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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部地区经济转型研究的文献综述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题目:
关于西部地区经济转型研究的文献综述
专业年级：
2014级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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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评分标准
标准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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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形式规范，注释到位
文字通顺，语言流畅
归纳清楚，线索清晰
说理透彻，论证充分
形成自己的观点
关于西部地区经济转型研究的文献综述
李小飞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随着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仍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成为必由之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篇文章对于有关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研究的文献加以综述，希望对于西部地区经济转型这一问题加以系统概括。
关键词：
经济转型；文献综述；经济增长
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1．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即1978-2008这30年间，通过数据可以发现，西部地区的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
整个西部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来考察：
第一个阶段1978年～1987年:
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阶段。
第二个阶段1988年～1994年为改革开放的试验阶段，西部地区经济经过一轮强劲的增长态势在1994年步入调整，这一阶段持续到1999年第四个阶段1999年～2004年，期间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经济恢复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第五个阶段为2004至今，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西部地区经济避免了以往的大起大落显示出平稳增长的态势。
[1]王宝庆（2011）认为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在二元经济的视角下有其合理性。
王军[2]（2011）通过对中东西部经济周期的特征进行研究得出：
改革开放以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与全国经济一样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但近年来三个地区经济周期性波动有趋同的趋势。
即经济周期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不大。
[2]宦国渝[3]（2016）从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增长绩效三者关系出发,分析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滞后的原因。
得出结论，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促进其经济的“双重转型”,其中发展模式的转换尤为关键。
刘贵生（2008）对改革开放30年来西部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通过纵向、横向比较发现,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缓解,但绝对差距仍不容忽视,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发展仍相对滞后。
[4]赵云典（2004）通过对1995～2003年我国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的经验计算，得出结论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仍在扩大。
王军（2011）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出的结论也与前两位一致。
刘金山[5]通过考察西部地区经济合作的初始条件,经济收敛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西部各地区经济增长由收敛转为发散。
李敏[6]的结论也是如此。
胥嘉国[7]（2007）则从金融方面考察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这对于我们研究西部发展的出路有一定意义。
闫增强[8]通过分析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经验与教训,指出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客观现实,给出了中央的政策导向、资源扭曲流动性、资本弱转移性等可能的理论解释,最后构建区间后发利益驱动模型和要素收益差距后发利益驱动模型的基础,提出西部地区存在的后发优势成为缩小地区间差距的有效途径。
2.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关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对其发展的动力进行了研究。
杨万平（2014）运用DEA方法将考虑人力资本与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分解为人力资本、复合物质资本、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四部分，探寻其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对西部大开发前后进行了比较研究。
[9]发现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费为代表的要素投入和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几乎相等，但是在西部大开发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逐年上升。
最后得出结论：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武鹏[10]（2013）基于中国1978-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方法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结果表明：
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最主要来源。
李平等[11]（2013）研究发现资本投入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来源，而东、中、西部经济差距主要是由资本投入贡献不同造成的。
石风光[12]（2013）将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改善、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四个部分，分析表明绿色技术进步是促进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而绿色技术效率尽管趋于恶化，但它却是导致中国省际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蒲晓晔[13]（2016）在新常态背景下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得出，当前西部经济发展的供给动力正在逐步上升。
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具体分析
1.利用外资与经济发展
程祥升等[14]（2008）认为
（一）西部引进外资规模小,东西部利用外资差距大。
（二）西部利用外资质量差,效益低。
（三）西部引资方式单一化,直接利用外资比例低。
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
彭莉莎等[15]（2015）认为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具有复杂性，但是FDI的影响同样缺乏显著性。
高连廷[16]（2008）以1985-2006年为样本期，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西部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出了东西部之间经济差距不断拉大以及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双方的FDI的不对等。
张欢[17]（2007）从FDI入手对中东西部经济发展的路径进行了研究。
结论是FDI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高的贡献率，但是中西部没能够充分利用资本来促进产业升级，从而导致了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2.技术要素与经济发展
从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来看，孙启明等[18]（2013）从TFP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入手，结合我国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最终选择国内Ｒ＆Ｄ活动、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三个因素作为除资本和劳动力外的可用于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基本涵盖了以上广义技术进步的内容。
