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教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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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被人称之为历史之谜”的苏东剧变至今已时过近20年。

在苏东，一个个执政党、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在未作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自行覆灭了呢?

学术界有人把决定性原因归结为经济因素，有人断言政治因素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有人认为体制问题是根本原因，有人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僵化的苏联模式的弊端是根本原因。

以上观点都有失偏颇。

在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时，学术界同样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

对此，我们只有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来看待和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有价值的结论。

这篇论文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苏东剧变的原因；第二部分是苏东剧变的教训与启发。

一、苏东剧变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重大的社会变迁和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

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苏东剧变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既有直接原因，又有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应该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全面的、辨证的分析。

当然，强调全面分析不是不分重点，强调诸因素综合作用，不是不讲主次，而是要分析其中哪一个是关键的、决定的因素，从中找出根本原因。

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l、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苏东剧变的外部原因。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就采用各种手段，对苏东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

他们利用人员往来，“以接触促演变”；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护“人权”为名，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大力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组织，支持他们搞动乱，乱中夺权；利用经济贸易和援助，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政治上的让步，等等。

在上述手段中，最突出的就是支持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

东欧国家的反对派，从波兰的团结工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和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无一不是依靠西方的赞助和扶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如果没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东欧国家不可能发生如此迅速的演变。

在苏联，西方敌对势力也从未停止过支持政治反对派即所谓“不同政见者”的活动。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民主化”、“公开性”方针的推行，西方敌对势力支持苏联政治反对派向共产党夺权、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进一步加剧。

这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中表现得最为露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目张胆地从各方面施加压力，对“八·一九事件”的迅速失败起了很大作用。

所以说，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对苏东剧变起了催化作用。

2、历史问题的积淀所造成的潜伏危机是苏东剧变的历史原因。

十月革命开辟了新时代，指出了新道路，但革命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问题。

“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是在列宁逝世后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渐形成的。

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并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由于其存在的严重弊端在实践中长期得不到纠正，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不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被严重扭曲变形了，从而在整体上减缓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首先，在思想理论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使社会主义理论停止、僵化。

其中突出的问题就是忽视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将自己定位在各方面都已经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上。

其次，经济发展战略失当，囿于产品经济，在经济联系中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几任领导人，不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也不力，官僚主义严重，对干部缺乏监督，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严重脱离群众，逐渐失去群众的支持和拥戴。

在民族关系上，大俄罗斯主义根深蒂固，地方民族主义严重，民族矛盾复杂化、尖锐化。

同时，在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方面出现严重失误，尽管一度在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等问题上有过局部性的比较合理的看法，但苏联领导人却热衷于扩军备战，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既延缓了经济建设，削弱了国力，又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这对东欧各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带来了极大影响，所有这些历史问题的积淀造成的苏东社会潜伏的危机，是苏东剧变的深刻的历史原因。

3、经济长期没有搞好是苏东剧变的基础性原因。

有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30年，苏联的国民经济收人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例一直是在走下坡路，主要是由于经济管理体制和国民经济军事化造成的，而这两者又交互影响。

对此，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一直是改革不力的。

安德罗波夫上台执政的短暂时期，虽然在经济上一定程度做出了进步性改革，但是由于他本人不懂经济，也不热衷经济，所以大体上还是没有改变苏联的计划体制。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后，虽然首先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却没有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是把改革推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使原来就处于停滞状态下的国民经济进一步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从而严重地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所以，苏联改革了30余年，直到解体，旧体制的基本框架仍几乎原封不动，致使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

这一时期，东欧国家除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外，普遍经济不发达，使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

到苏东剧变前夕，苏东各国的经济形势严重恶化，有的国家社会生产已从原来的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

这不仅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而且导致了群众思想混乱及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危机，为国内外、党内外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进攻及“和平演变”图谋得手提供了条件，也为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提供了温床。

这无疑是苏东剧变的基础原因。

我们之所以说，苏东经济长期没有搞好是其剧变的基础性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如果党的领导人头脑清醒，路线对头，就可以进行深刻反思，探究症结所在，摸索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子。

换句话说，如果党的路线正确，即使经济没有搞好也不至于发展到丢掉政权的地步。

甚至可以这样说，苏东的经济还没有恶化到非要更换政权不可的地步。

所以说，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原因，把苏东剧变主要归因于经济落后和经济建设没有搞好，就会在政治上得出有害的结论。

4、“改革”变成“改向”是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

苏东各国的改革困难虽多，阻力虽大，但如果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方向,并非找不到一条可行的改革途径，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路线葬送了改革。

1985年，戈尔巴乔夫人主克里姆林宫后就推行改革。

但他在执政的6~7年中，在如何进行改革，改革的突破点选在何处，沿着什么方向进行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犯了重大错误，使改革的性质、方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至最后搞得苏联居民面临挨饿的地步，人民并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反而怨声载道，对改革失去信心。

经济体制改革受挫，戈尔巴乔夫继而转向搞政治体制改革。

这一政治改革，最初说是为了“克服改革障碍机制”，但很快就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和整个苏维埃制度的低毁和攻击。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强调，“公开性”、“民主化”和“舆论多元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引人了歧途。

因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共对社会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权不断削弱直至丧失，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民族的全面危机和失控，最终解体。

东欧各国的改革，尽管各自的变化过程和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与苏联一样，大都是朝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发展。

所以显而易见，苏东国家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崩溃的悲剧，其直接原因就是苏东国家把“改革”变成了“改向”，不是“彻底改革旧体制”，而是“彻底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5、执政党的理论和路线错误是苏东剧变的决定性原因。

一个政党的理论、路线和纲领就是一面旗帜。

江泽民指出：

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

考察苏东演变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决定性原因归根到底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错误理论指导下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背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而东欧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实验田，所以结果是一样的。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什么货色呢?

