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人用人之我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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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人用人之我见

识人是基础善任是关键制度是保障

——浅谈选人用人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的重要工作部门，肩负着选人用人的重要职责。

进一步提高知人善任能力，建立健全选任制度，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选人用人，识人是基础，善任是关键，制度是保证。

一、识人是基础

得人之道，贵在识人。

只有识人，才能量才使用，做到知人善任。

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战国时期的庄子曾说过：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有于知天”，意谓要了解一个人比知天还难。

“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可以因气候的变化和早晚的不同加以识别。

而人的能力、品行、外貌、性格等千差万别，千人千面，识别起来，相当困难。

依照“冰山理论”，外界意识到的层面只是这个冰山的尖角，其实人的心理行为中绝大部分是冰山下面巨大的三角形底部，那是看不见的，但正是这看不见的部分决定着人的一切行为。

识人难，往往导致识人不准，用人不当，历史上不乏其例。

（纸上谈兵：

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年轻时学兵法，谈起兵事来父亲也难不倒他。

后来赵王不听劝告，执意让他接替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只知道根据兵书办，不知道变通，结果被秦军大败，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马谡失街亭：

三国时诸葛亮首次北伐，派马谡驻守街亭，并嘱托其当道扎寨以拒魏军。

结果马谡不遵诸葛亮嘱托，不听王平劝阻，乃上山扎寨，随导致蜀军惨败，诸葛亮退守汉中，第一次北伐失败。

）

识人，需讲究策略。

古人早就总结出了很多识人方法，如战国时李悝的“识人五法”，三国时诸葛亮的“观人七经”，刘邵《人物志》中的“九征”、“五常”学说，吕不韦提出的“八观六验”和“六戚四隐”，曾国藩《冰鉴》中关于识人的著述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战国时期的李悝提出了“识人五法”：

一是居视其所亲。

看一个人平常都与谁在一起：

如与贤人亲，则可重用，若与小人为伍，就要当心；二是富视其所与。

看一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

如只满足自己的私欲，贪图享乐，则不能重用，如接济穷人，或培植有为之士，则可重用；三是达视其所举。

一个人处于显赫之时，就要看他如何选拔部属：

若任人为贤，则是良士真人，反之，则不可重用；四是窘其所不为。

当一个人处于困境时，就要看其操守如何；若不做苟且之事，不出卖良心，则可重用，反之，则不可用；五是贫视其所不取。

人在贫困潦倒之际也不取不义之财，则可重用，反之，不可重用。

三国时的诸葛亮将知人之道概括为“七观”：

一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目的在于通过其对是非的判断来了解其志向；二是穷之以辞辩观其变。

目的在于通过一连串的追问来了解他的应变能力；三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通过征求其谋略意见来了解其知识水平；四是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通过从事复杂困难的工作情况来了解其胆识；五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过其酒醉后的表现来观察了解他的本性；六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给其以得到财物的机会来观察是否廉洁；七是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嘱咐其办事来证明他是否守信用。

）

新形势下，组工干部如何做好识人工作，将干部考实考准，我认为，一方面要掌握科学合理的识人方法，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识人能力和素质。

方法方面：

一要用群众观点来识人。

俗话说，“百姓心中有杆秤”。

老百姓与干部直接接触最多，感受最深。

一个干部能力怎样、表现如何、是否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群众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

要准确识人，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到群众中去，广泛接触群众，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所盼。

二要用全面眼光来识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识人如看山，站的位置不同，看的角度不同，结论也不同。

要准确地对一个人做出判断，就应纵横比较，远近观察，学会换位思考、全方位看人识人，避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孔子有许许多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名叫宰予的，能说会道，利口善辩。

他开始给孔子的印象不错，但后来渐渐地露出了真相：

既无仁德又十分懒惰；大白天不读书听讲，躺在床上睡大觉。

为此，孔子骂他是“朽木不可雕”。

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叫澹台灭明，字子羽，是鲁国人，比孔子小三十九岁．子羽的体态和相貌很丑陋，想要事奉孔子。

