786年－－公元前1550年（第13、15、16、17王朝）
新王国时期：
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069年（第18－第20王朝）
第三中间期：
公元前1069年－－公元前656年（第21－第25王朝）
后期埃及：
公元前664年－－公元前332年（第26－第31王朝）
托勒密埃及：
公元前332－－公元前30年
罗马埃及：
公元前30年－－公元395年
前王朝时期
前王朝时期是古埃及文明的萌芽时期。
象形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发展，与其他地区交流的增加，都反映了早期文明的出现。
前王朝时期有两大特点，一是发展迅速，一是与后来的王朝时期缺乏一种连续性。
古埃及文明尚处在起步阶段，成为其独特性质的各种因素，如强大的王权、保守、延续、相对封闭等等，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表现出来。
相反，无论从经济发展、政治变革，还是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方面，前王朝时期都表现出一种洋溢的活力。
这一点从下面对区域性文化的出现、发展及走向统一的过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
在上下埃及分别出现了两个区域性文化群，二者之间没有延续性。
分布在下埃及（北部）的遗址主要有梅里姆达（Merimda，在三角洲西部）、法雍A（在法雍地区）、马阿迪（Maadi，在开罗南部）、布托（Buto，在三角洲西北部）。
其特点是各文化之间没有连续性，较分散。
其中马阿迪遗址中有冶铜的遗迹发现；法雍地区的居民还在食物采集阶段；布托是与西亚交流的重要基地，也是延续到最晚的一个遗址。
上埃及的文化群中，各遗址既在时间上有延续性，又呈现出区域扩展的特点，更多地为我们提供早期文明起源的信息。
最早出现的是塔萨（Tasian）和巴达里（Badarian）文化，它们的分布局限于阿什特以南，主要发现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墓地；涅伽达（Naqada）I期（也叫阿姆拉特）的典型遗址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从现有发现中还看不出其居民已有贫富分化，但同属这个考古分期的发现分布范围很广，并且与涅伽达II期有承继关系。
这个时期的艺术主题和工具都反映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
如艺术作品中出现的“牛顶城墙”、“双狮图”、“长颈怪兽图”，以及建筑中的凹纹城墙，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圆柱印章等等，都是典型的西亚风格。
西亚楔形文字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刺激了古埃及文字的发明。
此外，两个地区的农作物和驯养动物也非常相似。
那么，当时的文化传播是如何发生的呢？
学者们猜测其促动力是西亚的和平移民或者暴力入侵，但至今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
在前王朝后期（即涅伽达III期），王权出现，区域性文化逐渐趋向统一。
这个时期王权的主要标志是王名和王陵的出现。
在上埃及、孟斐斯（Memphis）附近和三角洲发现了大量带有王名的纪念物，主要有调色板和权标头两种类型。
最著名的是发现于赫拉康波里斯的那尔迈（Narmer）调色板和蝎王权标头。
王陵规模的逐渐增大、同期考古遗址分布范围的扩大，反映出前王朝后期文化由区域性向统一性的发展。
王陵早在涅伽达I期时既已出现，到II期时在赫拉康波里斯、涅伽达和阿巴第亚出现的较大规模的王陵反映出区域性统一的特征；而涅伽达III时分布在阿拜多斯、涅伽达和赫拉康波里斯的王陵，规模和形制上已与早王朝的王陵基本一致。
从考古遗址分布上看，涅伽达II期时，涅伽达文化传播到三角洲地区南部；到涅伽达III期时，在整个三角洲地区和河谷地区都有涅伽达文化出现。
因此，到了前王朝向早王朝过渡的阶段，埃及在文化发展上走向统一的趋势已经确定，政治上的统一已有了基础。
早王朝时期
早王朝时期是古埃及统一国家逐步形成、王权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但统一的具体时间问题在学术界长期争论而没有一致结论。
尽管如此，早期国家制度的发展完善是总的趋势，其具体进程体现在文字的广泛使用、都城孟斐斯的确立、政府管理职能的逐渐完备、王权理论的形成及国家独立性的日益加强等等方面。
