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顿学派和ssk科学权威观的差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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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顿学派和ssk科学权威观的差异
默顿学派和SSK科学权威观的差异
（一）默顿学派的观点
对默顿科学社会学所持科学权威观的剖析，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从近代标准科学观下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来谈起。
即仍然要以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为切入点。
在这篇博士论文中，默顿发现，在当时的英国，从事科研活动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是清教徒，清教当中的很多信条都影响到了科学家的行为规范。
在这种信条的影响下，大部分科学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即认为对自然界中各种事物的了解、探索就是表达到上帝的爱、崇敬的最好方式和途径。
在那个时代，任何事物合法性及合理性的获得必需要依赖于神学。
在当时清教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人们对自然界的探索就是塑造上帝完美形象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探究科学的权威性，很显然最初是在神学的“扶持”下获得的。
但是，这种权威性主要是产生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层面。
因为，此时的科学由于在神的庇护下，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从事科研活动的科学家不会再遭到迫害。
但神的权威地位却仍然深深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中。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权威地位的存在促进了科学本身的发展，神学为科学提供了获得权威性的必要条件。
在中世纪，神学的地位还是非常稳固的，科学虽然取得了合法地位，也只是作为神学的婢女，其发展领域非常有限，人们的大部分精力还是多用于神学上。
而随着对宗教改革的完成，人们的视野开始由神学转向披着合法化外衣的科学，尤其是在启蒙运动爆发以后，科学的合法性地位进一步得到张扬。
在启蒙运动“理性的光芒一旦照耀世界，理性的人就能代替全能的上帝，黑暗的人间就会变成光明的天堂”[49]思想的影响下，神权和上帝被彻底挖解了，人们开始崇尚理性，尤其是对科学有了前所未有的推崇，认为科学是理性的化身，科学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
因此，从这个阶段开始形成了标准科学观，“自然界被认为是真实的和客观的，其物质不会受观察者的偏好或目的影响。
这些性质可被或多或少地如实反映出来。
科学是对发生在自然界事物过程和关系提出精确解释的学术活动。
在这一意义上，科学知识是有效的，它以系统化形式揭示和归纳自然界的真实性质。
”[50]在标准科学观的影响下，科学获得了合法地位，并从婢女的身份一跃成为了理性的代名词，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一项崇高的社会事业，成为衡量社会中其它实在合理性的标准。
此时的科学，借助于神学的力量有了外部的权威性，而这种地位的获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在其后的阶段中有所蜕变。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在社会主要领域中成功有效地实践后，与之相伴随的是，科学整体在社会中的发展，使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不仅科学在外部具有权威性，而且在内部也形成了权威结构。
科学共同体中的高度分层现象就是权威现象的集中表现。
对科学权威问题的研究，默顿学派主要是针对科学共同体内部权威的来源及结构进行探讨。
他们的研究域首先是，通过对科学奖励系统中科学发现中优先权之争的探究，发现了对科学独创性贡献的承认。
独创性贡献被看作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重要“财产资源”，同时也是形成科学内部权威的主要原因。
对独创性贡献承认分配的不平衡是导致科学内部地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形成科学内部权威结构的必要条件。
其次，通过对科学论文的发表率、科研经费的投入、论文的引证指数等，发现了科学界的优势积累规律，进而分析了科学权威形成的社会因素。
默顿学派中的其他成员，也是在以上这些思想的启发下作了进一步深入的探究。
默顿科学社会学，通过对科学史上具体科学事件的经验性研究，并运用从定量分析着手得出定性结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首先发现了科学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力量失衡—即“马太效应”和优势积累规律，并针对此现象的存在，给出了科学权威存续的合理性解释。
“承认是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
”[51]这种承认主要是对科学的一种独创性贡献，而独创性在科学中更容易被其他人观察到。
在科学体系中，有其自己特有的价值观规范和组织，其中对独创性的强调和承认有一种自明的理论基础，因为正是这种对独创性的承认为推进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追求优先权和承认是一个心理硬币的两个侧面，通过二者的相互给合来促进知识增长和科学的发展。
