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1994 09.docx
《经济研究1994 09.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经济研究1994 09.docx（7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经济研究199409
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及调控
——对在我国建立货币供应统计体系的讨论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
现代货币统计，若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50年代建文分层次货币供应量统计体系算起，在国外已有近40年的历史；此前此后与之有关的理论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
笔者不企望在本文中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只拟对现代货币统计所依以建立的实践基础和理论研究，作一较系统的“转述”。
笔者希望，在这个阐释过程中，针对中国问题所发的某些议论，能够对建立中国的货币统计体系，以及对中国今后的货币调控，有所裨益。
一
存款货币的产生及其逐渐成为经济社会中最主要的交易和支付手段，使得现代社会不得不重新讨论“货币究竟是什么”这一非常古老的基本命题。
由于在现代社会中，绝大部分交易和支付都是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所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从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债的分析中探讨货币的界定问题。
人们注意到，一方面，金融机构（主要是存款银行）的负债，甚至某些非金融机构的负债，都发挥着交易和支付媒介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不同金融机构的负债以及同一金融机构的不同种负债，在履行货币职能时，其能力又是不同的。
所以，将金融机构的负债，依据某一标准，划分出层次来，就是绝对必要的。
这意味着，所谓建立货币统计体系，就是对金融机构的各种负债进行分析和归类。
能够被当做货币来使用的物品，必须是在交易和支付中被广泛接受的，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在此前提下，分析和归类的标准是流动性。
所谓流动性，指的是与商品和劳务相交换的便利程度。
一种物品的流动性高低依赖于：
（1）价格的稳定性和可预计性；
（2）买进和卖出（如果需要的话）的难易程度；（3）买卖的交易成本。
显然，现金，亦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由中央银行印刷并发行的“票子”，应是货币无疑。
在中国，我们将此定义为M0。
除了“票子”之外，人们在日常交易和支付中也普遍使用各种支票，对照上述三条标准，它们与“票子”几无差异。
所以，人们又将这些可签发支票的活期存款同“票子”归为一类，合称为M1。
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将M1作为货币的基本定义（但不一定将它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唯一对象）。
这是因为：
第一，货币的主要功能毕竟是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价值储藏只是次要的功能。
尤其是，在物价上涨时期，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会被其他实物所代替，但其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的功能则不受影响。
第二，作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M1的交易成本比其他任何定义的货币都低；类如定期存款之类的其他“准货币”，必须首先转化为M1的一种之后，才能执行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功能，而这种转换必然引起人力、时间和资源的耗费。
第三，无论货币定义如何扩大，M1总是构成所有货币定义的主要部分。
然而，如果在流动性基础上再考虑到货币的储藏功能，货币的定义必须扩大。
M．弗里德曼是此种意见的力倡者。
他认为，货币乃“购买力的暂栖所”。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商业银行的其他存款，如储蓄存款以及各类定期存款，就是既有储藏功能，又有相当高流动性的商业银行负债，它们显然也应包括在货币定义中（M．弗里德曼，1970）。
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中，非银行金融机构，诸如各种专业银行、储蓄机构等等，发展十分迅速。
这些金融机构同一般商业银行的主要区别，在于不能接受和创造活期存款；然而，同一般商业银行一样，它们却也能接受储蓄存款定期存款。
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既然综合考虑流动性和储藏功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也应同银行机构的存款一视同仁（G．葛利，E·1960）。
将M1同上述各种储蓄存款合并起来，我们便有了M2。
沿着上述思路继续推演，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除了金融机构的各种存款外，还有不少金融或信用工具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流动性或货币性。
这些流动资产包括政府和企业发行的短期债券、人寿保险公司保单、互助基金股份等。
由于拥有发达的二级市场，它们在金融市场上贴现或变现极为方便，亦即有着相当高的流动性。
与狭义货币相比，它们之间只存在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区别（莱德克利夫委员会，1959；G．葛利，E．M，萧，1960）。
这样，金融机构之外的各种短期流动性资产，便被包括在一个范围更广的货币定义M3之内。
沿着这种流动性或货币性的序列来定义货币供应，有一个问题必然被提出：
我们到底应在什么地方划出货币和非货币的界线？
这里显然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
不论我们把货币供应界线说的宽一些或窄一些，只要划出界线来，就总有一些与定义中的货币十分接近的金融资产被排除在货币定义之外。
