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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康有为

第一节勤学与苦闷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

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

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岁“能诵唐诗数百首”。

6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

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③。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

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

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

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

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

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

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

“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

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①。

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

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

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③郑观应的卒年说法不一,这里从夏东元《郑观应传》说。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

  第二节“参中西之新理”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顺天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

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

  光绪九年(188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

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复放的,“贺而表彰”。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侵扰。

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①。

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光绪十一年(1885),从事算学,撰《人类公理》,后来又编“内外篇”。

康有为自称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无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的作品。

《人类公理》未见手稿,“公理书”的修订稿《实理公法全书》①和《内外康子篇》尚有存留。

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凡例》中说:

“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

义理者何?

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

制度者何?

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

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

”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16、32,是“必然之实”,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无人立之法”。

“人立之法”,“其理较虚”,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

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呢?

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以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

他认为现实不合几何公理,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如“君主威权无限”等,认为“实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

这种“平等”思想,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康子内外篇》中也有反映。

他这时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康有为“公理书”、“内外篇”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

他忧患人生,向往平等,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年甲申,二十七岁”,又康有为有《显微》手稿,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第三节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

光绪十二年(1886),撰《教学通议》,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

“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

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

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

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康有为认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范。

经书中的典章,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

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

周公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使“教学大备”、“官师咸修”②的。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崇拜的对象,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时王为法”,颁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观听”。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危机严重,趁赴京应试的机会,于十月初八日(12月10日)上书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议。

他痛言帝国主义的侵逼,指责顽固派的“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批评洋务派的“洋差、洋务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

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

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

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

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1889)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州。

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

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

今文经学是讲究“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

康有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如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①。

这样,他便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论政,由以往的崇《周礼》、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将今文“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统,“愈改而愈进也”。

还写了《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等攻击古文经传之书。

光绪十六年(1890),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材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仰。

是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说“乃为吾与子所未见,吾与子今得师矣”。

梁启超随同往见,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感到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对康有为极为佩服,“自是决意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①。

②《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未刊,原藏康同璧先生处。

194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制成显微胶卷,后美国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将该片影印本复制赠予康同璧先生。

又《康子内外篇》共15篇,内9篇曾在《清议报》发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予辑入。

  ①分见《教学通议》中《六经》、《从今》等篇,稿本,上海市文物保管会藏。

①梁启超:

《康有为传》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第四节长兴讲学,撰《伪经考》、《改制考》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

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①,“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②。

次年,“移讲堂于广州卫边街邝氏祠。

十九年(1893),仍讲学于卫边街。

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已有100多个学生了。

  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时,“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主张治学要“逆乎常纬”,反对“积习”。

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之外,增加“经世之学”,以“通变宜民”。

认为孔子“因时立教”,“天下道术至众”,而应“以孔子为折衷”。

后来,还到广西桂林讲学,鼓吹孔子改制。

这几年中,他在弟子的帮助下,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并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准备。

  《新学伪经考》大旨谓:

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做“新学”。

“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③。

这种“逆乎常纬”的反抗,予汉学、宋学以根本的打击,予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扫荡,它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理论条件。

《孔子改制考》的“立例编括,选徒助纂”,始于光绪十七年,而正式出书则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他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

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

周末诸子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

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

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孔子成为全国教主。

他打通了《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他各经各子,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把孔子装扮成为“托古改制”者,成为变法改制的张本。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戊戌时期两本最主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

它是披着经学外衣,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从而为变法维新创造条件的著作。

①梁启超:

《三十自述》。

  ②梁启超:

《三十自述》。

  ③《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

第五节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

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

他在“公车上书”中,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

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

提出富国之法有六:

一、钞法,户部用精工造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我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并发展、保护民营工业;四、矿务,开设矿学,请比利时人教导勘测,选才督办,不滥用私人;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以塞漏卮;六、邮政,设邮政局。

养民之法有四:

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

教民之法则为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

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车上书”被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

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

康有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5月29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

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

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

  接着,他又上《第四书》,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

于是先办《万国公报》,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并于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

参加强学会的还有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强学会成为改良派与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

《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正式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译印后每加附注,论说不多。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请饬严禁”。

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

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

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

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

不久,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第六节推进戊戌变法维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

康有为赶回北京,于十一月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

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

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

康有为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

旋又上书统筹全局,说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

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待诏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于宫中。

制度局下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纷纷倡设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

于是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

此时需“成一大会,以伸国愤”,遂于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开会,拟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

一、“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三、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

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

共集会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

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成立。

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举人孙灏出面攻击,说康有为是“厚聚党徒”,“辩言乱政”,“形同叛逆”。

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弹劾,说康有为“聚众不道”。

御史黄桂鋆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认为是“乘机煽惑,纠合不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要求严禁。

这样,保国会虽未封闭,然已形存实散,但它“合群结社”,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

  这时,康有为又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又代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

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于二十八日(16日)召见了他。

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

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①;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①。

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

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

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

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为离京南下。

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政变发生。

①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序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92—93页。

①许应骙奏,《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100—4101页。

第七节流亡海外,创设保皇会

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②,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

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

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

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③。

他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①。

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②;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③。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

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

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

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3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

康答曰:

“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

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④。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

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

“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①。

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

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

《会例》指出:

“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

②文悌严参康有为折,《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116—4121页。

  ③《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参见汤志钧撰《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①康有为:

《谢奉到衣带密诏折》。

  ②梁启超、王照:

《致伊藤博文书》,《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外国人书简”八,日本塙书房版,第413—414页。

  ③康有为、犬养毅笔谈记录,共二版,日本冈山县木堂纪念馆藏。

  ④《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社昭和四十三年六月版,第184—185页。

①冯自由:

《革命逸史》初集《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

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康有为由香港抵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政府保护。

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②,“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③,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④,酝酿“讨贼勤王”。

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②康有为:

《在乌威士晚士打演说》,《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出版,罗裕才笔记,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07页。

  ③康有为:

《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康有为政论集》,第414页。

④康有为:

《上粤督李鸿章书》二,《知新报》第126册,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第八节反对民主革命

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

光绪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指出:

“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清廷腐败,“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

“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

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①。

  革命形势的发展,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连函切责。

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出《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超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变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

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

后文以为:

“谈革命者开口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

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

“本会以保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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