得出结论：
西部地区对于技术要素的成果转换率比较低，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基本上对于经济的发展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侯杰[19]（2014）通过技术型C-D函数用
2000-2011年中国各省域数据验证了技术产品、技术资本、技术劳动和技术外资均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技术产品促进经济增长作用在东北部地区最大，在西部地区作用最低。
3.产业集群与经济发展
产业集聚效应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也有一定影响。
张学刚等[20]认为“产业集群作为一种能够将“内生”和“外生”发展有效结合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于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推动西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和对外开放、促进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完全可以作为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赶超发达地区的战略性工具和有效途径。
”具体来说，就是产业集聚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并且对于培育西部地区经济特色和优势产业有促进作用。
罗建华等[21]（2005）认为产业集群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有三个方面：
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与集中、专业化中间品供应商的集中、知识的外溢。
戴宏伟[22]（2006）认为当前各国、各地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生产成本、要素禀赋、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国家之间或者地区之间在产业上的阶梯状分布。
段小梅等（2011）[23]通过实证分析对于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指数进行了测算得出结论：
西部地区工业整体集聚水平不高，西部的产业集聚受资源禀赋的影响，产业集聚的区际差异较大。
李文清等[24]（2007）通过东西部对比提出了西部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
（一）通过产业项目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促进产业集聚。
（二）通过发展主导产业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三）抓住产业集群发展的机遇。
（四）通过健全中介服务体系协调产业集群的发展。
4.人力资本要素与经济发展
连玉君[25]（2003）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了影响地区差距的相关要素,认为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间人力资本流动和人力资本的激励制度差别都会显著地影响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
因此,进行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提出了西部地区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两阶段模式”。
具体而言，西部地区发展初期过低的初始人力资本存量拖累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后发的技术模仿优势没能够体现出来，从而使西部地区陷入了“贫困陷阱”。
加上西部的人力资本流动主要是在区域内部，从而难以跳出“贫困陷阱”。
中东部与西部的差距逐渐拉大。
张俊莉[26]认为，人力资本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大量人才外流，二是西部地区特有的二元封闭人力资本结构,使产业结构转换能力普遍较低，三是人力资本产业间的分布不平衡,产业结构的演化速度较慢。
以上三方面因素导致了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之路上面临困境。
5.其他宏观因素
田秋生[27]（2000）认为“科技、教育落后不构成西部发展的根本制约”。
制约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相对区位劣势等。
吴淑琨[28]则认为西部地区的发展要依赖于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税政策。
杨建国等[29]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把制度变量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计量回归得出，制度变迁在西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中的内在性作用，也验证了诺斯的“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
李航星[30]认为西部地区的区域政策与西部的发展状况不匹配是西部地区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
苏华、杨三冠[31]（2008）从国内外产业转移的角度分析得出，只有西部地区主动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才能够促进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
李裕鸿[32]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纳入贸易因素的增长核算方程作为实证模型，对西部地区1979～2009年之间经济增长率与固定资产、劳动力以及外贸等的增长率进行加权回归，研究了西部经济增长率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最后得出结论，对外贸易是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外又一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高继祖[33]过主成分法分析了西部各省区经济效率,研究表明:
除了具有特色和优势产业的云南、新疆等地区经济效率较高外,其他省区效率都较低。
为了增强西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引导地区经济结构升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西部地区经济效率,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西部地区产业升级与发展对策
1.西部地区产业转型方向
西部地区经济转型方向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严红[34]（2013）认为“西部地区的诸多城市是在资源导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此要改变西部长期以来传统的增长方式，必须先要改变资源导向型的产业结构。
在此基础上改变西部城市布局不合理的局面，进一步推动西部城市化进程。
蔡绍洪、和思鹏（2010）[35]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生态化发展是现代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许多地方纷纷采取赶超式的传统工业化战略,当地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基本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道路。
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确实换取了GDP快速增长,却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大量未来赖以发展的宝贵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污染积重难返、生态承载力基本达到饱和。
改变这种状况迫在眉睫。
李彬等[36]（2015）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推进城镇化转型，释放经济增长新动力”是西部转型的重要一步。
以绿色发展为理念，建立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共同参与的绿色城镇化建设机制。
陈栋生[37]（2001）认为“狠抓环境生态治理和建设”是当前西部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
朱红[38]（2007）认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高效方式。
靖学青[39]（2014）分析认为城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西部地区仍然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
陈孝胜[40]则提出了要从教育方面加强生态环境教育，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方发龙、周江[41]运用区域博弈论、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以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本质的分析为基础,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博弈关系,探索协调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思路与对策。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西部地区发展对策
