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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普遍存在理性缺失的现象
当代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普遍存在理性缺失的现象,突出表现为媚俗文化的泛滥,如节目内容极度浅显甚至低俗、节目形式缺少创新等。
电视娱乐节目仅仅满足了观众低层次的、虚假的需求,而压抑了人们真正的主体意识,削弱了其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
。
但目前中国娱乐节目呈现庸俗化倾向。
盲目追风仿效、缺乏原创,缺失文化审美趣味是其主因
娱乐却将电视的文化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遮蔽了。
电视低俗化，丧失电视的文化本性。
让有文化的观众远离电视，让电视人进一步追求无聊，进而导致民族文化传播途径去与狭隘，让老百姓的思想懒惰，沉浸在低级的娱乐状态中
克隆抄袭导致节目生命力弱，周期性短，例如我们约会吧，非诚勿扰，大同小异，
收视率至上，
办好一个娱乐节目需要很多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对观众进行调查都相当漫长，加上首重受众的品味变
化很大，推出一个好节目很不容易
模仿是捷径
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迎合80,90观众，通俗变低俗
杨宾先生说：
目前的娱乐节目，享乐的麻醉剂，刺激收视率以牟取金钱的商品，丰满鲜活的艺术传统正在凋零，
而尸骸标本似的艺术却将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
平民选秀类娱乐节目的兴盛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
1、电视节目形态的演变进程与电视观众审美情趣的嬗变。
考察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综艺娱乐节目走过了以《综艺大观》、《正大综艺》等为代表的晚会时代，走过了《幸运3721》、《快乐大本营》等为代表的娱乐时代，走过了《开心辞典》、《幸运52》、《超级英雄》等为代表的益智和竞猜时代，到了2004年，则走到了以《非常6+1》、《超级女声》、《明星学院》为代表的平民选秀时代。
这既是电视节目日益求新求变的市场需要，同时也契合大众不断变化的审美情趣。
晚会时代，电视观众的欣赏趣味停留在有距离的欣赏阶段；娱乐时代，电视观众的审美情趣则是主动参与、放大娱乐；益智竞猜时代，电视观众的欣赏重点则倾向于求知益智，通过知识的竞技展示才华、风采；而平民选秀时代，则激化的是普通民众的明星梦想，他们希望借助电视传播和自己的竞技打拼，使之一夜成名。
这既是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对大众观念与价值多元的包容，又是对崇尚个性、放大自我、鼓励成名、追求财富的肯定。
2、大众传播模式由单向传播转为交互传播。
电视不仅仅作为信息的发布者，也是受传者，观众不仅是受传者，也是传播者，两者之间随时随地可以互动交流，而这种交流也成为信息传播的通道因而电视节目与观众的距离大大缩短，更具有平民化、参与性。
3、社会转型、价值多元催生明星梦想。
当今社会，正处在一种转型时期，观念嬗变，价值多元，个人存在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
无数的财富故事、明星传奇被传媒传播与放大，它们激化和摇醒了人们潜意识里的财富与明星梦想。
只因这种潜质加偶然催生明星，因而节目一出现，便受到了电视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的狂热追捧。
4、拿来借鉴，国外电视节目洋为中用。
不管《非常6+1》还是《超级女声》，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美国福克斯电视台（FOX）的平民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ldol）。
《美国偶像》实际是美国的业余青年歌手大奖赛，源于英国的“流行偶像”（Popldol）节目。
由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在2002年以近亿美元买入版权，制成了美式的偶像节目。
来自全美各地逾万名参赛者经过一连串的初试、复试，最后由评委及观众投票，选出心目中的“偶像”。
《美国偶像》的成功给处在探索和徘徊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带来了启迪，原来平民选秀还可以这般聚集电视人气，创造收视神话。
在几年前借鉴了英、法、美《老大哥》、《阁楼故事》、《幸存者》等“真人秀”节目取得成功之后，2003年至2004年，全国一些电视媒体和制作机构又纷纷参照《美国偶像》这种选秀方式，将节目进行本土化的处理，策划和推出了一档又一档平民选秀类节目，使之在审美情趣、政治和艺术导向、节目环节上更符合中国电视观众的欣赏习惯
我们制播电视节目的目的是在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全面提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激烈的媒体竞争，使得电视台找到一个好的经济增长点并不容易，而节目热播的背后显然是可观的经济效益。
“娱乐节目会从某种程度上成为各地卫视的‘救命稻草’。
”一位媒体研究人士如是说。
这一点仅从2005年《超级女声》便可一探究竟。
有资料显示，湖南卫视仅十强赛一场的短信收入就已超过1500万元，再加上冠名广告和插播广告收入，湖南卫视总收入数以亿计；李宇春、张靓颖等由《超级女声》打造出来的“明星”，也随之登上了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财富100强”。
如此丰厚的收益与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使得从主办方到参赛选手，各个怀揣“梦想”，共同打造了一个“全民选秀”的电视娱乐时代。
“但是不能指望观众总这样疯狂下去。
当一个节目达到一定的高潮后，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这是市场的周期规律。
”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创新匮乏已成选秀类节目的一大“硬伤”。
“但现在我们遇到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节目的创新。
