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借鉴的我国古代惩贪治吏史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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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借鉴的我国古代惩贪治吏史例

【文化一得阁·反腐】值得借鉴的我国古代惩贪治吏史例（原创）

（2007-0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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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借鉴的我国古代惩贪治吏史例

惩贪治腐，关系国家兴衰、政党存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党的十七大将加大惩治腐败治本力度，为更好学习十七大精神，本文分四部分简述我国古代反贪倡廉的历史，供爱好者参考借鉴。

正如著名学者王亚南言：

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

综观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人们不难看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大多高张惩贪倡廉的旗帜，并采取了一系列反贪倡廉措施，形成了一套日趋完善的制度。

同时，历代仁人志士和普通百姓也都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清官廉吏击节赞叹，并以各种形式褒廉贬贪，期盼弊绝风清的治世出现。

然而，结果总是事与望违。

清官廉吏历代不乏其人，但贪官污吏却更多——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最终蛀空了每一座王朝大厦。

由此可见，以官员的贪污受贿为标志的吏治腐败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顽症。

圣贤破规留后患 官贪政贿成祸害

《晋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弱冠而有美名的殷浩善言辞，有人问殷浩：

“将莅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何也？

”殷浩答：

“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

”“时人以为名言。

”（《晋书》卷77，《殷浩传》）人们从这“梦的解释”中可以体会到，由于官僚阶层自身的贪婪行为，为官者的臭腐，攫取钱财的肮脏，早在魏晋时代就已成为民众的共识。

官和腐败并不是魏晋时代才有，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

大约公元前100多万年到公元前21世纪，我国处于原始时代。

当时，人们集体劳动、共同消费，所有成员一律平等，民主之风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那时的“官”，称为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他们都是由部落会议或部落联盟议事会（由各部落首领组成）选举产生。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禅让制”。

这种选贤任能的作法到尧舜时代有了变化。

尧是典范的贤能的仁君，极受百姓爱戴。

但年老时，尧企图私自将部落联盟最高首领的位置传给儿子丹朱，有虞氏首领舜以破坏传统为名，将其囚禁于平阳、放逐了丹朱，以此阻止他们父子相见，自己做了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

（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舜同样以深受人民拥载而著称，到老年同样变得有些专横，即使是大事，也不太和四岳（四面八方的部落首领的缩称）商量，最后竟擅自作主把禹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荐禹于天”，在《史记·夏本纪》和《孟子·万章》都有记载。

后来，治水功高、威望盖岳的禹“以天下授益”，个人权力大大扩展，“四岳”的作用一步步缩小。

受私欲的驱使，晚年的禹导演了一幕“大禹传子”的历史剧，“禅让制”受到了致命的破坏。

从此，“大人世及以为礼”，“家天下”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家天下”，权力私有而集中，孪生的腐败形影相随，其特征就是横征暴敛、贪财纵欲。

禹的儿子启接位初，尚能律己、生活俭朴、尊老爱幼、任贤用能。

随着地位的巩固、权力的扩大，启很快地就糜烂腐化了，整天饮酒作乐、歌舞游猎，在位9年就因荒淫过度而病死。

启的腐化是历史记载中最早的例子，而后来者夏桀、商汤为政残暴、荒淫绝伦，腐化得登峰造极，其罪恶滔天而罄竹难书！

官吏的贪污和官场上的行贿受贿作为吏治腐败的表征，往往随着统治阶级权力的集中和私欲的膨胀而日益彰显。

在早期的典籍《左传》中已有“诸侯贪冒，侵欲不忌”、“大夫多贪，求欲无厌”、“政以贿成”的记载；《国语》中也有“骄泰奢侈，贪欲无艺”、“以贿成事”的记载。

后来的相关记载更是史不绝书，既有“贪吏布满天下”、“贪官污吏遍布内外”这样的笼统概括，也有“循良者十无二三，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这样的具体描述。

可见，官僚阶层的贪婪在传统社会中司空见惯。

几千年来，“贪官”、“赃官”、“庸官”、“糊涂官”、“酒肉官”等特有语汇充满各种书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无毒不官，无官不贪”、“贪官污吏、横行天下”、“天下乌鸦一般黑”等也成为流行的俚语。

