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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巴西经济奇迹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浅议巴西经济奇迹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摘要

1968—1973年期间,巴西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巴西经济奇迹,对于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经济人士褒贬不一,奇迹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政府积极的改革措施和采取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为经济奇迹产生提供了条件。

同时,国际经济形势为经济奇迹的产生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但这毕竟是通过国内相应的政策才能发挥作用的。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企业面临当前经济危机的考验,通过企业改革变危机为机遇,合理利用外国投资的同时,防止我国企业丧失自主权。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贫困人口和富人之间收入差距逐渐加大的矛盾,因此,只有处理好这些矛盾,才能使我国经济处于长期、稳定、高速的增长。

[关键词]经济奇迹企业改革利用外资措施

 

ABSTRACT

1968-1973,Brazil'seconomygrowth,createdfortheBrazilianeconomicmiracle,aperiodofeconomicdevelopmentandeconomicpersonagesmixed,themiracleofthegovernmentisnotanaccident,producedpositivereformmeasuresandstepstopromotetheeconomicdevelopmentofpoliciesforeconomicmiracleprovidetheconditions.Atthesametime,theinternationaleconomicformsofeconomicmiraclecreatedtheimportantcondition,butitisthroughdomesticpolicycanplayarole.

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israpid,enterprisesarefacingthecurrenteconomiccrisis,throughtheenterprisereformchangefortheopportunity,reasonableutilizationofcrisisofforeigninvestmententerprisesinChina,preventlossofautonomy.Ourrapideconomicdevelopmentandrichandpoorappearedgraduallyincreasetheincomegapbetweenthecontradiction.Therefore,onlyhandlethesecontradictions,andtomakeChina'seconomyisinlong-term,stableandhigh-speedgrowth.

[KeyWords]economicmiracleenterprisereformintroducingforeigninvestmentmeasures

 

目录

一、巴西经济奇迹介绍

(1)

(一)巴西经济奇迹的背景

(1)

1.国际背景

(1)

2.国内背景

(2)

(二)巴西经济奇迹期间采取的政策措施(4)

1.大胆实行经济改革(4)

2.金融体制改革(7)

3.税收政策改革(9)

(三)巴西经济存在的问题(9)

1.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9)

2.人民实际收入下降,贫富悬殊(10)

3.超出需求的借外债,使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1)

4.国民经济进一步控制在外国资本手中(11)

5.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脱节(12)

二巴西经济奇迹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经验(13)

(一)经济改革方面的经验(13)

(二)对外开放方面的经验(14)

三、巴西经济奇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15)

(一)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问题(15)

1.重新审视外资股份(15)

2.拥有控制外资权限(16)

3.如何控制外资企业(16)

(二)财富的分配及民生问题(19)

(三)经济体制的改革(20)

参考文献(23)

浅议巴西经济奇迹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一、巴西经济奇迹介绍

1968—1973年期间,巴西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达10%以上,被誉为“经济奇迹”。

(一)巴西经济奇迹的背景

1.国际背景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南美洲虽有所波及,但相比于炮火连天的欧、亚、非洲,该算是个世外桃源了,南美洲虽然也有些国家参战,但大家都很聪明地等到战争的胜负已基本明朗时才宣布加入胜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忙于恢复,美国以主要精力帮助欧洲重建并陷入朝鲜战争,无暇更多顾及拉美,拉美被迫主要依靠自己、把立足点转移到国内,经济开始了长足的发展。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委员会1986年在智利圣地亚哥出版的《转折时期的拉丁美洲工业问题》提供的资料,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三十年间,按1970年市场价格计算,拉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4%,工业产值年均增长6.7%;按1980年市场价格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7%,由1950年的396美元达到1980年的2045美元。

这里各项增长幅度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1950—1956年的七年中,外部资金在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4%下降到0.8%,拉美面临资金困难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打上比较鲜明的民族化、国有化印记,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5.2%。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经济高速增长,七十年代的前四年达到7.5%。

巴西1968—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连续三年超过10%,成为世界第十经济大国。