”李浩说。
《超级女声》原本是对美国电视节目《美国偶像》的模仿，国内其他选秀节目又是对《超级女声》的模仿，“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一味雷同地模仿下去，也难怪观众厌烦了。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正荣认为，节目模板是如今电视制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新颖、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模板会给电视台和制作公司及广告商带来丰厚回报。
由于国内对电视模板的研发能力较弱，很多电视台采取了模仿海外成功节目模板的方法来制作节目。
“目前电视内容的同质化只是中国电视发展的必经阶段，通过对海外电视节目的学习，可以缩短与国际电视产业的差距。
但从长远来看，抄袭将毁坏这个产业，只有推进原创才能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这一点电视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是一致的，都要从‘中国制造’过渡到‘中国创造’
电视娱乐节目符合了电视的日常化和生活化的特点，也符合了当代文化的发展趋势，它是电视节目中的一种重要的类型，欧美国家娱乐节目的发展现状便是明证。
随着娱乐节目在国内的起步和发展，引发了观众的大力关注。
，电视娱乐节目也被贬为：
低俗、没有文化、没有创意。
其实，就娱乐节目本身来说，它对创意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因为娱乐节目与人们的生活节奏联系紧密，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电视娱乐节目必须作出相应的反应。
好的娱乐节目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简单复制，它应该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基础上的创新。
对于当前国内电视节目的模仿现象，有不少人提出批评。
笔者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电视界对电视娱乐节目的重视有目共睹。
许多电视台为了引进或制作娱乐节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应该是我国电视业觉醒和进步的表现。
其次，国内的电视界开始认识到与欧美国家电视发展水平的差距，开始“放眼世界”，这对于跟上国际电视发展水平来说是很重要的。
但是，模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不能简单地照搬，而是必须作本土化的改造。
但是，目前国内电视界的一些人短视行为是明显的。
不少人只想在短期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而忽略了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那种只顾眼前利益的而不注意打基础的行为无异于揠苗助长。
无可否认，我国的电视娱乐在浮躁中也有发展。
从游戏节目的风行到目前益智类节目的兴盛以及真人秀节目的跃跃欲试，这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电视娱乐节目是一种更新换代非常快的节目类型，不可能有“常胜将军”，虽然益智类节目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真人秀节目的本土化需要一个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节目的热潮会被另外一种更新的电视娱乐节目承继下去，它们自己则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节目类型
娱乐节目的内涵有待增强。
电视娱乐节目走出“政治”和“教化”等功能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节目的文化内涵的弱化，一些简单的游戏难以让娱乐节目的发展看到希望。
以前的一些电视节目依靠明星的捧场和俊男靓女的主持取悦观众，展现普通人的智慧、发掘成熟有内涵的节目主持人是大势所趋。
近来的娱乐节目也有意识地注意增加节目的文化内涵。
如益智类节目对知识的提倡，真人秀节目对普通人的关注等。
一、在“后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的文化图景中，娱乐文化作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形成强大的集体性氛围，并且娱乐文化在大众传媒中也有了独立的表达诉求。
韩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也普遍得到提升。
与此同时，伴随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的都市化、物质的商品化与生活的时尚化迅即形成，今天的韩国已逐步进入了所谓“全球化”、“后现代”的历史演变之中。
在文化层面上，那种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多元文化景观也已形成。
一种消费性、享受性的大众文化开始独立出来，并获得了表达需要。
韩国影视业的崛起与其他娱乐性文化的迅猛发展，深层次的原因（或许还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已经在期盼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新型文化的诞生，在这个背景或逻辑下，大众文化，也包括娱乐文化，便不再屈从于传统“高雅文化”的表达方式，而在寻求隶属于自身的书写系统。
有关“大众文化”的概念，所谓大众文化，“概言之就是后现代时期文化的另一种称谓”，，“大众文化属于后现代世界的层面”，其特征则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
杰姆逊的观点，指明了大众文化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解读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实质乃是传播消费和快乐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指向。
