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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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康有为

第一节勤学与苦闷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

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

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岁“能诵唐诗数百首”。

6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

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③。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

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

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

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

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

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

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

“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

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①。

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

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

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③郑观应的卒年说法不一，这里从夏东元《郑观应传》说。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

　　第二节“参中西之新理”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顺天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

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

　　光绪九年（188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

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复放的，“贺而表彰”。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侵扰。

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①。

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光绪十一年（1885），从事算学，撰《人类公理》，后来又编“内外篇”。

康有为自称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无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的作品。

《人类公理》未见手稿，“公理书”的修订稿《实理公法全书》①和《内外康子篇》尚有存留。

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凡例》中说：

“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

义理者何？

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

制度者何？

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

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

”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16、32，是“必然之实”，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无人立之法”。

“人立之法”，“其理较虚”，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

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呢？

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以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

他认为现实不合几何公理，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如“君主威权无限”等，认为“实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

这种“平等”思想，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康子内外篇》中也有反映。

他这时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康有为“公理书”、“内外篇”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

他忧患人生，向往平等，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年甲申，二十七岁”，又康有为有《显微》手稿，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第三节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

光绪十二年（1886），撰《教学通议》，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

“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

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

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

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康有为认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范。

经书中的典章，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

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

周公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使“教学大备”、“官师咸修”②的。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崇拜的对象，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时王为法”，颁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观听”。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危机严重，趁赴京应试的机会，于十月初八日（12月10日）上书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议。

他痛言帝国主义的侵逼，指责顽固派的“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批评洋务派的“洋差、洋务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

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

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

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

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1889）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州。

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

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

今文经学是讲究“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

康有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如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①。

这样，他便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论政，由以往的崇《周礼》、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将今文“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统，“愈改而愈进也”。

还写了《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等攻击古文经传之书。

光绪十六年（1890），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材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仰。

是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说“乃为吾与子所未见，吾与子今得师矣”。

梁启超随同往见，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感到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对康有为极为佩服，“自是决意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①。

②《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未刊，原藏康同璧先生处。

194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制成显微胶卷，后美国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将该片影印本复制赠予康同璧先生。

又《康子内外篇》共15篇，内9篇曾在《清议报》发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予辑入。

　　①分见《教学通议》中《六经》、《从今》等篇，稿本，上海市文物保管会藏。

①梁启超：

《康有为传》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第四节长兴讲学，撰《伪经考》、《改制考》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

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①，“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②。

次年，“移讲堂于广州卫边街邝氏祠。

十九年（1893），仍讲学于卫边街。

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已有100多个学生了。

　　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时，“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主张治学要“逆乎常纬”，反对“积习”。

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之外，增加“经世之学”，以“通变宜民”。

认为孔子“因时立教”，“天下道术至众”，而应“以孔子为折衷”。

后来，还到广西桂林讲学，鼓吹孔子改制。

这几年中，他在弟子的帮助下，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并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准备。

　　《新学伪经考》大旨谓：

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做“新学”。

“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③。

这种“逆乎常纬”的反抗，予汉学、宋学以根本的打击，予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扫荡，它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理论条件。

《孔子改制考》的“立例编括，选徒助纂”，始于光绪十七年，而正式出书则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他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

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

周末诸子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

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

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孔子成为全国教主。

他打通了《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他各经各子，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把孔子装扮成为“托古改制”者，成为变法改制的张本。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戊戌时期两本最主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

它是披着经学外衣，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从而为变法维新创造条件的著作。

①梁启超：

《三十自述》。

　　②梁启超：

《三十自述》。

　　③《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

第五节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

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

他在“公车上书”中，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

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

提出富国之法有六：

一、钞法，户部用精工造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我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并发展、保护民营工业；四、矿务，开设矿学，请比利时人教导勘测，选才督办，不滥用私人；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以塞漏卮；六、邮政，设邮政局。

养民之法有四：

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

教民之法则为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

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车上书”被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

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

康有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5月29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

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

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

　　接着，他又上《第四书》，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

于是先办《万国公报》，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并于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

参加强学会的还有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强学会成为改良派与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

《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正式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译印后每加附注，论说不多。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请饬严禁”。

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

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

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

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

不久，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第六节推进戊戌变法维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

康有为赶回北京，于十一月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

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

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

康有为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

旋又上书统筹全局，说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

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待诏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于宫中。

制度局下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纷纷倡设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

于是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

此时需“成一大会，以伸国愤”，遂于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开会，拟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

一、“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三、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

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

共集会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

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成立。

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举人孙灏出面攻击，说康有为是“厚聚党徒”，“辩言乱政”，“形同叛逆”。

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弹劾，说康有为“聚众不道”。

御史黄桂鋆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认为是“乘机煽惑，纠合不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要求严禁。

这样，保国会虽未封闭，然已形存实散，但它“合群结社”，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

　　这时，康有为又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又代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

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于二十八日（16日）召见了他。

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

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①；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①。

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

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

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

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为离京南下。

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政变发生。

①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序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92—93页。

①许应骙奏，《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100—4101页。

第七节流亡海外，创设保皇会

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②，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

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

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

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③。

他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①。

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②；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③。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

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

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

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3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

康答曰：

“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

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④。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

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

“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①。

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

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

《会例》指出：

“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

②文悌严参康有为折，《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116—4121页。

　　③《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参见汤志钧撰《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①康有为：

《谢奉到衣带密诏折》。

　　②梁启超、王照：

《致伊藤博文书》，《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外国人书简”八，日本塙书房版，第413—414页。

　　③康有为、犬养毅笔谈记录，共二版，日本冈山县木堂纪念馆藏。

　　④《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社昭和四十三年六月版，第184—185页。

①冯自由：

《革命逸史》初集《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

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康有为由香港抵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政府保护。

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②，“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③，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④，酝酿“讨贼勤王”。

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②康有为：

《在乌威士晚士打演说》，《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出版，罗裕才笔记，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07页。

　　③康有为：

《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康有为政论集》，第414页。

④康有为：

《上粤督李鸿章书》二，《知新报》第126册，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第八节反对民主革命

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

光绪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指出：

“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清廷腐败，“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

“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

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①。

　　革命形势的发展，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连函切责。

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出《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超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变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

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

后文以为：

“谈革命者开口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

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

　　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

“本会以保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