到八十年代初,其国内生产总值比六十年代翻四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241美元,在西方世界中排名由第28位升至第7位。

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巴西奇迹”。

2.国内背景

(1)严格控制国内政局

1930年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热图利奥.瓦加斯执政后,巴西开始了替代进口经济的经济发展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到六十年代初,巴西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1)国内市场有限,巴西产品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条件,替代进口政策已经受阻。

1961-1964年间的经济萧条,工业生产能力闲置率大大提高。

1964年全国工业生产能力闲置率平均达30%,部分工业部门的闲置率高达50%-60%,无法保持原有的工业速度;

(2)通货膨胀加剧,影响国内资金的筹集和生产性投资的扩大;(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贷款采取限制性立场,使巴西很难从外部得到贷款和资助,加上巴西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工业发展的资本货、原料和先进技术进口困难,影响了工业的持续发展;(4)外债加剧。

1961年巴西外债达22亿美元,而且其中大部分在三年内期满;(5)政局的动乱和经济萧条,再加上古拉特政府时期采取的限制外资的政策,使外国投资急剧下降。

进入巴西的外资额从1961年的1.08亿美元下降到1964年的2800万美元。

上述原因导致巴西国内资金奇缺,经济陷入停滞,政局动乱,军人乘机发动政变,争取了政权。

1964年以卡斯特罗.布朗库为首的军政府上台后,巴西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全国各地大规模群众性罢工和游行示威接连不断,农村土地问题日渐尖锐,反对军人政权的民主力量不断壮大,军政府的统治很不稳定。

动乱的政局是经济停滞和萧条的结果,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稳定的政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为了给巴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1964年以后各届军政府采取一系列强制性措施:

首先,逮捕和驱逐政治反对派。

军政府与国内外垄断集团结成联盟,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剥夺人们的基本民主权利,逮捕和驱逐大批著名的反对派人士。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4月9日至1979年盖泽尔执政末期,军政府共颁布了7项制度法和105项补充制度法。

在这一时期内,有近5000名极端反对派政界、军界人士被剥夺政治权利,流亡国外,其中包括库比契克和夸德罗斯两位前总统及547名职业政治家(包括国会议员、州长、市长等)和800名三军军官,7000名士兵受到牵连。

巴西议会曾三次被关闭(1964年、1968年、1977年),议会的权限被缩小到巴西有史以来的最小程度,成为军政府的御用工具。

其次,限制工会活动,镇压农民运动。

为迎合巴西垄断集团和大庄园的需要,军政府查封了一批工会和逮捕了主要工会领导人,军政府派军警“管理”工会,取消了工会的罢工权利。

在农村,军政府逮捕农民运动领导人,取缔农民联盟和其它农民组织,这些强制性措施遭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也受到国际舆论的同声谴责,但在客观上却使政局保持了相对稳定,有利于政府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和促进巴西经济的发展。

(二)巴西经济奇迹期间采取的政策措施

1.大胆实行经济改革

军政府上台以后,为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于1964—1973年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主要有:

(1)工资改革首先,军政府采取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和扩大企业资本积累。

政府颁布法令规定最低工资的增长幅度,使工资增长幅度始终低于生活费用的上涨幅度。

以里约热内卢为例,1964年1月—1965年2月生活费用上涨91%,最低工资增长幅度仅为57%,1965年2月—1966年2月,生活费用上涨44%,最低工资仅增长27%。

其次,实行扩大工资差别,个人收入集中的政策,开拓耐用消费品市场。

军政府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如果实行工资均等,同步增长,就不可能提高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力,在此情况下,耐用消费品工业及其有关资本货工业就无法建立和发展。

因而,政府采取了扩大工资差别的办法,在压低大多数工人工资增长率的同时,提高一部分人的工资,使国民收入相对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总而提高这部分人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力。

1966—1972年期间,一般工人年平均工资增长率在3%左右,其中一部分人工资为负增长,而企业的经理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一般在10%左右。