（1）大力发展科技，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吴国才[42]（2012）认为“要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李涛等[43]（2013）认为通过提高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和科研创新能力，一方面使得西部在承接东中部相关产业转移时，进行技术消化、技术吸收、技术升级，并有效地结合区域的后发优势进行技术追赶，整体拉动西部地区ＧＤＰ增长，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能够推动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生产方式转变，完善主导产业。
通过强化核心技术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并提高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实现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李彬[36]（2015）同样认为驱动改革、转调、创新“新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传统“三驾马车”的动力正在逐渐减弱。
新常态下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30年那样，依靠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来支撑经济增长;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市场的不景气以及世界整体经济的长期低迷下，我们也不可能再指望未来出口会有较高增长;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也难以有效地提高。
那么，驱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的动力之源，应主要来自“新三驾马车”，即改革、转调和创新。
陈希婕、鲁钊阳[44]（2016）认为“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夯实基础”。
（2）完善宏观政策和加强制度建设
田秋生（2000）提出更优惠的投资政策和人才政策:
是加快西部地区开发和发展的关键。
吴国才（2012）则认为要放宽政策限制，积极利用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才能促进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杨建国等（2014）认为制度变迁在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制定针对性政策来推动制度创新和变迁意义重大。
李航星（1998）认为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现有区域政策还不适应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完善区域政策。
陈希婕、鲁钊阳（2016）认为应利用制度变迁惯性，为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减缓阻力。
（3）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产业升级
李彬等（2015）提出依托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促进转型发展的观点。
陈希婕、鲁钊阳（2016）认为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可以为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保障。
要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确保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西部地区自身要抢抓历史机遇，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加快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切实将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另一方面，国家要为西部地区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提供支持。
李布和（2008）[45]认为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资源供给区。
但由于存在区域间产品不平等的交换模式,阻碍了自然资源在价值规律调节下实现自由流转,资源价值难以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
倪国良,范晓娟（2006）[46]认为西部地区产业的发展优势在于资源,但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使西部资源优势的发挥受到制约,即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贺建军[47]（2004）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会带来巨大的发展潜力，关键在于如何将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
尹婷婷等[48]以标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ＮＲＣＡ）模型为评价方法，根据２００９年中国西部地区的能源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状况，对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利用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
认为西部地区资源优势依然存在。
（4）加强区域协调机制和扩大产业转移力度
蔡绍洪、和思鹏（2010）认为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而构建循环产业集群则是实现生态化发展的有效载体和最佳产业组织模式,加强区域互动性和协同性，充分发挥重点区域的辐射效应和示范效应。
李涛等（2013）提出要加强区域互动性和协同性，充分发挥重点区域的辐射效应和示范效应，以此来带动西部发展。
石少春[49]也认为（2015）强化区域之间的协同性，最大限度地发挥重点区域示范作用可以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焦兵、卢琦（2013）[50]认为为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除了继续发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高西部整体技术水平,还应利用能源富集区的资源优势,扩大能源深加工,增加能源的附加值,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贡献率,引进节能减排技术,注重生态环保效应;此外,应重视教育发展及就业培训,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克服西部劳动的增长阻力作用。
程广斌,龚新蜀[51]（2009）认为产业组织结构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是制约西部经济集约增长的主要障碍。
因此,西部要实现从粗放到集约的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加快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加速西部经济发展。
罗若愚，张龙鹏[52]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法、生产要素密集程度分类法以及偏离—份额分析法研究发现，西部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西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协调以及产业结构的趋同。
倪超军等（2010）认为1990-2008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是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产业结构的变化符合产业变迁的一般规律,但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较低。
孙早等[53]（2008提出）一个健康的结构与制度互动关系才是决定西部长期增长的关键。
这实际上承认了产业结构合理的重要性。
蒙慧[54]从区际贸易的视角出发，寻求西部经济增长的出路，实际上也是属于区域间协调方面的内容。
（5）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蔡文浩等[55]通过对西部对外开放度的研究认为，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加快以及国家对西部投资和建设力度的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但同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因而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具有现实意义。
吴振明（2012）[56]部大开发战略过去10多年里，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总体水平并未随着对外开放规模的扩大而快速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与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快速上升的经济地位不相符。
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需要新的对外开放思路。
传统对外开放思路对西部地区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已经难以适应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
在新的对外开放形势和条件下，西部地区需要采用东向开放与“西向拓展”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西北开放与西南开放并进的思路，构建沿边开放与内陆开放并举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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