一是鼓吹“全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高于阶级利益”，即“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大家都是地球这条船上的乘客，不能让这条船翻沉。

第二条诺亚方舟是不会有的。

”二是宣扬“公开性”、“民主化”和“舆论多元化”。

三是建立一个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将此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人道的”、“民主的”两个定语，实际上意味着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倒退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水平，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大错误。

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经济多元化，鼓励私有制经济发展，放弃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思想、舆论多元化，让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想和意见自由存在和传播；政治多元化，允许多党制存在。

在苏东各国处于动乱的关键时刻，无一例外地实行了多党制，这个闸门一打开，形势急转直下，立即使党陷人深刻的危机之中。

反对党纷纷出笼，先是要求对话，接下来要求席位，继而通过选举把共产党一个个赶出政坛，自己登台执政，接着就是依靠手中的权力，改变原来的经济基础，使整个国家“换了人间”。

戈尔巴乔夫还荒谬地提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社会主义”，它使得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垄断”，因此改革就是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一切”。

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抛弃十月革命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化。

这对东欧各国影响极大。

他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党搞乱了，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扶植起来了。

所以说，苏东演变的过程，正是共产党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从而为自我垮台创造了条件。

这是苏东剧变的最根本的内因和本质。

二、从苏东剧变中汲取积极的历史教训

1、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注重理论创新。

邓小平在1956年就说过: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

”“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

”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决不能丢，否则就丢了灵魂、丢了根本。

但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须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诞生的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照搬照抄了斯大林模式，从而使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相继产生了与苏联极类似的难题和困难，也先后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有的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尽管原因不尽相同，性质也有差别，但同样都同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即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

这是一个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教训。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注重理论创新，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

2、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方式，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

社会主义国

家的共产党人只有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才能革除传统体制的弊端，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但是，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这个方向，自然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宗旨，不仅社会主义制度得不到完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发挥，而且会使改革受挫，甚至亡党亡国。

苏东各国的执政党普遍没有形成完整而科学的改革理论，使改革左右摇摆，难以贯彻到底。

尤其致命的是，在关键时刻，有的国家的党发生了分裂，改革的旗号被反对派所篡夺，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权；有的国家的党主动改旗易帜，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这两种情况，使苏东国家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红旗落地。

3、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第一原则和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真正体现。

所以，邓小平强调:

“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东各国，也可找到其必然演变的重要原因。

苏东各国自60年代起，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减慢，同西方国家比较差距越拉越大。

到了80年代,它们的经济基本上都处于过去几十年最衰弱的时期:

当时，苏联的实际增长率跌到战后最低水平;波兰出现负增长；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统计数字虽然不低，实际经济情况却已陷人危机；而过去曾率先改革并有所成效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双双掉进“滞胀”泥潭。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东欧国家，生活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水平处于绝对下降状态。

在这种糟糕的经济形势下，人民能满意吗?

共产党的政权能巩固吗?

所以，经济建设搞不好，人民生活上不去，人们对党和政府不但不支持、不拥护、而且会用选票，甚至会搞动乱来推翻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

因此，苏东演变深刻的教训从反面证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能切实地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坚定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4、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东剧变也是思想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

苏东演变的过程，就是敌对势力从制造反社会主义舆论开始，搞乱党和人民的思想，瓦解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制造动乱，乱中夺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西方媒体在苏东剧变过程中推波助澜，散布各种蛊惑人心的谣言，煽动反社会主义情绪，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可见，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还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包围社会主义的态势仍然存在，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还相对落后，世界资本主义还保持优势，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就不会改变。

而且，和平演变在苏东得逞，又会鼓励资本主义加紧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活动。

这些都表明，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是一场持久的“世界大战”。

同时还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

我们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在客观上也为他们“和平演变”提供了便利条件。

因此，我们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坚决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的图谋，才能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筑起一道坚固的钢铁长城。

5、社会主义成功的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坚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

在社会主义国家

里，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自身建设至关重要。

因为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党出了问题，那是致命的。

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这也是他总结苏共垮台的教训得出的结论。

苏东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尤其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动摇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共产党员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

那时的党风是好的，党与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更加变本加厉，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变成了油水关系，使苏共不仅丧失了群众基础特别是阶级基础，而且连党本身也丧失了力量。

正如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瓦·博尔金所言:

“最具有创造性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疏远，大量不相信理想但却很有能量的人涌人苏共，不仅破坏了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

”“八·一九事件”，是苏联共产党企图结束国内危机、避免苏联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

但是，在这个关系到苏联生死存亡的关头，未能得到苏联人民、甚至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相反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

当戈尔巴乔夫非法宣布解散苏共时，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任何抵制，当时这个仍有150万党员的党，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瓦解了。

可见，苏联共产党的地位和威信下降到何等地步。

人民不仅丧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这一惨痛教训向人们表明:

共产党执政后，要使党坚强有力，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维护党的先进性；必须使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参考文献

[l]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北京二新华出版社，1987，9

[2]邓小平文选

（1）[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9，258一259

[3]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00393

[4]社会主义的东方实践——从苏联到中国[M]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