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被定义在“货币”口径之内的金融资产的序列是不断加长的。
这既因为符合某一货币定义的金融工具随金融创新而不断被创造出来，还因为许多金融工具的市场条件被逐步开发，因而具有了较过去更大的流动性。
由于所有的金融资产都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就是说，所有金融资产都有一定程度的货币功能，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在70年代末尝试计算一种“加权货币总量”。
其赖以出发的前提是，每一种流动性资产都有一定的“货币性”，但它们的“货币性”又有所差别。
例如，通货可认为具有百分之百的货币性，而定期存款则只有（比如）百分之四十的货币性。
于是，以各种流动性资产的货币性作为权数，然后求出加权总和来，便能得到一种称为“加权货币总量”的货币供应统计来（W．巴内特，E．澳芬巴切，P．斯平茨，1981）。
另有一些经济学家则倾向于从另一角度来解决问题，就是在通常的M系列之外，再加上一个统计范围更大的指标——L。
它包括了诸如商业票据、储蓄债券、银行承兑票据、财政部证券等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资产。
然而，实在说，这里的L已非一个货币计量指标，而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资产的计量指标；它与下文所说的未清偿债务总量指标已经比较接近了。
显见，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要想得到一个界定清晰、且为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货币定义是十分困难的；或许，我们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一些学者主张摆脱学究式的争论，而根据实际政策用途来确定货币定义。
例如，J．M．凯恩斯就曾明确指出：
“为了方便处理某一特别问题起见，我们不妨从任何一点为‘货币’及‘债务’划分界限……，实际上，为易于解决问题，货币定义常包括银行体系中的定期存款，有时甚至包括一些金融工具如国库券等。
”（J．M．凯恩斯，1936）。
另有一些学者，如M．弗里德曼等，则主张通过实验方法来寻求答案。
他们认为，合适的货币定义，应当满足下述两个条件：
第一，货币总量必须与国民收入保持最高的相关系数；第二，货币总量与国民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必须大于此货币总量之任何组成部分与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
依据这一界说，他们所认定的货币是M2（M．弗里德曼，A·J．施瓦茨，1970）。
以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两种见解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体现了一种灵活且实用的态度。
他们的见解，大致为各国货币当局所接受。
翻开各国的货币统计，我们都可见到类如M1、M2、甚至多达M6之类的体系。
同时，注意到各层次的货币定义与国民经济的不同层面有着密切程度不同的联系，货币当局在执行货币政策时，总是综合考虑各层次的货币供应，并统筹兼顾。
当然，这样一来，货币当局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是大大增大了。
我国即将建立的货币统计体系，大致也遵循了上述思路。
拟议中的货币统计体系包括：
M0，即现金；M1，包括M0以及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以及个人持有信用卡类存款等；M2，除了M1之外，还包括城市居民储蓄存款、各种单位和个人的定期存款、以及各类信托存款；M3，等于M2加上短期金融债券；至于政府债券是否包括在内，尚在讨论中。
笔者认为，从经济合理性和标准统一的要求看，政府债券（至少短期政府债券）是应当包括在M3之中的。
基于这一统计体系，我们可以得到若干十分有用的经济分析帐户。
其一是货币当局概览，也就是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平衡表。
通过它，可以观察、分析基础货币的变化。
其二，将全部存款货币银行帐户同货币当局概览合并起来，可以得到货币概览。
这是分析货币与信贷的基本框架，可用于分析M0、M1的规模和变化。
其三，将货币概览与其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合并，得到银行概览。
它反映银行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金融交易。
其四，将银行概览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债表合并，可以得到金融概览。
这反映的是全社会的间接融资活动。
最后，在此之上，加入全社会直接融资统计，我们便得到全社会的资金流动概览；这就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系起来了。
以上讨论的定义货币方法，集中于从金融机构的负债方来讨论问题；可以说，这是在货币理论界占主流的思路。
但是，有一些经济学家却倾向于从金融机构的资产方来定义货币。
这方面的代表在60年代是聚集在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其后则是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弗里德曼（参见：
T·梅耶，1987）。
他们认为，随着对金融体制放松管制和新金融业务种类的不断增加，M1和M2的涵义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
但是，非金融借款人的未清偿债务这一指标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反映了经济社会对购买和支付手段的真实需要；更重要的是，它和货币一样，对名义国民收入保持着稳定的相关关系。
而且，由于公开市场操作向银行提供了贷款的必要资金，因而，中央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对全社会未清偿债务实行一定程度控制的。
所以，他们建议货币当局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指标上。
这一见解确实有其独到之处，然而，在各国货币当局都致力完善其M1、M2、M3等统计体系的大背景下，它在很长时期未能引起广泛的注意。