孔子开始认为他资质低下，不会成才。

但他从师学习后，回去就致力于修身实践，处事光明正大，不走邪路；不是为了公事，从不去会见公卿大夫。

后来，子羽游历到长江，跟随他的弟子有三百人，声誉很高，各诸侯国都传诵他的名字。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感慨地说：

“我只凭言辞判断人品质能力的好坏，结果对宰予的判断就错了；我只凭相貌判断人品质能力的好坏，结果对子羽的判断错了。

）

三要用发展观点来识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识人有个时间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绝不能因一时一事表现好，就认为是一贯表现好；绝不能因为现实表现好，就断定今后表现好，绝不能因一项工作好，就认为所有工作都好。

只有用发展的眼光，通过纵向比较，才能真正了解其优缺点，透析其人品之优劣、才能之高低，认识才会完整。

（白居易的《放言》：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先说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圣德，辅其兄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

武王病，周公为册文告天，愿以身代，藏其册于金匮，无人知之。

以后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于膝，以朝诸侯。

有庶兄管叔、蔡叔将谋不轨，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

周公辞了相位，避居东国，心怀恐惧。

一日，天降大风疾雷，击开金匮，成王见了册文，方知周公之忠，迎归相位，诛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复安。

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说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匮之文未开，成王之疑未释，谁人与他分辨？

后世却不把好人当做恶人？

再说王莽。

王莽字巨君，乃西汉平帝之舅，为人奸诈。

自恃椒房宠势，相国威权，阴有篡汉之意。

恐人心不服，乃折节谦恭，尊礼贤士，假行公道，虚张功业，天下郡县称莽功德者，共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莽知人心归己，乃鸩平帝，迁太后，自立为君，改国号曰新，一十八年。

直至南阳刘文叔起兵复汉，被诛。

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却不是完名全节一个贤宰相，垂之史册？

不把恶人当做好人么？

所以古人说：

日久见人心。

又道：

盖棺论始定。

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

）

四要在关键时刻来识人。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越是关键时刻，越能彰显人之品质和才能。

有的人平时工作能力表现突出，处理事务井井有条，有板有眼，但是在关键时刻，遇到突发性事件或棘手的问题时，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有的人平时似乎能力平平，很不“耀眼”，但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超凡的驾驶局势的能力。

要坚持关键时刻看表现，与平时表现相印证。

五要用辩证方法来识人。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人，每样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

优点与缺点往往相生相伴，优点的另一面常常折射着缺点，缺点的另一面一般也体现着优点。

要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看到优点，也要看到缺点，坚决防止一好百好，一丑百丑。

要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辩证地分析，从而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生活中，得与失、美丽与缺陷往往并存。

有个渔夫出海捕鱼，从海里捞到一颗大珍珠，这颗珍珠晶莹圆润，美丽无比，价值连城，渔夫爱不释手。

美中不足的是，珍珠上有一个小小的黑点。

渔夫想，要是能把珍珠上的小黑点去掉，珍珠将变成无价之宝。

可是剥掉一层，黑点仍在；渔夫不断剥下去，等到黑点没有了，珍珠也被削剔地荡然无存了。

在对人或其他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常常有人犯了像渔夫一样的错误。

）

能力素质方面：

三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刘劭也曾说过，“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

这段话也道出了识人察人者素质的重要性。

组工干部要识“一流之才”，自己就要成为“一流之人”。

一要善于见微知著 。

要有见微知著的预见力，“细微之处有乾坤”。

要善于观察，从貌似平常的细节中发现人的特质。

要学会由小见大，从细小的事情里，透视人才的重要特征与个性。

（曾国藩缓行三千步，自细微处识人。

晚清名臣曾国藩颇有用人之明，曾提拔了左宗棠、李鸿章等名臣。

某次，李鸿章带了三个人请曾国藩任命差遣。

当时曾国藩刚吃饱饭正在散步。

他有饭后缓行三千步的习惯，所以那三人就在一旁恭候。

散步之后，李鸿章请他接见那三人，曾国藩却说：

“不必了。

”李鸿章很惊讶。

曾国藩说道：

“在散步时，那三个人我都看过了，第一个低头不敢仰视，是一个忠厚的人，可以给他保守的工作；第二个喜欢作假，在人面前很恭敬，等我一转身，便左顾右盼，将来必定阳奉阴违，不能任用；第三个人双目注视，始终挺立不动，他的功名，将不在你我之下，可委以重任。