至于韩国社会，由于社会的迅速现代化，以及受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社会特征都已显现，人们对于时尚的体验、商品的消费、文化的享受，愈来愈表现出以“享乐主义”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明显反映出“大众文化”的“众人乐乐”的倾向。
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的文本形式，电视娱乐性节目之所以受到欢迎，首先便缘于它与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相熨贴，体现了大众文化环境中媒介的“展示性”。
在市场经济成熟的社会中，公众的文化消费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更多地缘于对“娱乐性”的追求，这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
从正面看，以电视为代表的娱乐文化的传播对于节奏加快、压力增大的现代人们，确实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宣泄和满足的渠道，它丰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
比如置身在韩国大学的校园中，你就能深切感到，娱乐，并不断地制造娱乐，已经成为大学生们集体性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自己编排、表演的节目中，是那样尽情地释放自我，娱乐自己，也感染在场的每个人。
二、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已成为人们重要的娱乐、休闲工具。
在大众文化的影像中，以及在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那种能充分释放情感、梦想和欲望的娱乐都是大受欢迎的。
如果说娱乐的本义就在于把人们从紧张的体力、精神透支状态，以及烦琐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那么电视传媒分割出一定的时间段，让人们在软性的、生命“本我”部位上得到快乐的“抚摸”，似乎也不该被认为是一种奢侈。
对于电视娱乐节目，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时有诟病，认为媒体中娱乐节目的风行，便必然抵消大众传播的“劝世”意义，甚至会降低社会道德的标准，我以为这种观点自有杞人忧天之嫌。
其实，电视的娱乐性，首先不应致力于改变观众的判断力，而是以相信观众的判断力为前提；其次，我们也不必把“娱乐”与“堕落”划上等号，娱乐可以健康向上，也可以劝诫道德，我们不能用一种带有“文化歧视”（娱乐也是文化）的标准来偏面看待娱乐的意义。
况且，传媒是一个综合性节目的集成，如果说新闻、评论和其他文化教育类节目应该更多地承担“文以载道”的职责，使人在道德、观念和知识的层面上获得教益，那么娱乐节目则像生活中的“娱乐”一样，它主要是藉以放松身心、愉悦自我的文本形式，尽管它也可以做到“寓教于乐”，但毕竟娱乐是第一位的——或者借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成语，人们也可以追问：
假若“娱乐”都不存在，“教”又何以寄托？
从韩国电视的节目分档看，它们的节目生产倒是清晰地展现了传媒的文化逻辑，也即：
新闻节目应被赋予思想、道德和知识性的“意义”，而娱乐节目则主要是为提供享受和娱乐，换言之，在此类节目中，享受“快乐”便是它的本质意义——反之，就是把娱乐节目混置为新闻节目，反而丧失了娱乐的本来价值。
有人把传媒以沉醉娱乐、寻求刺激为表征的传播消费法则，概括为“快乐至上”或“快乐主义”思想。
但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媒体仍自诩为圣殿、教堂，坚守着用理性与道德去压抑欲望，把享受快乐视为罪孽，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大众”而言，丧失了“情趣”和“意义”的日常生活又如何忍受？
在极端道德、宗教原旨主义的信仰中，物欲的泛滥曾经是一种罪恶，血肉之躯便不能步入上帝的天国，但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人”的价值已被确证，欲望（所谓“恶”）也不再是讳莫如深的话题，那么媒体还有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文化特权”？
在我看来，人的本性推动着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构成了价值意识的深刻基础。
萨特、迈农、费尔斯等也有过相似的论述，认为价值是基于快乐的情感，是主体对客体的寻求，是需求的满足，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等等。
媒体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概言之大众文化，其基本判断和逻辑基础就在这里。
由此，大众传媒必将由高不可及的神坛，走向大众化、生活化和世俗化。
电视娱乐节目也在各种指责声中，逐渐高扬起受众至上、捍卫受众权利的旗帜，开始与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合流，成为世俗人文主义的消费场所。
在这一进程中，它紧贴着社会趋于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不断调适的价值观念，并开始与传统的文化价值的评判尺度拉开距离，逐步形成了以年轻观众为主流人群、以商业消费为显著特征的共享性文化空间。
这里，我们不妨透过韩国电视娱乐节目的窗口，来分析其共通的审美旨趣。
首先，娱乐性节目突出“娱乐”的本体价值，把能否引起观众快乐情感视为第一目标。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也曾指出，艺术的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为满足群众的狂欢心理，电视娱乐无非就是借助传播平台，制造出满足群众“狂欢”心理的嘉年华。
因此，娱乐节目的生产本身就是个契合现代人心理的文化创意，它满足人类的好奇天性，让人在一个不受特定道德规范约束的“虚置情景”下满足自己的快乐心理。
而在国内，电视的娱乐性始终是一个充满道德异数的问题，甚至在文化无意识里，我们还在相当程度上把娱乐视为“丧志”和堕落的开始，因而在人们享受娱乐的同时，时常会在内心拷问：
这样的娱乐其意义在哪里？