这两项政策的实施,刺激了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资本货工业的发展。

1965—1967年耐用消费品工业增长13.4%,1967—1970年增长21.9%,1971—1973年增长25.5%,居各工业部门之首。

此外,悬殊的工资差别使一部分人的资金进入金融市场,扩大了企业的资金来源。

(2)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军政府特别是科斯塔•席尔瓦(1967—1969年)政府认为,经过几年调整和金融财政体制改革,巴西经济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基础,拓宽了国内外市场,经济实力得到加强。

对于巴西的通货膨胀,军政府认为并非过度需求造成的,而是生产力水平低造成的,因此只要加速经济发展就能消除通货膨胀。

要发展经济必须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借助外部资金弥补国内资金不足。

为此,政府在外贸、外资和借贷政策上进行了调整:

在外贸政策方面,加强对出口的鼓励。

除对出口实行一般性的财政补贴外,巴西政府于1964年颁布4502号法令,免征工业品出口税。

这样,出口工业品不仅可以免交工业品出口税,企业还可以得到相当于出口总额15%的奖励和补贴性贷款。

此外,政府还对进口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机器设备、原料免征进口税。

实行货币小贬值。

1968年8月政府对本国货币克鲁赛罗实行小贬值政策,以保持克鲁赛罗的进口购买力,使国内商品价格与国际商品价格保持相对平衡,刺激进口,降低进口热。

同时也减少了巴西国际外汇储备的损失,减少在巴西的外资的风险,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

巴西政府在鼓励出口的同时,鼓励出口商品多样化和出口对象国的的多边化。

鼓励新兴农产品(大豆、柑橘)的种植和出口,使出口农产品更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具有更大的竞争能力和灵活性。

大豆出口由1967年占出口总额的2.5%,上升为1973年的14.8%,成为巴西除咖啡以外的第二大宗出口农产品。

另一方面,鼓励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改变长期以来单一原料出口的格局。

1964—1966年期间,巴西出口收入的53%来自咖啡和棉花,由于实行出口产品多样化政策,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出口也由1968年占出口总额的10%上升为1973年的29.7%。

努力发展同欧洲、日本及亚非拉国家的贸易关系,开拓新的国外市场,实行出口市场多边化。

1964—1966年期间,巴西向八个主要出口对象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70%以上。

七十年代初,巴西向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出口总额仅占巴西出口总额的50%,向拉美国家的出口占20%,向亚洲和中东出口占10%,向非洲和东欧各占7%。

1974年主要出口对象国增加到14个。

出口商品的多样化和出口国的多边化减少了巴西出口对某些大国的依赖,增强了巴西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使出口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这对促进巴西外贸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外资政策方面:

1962年古拉特政府颁布4131号法令(即外资法),限制外资企业对所获利润进行再投资的利润汇出权。

这一政策打击了外资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1964年巴西政府颁布4390号法令,对上述法令进行修改,规定无论是投资利润或再投资利润均可按法令规定的汇率汇往国外。

当外资企业扩大再生产资金不足时,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贷款,其条件与民族企业等同。

这一外资政策提高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外资源源不断流入巴西。

1967年以前,每年进入巴西的外资额极不稳定,最多的1966年为2.05亿美元。

1967年以后,外资逐年增加,1967—1971年外国投资年平均进入额为13.5亿美元,1972年达48.44亿美元,1973年为57.15亿美元。

大量的外资补充了巴西经济发展的资金,提高了巴西的自己生产能力,减少了进口,对巴西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借贷政策方面:

古拉特政府颁布的4131号法令对巴西各州、市政府和私人企业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货款作了限制性规定,为进一步扩大资金来源,1967年政府决定放宽国内企业和州、市政府通过在巴西的外国金融机构直接获得贷款以满足企业对外国贷款的需求。

同时,巴西政府还注意贷款来源多样化,1967年前,巴西的贷款和资助主要来源于国际金融合作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1967年以后,由于美国财政赤字严重,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又大批流入欧洲金融市场,形成大量过剩欧洲美元。

巴西政府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形势的这一变化,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同时,大量向欧洲私人银行借贷,使得贷款渠道多样化。