但是自80年代以来，当传统的货币统计越来越为层出不穷的新金融工具所困扰，且各种货币口径与国民经济活动的相关度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时，人们又重新“发现”了这一见解。
在这方面，美国可为适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中央银行受凯恩斯革命的影响，曾经以短期利率为货币政策的主要调控对象。
长期实行下来，货币供应大量增加，致使通货膨胀难以抑制，演成“滞涨”局面。
70年代以来受货币学派的影响，中央银行的调控目标转为主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兼顾短期利率。
中间经过80年代初期银行的重大调整，货币供应量统计可谓日臻完善。
但是近年来的统计分析表明，无论怎样定义的货币指标，都与国民经济的重要变量呈较低的相关度。
所以从今年开始联邦储备银行酝酿转变其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
这中间的具体细节尚不十分清楚，但是其调控对象将转向类如非金融部门未清偿债务、全社会信贷规模或可贷资金量之类的指标上，则已是确定的了。
这一变化的深远意义，目前还没有充分显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货币理论乃至货币调控的实践，都正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变化。
二
如上所述，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供应由流通中现金和一个范围不断扩大的存款构成，这两部分都是金融机构的负债。
其中流通中现金系由中央银行发行，其增减变动可由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来说明。
存款货币是银行的创造物。
银行的创造能力既受制于存款准备金的规模，也受制于存款准备率的水平。
于是在综合了各种因素的完整的货币供应理论中，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便被区分为两类：
基础货币和货币创造乘数。
其中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现金与金融机构存入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两部分构成；货币创造乘数则是全面考虑了诸如各种存款准备率以及现金／存款比率之类因素的一个综合参数。
基础货币与货币创造乘数之乘积，便为货币供应总量。
基础货币的规模可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出来，其变动也可在资产和负债项目的变动中观察到。
大致说来，增大基础货币的因素是中央银行的资产的增加，其主要项目是：
对政府的债权（对政府的透支、借款，以及购买并持有政府债券）、对金融机构的债权（贴现和贷款）、对国外的债权（包括黄金），以及其它资产。
减少基础货币的因素是中央银行非基础货币类负债的增加，其主要项目有：
财政存款、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债（金融机构存款）、对国外的负债、以及其他负债和资本。
将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安排，用以突出基础货币的决定因素，我们可得到如下方程式：
基础货币=（对国外的债权+对政府的债权+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其他资产）
—（对国外的债务+对政府的债务+其他债务和资本）
容易看出，若按经济主体来分类，方程式中的债权和债务项目基本是一一对应的。
将这些对应项目合并起来，得到相应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净额，对于我们分析中央银行同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及其对基本货币的影响，是极其有用的。
对国外债权和债务的变化，是与一国的国际收支，特别是其外汇储备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表现为人民银行外汇占款的增减，一向是影响货币发行的因素。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外汇储备的动态尚未充分表现出其对国内货币供应的重大影响。
自今年始实现了汇率并轨，进一步的目标是走向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如果这一目标能如愿实现，国内货币供应势将受外汇流入流出的重大影响，为了使得国内宏观经济保持稳定，货币当局乃至整个货币部门，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来“抵销”这种意外的来自国外的冲击。
总之，在我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以后，中央银行将同时面对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常常互相矛盾的目标；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的任务，无疑更为复杂了。
对政府的债权和债务的变化，强烈地受到政府财政收支差额，以及政府处理这差额（赤字或盈余）方式的影响。
由于中央银行代理国库，财政赤字（或盈余）以及与之关联的财政存款的增减，势将使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发生变化。
迄今为止我国财政收支的变化与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一直是密切相关的，致使理论界产生了诸如“财政出赤字，银行发票子”、“财政和银行穿连裆裤”、甚至“财政和银行是国家的两个钱口袋”的概括。
改革以前，财政和银行在资金上确是互相支持的；改革以来银行和财政的关系，则主要表现为银行几乎是无条件地向财政提供透支或借款的便利。
事实证明，这样做既不利于中央银行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也不利于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
所以，割断财政和银行之间的直接资金联系势所必行。
在这种新的格局下，财政收支的变化是否就不会对银行贷款发生影响呢？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哪怕它完全独立如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是会完全不支持政府筹资活动的。