这样的娱乐对社会有没有道德风险？
这样，在那种过分“意义化”的情感紧张状态下，娱乐本身早已失去了趣味，娱乐节目更在多种意识形态的共同抑制下失去了“快乐”的本义。
其次，娱乐节目根据“日常定律”和“多数法则”还原出生活的原汁性和日常化，表现人们寻找快乐的本真意趣。
大众传媒向大多数人讨好的本性，也不可避免地形成“媚俗”的美学。
为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俗世日常的热闹、宣泄和各种活动仪式，都被赋予了美学意义，甚至上升为传媒文化的一种意识形态。
概而言之，娱乐节目作为当今大众文化的文本形式，已经成为电视传媒的支柱性内容。
它的兴盛，其实与当下的日常生活形态紧密关联，也与“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范式的转型有关。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对于娱乐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的流行，不能简单地以一种偏狭的、预设的传统价值标准加以评判，正如用大众文化的价值标准也不足以对传统经典文本作出正确评判一样。
社会仍处于演进之中，娱乐文化也处在自我型塑之时，
许多电视娱乐节目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开心辞典》将知识与娱乐结合起来，通过设置“家庭梦想”“场外求助”等形式，将“知识就是财富”“竞争与合作”“亲情与爱心”等正面理念灌注到节目中，虽然仍难掩商业色彩，但毕竟在电视娱乐节目提升人文品格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东方卫视2008年4月2日启动的电视游戏节目《加油！
2008》集竞技元素与人文元素为一体。
该节目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举办，旨在通过电视节目动员社会力量，支持中小学教育。
节目历时3个月，共为地震灾区重建校园筹得善款5.3余亿元。
世界各国在电视发展的早期，都会有一个综艺节目兴盛的阶段。
比如像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后一直到50年代、60年代，有一种非常热门的节目――杂耍节目，其实就是综艺节目。
此类节目一方面会有一个幽默的主持人，在整体上形成一种幽默风格，同时会把当时各种各样的娱乐素材，包括百老汇的演出、歌舞、流行歌曲，也包括一些比较古典的元素，还有杂技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汇集在一起。
这些节目跟我们中国的综艺节目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用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国电视业健康发展
中国电视业已走过50年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用科学发展观来反省和检视，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仍存在重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八种基本关系的不协调。
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这些关系，是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一，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供需关系平衡是市场规律的基本要求，也是电视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和价值旨归。
而电视内容长期的供不应求早已为社会广泛诟病。
主要表现在：
一是总体供给不足。
2007年，我国电视生产总量261万小时，播出1360万小时，生产量只有播出量的19.2%（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2008中国广播电视发展报告》）。
由于总体供给严重不足，以致重播过多，频道内容的同构化、同质化十分严重。
数字化后这种矛盾将更加突出。
二是丰富性不足。
节目品类单一，娱乐化趋势愈演愈烈。
据袁方博士对2000—2005年中国电视节目播出情况的统计，中央电视台电视剧播出占全部节目播出的比重从12.26%上升至23%，新闻从25.52%下降至15.38%；省市电视台电视剧从35.96%上升至53.13%，新闻从13.45%下降至9.38%。
《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08》发布的数据：
2007年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在整体收视中所占份额为21.25%，新闻/时事为12.78%，省级卫视电视剧为48.9%,新闻/时事为7.48%。
根据节目播出与收视比重一般相近的规律，说明总体趋势并未改变。
电视“传播资讯、引导舆论、教化民众、提供娱乐”的功能未有全面而充分的发挥。
并且，大多数娱乐节目品位较低，格调不高，低俗化倾向较为突出。
三是多样性不足。
对体制内各级、各类电视媒体播出的内容实行统一的标准管理，创新空间不大，克隆跟风严重，节目品类和形态单一。
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特别是互动点播的发展，多样化的个性需求日益强烈，点对点传播具有可控技术条件，节目针对不同职业、年龄的分级管理已势在必行。
坚持“以人为本”，不仅应满足人民群众的整体和终极需求、即国家文明进步需求，也应当满足个性化的多样需求。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严肃课题：
如何深入研究人民群众的需求，增加节目总量，丰富节目形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个性化文化生活需求？
第二，导向与市场的关系
导向是上层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即是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要求。