科学虽然是年轻人的事业，但事实上内部是个“老人统治”的世界。
“老人”在维护着科学中的权威结构。
科学界论文的发表率、师徒关系、出身背景、就学学校等等，都成为了科学权威产生的社会因素。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科学中才有了知识权威、导师权威、管理权威等多种权威角色。
由此可见，默顿学派讨论的科学权威问题，从视域上来看，仅限于对科学共同体这个小社会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从分析中可察觉，默顿学派对科学权威问题还是持肯定态度，力图来构建一个理想化的科学“乌托邦”社会，而这种观点又与该学派所持的科学知识观密不可分，即科学权威的存在也是积累知识和推动科学进步的一种价值观体现。
（二）SSK的观点
从上文中可知晓，SSK是以一种相对主义和建构论，来关注科学知识的成因。
而SSK对科学权威问题的研究在其著作中似乎不是显而易见的，想要达到深入探究科学知识的成因问题的目的，笔者认为，对科学权威问题的研究是不可规避的。
在探讨SSK对科学权威的研究时，就其观点来源来说，还是应该从库恩的范式理论谈起。
在涉及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家时，库恩认为：
“在科学革命时期，常规科学传统发生了改变，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要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下，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
这样做了之后，他研究的世界在多处看来都将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不可通约。
”[52]库恩的这种范式理论带有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
库恩认为，从某种视角来看，科学中不存在绝对的权威关系。
SSK主要是在库恩范式理论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学家观点的影响下，对科学的合理性以及权威性进行了重构。
在这方面做的较突出的有布鲁尔、巴恩斯和拉图尔等人。
布鲁尔通过“强纲领”理论中提出的四条准则来试图重构科学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界限。
按照SSK的观点，认为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自然界并不是扮演着重要角色。
科学理论的检验也不是完全由客观经验观察来决定，人们也不是按照理论与事实证据一致性的原则来取得科学争论的最后胜利。
所以，以往标准科学知识观将自然界的性质和功能夸大了。
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自然界不是惟一的标准，科学在认识上也不是绝对客观化的一项事业，自然界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如何来界定自然规律，科学知识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真实的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合理性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
科学知识在作为自然现象的知识时，它们并不是真实的信念，而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
这些知识的产生和存在的背后是有一定条件和原因的。
由于多种变量的影响，它们的内容经常会随着生产者的兴趣、利益以及目的等因素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而SSK的任务就是建立因果模型，以说明影响科学知识分布和变迁的各种因素。
在对科学知识经过这样的剖析后，SSK得出：
科学与政治、宗教、哲学、艺术、法律等一样，都属于文化语境中的普通学科。
因而，科学知识并不优于任何知识体系，也不具有至高无尚的特殊地位，它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
这种观点，使科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大大的被消解，对科学的霸权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科学在认识论方面没有绝对的解释权威和认识权威。
那么，在纷繁复杂的知识体系中，人们是依靠什么来判断是与非呢？
即知识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针对这些疑问，以拉图尔等人为首的第二代SSK学者认为，科学知识的选择或判断，实际上就是科学家之间共同磋商及其利益之间相互竞争的过程。
科学是社会产品中的一部分，它也是置于社会中的各种利益网络和各种体制中的。
科学知识是人工制造的产物而非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蓦写，即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实验室就是其生产知识、建构知识最合适的场域。
如果这样认为，这里又产生出另外一个疑问，既然实验室是生产知识的地方，然而，所有的实验室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可以被理解为是科学知识吗？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人们是如何取舍实验室呢？
也就是说，谁值得我们去信任和追随呢？
夏平告诉我们，首先要对我们的信任者的个人情况或基本信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譬如，他或他们是不是绅士，才能够决定是否可信。
绅士的可信性又是来源于什么呢？