”后来三人的发展，果然不出曾氏所料，而第三人就是开发台湾有功的刘铭传。

缓行三千步，不过一小时的光景。

就这一小时的光景，决定了三个人的命运。

有人也许要说，这曾国藩，也太绝对了吧。

其实，一个人的品性，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他细微的形态动作中看出来的。

曾国藩的高明就在于，他在缓步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了三个人。

这是一场未曾事先通知的考试。

因此，三个人的表现也都发乎本性。

刘铭传（1836-1896）淮军将领，洋务派骨干，台湾第一任巡抚，不但打退了法国舰队的进犯，而且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为台湾的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

二要善于由表及里。

要有由表及里的洞察力，既要看其表，更要通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察本质、识潜力，做到不被表象所迷惑，不以貌取人，不凭印象选人，要象九方皋相马一样，“重其精而略其粗，得其神而忘其形”， 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使劣材、庸才、假才原形毕露，让好才、真才、良才脱颖而出。

（秦穆公问伯乐，有可以接替他相马的接班人吗？

伯乐就推荐了九方皋。

秦穆公命九方皋寻找千里马。

三个月后，九方皋说找到了。

秦穆公问是什么样的，九方皋说是黄色的母马。

秦穆公亲自看时，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

秦穆公很生气的召见伯乐说，你推荐的人连雌雄颜色都不分，怎么会相马呢？

伯乐叹曰，九方皋所看见的是内在的素质，发现它的精髓而忽略其他方面，注意它的内在而忽略它的外表。

像九方皋这样的相马方法，是比千里马还要珍贵的。

马到，果然是千里马。

——《列子》）

三要善于去伪存真。

要有去伪存真的辨别力，能够正确辨别君与小人、作事与作秀，区分显绩与隐绩、真实政绩与虚假政绩，防止被表面文章、“短期行为”、“政绩工程”所蒙蔽，要用客观、发展、系统、准确的眼光去伪存真，辨别良莠，识得“庐山真面目”。

四要善于以学增识。

要准确识人，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修养、理论涵养和过硬的业务能力，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终身追求，通过学习是提高综合素质。

要精通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条件、程序等各个环节的操作办法和要求。

同时，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广猎经济、法律、管理、文学艺术、计算机等各门学科知识，做到博览群“行”，了解各个岗位，各个行业的条条框框，真正做精通业务的“行家”，和眼界思路开阔的“杂家”。

二、善任是关键

“善用人者能成事，能成事者善用人”。

汉高祖刘邦登上皇位后，在述其战胜项羽的经验时说：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这是知人善任的典型事例。

如果刘邦把张良、萧何、韩信的三者位子调换过来使用，会怎样呢？

其结果不言而喻。

知人要善任，标准很重要。

古代最理想的用人标准为“德才兼备”。

“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主张任用有德有才的人为官来管理国家。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正“德才兼备”的贤人凤毛麟角，古人往往退而求其次做到“不求备于一人”，这就存在两种用人思路：

“重德轻才”和“唯才是举”。

一般而言，在稳定的治世，统治者选材标准更倾向于“德”，选拔贤德的人才为百姓树立榜样，有利于移风易俗和社会稳定。

乱世则更需要才华横溢，勇于开拓的创新型人才，这种实用型人才更符合当时统治者的“争霸”需求，故“乱世多出英雄”。

和谐社会，更需重德。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就是要以德为前提、以德为先决，同样能力强的干部，谁在德方面表现更加突出，就提拔重用谁；对于在德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干部，本事再大也不能提拔重用。