借贷政策的改革使巴西外债急剧增加,由1967年的33.72亿美元上升为1973年的125.72亿美元(竟外债由18.55亿美元上升为61.92亿美元)。

外债过多成为巴西上的沉重包袱,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贷款和资助对于巴西基础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于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奇迹的产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是巴西军政府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政府主要采取了下述几项措施:

(1)建立巴西中央银行,取代货币信贷管理局。

1964年布朗库政府颁布4595号法令,建立巴西中央银行,负责执行和监督国家金融委员会制定的金融政策。

1965年2月颁布4728号法令,对各银行经营活动范围进行调整,明确规定各银行的职责,法令规定:

一般银行负责商业信贷和向企业提供流动资本资助;金融银行负责向消费者提供信贷,其资金来源通过发行债券解决;投资银行负责企业的固定资本资助,因而有权发行定期债券,住房银行专门负责提供住房修建基金,资金来源通过服务时间保证基金和发行不动产债券解决。

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由各地区、州的投资银行和全国经济发展银行负责。

(2)实行货币改革。

1966年巴西政府颁布法令取消旧克鲁赛罗,发行新克鲁赛罗(与旧克鲁赛罗的比值为1:

1000)。

(3)发行可调整国库券。

1964年政府颁布4357号法令,发行可调整国库券,为保证国库券值,国库券可按政府颁布的“货币纠正法”进行修改,发行科调整国库券的目的在于筹集资金,弥补政府预算赤字,满足联邦政府的投资需要。

(4)严格控制商品价格。

为降低通货膨胀率,抑制物价上涨幅度,1964年建立了全国供应管理局以替代原有的联邦供应和物价委员会,该管理局负责控制农产品价格。

1966年建立国家稳定物价委员会。

1968年又建立部际价格委员会,将价格控制范围扩大到工业产品。

金融体制的改革结束了巴西金融体制的混乱局面,使信贷和资金流动更加合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

3.税收政策改革

为增加税收,完善税收体制,1966年布朗库政府颁布国家税收法,将大部分税收(70%)集中在联邦,同时适当的向州(20%)市(5%)转移。

用工业品税替代消费税,用商品流通税替代销售税,在工业品税中取消累进制,改用按购销差纳税的方法;1965年恢复了资本市场,扩大了资金来源,从而满足了企业对资金的需要,同时有利于公共债券在更大范围的交易。

应该指出,在巴西经济奇迹产生和经济奇迹过程中,巴西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内容远不止于此,而且各项经济政策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制约,且灵活多变,没有国内经济的这些改革,巴西经济奇迹是不可能产生的。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巴西经济是外向型经济,他与国际经济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奇迹时期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有利形势也成为经济奇迹产生的重要外部因素。

(三)巴西经济存在的问题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1968年—1973年巴西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给其经济带来了许多弊病和一些那以解决的问题。

1.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经济奇迹时期,巴西政府有计划地开发北部和东北部落后地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66年政府颁布法令,批准亚马孙经济价值计划,建立亚马孙地区开发管理局和私人投资基金会,同年将亚马孙信贷银行改为亚马孙银行,成为地区性投资银行,为开发亚马孙地区提供资金保障。

1967年建立亚马孙自由贸易区,将这一地区开拓为经济先行区,制定国家一体化计划,投资二十亿克鲁赛罗在东北部、亚马孙地区和西南部修建三条大型公路,投资四十亿克鲁赛罗执行土地再分配和促进北部、东北部农工业发展计划,有计划的将无地农民迁移到亚马孙公路两旁进行垦殖。

据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德尔芬•内托统计,七十年代前后,巴西发达地区(东南部、南部)向落后地区转移的资金约相当于同期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资金转移的总和。

但是这些努力没有改变历史遗留下来的影像巴西经济一体化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一方面不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差、交通不发达、远离城市消费市场、缺乏技术管理人才的状况依然存在,这些问题是几百年的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

另一方面,政府的开发计划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经济和社会效益较差,因而尽管政府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十分严重。

1970年北部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中西部占3.3%,东北部占14.5%,南部和东南部占80.1%。