这也是学者们把这个时期作为埃及历史开端的原因。
随着文字的广泛使用，到了第1王朝以后，前王朝时期那些调色板、权标一类的纪念物逐渐消失了，代之以记载重大事件的“王室年鉴”。
最早时是以重大事件为年的名字，如“清查牲畜年”，每年写在一块石板上，右上方有一个圆洞，后来才演化为按每个国王的统治纪年，如“某王第X年”。
与此同步的，是国家管理结构的发展。
以掌管财政的宰相、主持军事事务的长官为首，以负责具体的管理工作如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等的大批书吏为最基层官员的官僚机构初具雏形。
这个机构支撑着国王的最高权威，统治着工匠、农民等普通劳动者，埃及社会阶层金字塔形状的结构形成了。
随着独立国家的形成，埃及与其他地区文化上的差别日渐明显。
虽然与周边地区的贸易活动仍在继续，但后者对埃及文化上的影响越来越少，前王朝时期那些典型西亚风格的艺术主题如长颈兽等逐渐消失。
王陵的随葬品中开始出现大量精美的石制容器，使用了各种石料，表现出古埃及人开始尝试利用自己丰富的石矿资源，这是极有意义的尝试，为古王国时期大规模石建筑群的出现做了技术上的准备。
逐步发展起来的象形文字尤其独具特色，与西亚的楔形文字风格迥异。
总之，早王朝时期的发展，为古王国的繁荣做好了物质和文化上的准备。
金字塔时代：
古王国时期的埃及
古王国即曼尼托纪年中的第3－6王朝。
这个时期虽然由早王朝发展而来，却代表着埃及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质的飞跃。
在这期间，埃及最终完成和巩固了政治上的统一，专制王权发展到了顶峰。
第4王朝的物质文明达到了古王国时期的顶峰，也是埃及历史上王权强盛的黄金时期。
该王朝第一个国王斯涅弗鲁（Snefru）共建造了3个金字塔，他的后继者胡夫（Khufu）、哈夫拉（Khafre）和孟卡拉（Menkaura）在基查（Giza）郊外留下了闻名世界的三大金字塔。
金字塔的修建使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发展起来。
其主要任务就是为王室工程征集、组织和管理人力、物力资源。
被称作“国王所有工程的监督者”的官员要负责这些建筑工作每个阶段的设计、劳力组织及监督。
在第4王朝，这一职位主要由王子来担任。
此外，有大批书吏负责具体的管理工作，如对建筑工程所使用的材料进行统计和记录，并进行大量的估算，如搬运一定量的建筑材料需要多少人，应付多少报酬，这些人每天应完成多少工作量，等等，以便支付报酬、监督劳动的进展。
为保证对各地资源的征集，国家定期组织全国规模的财产清查，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
清查对象包括黄金、牲畜等等。
帕勒莫石碑记载了两年一次的清查牲畜的活动，这是古王国时期最重要的清查工作，“某王统治第x年”（regnalyear）一词即由此而来。
从古王国时期的免税法令可以看出，国家的赋税无所不在，如对某些地产的运河、湖、井、树和水袋等都要征收赋税。
通过对这个官僚机构的管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更加加强。
统一之前各独立的州成为国家的基本管理单位。
在古王国鼎盛期州完全附属于中央。
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更换各州的长官。
中央对各州的经济活动进行严密的控制。
在第3、第4王朝，都城的上层贵族由国王的亲属组成。
国王最重要的助手是被叫做宰相（t3ty）的高级官员，他以国王的名义管理全国的经济事务并且负责最高法院的审判。
有时他也可以兼任一些其他高级职务，如都城的最高管理者等。
然而，在古代埃及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他没有军权，军队由另一个独立的官职－－军队长官统领。
以国家最高长官－－宰相，军事长官，各级官吏和各大神庙的高级祭司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牢固地附属于王室，这个中央管理体系通过不断扩大的官僚队伍来运行。
金字塔的修建还导致了古埃及历史上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宗教捐赠”制度的形成。
宗教捐赠是一种永久性捐赠，其目的是保证神庙日常仪式以及国王和贵族陵墓上宗教仪式的运行。
它有两种来源，一是直接财产捐赠，一是以合同的方式确定从其他捐赠中分割出来的部分财产。
从理论上说，宗教捐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是永久性的，除非经过法律批准。