如果说“无毒不官，无官不贪”也许有点绝对化，那“官贪政贿”就确实是封建官场的准确描述了。

就贪污而言，历代官员贪污手段之精明堪称一绝。

东汉的外戚梁冀创造“定罪赎身”法而大肆搜括，积聚的资财“合三十余万万”（《后汉书》卷34，《梁冀传》）。

宋代著名的佞臣朱勔以承办“花石纲”之名，“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千计”（《宋史》卷470，《朱勔传》）；纪连海介绍：

大清王朝二百九十六年，在这二十四位大臣中，和珅是最为贪婪的一个，在历史的纬度上，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大贪官的代名词。

经查抄，和珅财产的三分之一，价值二亿二千三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国库15年收入的总和，正如民间谚语说：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百家讲坛》之《正说清朝二十四臣——和珅》）京官外放总是要想方设法营求“肥缺”以射利，所谓的“冲地”、“望地”、“财地”就是他们营求的目标。

一般来说，地方官员任职一方，接近税源利地，天高皇帝远，贪污起来更是为所欲为。

就行贿受贿而言，弥漫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无耻官僚将仕途视为追逐名利之路，或以贿赂谋取功名，或以贿赂结党营私，或以贿赂求官、升官，或以贿赂求得法外施恩，不一而足。

地方官晋京“朝觐”，要向京官送礼行贿；下级官员晋见上级，要送“见面礼”；上级官员到下面视察，更是送、索结合，不厌不休。

《明史·邹缉传》曾称，“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

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有司公行贿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

”这段话揭示出贪污与贿赂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剥下”方可“媚上”，贪污才能重贿，重贿才能通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行贿赂”不但腐蚀着官员的灵魂，败坏着官场的风气，而且又对官员的贪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官贪政贿”作为吏治腐败的主要表现，从根本上说，与传统社会的专制政体密切相关。

权力的膨胀与私欲的膨胀原本就是一胞双胎，它与腐朽的专制统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贪污腐败在王朝统治的初始已经胎生，并伴随着王朝统治的盛衰而消长。

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是导致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的祸害之源。

贪污不但上蚀国财，下残民生，贿赂不但使“小人贵宠，君子困贱”，“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造成官场上正人君子少，邪恶之人多，从而加快吏治腐败的进程，而且最终都要无情地侵蚀每个封建王朝的肌体，使之在官贪政腐中走向败亡。

制度从严惩腐贪 重典治吏手不软

古人早已清楚地认识到，贪污腐败可以导致亡国，也会累及身家性命。

正如《贞观政要·贪鄙》中所言：

“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贪污腐败虽有时为最高统治者所容忍，甚至纵容，但从整体上看，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都要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和遏制，历史上不断完善的谏议制度、监察制度、法律制度、考核制度、回避制度等的出台和施行，即是明确的标志。

历代统治者注重立法，运用法律来规范官员行为。

早在尧舜禹时期，司法官皋陶就制定了昏、墨、贼的罪名，其中墨就是指贪婪败坏官纪，夏朝对此加以确认，规定犯三罪者均处死刑。

在西周时期规定了五过之疵，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亲，以惩罚审判官徇私舞弊。

战国时期李悝制定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中《杂法》规定的六禁之一金禁就是惩罚受贿行为的规定。

秦朝时期法家思想得以贯彻，法家较早意识到官吏腐败对国家的严重危害，秦朝的法律就规定了任人不善、玩忽职守和贪赃枉法等罪名。

西汉时期惩治贪污贿赂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特别是制定了独立的监察法规，在处理贪污腐败案件时也基本上是以监察法规为主要依据。

主要规定有：

第一，官员不胜任者要被免职。

第二详细规定了失职渎职行为。

不仅丢失印信、文书，甚至消极怠工，不积极举报违法的同僚与部属都视为失职和渎职。

第三，防治官员以权谋私。

汉代赃罪分为盗和赃两大类，盗指官员们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家共有财产，赃指接受下属、吏民的贿赂。

第四禁止官员实行苛政。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

由于长期战乱频仍，南北对峙，因此在整顿吏治、惩治贪污方面，显得力度不够。

但对惩贪，仍从立法上作出了努力，如《魏律》在前代的基础上，把《盗律》中的“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中的“假借不廉”以及“呵人受钱”、“使者验赂”等相类似的条文集中在一块，创辟《请赇律》。