这是我们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的丰富发展，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这一重要标准，对于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明确了用人标准，做到知人善任，需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要坚持辩证对待德才。

“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

德是才的统帅，决定着才作用的方向；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作用的范围。

与才相比，德始终是第一位的。

德与才又是辩证统一的，强调以德为先，决不能忽视才，有德无才，政治上可以信赖，但难以托付重任。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来把握、来贯彻，既把好政治关、又把好才能关，真正把那些品德好、同时又有真才实学、能力突出的干部选拔上来。

二要坚持用人用其所长。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再平庸的人也有其长处。

破除“任人唯全”的思想束缚，对一个干部，要看大功而不计小过，重大节而不求完美，讲发展而不拘一格。

什么“长”该用，什么“短”该补，要看得清清楚楚。

只要其本质好、素质硬、潜力大，尽管有不足，但只要瑕不掩玉，就可大胆用其所长，不要因为过于强调短处，而不敢大胆使用。

要在发挥长处的过程中补其短处。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

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诘之。

对曰：

“非臣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

”太宗曰：

“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

”）

三要坚持用人用当其时。

“用人之道，当在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

人才不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在一个才华洋溢、光芒四射的高水平，人才是有“黄金期”的。

坚持事业取人，提高用人效益，必须把握好人才的黄金期，在人才精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干事业劲头最足的时候，不失时机地使用起来，使人才发挥出最大的潜质，激发出最大的热情，创造出最大的业绩。

四要坚持用人用好其位。

“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不同的工作岗位，对人才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人，对岗位也有不同的适应性。

要根据不同人才的能力素质，安排与之相适的岗位，量才用人，做到人岗相宜，人尽其才。

（《西邻五子》的故事：

老大是个憨子，虽忠厚老实，但不善言表；老二是个游子，虽能说会道，但不喜农事；老三是个瞎子，虽聪明伶俐，但双目失明；老四是个驼子，虽手脚麻利，但罗锅驼背；老五是个跛子，虽办事精细，但跛足难行。

常人看来这么一个家庭是无可救药，贫寒至极，然而由于因材施用，老大（憨子）种田，老二（游子）经商，老三（瞎子）算命，老四（驼子）纺纱，老五（跛子）搓麻，带来了家庭的兴旺和富有。

）

　　五要注重团队整体效应。

李瑞环曾形象地说过，“领导班子的配备要讲究结构合理。

一个班子就像混凝土结构，有钢筋、水泥、沙子、骨料。

光是钢筋就没法受压，没有钢筋，混凝土一拉就裂了，所以要讲合理地配比。

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精通那方面，各具长短，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

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单个讲，都是人才，加在一起却不强，满盘象棋都是车，见面就“兑”没法走。

使用人才，不仅要重视个体的素质，还要高度重视群体结构的合理化，使群体中的个体相互弥补，相得益彰，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三、制度是保障

知人要善任，制度需给力。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今年2月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联席会议上说：

“民主不能倒退，选人用人要靠制度，不能光靠伯乐，还是要重民主制度机制”。

用制度选拔干部，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关键。

鉴古可知今。

古代用人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珍重和借鉴。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

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

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

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

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

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等多种方式。

魏晋时期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照其才德望评定九个等级，向吏部举荐。

隋朝时开始实行科举制，用公开考试的方法来甄别人才高下，从而量才录用，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上重大改革，为以后历代所沿用。

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科举制度，采取公开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科举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明清时期，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取士，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

推陈以出新。

新时期以来，我党不断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用人制度上取得了明显进展。

2002年7月颁布实施的《干部任用条例》，明确了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选拔任用条件，通过规范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职，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交流、回避、免职、辞职、降职，纪律和监督等一系列环节，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作出了全方位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

是我们党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也是从源头上治理用上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

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深入，中央又相继出台了国家《公务员法》、“5+1”“3+2”和干部监督四项制度等配套文件，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选任制度，科学完备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新体系已形成，竞争性选人用人机制作用日益突出，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实效。

我们坚信，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选人用人制度一定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完善，选人用人工作一定会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公正，各项社会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