特别是当中央银行比较倚重公开市场操作（即在公共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从而增减基础货币供应）来实施其货币政策时，它完全避免不了要用自己的资金来间接支持财政筹资。
因此，虽然我国今年明令禁止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借款和直接向中央银行出售政府债券，政府财政收支差额的变化，过去是，今后仍将是影响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的重要因素。
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债务的变化，反映了金融机构依赖中央银行的资金来从事其贷款活动的程度，它是与中央银行对各金融机构的贷款联系在一起的。
在西方国家，这种贷款主要通过贴现来实现；在中国，则直接表现为中央银行的再贷款。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贴现（或再贷款）的利率以及对贴现（或再贷款）数量的限制，都是影响这一项目规模的两个主要因素。
然而西方国家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贴现贷款作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中央银行固然可以改变贴现率和贴现贷款规模，但它不能强迫银行借款；其次，贴现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常常会出现波动甚大的差额，这将导致贴现规模乃至货币供应量产生盲目的巨大波动。
在中国再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相脱节的情况也是经常出现的。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常常成为专业银行逼迫中央银行基础货币超额供应，从而导致供应增长过快的渠道。
就此而言，我国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政策也不能说是有效率的。
进一步分析，在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借款活动的背后，非金融部门的借款者的行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方国家的银行所以不常向中央银行借款，除了其市场融资渠道十分宽广之外，主要原因是其客户的借款需求经常不足。
我国专业银行所以频频向中央银行要求再贷款，除了其市场融资渠道十分狭窄之外，主要原因是其客户的借款需求总是难以满足。
深究下去，所以有此区别，主要是企业制度不同。
可见，表现在货币领域的事情，其深厚根源还在于经济制度之中。
影响货币供应的另一类重要因素是货币创造乘数。
简单说来，货币创造乘数指的是，在货币供应由现金和存款构成，以及银行实行部分准备制的条件下，全体金融体系依据某一定量的基础货币，与其可以提供的货币供应量间的倍数。
影响货币创造乘数的因素可以归为五类：
（1）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率；
（2）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率；（3）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率，亦即在总存款中，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相对份额；（4）现金／活期存款率，即流通中现金和活期存款的相对份额；（5）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
这五类因素对货币创造乘数的影响，在力度上和方向上都不尽相同。
在部分准备制下，法定准备率的高低是决定货币创造乘数大小的重要因素。
其他因素不变，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率越低，货币创造乘数越高；反之亦然。
由于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准备率不同（通常是前者低于后者），所以，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率的变动，必然引起货币创造乘数变动，从而会影响货币供应量变动。
这一比率的上升，提高了定期存款水平，增加了用于支持定期存款的准备。
于是由于支持活期存款的准备较前减少，活期存款水平和货币供应量减少，反之这一比率下降，货币供应量将增加，就是说定期存款／活期存款与货币供应成负相关。
影响这一比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利率水平。
由于定期存款并不能象现金和活期存款那样直接用于购买或支付，它具有较大的价值储藏功能，所以相对于通货和活期存款，它的需求对其他资产的利率变动较为敏感。
现金／活期存款与货币供应呈负相关关系。
在部分准备制下，活期存款通过银行的存贷活动产生多倍扩张，而现金则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该比率上升，便意味着货币供应中具有较大扩张能力的一部分（活期存款）转变为货币供应中没有扩张能力的那一部分（现金），从而，货币多倍扩张的总水平会下降，货币供应量自然减少。
反之亦然。
在长期中，现金／活期存款率反映了公众在使用现金和存款方面的习惯、偏好和支付制度；而在短期内，它的变化则多半由公众对银行信心的波动而引起。
因此，该比率表示的是公众对现金与存款的偏好及对银行信心之间的一种平衡。
实证研究证明，经济扩张往往使社会增加对现金的需求，从而导致现金／活期存款率在经济活动达到高峰之前开始上升；而经济收缩则使得现金向银行回流，致使现金／活期存款率在经济降至谷底之前便开始降低。
就是说，现金／活期存款率是随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反向变动的（F．米什金，1986）。
在研究现金／活期存款时，有一个因素，即官方统计中漏失的地下经济的规模，是必须考虑的。
纵观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一定规模的地下经济。
例如据美国经济学家估计，该国的地下经济规模大约超过该国GNP的10％，有些经济学家的估计还要大些（参见：
F．S．米什金，1987）。
造成地下经济的一般性原因，是避税动机以及非法经济活动的存在。
而对于中国这种发展中的经济来说，除了上述一般原因之外，国民经济的货币化、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支付制度的变化等等，则是其特殊原因。
地下经济的存在，是一个提高现金／活期存款率，从而减小货币创造乘数的重要因素。