夏平指出了可信性所依赖的基础，即绅士的诚实文化，这种诚实文化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绅士的“感知文化”，这种“感知文化”来源于绅士的血统和生活方式。
正如夏平所说：
“血统在造就上流社会和非上流社会中起着作用。
而生活方式对加强或抵消天赋性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53]二是绅士所要面对的成为和确保讲真话声誉的实用规范，也就是作为一名绅士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准则。
三是对基督徙绅士身份的文化认同。
在17世纪的英国，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当时上流社会的人，即绅士大部分都是教徙，诚实或可信也是作为一个忠实的教徙必须遵守的，反之，就是公开与上帝为敌。
拉图尔的观点和夏平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他认为，渴望得到的信任是科学家建立实验室获得权威的内在驱动力。
拉图尔为此还从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可信性”对一个科学家甚至科学共同体权威性树立的重要性。
例如，他引用一位科学家的话：
“我是个外科医生……，我想得到一个年薪二万美元上以的位置。
但这主要不取决于病人，我想得到的是一件真正珍贵的东西：
同行的承认，因而我转搞科学。
”[54]这种承认的取得也是科学权威产生的基本要素。
正如巴恩斯所说：
“从一开始，科学家就是以权威为基础来建立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这样做。
”[55]可见，“可信性”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建立权威地位过程中一项必不可少的财产资源，而科学家的“身份、名次、荣誉、委任及社会地位等社会学因素，都是在获得可靠信息，扩大自己的可信性的战斗中常用的资本。
”[56]那么，实验室又是如何取得“可信性”而后获得权威地位呢？
笔者认为，从对拉图尔和夏平等人的理论观点中可以解读到。
每一个实验室的建立，不仅要依靠科学家个人的“可信性”条件，更重要的是建立实验室背后的社会网络。
比如说，社会财团的资助、政治因素、军事因素、学术界权威机构的支持等等，这样就在实验室背后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
因而，在这样的实验中生产出来的科学知识应该具有相对的权威性。
因为此时的科学知识是建构在精密的仪器、严谨的数据、对学术界权威学者论文的引证以及实验室庞大的网络体系之上的，如果有人想对这个在庞大利益网络的基础上建立的实验室中所生产出的产品提出质疑时，并以其足够充分的理由对其对抗时，他也必须以同样高度的专业化水准，来建立起一支与之相抗衡的实验室网络体系，这样才能使争论在相对平等的基础开始，才使实验室得以可能。
因此，SSK认为科学中的权威，从本质上讲是来源于科学家由“可信性”而取得的承认。
而获得“可信性”的社会因素也是取得科学权威地位的重要条件。
SSK最后得出结论，权威关系的维系，仍然要依赖于关系网络中各自的利益和目的，这是顺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
对科学权威在科学内部及其外部存在的承认，才能够使我们不至于被蜂拥而至的信息所淹没，依靠科学权威来对新知识进行恰当有效地评估和选择，以维系整个社会系统正常有序地运行。
正如巴恩斯指出：
“权威及其显而易见的潜力的存在，似乎是维持我们现在知识分布和脑力劳动分工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证明，这种存在对维持体力劳动的分工，对于维持我们所有人都依赖的高度有序的社会制度的运转是必不可少的。
[57]”
（三）二者科学权威观的差异
默顿学派和SSK科学权威观的分析比较，大致可以从科学权威的形成以及对科学权威的认识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科学权威的形成方面，可以分为科学外部权威和内部权威两种。
关于默顿学派对科学外部权威的来源，从上文默顿学派的观点中，不难看出，科学社会学的科学知识观是科学外部权威的主要来源。
默顿认为，科学的外部权威没有讨论的必要，它是一个预设问题。
而科学的内部权威结构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科学中承认是基本通货，这种承认的多少导致了科学共同体内部等级现象的形成，等级的存在决定了必然要有分层现象，究竟把什么作为分层的标准呢？
默顿认为以是否为科学进步做出独创性贡献，这种贡献是否得到同行们的认可，以承认的多寡来划分级别。
而且，这种内部权威结构的存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即它是促进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对独创性贡献追求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SSK成员认为，科学和其它社会学科一样，不具有某种特权。
在现实社会实践过程中，由于社会中不断高度分工化的结果，科学是在实用性和有效性等方面才具有相对权威性。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在社会领域中不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
如果有，那也只是因社会需要而赋予科学的。
科学家及科学共同体个人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差别而导致的“可信性”的不平衡，使得科学内部的权威成为不可避免的。
这种“财产资源”的不平衡性引起了权威关系的出现。
社会因素在影响科学权威形成方面，默顿学派认为，在科学权威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因素在其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