这是中国最早的惩治贪污的系统化法律，很有意义。

南北朝多承魏、晋律。

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在惩贪的法律系统化方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晋律》把官吏贪污受贿枉法断事与不孝、谋杀等重罪并列，作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实际上开了唐宋及以后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

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立法发展成熟的时期，反贪立法也随之步入发展和定型阶段。

当时反贪立法主要体现在《开皇律》及《唐律疏议》中。

《唐律疏议》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污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划分了官吏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界限，为惩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在具有法律总纲性质的《名例律》中，对赃罪的几种情形及其区别作了原则性的规定，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总称为“六赃”，即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

这几种罪名在唐以前多已出现，但把它归到一起称“六赃”却是第一次。

此后各代多加以沿用。

在宋律中，对于贪污罪都有各种严格而具体的规定。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反贪立法多继承唐、宋，但要系统一些，虽仍沿袭唐、宋时期“六赃”的提法，但增加了一些罪名，对监守自盗、枉法赃、不枉法赃、行贿、挪用官物、敲诈勒索以及介绍贿赂等罪，都作了明确的量刑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制度已经相当严密，如秦简中就有对“不廉”官吏“不可不为罚”的记载；汉代则有官吏犯脏，“子孙不可察举”的诏令。

《魏律》、《晋律》、《梁律》、《陈律》、《周大律》中有“请赇”、“请求”、“受赇”专篇，规定了对行贿受贿的处罚。

《唐律疏议》是传统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对贪官污吏的处罚条款主要反映在“职制”篇中，但在“户婚”、“厩库”、“擅兴”、“贼盗”、“诈伪”、“杂律”、“断狱”等篇中也有涉及。

可以说对贪官污吏的处罚则例无处不在。

唐以后的法典也同样值得注意，如《宋刑统》将“受财枉法”与“十恶”一起列为“不赦之罪”，就表现出宋代惩治贪污受贿的严厉化倾向，正如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所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脏吏最严。

”

制度上与法律上的规范，其目的在于惩贪防贪。

我国几乎历代都采用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

夏朝就规定贪婪败坏官纪的“墨”罪要处以死刑，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向处罚贪官羊舌鲋时，援用的就是夏刑，被论“墨”罪，杀，弃尸于市。

秦朝强调轻罪重法，以刑去刑，对行贿一钱即处黥城旦，规定贪污与“盗”同罪。

到了汉代，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

汉文帝甚至规定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免！

《晋律》首开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

唐代虽然用刑轻缓，但对贪贿犯罪处罚却极为严厉。

对受财枉法一类的处罚尤为重苛，规定正七品官受财枉法、违法之赃达月俸禄收入总数一半以上者处极刑。

监临主司受财枉法，受绢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受十五匹即处绞刑。

虽有议请减赎和官当制度，但对官吏犯赃则取消一切特权。

明确规定对犯十恶及受财枉法者，一律不准使用上请减免的规定，将官吏贪赃枉法与犯十恶不赦的重大犯罪等同起来。

到宋代，“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匿”。

明朝时期，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所以反贪决心最大，力度也最强，朱元璋亲自为贪污数量定了严格的标准：

凡官吏贪污：

1赃一贯（约合600元人民币）以下者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2八十贯（约合48000元人民币）处绞刑；3六十两银子（约合人民币36000元）以上者，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实草之刑；当时在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衙门左侧，皆设立一庙，用来祭祀土地神，同时也是剥皮的场所，百姓称其剥皮庙。

明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并创造了剥皮实草这一极为恐怖残酷的刑罚手段。

对此，赵翼评论说：

“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

”有一次，朱元璋外出巡视，发现一个县令贪污，便杀了这个县令，并将其皮剥下来，皮中填充稻草，挂在县政府办公大楼旁边。

他说：

“下一任县令只要抬起头来，看见他的前任由于腐败，而落得如此下场，便会触目惊心，不敢在胡作非为了。

”朱元璋在称帝的三十一年里，查办了数万名贪官污吏，仅1376年的一年之内，就将一万余名犯罪官员及有关人员发往安徽凤阳屯田者。

为了从严治吏，朱元璋还三次编制了《大诰》，汇编了惩治贪官污吏及害民案件一万多件，下发到全国每一户家庭，朱元璋在《大诰》序言中说：

“现将害民的事例昭告天下，各级官吏敢有不务公而专务私者，在外贪赃害民者，务必追究到底，加以惩处。

”公元1385年，有人举报北平二司与户部伺郎郭桓勾结舞弊，贪污税粮，朱元璋派人查实，追出赃粮七百万石。

（案值约15忆元人民币，）朱元璋大怒，下令将六部左右伺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以死刑。