东北部人均产值仅为全国人均产值的一半,1975年东北部人均产值600美元,而全国人均产值1500美元,圣保罗地区人均产值3500美元。

2.人民实际收入下降,贫富悬殊

军政府上台后采取的限制工资增长、扩大工资差别的政策,导致人民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

据统计,1964年—1977年期间,私人部门职工实际工资下降37%,政府部门实际工资下降60%。

以1964年的最低实际工资为100,1968年和1974年,私人部门实际工资指数分别为76和58,政府部门职工工资指数同期分别为59和40。

随着工资差别的扩大,巴西贫富悬殊加剧。

1960年巴西约一半的最贫困者占有国民收入的17.4%,1970年下降为14.9%,1976年下降为13.5%,同期,巴西10%的最富有者占有国民收入的比例由39.6%上升为50。

4%,其中1%的最富有者占有国民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9%、14.9%和17.4%。

3.超出需求的借外债,使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由于政府放宽借贷条件和实行资金来源多边化,再加上利用外国贷款的建设项目工期长,偿还能力差,巴西的外债不断增加。

这一时期,政府所借外债数量远远超过弥补国际收支的需求,形成了超需求外债。

据统计,1967—1973年期间,巴西需借117.08亿美元外债弥补国际收支赤字,而实际借债多达151.46亿美元。

如果加上同期的18.5亿美元直接投资,那么所借外债超过需求的50%。

这种超需求和缺乏偿还能力的借债使巴西的债台高筑,形成恶性循环,成为巴西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4.国民经济进一步控制在外国资本手中

随着外资政策的改革,大量外国资本涌入巴西,解决了巴西资金不足的困难。

但同时,外国资本也加强了对巴西经济的控制,使巴西经济对外资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1963年外债仅占巴西工业投资的11%,1969年上升为35%;外资企业在工业品销售中所占比重由1966年的29%上升为1970年的45%。

到1973年,外资控制着巴西电器工业资产的63%,机械工业的55%,交通运输器材的68%,橡胶工业的64%,化学工业的33%,烟草工业的99%。

5.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脱节

农业在巴西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证明,一切工业革命都是以农业革命为先导”。

农业资本和劳动力向其他部门的转移对巴西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农业出口是巴西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平衡国际收支、偿还外债的重要手段。

但在巴西经济时期,政府片面强调工业发展,忽视农业发展,使农业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工业发展速度,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脱节。

1966—1970年间,工业年平均增长9.7%,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7%,农业仅增长0.4%。

1970—1975年,工业年平均增长11.9%,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8%,农业年平均增长6.1%,巴西政府对农业的忽视,使巴西农业仍然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主要有:

土地分配不合理。

据1980年农牧业统计,占地10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0.3%,他们仅占全国注册土地面积2.47%;占地10公顷以上的农户仅有53户,他们占有注册土地面积的3.2%,也就是说,53户大庄园主所占的土地面积超过295万户占地10公顷以下的农户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的总和。

尽管1964年11月3日巴西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许诺征收大地产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但由于大庄园主的反对,未能付诸实施。

这种土地占有状况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

农村收入差别扩大。

由于土地占有的极不合理状况,巴西农村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现象日益严重。

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统计,1970年巴西农村50%的贫困者占有农业收入的22.4%,1980年下降为14.9%;同期5%的农村最富有者占有的农业收入由23.7%上升为44.2%,其中1%的最富有者1970年占有农业收入的10.5%,1980年上升为29.3%,这种农村收入的高度集中导致农村大量居民因生活贫困而流入城市。

1960—1970年间,农村流入城市的居民高达1600万,这不仅造成农村劳动力缺乏,也引起城市人口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1968—1973年间,由于政局稳定,政府制定了符合当时巴西国情的经济政策,巴西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

巴西经济奇迹时期所采取的许多政策,提供了有益经验,而忽视了农业生产,忽视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后果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二巴西经济奇迹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经验

(一)经济改革方面的经验

巴西经济方面的改革以经济自由化为主线,在财政、金融、外贸、企业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使经济秩序得到改善,巴西不仅有丰富的经济资源,而且已具备相当规模的经济体系,经济发展成效是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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