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规模对货币创造乘数的影响，与法定准备金的影响相类似。
这一规模越大，货币创造乘数越小；反之亦然。
决定银行体系超额准备水平的因素，可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来解释。
银行对超额准备的需求，取决于银行对提兑风险的估计、对危机间银行获得央行资金的可能性及其成本的估计、以及对超额准备金的用途的盈利机会的预期。
因此，资产的盈利性和风险性的比较，从而整个社会的利率结构，对银行超额准备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在经济衰退时期尤为明显。
可见，银行在超额准备方面的行为方式基本是顺周期的，这与中央银行逆周期的行为方式正相反。
综合上述影响货币供应的两类、九项因素的讨论，可以明显看出，在现代信用制度下货币供应量的决定，绝不象人们一想之下的那么简单。
它实际上是由中央银行、政府（以财政为代表）、存款者、银行、银行的借款者和国外等六个主体共同决定的。
在前面所列的各项因素中，可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的是活期存款法定准备率和定期存款法定准备率。
对政府债权和债务的变化、以及对国外债权和债务的变化，则由中央银行和这三个主体共同决定。
至于现金／活期存款率、定期存款率／活期存款率、银行的超额准备等等，中央银行都很少有影响力。
简言之，货币供应是经济中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中央银行的作用是有限的。
美国的经验表明，在货币供应的变动中，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可以解释四分之三，而法定准备率和贴现率的变动则基本不起什么作用。
货币供应的其余四分之一的变化，则归因于其他因素（F．S．米什金，1990）。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主要原因在于：
在信用制度下，货币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内生性。
关于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问题，布尔曼（J．T．Boorman）曾作过概括的界说。
货币的“内生性”和“外生性”，是相对于实质经济体系而言的一对概念。
所谓外生，指的是在实质经济体系外部，不受实质经济因素影响而自行决定的性质；所谓内生，指的是在实质经济体系内部、受其他实质经济因素（非货币的）影响，并与这些实质经济因素共同决定的性质。
外生货币与内生货币的区别，可从货币的发行者和持有者对货币的实质价值变动的反应之差别看出来。
自经济社会不再使用实体货币之后，货币无例外都是其发行者的负债。
然而对外生货币而言，其发行者是不受其货币债务之实质价值变动影响的，而公众则对其金融财富之净值相当敏感。
因此物价水平的变动虽然使货币的实质价值发生变化，但其发行者并不考虑其货币债务的负担，因而其支出不受影响，但公众所持有的货币的实质价值则肯定是受到影响的，进而他们的支出决策也一定受到影响。
显然由政府印钞机发行的货币，即日常所使用的钞票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外生货币”。
就内生货币而言，其发行者是要受到其货币债务之实质价值变动影响的，但由于其货币债权也同样受到其实质价值变动的影响，且其货币债务和货币债权所受到的影响是相同的，所以价格水平的变动，使公众的资产和负债两者的实质价值成等比率变动，而公众的净实质财富没有改变，进而价格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内在货币价值的变动，通常不会对公众的支出决策产生影响。
显然，由各种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存款货币，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外生货币”（J．T．布尔曼，1977）。
在理论上概括出内生货币和外生的概念，对于货币理论研究乃至经济理论的研究，意义都十分重大。
就本文讨论的货币供应机制来说，由于如今的货币供应主要由各种存款构成，由于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区别日渐消失，货币供给越来越多地决定于经济过程的内部变动，即越来越成为内生变量，从而人们对货币供给的“外生”控制日渐失去有效性。
认识及此，我们便不会对货币供应在相当程度上由非金融部门决定这一现象感到奇怪了。
既然货币供应是一个经济社会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控制货币供应就是一件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事情。
在这里，货币当局固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若把货币供应不适当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货币当局“关不住闸门”，则肯定是过于简单的。
三
遵循国际惯例来建立我国的货币统计体系，无疑会使我国的金融宏观调控，乃至整个宏观经济调控之基础得到大大的改善。
这一转变，将对我们现有的许多概念、理论、以及调控实践提出挑战。
例如，如将货币供应界定为一个将现金、银行存款等包括在内的综合概念，那么有一些十分流行的说法就须舍弃。
例如“体外循环”。
它概括的是现金较大规模地流出银行体系，以及大量交易和支付通过现金来媒介的现象。
这与前文的现金／活期存款率提高的概念大致相仿。
与之对应的还有“笼中虎”。
它概括的是银行储蓄大规模增加的现象。
这说的大约是现金／活期存款率下降的情况。
长期以来，无论是货币当局还是理论界，对这两种现象都十分警觉。
而且令人不解的是，当人们反反复复指出这一现象并呼吁要采取措施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若要消除“体外循环”，势必会导致“笼中虎”；而要解决“笼中虎”势必又会导致“体外循环”。
就是说，同时提出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会使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所以会产生这些界定不清且相互矛盾的说法，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一直对现金和存款都是货币这一客观事实，认识是不清楚的。
如果用新的货币概念来概括这一现象，那么存款向现金的转化（体外循环）或现金大量存入银行（笼中虎），首先只是货币形式的转换问题。
这种转换可能使货币供应总量发生变化，但也可能使之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