供词又牵连各布政司的官吏，又杀了数万人。

追赃还牵连到全国各地的一些豪强富户，以至于许多富户腐败之家倾家荡产。

像这样用严酷刑法惩治贪官污吏，如此大规模的诛杀贪官污吏，从古到今是极为罕见的。

清朝初年也是严惩贪官，史称“康（熙）乾（隆）盛世”，但康乾二帝肃贪都是绝不手软。

康熙告谕大臣：

“朕观自古帝王，于不肖大臣，正法者颇多。

今设有贪污之臣，朕得其实，亦必置之重典。

”“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

”乾隆登基不久即发布上谕，将贪官污吏与恶棍奸民归为一类：

“贪婪侵盗之员工，上侵国帑，下朘民脂，实属法所难宥。

是以国家定制，拟以斩绞重辟，使共知警惕。

此纲纪所在，不可不持。

”事实上，乾隆一朝，因贪赃枉法而判死伏法（斩、绞或赐自尽）的方面大员，包括总督、巡抚、学政、盐政等共有十几名之多。

从敦煌到嘉峪关的途中，有个叫桥湾的地方历史上发生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康熙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到西北某地巡游，在荒无人烟的沙碛中，忽然出现一片绿洲。

但见清水弯弯，向西流去。

河旁有两棵大树，旁边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城池，真似人间仙境。

梦醒之后，康熙非常高兴，让人按梦中之境，绘图查访。

后来有人发现茫茫戈壁的桥湾一带，与康熙梦中之境恰好吻合，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那座金碧辉煌的城池。

康熙闻之大喜，立即下诏，拨付巨款，在桥湾修建一座周长九里九的防御城，并派朝中大臣程金山父子全权负责这项工程。

程金山父子到达桥湾之后，见这里荒凉偏远，心想康熙皇帝日理万机，哪有可能来此巡游？

因此就只修了一座东西长三百二十米，南北宽一百二十二米的小城，加起来周长也不到二里。

而把大量的修城银两，都私吞到自己囊中。

事情平平安安过几年，有一天忽然有位钦差大臣出使西域，想到桥湾有一座耗巨资修建的新城，便想一睹其风光。

这一看却傻了眼，那么多的银子，只修了这样一座小城，这不是存心蒙骗皇上？

于是赶紧回去上奏朝廷。

康熙闻听大怒，当即下令将程金山父子在桥湾斩首。

并用程金山的头盖骨，做了一个碗，用他们父子脊背上的皮，做了一面鼓。

如今这个碗还在，这面鼓还在，这座小城的遗址还在——康熙怒斩贪官处，现开放供参观，让游人体会康熙惩贪之严厉。

综观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采用重刑惩治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封建王朝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

但在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官贪政腐这一顽症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根治。

其中的症结，除了专制统治难以克服的弊端外，还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司失察、营私舞弊，上行下效、利欲横流、世风败坏等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

仁人志士树清风 身体力行作表率

前人已经指出的“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盐铁论·申韩第五十六》）。

在惩贪防贪的同时，对“廉”的倡导也同样明显。

宋、明两代，曾以惩贪严厉著称，但《宋史·刑法志》中却有“法令具在，吏犹得以为奸”的记述，朱元璋也有“我欲除贪脏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的感叹。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记载了齐景公与晏子关于“廉政”的对话：

景公问晏子曰：

“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

”晏子对曰：

“其行水也。

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

”这是“廉政”一词在文献上第一次出现。

“清正廉明”、“吏治清廉”一直被视作从政者的主要行为规范。

在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中，“廉洁”、“廉平”、“廉正”、“廉直”、“廉谨”也是主要的道德准则。