科学中权威结构的存在完全是科学体制自主运行的结果。
SSK则认为，不管是科学知识的形成还是科学权威的存在，如果不把它们放在社会情境中进行研究，其结果都是片面的。
因此，他们主张对科学及其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探究。
其次，在对科学权威的认识方面，默顿学派认为，在科学界,权威的本质是一种服从和追随关系，它的有效性在于权威接受者的自愿性。
在科学中,权威是社会的合法权力,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权威的影响力仅仅限于服从权威的人。
[58]SSK认为：
科学界是一个竞争的场地，它表现出科学权威垄断的特点，这一权威性既有技术权势的含义又包括威信的意思。
科研人员为什么追求：
感兴趣的问题、有利可图的课题、好的方法、可以信任的同事，以及为什么科研人员花费时间去变换研究领域、开展新的合作项目、根据情况的变化抓住或放弃一些假设、用一种方法替代另一种方法，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扩大可信性的循环。
[59]
1、对科学权威形成的比较
在权威来源方面，默顿学派所阐释的科学权威，在一开始是源于清教在社会中的权威地位。
科学在神学的庇护下逐步获得了合法性。
从上文中韦伯对“权威”概念的解释中，可以得知，“合法性”是权威形成的实质性要素。
科学这种合法地位的取得，为科学最后占据霸权地位打了坚实的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讲，合法性就意味着合理性，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同一过程中的两种结果。
这种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在随着对宗教的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爆发，科学由婢女身份一跃成为理性的化身，合法性和合理性赋予了科学以扩展“纯知识”为主要目标，科学完全是一项“为科学而科学”的崇高事业，社会领域中的任何其他事业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具有绝对的解释权威。
因此，笔者认为，默顿学派指出的科学外部权威，主要是来源于标准科学知识观对人们思想领域的影响，在这种科学知识观的制约下，科学被理想化、神圣化了。
在认知层面，科学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权威的科学成为了一种预设。
对于科学中权威的形成原因，默顿学派主要是通过对科学内部普遍存在的“马太效应”、科学分层、奖励系统及其优势积累规律进行了探究。
默顿学派的成员通过对科学家的个人背景、论文的发表率、在科学中做出的独创性贡献的大小以及声望的高低等方面，利用大量的数据得出结论，独创性和承认对权威的形成至关重要，二者缺一不可。
因此，独创性和承认是产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凶”。
默顿把承认看作是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就是通过这样不断获得承认而得以发展。
这一点与拉图尔的观点非常相似，即通过“可信性”的不断循环，来增进知识的有效生产和积累。
拉图尔认为，承认的取得就意味着可信性的获得。
但不同的是，SSK学者主要是通过对科学知识的成因过程的研究，引出了对科学权威问题的讨论。
他们认为，权威的存在决定着知识的内容和性质。
因此，SSK首先对科学知识的特权发难，认为任何知识都可以也应当接受社会学的分析，知识的特权被破除了。
这就预设着科学的外部权威被相对消解。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当中，这种权威的科学确实存在，那又做如何解释呢？
巴恩斯认为：
这种存在是出于社会因素，也是时代的必然性。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的增长越来越快，如果我们不想被大量的信息淹没，就得依靠权威对新的知识进行评估和筛选，以便避免知识系统因信息超载而崩溃，所以有必要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即信任和对权威的承认。
”[60]由此可见，在SSK那里，科学的外部权威来源于科学的“可信性”，而“可信性”又源自科学家及科学共同体所拥有的“财产资源”。
对科学内部权威的研究，SSK主要是围绕建构知识的实验室展开的。
他们通过对科学家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观察、科学论文引文的实质、科研经费的来源、论文的发表率等等方面进行的深入探究后，认为，社会因素对科学中的权威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由于主体通过社会关系而拥用的建构知识的能力和资源方面，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力不同的结果。
可见，SSK不仅讨论了科学的外部权威，更重要的是挖掘了科学中权威关系的本质，即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建构知识背后网络规模能力的强弱。
2、对科学权威认识的比较
默顿科学社会学以科学和科学共同体为研究单位，对科学及其科学知识进行了外围上的宏观研究。
在标准科学观的影响下，默顿学派把科学事业看成是一项“纯理论的建构”，科学的社会权威地位是具有合理性的。
科学的进步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而科学知识正是这种理性思维的产物，科学的发展不会渗杂任何非理性的因素（即社会因素）。
科学的权威性是社会公认的，是基于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而来，这种权威是以威信和声望为前提的，任何人都不能试图将其动摇。
例如，牛顿在科学领域内的发现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使天文学、物理学和数学发生了一场革命。