宗教捐赠的收入分配给主持宗教仪式的祭司和其他参与神庙和陵墓管理的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也可有其他用途。
在官僚机构完善和“宗教捐赠”制度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专制王权离心力的因素也随之产生了。
官僚机构的膨胀，使组织和使用各种资源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地方贵族的手中，原来王室专有的高超技术也扩散到地方，从而使地方贵族从中获取了更多的财富，在当地权势日增。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王国时期金字塔的建造导致了官僚机构的膨胀，产生技术和权力的双重扩散。
在经历了几次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宫廷内乱之后，第5王朝的国王们改变了任用王室成员做最高行政官员的做法，开始任用地方贵族担任宰相等高级职位，从而更加速了地方势力的发展。
他们中的一些人逐渐把持自己的职位并传给后代，形成了官位的世袭制。
虽然国王也象征性地发布任职命令，但对他们已无实际的控制权。
第5王朝以后，宗教领域的重要现象是对太阳神和死神奥赛里斯的崇拜日渐兴盛。
从国王拉杰代夫开始，“拉神之子”的称呼开始出现在国王个人名字的前面。
在第5王朝的前75年间，金字塔建筑群增加了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即太阳神庙，它构成享殿的一部分。
为此，建造金字塔的部分原料被挪用。
金字塔的规模缩小，质量下降。
与此同时，死后的国王与死神奥赛里斯（Osiris）的结合开始出现，其表现形式即金字塔铭文，这是保佑国王通过冥世之路，到达来世、获得永生的宗教咒语，最早出现于国王乌纳斯（Unas）的金字塔与河谷享殿之间的通道墙壁上。
从此，国王与拉神和奥赛里斯的双重结合在古代埃及的历史上一直延续下去，这种二元化的特性成为国王埃及王权观念的中心：
与奥赛里斯的结合象征着王权的延续和国王在冥世的神圣地位；而作为拉神之子的形象则象征着国王在今世和将来的权威。
这种双重性体现了宇宙和社会秩序的延续。
古王国的崩溃由多种原因造成，如尼罗河水位低引起的自然灾害，对外商贸的中断，地方势力的发展，王权的衰微，以及由于培比二世的长期统治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等等。
古王国时期的对外关系以商贸和防御为主。
利比亚人的多次入侵都被击退。
南方是埃及人通过贸易换取优质木材、油、香料、动物皮等等的重要原地。
国王胡尼（Huni）把埃及的边境线向南推至阿斯旺，并在那儿修建了一个堡垒。
第4王朝的国王斯尼弗鲁也对努比亚进行战争，并带回大量战俘和牲畜。
埃及连续的征服对这个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在第二瀑布区，埃及的一个冶铜点从第4王朝末期一直存在到第5王朝中期。
而此后，埃及的远征队又由此向南进发。
在迈伦拉和培比二世统治期间，大臣哈胡夫曾率远征队三次前往努比亚。
在这个时期，一股被称作“C部人”（“C－Group”）的人进入了努比亚地区定居。
因此远征过程中时有暴力冲突发生，据目前的记载，至少有一位埃及远征队的首领死于非命。
在第5王朝，埃及商贸队也曾抵达蓬特。
而从早王朝时起，埃及就开始到东北方向的西奈半岛寻求铜、绿松石，并掠回当地的居民。
根据第6王朝大臣乌尼自传的记载，他奉命率商贸队5次远征南部巴勒斯坦，并得到利比亚和努比亚商人的援助。
第一中间期
古王国结束和中王国开始之间的250年叫第一中间期。
这是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以及为重建统一而展开激烈斗争的时期。
正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向我们昭示了古王国与中王国之间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统一国家的分裂和各州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发展，随之而来的各州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的降临，对全国的经济结构和灌溉系统产生了一定的瓦解作用，而这两者是埃及物质生活的基础。
这个时期的文献记载反映了由此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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