所谓“廉者，民之表”，“廉者，仕之本”，“廉耻，立人之大节”，“廉耻者，士人之美节”等说教，可谓俯拾即是。

同时，古人也认为，“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

”（《晋书》卷52，《阮种传》）“清高廉正者进，苟贱不廉者退，清与浊分，廉与贪判，有所劝，有所激，则士俗成，士俗成则民风成。

”（《廉吏传》卷上）只有“砥砺士大夫之廉耻，使知名义为重，利禄为轻”，才是“转移世道之枢机”（《宋史》卷425，《陈垲传》）。

惩贪与倡廉是整饬吏治的两种刚柔兼具的利器，聪明的统治者会将其把持在手中兼而用之，正像《明史·魏观传》赞许朱元璋：

“太祖起闾右，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

然每旌举贤能，以示劝勉，不专任法也。

”

就历代具体的“倡廉”举措而言，在官员的考察、升迁、褒奖等方面，都有表现。

《周礼·天官冢宰》认为，考察官吏的政绩，有六条标准：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六条标准都离不开一个“廉”字，体现出“廉”为做官之本和考察之要的基本精神。

不少帝王也有意识地表彰廉吏，以此引导官场廉洁奉公的正气。

因廉洁而升迁的官吏代不乏人，如汉昭帝、宣帝时期的名相黄霸，起初“以廉称，察补河东均输长，复察廉，为河南太守丞”（《汉书》卷89，《黄霸传》）。

有的廉洁之官在死后则得到哀荣，唐代的名臣李勣（原名徐懋功，后皇帝赐姓李）因为“性廉慎，不立产业”，死后，“唐高宗为其举哀光顺门，七日不视朝。

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给密器（棺材），陪葬昭陵（太宗墓）”；并在李勣曾经战斗过的阴山、铁山、乌德健山三座山顶矗像，以旌功烈。

（《新唐书》卷106，《列传第十八·二李勣》）。

不少帝王也时常以“清廉”对官员进行诫勉，这以康熙的话最具有代表性：

“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以祀，岂非盛事。

盖百姓虽愚，而实难欺，官员是、非、贤、不肖，人人有口，不能强之使加毁誉。

尔等各宜自勉。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45）这种“诫勉”，事实上是在强调以“廉”为操守、为官德，鼓励官员以“廉”来获取从政的声名。

由于历代帝王的“倡廉”，由于对贪污腐败危害的认识和痛恨，更由于广大民众的期盼和拥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确实有一些志士仁人志在弊绝风清。

他们修身自律，执法如山，守正不阿，不仅勇于依法制裁豪门大族、贪官污吏，而且有的还敢于“犯颜以谏”，同皇帝较真。

在这众多的官吏中，犹世人皆知、美名传世的包拯、海瑞；有铁面无私、敢于碰硬的赵广汉、赵抃和左光斗；有洁身自好、一尘不染的李恂、轩輗；有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李世达、上官均和宋璟；有敢于直言、弹劾奸臣的韩琦、郭琇；有两袖清风、卫国为民的于谦、魏象枢；有老当益壮、鞠躬尽瘁的董宣、朱之弼；有少年壮志、早有作为的吴隐之、祈彪佳；有生活清苦、心忧天下的陶渊明、范仲淹；有清廉谨慎、从严治家的胡质父子、曾国藩……这长长的名单证明，在我们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为人们传颂的清官还是很多的。

他们是廉洁从政的典范，同时也为弊绝风清作了大的努力和贡献。

有一个典型事例。

常熟北山报慈里有一碣石，上刻“第一清官鱼公墓”。

明代常熟人鱼侃，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鱼侃，字希直，晚号颐庵。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士。

先后任刑部、工部主事，随御史王竑督漕运。

任开封知府时，审理案件不受请托，刚正廉洁，为时人称颂，比作“包公”。

母死，不取官府一物。

弃官返里，生活清贫，仍怡然自得。

卒后，里人为其立祀于乡贤祠。

300余年后，他的同乡晚辈、清朝人王应奎觉得《明史》没有为鱼侃立传，历史对一代清官如此冷漠不公平，于是就在自己撰写的《柳南随笔》中特地为他写了一条，记录了乡人所传鱼侃年老归乡后的一些情形，以补正史之不足。