这些学科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都没有被超越。
作为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名字成了上述学科领域中科学权威的象征。
这种权威地位的稳固，想必每个学过科学史的人都会知晓。
出于此原因，默顿学派并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科学在外部的权威性着太多笔墨，而仅限于对科学内部权威结构的探究。
SSK对科学外部权威的研究，其主要出发点就是要消解对科学的盲从。
SSK认为，科学在社会系统中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性的生成是社会活动的结果。
SSK关注的是具有权威地位的个人或组织在社会中实际上是怎样彼此关联，怎样彼此互动来实现对权威的信任和承认，即社会诸因素是如何使科学权威得以可能的。
正是这种可能，“使专业化的知识可以从社会流向它得以应用的地方，并使用多种来源的知识和能力在这些应用之处结合在一起。
知识是专注于社会秩序的特定方面的，而获取知识的通道要通过信任和权威来维持。
”[61]由此可见，对于科学的外部权威，默顿学派和SSK所持的观点似乎很相似，二者对科学外部权威的存在持肯定态度，即权威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对知识的积累和有效评估及筛选。
默顿学派认为科学外部权威的存在有益于科学更好的发挥它的理性功能，即鼓励独创性贡献。
对此，巴恩斯也认为，在专业化社会的今天，“如果谁都不承认其他人的认识权威，那么，每个人就必须要具有同样多的知识。
……比较理想的是每个人都从只需拥有少数的知识中获益，在这里，恰恰是由于认识权威取代直接知识，才会导致效率的增长。
因此，一个专业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具有复杂而精致的认识权威系统的社会。
”[62]然而，在探讨科学中的权威时，默顿学派与SSK的研究就有所差异。
对内部权威的分析中，发现了构成对科学家及其成果承认的必要条件，像出身背景、教育阅历、身份地位、所获荣誉、在科学界的威信、论文的发表率以及被引证率、所获得的科研经费等等。
通过对这些变量的具体分析得出，科学共同体内部“财产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导致承认分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也是维护科学中权威结构的主要因素。
虽然这种现象有时会对科学发展起到抑制作用，但是从全局来看，它还是可以保持科学的自主性。
XX文库-让每个人平等地提升自我默顿学派中提出的对科学成果的“承认”，是科学家追求的直接目的。
这一点与拉图尔和夏平对科学家追求“可信性”的分析非常类似。
譬如说，在针对科学家个人进行探讨时，他们都从科学个人自身因素的差异来阐释科学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性。
但是有所不同的是，拉图尔在说明科学中权威的形成时，特别突出强调“可信性”这一概念，他通过强调“可信性”来探究科学家自身以及科学共同体之间差异的有效性，即这些差异以何种方式对权威起作用。
对于形成权威关系的主体的了解，拉图尔指出，科学中规范制度的解释能力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规范至多只能粗略地勾画出行为的主要倾向。
”[63]（这种解释向传统默顿科学社会学中的制度规范理论提出了挑战，也表现出拉图尔对默顿所倡导的科学“精神气质”的否定）。
因此，拉图尔通过对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的目的、功绩和奖励的探讨，指出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寻求可信性，并限定了“可信性”的具体含义，即“①一般人们所相信的……具有可信任的属性；②源于他人的信任而形成的个人影响；③在商业来往中，支付能力和诚实的声誉，这种声誉可使某人或某组织在未来期待的偿付中，在资产或金钱方面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
”[64]由此，拉图尔把社会因素列入到了形成科学中权威结构要素的行列当中。
认为功绩和奖励最终也是要转换成可信性，这种可信性的不断循环，才使科学中的权威结构得以形成、维系。
夏平指出，可信性和承认是一个硬币的两侧。
可信性源于社会大众对某个个体或组织的身份或社会地位的认可。
这种信任是形成权威最直接的原因。
所以，这种权威现象也是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为不断积累“可信性”的一种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的动力是投资者试图得到最大的象征性利益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战略。
”[65]此时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社会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
科学家是通过其生产知识的能力和可信性循环的速度来衡量其的权威性。
而以上所有这些的获得，仍然要依靠不断地盘旋于实验室内与外。
综上所述，SSK讨论的科学权威由实验室内部延伸到了实验室的高墙之外，对形成整个权威的关系网络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剖析，就科学权威的研究视域来说，要远远宽于默顿学派仅仅限于对科学共同体这个小社会的研究，从而缺乏分析科学在大科学时代的社会权威效应。
对科学权威本质的分析SSK与默顿学派相比较透彻，给人们一种新的理解科学权威的视野，告诉人们：
“科学权威无论以什么新形式与面貌出现,其作用的根本内容是知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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