用上层意识形态不断影响基层意识形态，并逐步使上层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所有媒体必须履行的职责，即使西方公共媒体也不例外，甚至要求更高。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中国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另一方面，影响媒体导向功能的还有市场力量。
市场力量表现为收视率，而收视率反映的是未经提炼整理的大众本能的、个体的基层意识形态需求。
上层意识形态与基层意识形态的差异实质上是整体与个体、终极与当下价值追求的差别。
这种差别是正常的。
但如何通过电视媒介在其中沟通、协调，从而达到对基层意识形态的引导及基层意识形态对上层意识形态的认同？
这是急需研究解决的课题。
在媒体管理实践中，我们常常面临“叫好不叫座”或“叫座不叫好”的困惑，电视工作者长期在“导向”与“收视率”之间徘徊、挣扎，政治责任与生存需求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一种两难选择，除完成全局性重大政治任务外，电视媒体多数时间被“收视率”牵着鼻子走，以至“低俗”成为了电视娱乐的代名词，严重影响了中国电视的全面发展。
处理好这个问题，应长期不懈地抓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上层意识形态的大众化、通俗化表现，从电视媒介自身的规律出发，避免赤裸裸的说教，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可视性强的表现形态，以达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引导效果。
另一方面，应密切关注、关心人民群众的个性需求，从中发现和提炼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意识形态元素加以传播，并注意在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态中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元素，以在电视传播的“金融经济”实现过程中达到“文化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这就需要电视工作者真心地“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
然而最根本的是电视传播效果考量方式的调整，即笔者多年前建议的：
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调整收视率调查的样本户结构，扩大上层和主流意识形态代表人群的考核权重。
第三，事业与产业的关系
中国电视机构至今仍然沿袭事业定位，而事业的本质是指由政府公共财政作为经济供给主体、不以投资回收为目的的公益服务实体。
而目前中国电视实体基本上是自收自支，生存发展完全依靠自营收入支撑，因此投资的回报或赢利是绕不开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事业”对于中国电视早已名不副实，况且事业的管理体制早已严重制约了中国电视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
这在资源配置和管理机制上表现最为突出：
一是区域局限。
事业必须隶属于一定的行政实体，局限于一定的行政区域，而行政区域内资源与市场的相对有限性成为媒体“做大做强”的严重桎梏，一个或许不恰当的比喻是：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电视媒体处于什么样的行政区域，就注定有什么样的发展样态，而不是决定于从业者的努力。
二是体制局限。
按事业体制的管理方式，在资本结构上形成高度单一的行业国有资本模式，按现行政策，任何外来资本（外行业国有资本、私营资本、境外资本）都不能进入电视媒体，其发展只能依靠自身的原始积累。
同时，事业单位用人必须由政府人事部门统一编制管理，按统一标准进行考试、考核，繁琐而机械的程序对电视媒体来说很难及时吸纳所需高端专业人才。
加之职称评聘、岗位管理等仍以论资排辈为主要依据，很不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三是机制局限。
作为事业性质定位的电视实体，绝大多数仍然沿袭传统事业管理方式，在“小而全”的宏观资源配置结构下，实体内部资源配置也大多是小型分散的“小而全”模式，即通行的频道制、栏目制，经济管理不讲成本核算，不讲投入产出效益，分配上仍然是“大锅饭”，产品质量缺乏量化考评。
这种状态很难适应市场竞争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理解，至今仍然保持和强调电视媒体的事业属性，是因为中国电视媒体没有公共和商业之分，媒体必须承担公益性职责。
既然如此，我认为，可以在坚守电视媒体事业性质和公益职能的同时，向产业要发展的空间。
将一切可以经营的事业资产从传统本体剥离出来，实行公司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并以此为平台，利用有形资产、无形资产面向社会融集资本，组成媒体控股的投资主体多元的股份制企业，并可按市场法则聚集高端专业人才，整合一切所需社会资源，以此实现电视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电视生产力水平，最终走向做大做强的目标。
第四，发展与资源的关系
中国电视在目前的资源状态下，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不仅在于前面所说的属性、体制、机制问题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资源整合与高效利用的困难，更在于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迅速涌现，电视媒体和电视媒介的概念将被泛化，体制外的大量新媒体、新媒介将会大量占有有限的资源，如体制内的电视媒体继续抱残守缺，其面临的将不只是资源占有的相对萎缩，而且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目前相对垄断条件下的固有“优势”而走向衰落。
为电视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应从两个层面做出充分努力：
一是从生产力变革要资源。
我们必须顺应世界电视技术潮流，迅速推进电视制作、传输的数字化，推动有线、无线电视网络的数字化改造。
数字化的实现不仅会增加10倍以上的传输容量，而且会带来更充裕的业务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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