鱼侃从开封任上致仕归乡时，随身只带一竹箱，箱内有八两银子，那是他积攒的俸银。

回到常熟，看到家乡学宫孔子像前缺香炉、花瓶二物，他就用仅有的八两积蓄为学宫铸了那二物。

这样他实际连一两银子也没给家里带回。

家中因穷困而时有断炊之虞，家人因此很不高兴，待他也甚差。

他病后整日躺在一张小床上，脚不能着地，也无仆人伺候，老妻亦无力服侍，只好在他家的屋梁间悬挂两条绳子备用。

老婆用大麦米熬好粥后，端到床前，喊一声“清官！

麦粥在此。

”放下碗就走了。

鱼侃费力地拽着绳子慢慢起身，喝完粥，再靠绳子慢慢躺下，其情甚可悯。

鱼侃死时，只有几件粗布衣，就用那些旧布衣入殓。

墓在常熟北山报慈里，坟前连墓碑也没有。

崇祯年间，直指使者路振飞因公到常熟时，仰慕鱼侃之清廉，往鱼侃墓致祭，并在坟前立一碣石，上刻“第一清官鱼公墓”，希望后人永远记住这位清官，更希望后之官员能像鱼侃一样清廉。

路振飞的愿望没有落空，鱼侃的同乡、同时人钱昕就是一个他一样的清官。

钱昕（生卒年不详），字景寅，常熟人，明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20多岁即擢为御史，为官清正。

巡按浙江时，有助臣家奴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钱昕得悉后，不畏权势，为民伸冤，立将恶奴杖杀，人誉为“钱青天”。

后出任荆州府太守，清廉勤政，深得当地人民爱戴，有民歌曰：

“荆州太守苏州士，千里家家知姓氏。

太守衣，苏州绮，太守食，苏州米；荆民食饱荆州米，荆州衣披荆民体，安我父母，育我妻子，女织男耕乐生理。

不愿太守一品贵，只愿太守千百岁。

”钱昕与鱼侃并誉为清官。

因钱家富，鱼家贫，人称“富不爱钱钱昕，贫不爱钱鱼侃”。

尽管有，在王侯贵族竞相奢靡、贪官污吏四处横行的封建社会，这些志士仁人也无力回天、难挽腐败狂潮，政坛藏污纳垢、世风江河日下。

纵观历史，可以知晓：

世风好的时候，吏治较为清明，贪官污吏较少，世风不好的时候，往往贿赂公行，廉士难求。

世风影响吏治，吏治也影响世风，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管同认为，“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

”（《因寄轩集初集》卷6，《与朱干臣书》）苏轼更认为，世风的好坏不但关乎吏治，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统治时间的长短，即所谓“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

所以，“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宋史》卷338，《苏轼传》）康熙也曾深有感触地说：

“世风浇漓，人皆不能洁己自爱，故今日求操守廉介之人甚难，或仅能自守，而其才不克有为。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26）国外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也已经注意到，腐败的严重化与社会风俗、道德习惯、价值观念相关联，“在某些文化中，人们往往有这样不同的价值观，即认为腐败不是违法的，相反却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是社会习惯的一个组成部分。

”（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控制腐败》第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有价值观念倒错的实例。

如在万历年间编的地方志上就记载过民风的转变：

“正（德）、嘉（靖）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

嘉（靖）、隆（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重轻。

相为姗笑为痴牧者，必其清白无长物者也。

”一般民众对“官行”的评判发生的这种转变，是相当有意味的。

它至少说明，在贪官污吏遍天下的情势下，社会上缺少了正气，混淆了是非标准，“清白无长物”的清官，被讥笑为“痴牧”（傻官），为官贪婪反而视为正常，而且以宦囊的重轻来分别退休官员的高下，这种世风实在值得玩味。

在这种氛围下，仍有志士仁人坚持“独善其身”。

东汉名士杨震是个典型。

公元108年（东汉永初二年）春，杨震调任东莱太守的时候，路过昌邑。

身为命官的杨震，昌邑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听得杨震到来，晚上悄悄去拜访，并带金十斤作为礼物。

虽然东汉时的一斤只相当于今天的250克左右，但金十斤也相当于今天的五斤金，等于好几根金条了。

王密送这样的重礼，一是对杨震过去的举荐表示感谢，二是想请这位老上司以后再多加关照。

杨震当场拒绝了这份礼物，说：

“故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