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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两篇
评“和平论”
“和平论”是时下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风行的理论，它还是某些西方大国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因而，这一理论引起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不是偶然的。
“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是“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支持这一论点的论据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自身的性质出发，认为政治是和平政治，它以宪政法治为基础，把政治行为包括军事行为纳入法律的轨道；而且政治的精神和价值基础是平等、自由和博爱，而其中博爱的原则是对暴力原则的直接否定。
因此政治是能够避免战争与冲突的法宝。
第二方面的论证来自于历史上的经验事实。
和平论者认为，自19世纪初以来，除极个别的例外，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国家有可能与非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但国家之间无战争。
〔1〕
这一理论出现以后颇具影响。
使之产生影响的原因除理论本身之外，还与冷战结束这一国际大背景直接相关。
在许多西方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眼里，联解体与东欧剧变是自由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决定性胜利。
正如福山在他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所说，“过去的几年里，在全世界出现了对自由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合法性的了不起的共识，它战胜了像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最近还有共产主义这样敌对的意识形态”。
〔2〕既然自由制度是一种“不能再作完善了”的制度，国家之间又不会发生战争，那么在全球围推广实现自由制度，将意味着世界永久和平的到来。
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非常具有吸引力，也符合西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论”就成了某些国家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克林顿政府的“扩展战略”正是建立在国家之间无战争以及市场经济会自动转化成制度这两个基本设想之上的。
《欧洲》杂志社去年专门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会，并于1995年第4期刊登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发言，以此推动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展示西方政体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暴力的作用和冲突的迭起，以及随着西方政治的成熟及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暴力与冲突的变化与转移。
这是目前对“和平论”的有关讨论中被忽视的一个方面，而我们认为这恰恰是最不应该被忽视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忽视。
巴林顿·摩尔教授在他的《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这一著作中曾经说道：
“把思想和人们产生思想的途径分离开来，让思想脱离历史容，提升到独立的因果要素的位置，将意味着公正无私的研究者却听信于统治者通常为自己最恶劣的暴行所提供的辩护辞。
”〔3〕本文正是要从历史上与暴力的密切联系中，提醒学者在讨论过程中不要简单地从完善的政治理论出发去推断与和平的联系，而忽视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暴力、战争的关系；更不能忘记以暴力剥夺发展中国家自身正常发展权力的正是那些第一批走上工业化的国家，而今天赞同这一理论无疑于又一次要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现状盲目效仿西方；更何况，从理论上讲尽管整体有制约战争的多种机制，但我们认为和平还并不能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有效的验证。
“进程是一场漫长的而且必然是没有止境的斗争”。
〔4〕巴林顿·摩尔在他杰出的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西方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暴力在其中扮演着不可低估甚至不可替代的角色。
西方在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最终确立，依赖的是和平统治秩序下的合法暴力——圈地运动。
正是这种上层阶级用来反对下层阶级的强大暴力，使英国摆脱了农业这种人类的主要的社会活动，而这正是获致成功的前提条件。
“对残酷的圈地运动的认可，给人看到向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有限的，这也让人回忆起建立前夜公开的暴力冲突”〔5〕。
的建立是远比本文所涉及的容要复杂得多。
我们所指出的只是西方发展道路的起点便是暴力革命这一历史事实。
暴力与战争在某些重要的历史关头往往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
我们说西方的建立以国的暴力冲突为起点，而这种暴力冲突催生了较之封建社会有巨大进步意义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这种暴力冲突称之为革命。
但是，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它引起的比国战争更多的暴力冲突和痛苦，则是其建立世界市场过程中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战争。
西方国家300年的殖民扩与掠夺，是以殖民地人民的巨大牺牲和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停顿甚至倒退为代价的。
正是殖民战争使西方国家得以完成原始积累进行工业革命，并继而进入工业化社会，使西方的政治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应该说，西方的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而生，以暴力掠夺和殖民战争为手段的贸易市场的扩，是西方政治得以维持与完善的重要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欧美政治进一步深化的时期。
它的重要标志就是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完全确立；两党政治的正式形成；普选制的普遍实行。
但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加紧对外扩展与争夺，世界各地已被大国瓜分完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的结果。
在两大军事集团中，协约国里有算不上国家的俄国，同盟国家中也有已经实行了资产阶级立宪政治和普选制的德国，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简单归为国家与非国之间的战争，或者更应该说是老牌帝国主义既得利益者与新兴帝国主义挑战者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
这种利益之争从美国参加协约国一边作战的原因中看得很清楚，美国参战是因为“我们的销路主要是在协约国，我们愿意看到协约国继续这场战争并赢得战争”。
〔6〕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挑起的人类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世界性战争，而这三个国家都曾有过的历程。
在这些国家的溃败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与30年代初经济大危机有直接联系，而且还可追溯到这些国家向工业化过渡时期的历史环境以及其历程的急促与保守势力的强大，这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并非本文探讨的围。
但是第二次大战前后历史表明，国家在特定的压力与打击之下，有可能走上法西斯道路。
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起码不能概括出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结论。
如果一定如此去做，那么以何种标准来界定国家就变成了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之一就是国家甚至大国之间出现了较长时间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
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政治的进一步成熟和扩大。
战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普遍推行，在劳资关系上出现了一种在妥协基础上的新型关系；在分配关系上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了社会财富的部分转移，抑制了社会剧烈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从而带来了国家部长时期的相对稳定。
但是，战后国家之间50年没有战争至少更重要的原因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资金、技术和市场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
以直接投资与贸易为例，现在世界每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约2/3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更占世界总贸易额的80%。
〔7〕这些数据表明国家之间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这对避免它们之间的矛盾引发成战争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欧洲大陆本世纪上半叶30年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而下半叶则维持了50年的和平，这与欧洲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分不开的。
第二，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垒，美实力对比相对平衡，使得战后两极格局出现了互相对峙，但又保持相对和平的状态。
在两极格局中，西方国家之间，则因联的存在而团结一致，并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磋商和协调机制。
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往往能够掩盖或在对话和谈判中化解。
第三，军事技术的空前演变，使战争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核战争如同“多拉魔盒”，谁也不敢轻易打开，一旦打开不仅毁灭对方，也毁灭自己，最后导致人类文明化为灰烬。
因此，核武器的毁灭能力以及常规武器日益增长的破坏力，使人们对于战争作为一种政策手段的效用提出了疑问。
核战争不能打、也打不赢不仅在西方国家而且在对抗的美国家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
“核威慑”也好，“核抑制”也好，它们的存在确实使“无论什么战争都不大可能在由两大意识形态对手们主宰的两极世界的背景下爆发”。
〔8〕正是核武器的巨大威慑作用，造成了冷战40多年中世界的相对和平。
以上事实表明与暴力的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战后两极格局的产物，而且也与西方社会的演变、核武器的强大威慑力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制度本身制约战争的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说很少，还有一点不应忽视，那就是尽管国家之间没有战争，它们对非国家的战争则始终没断。
综观战后世界史，国家对非国家进行的战争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为维护旧的殖义利益、阻挠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而进行的战争，如战后初期的法国对印度支那以及荷兰对印尼的战争；第二种，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局部干涉，甚至不惜挑起战争，如1956年英法发动的伊士运河战争及1989年底美国入侵巴拿马；第三种，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扶植亲西方政权，这类例子比比皆是。
国家在进行上述战争时，经常打着推进自由的旗号，但背后的真实意图仍然是为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利益。
用美国一位官员的话说，“资本主义主要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活动不开，就要彻底完蛋”。
〔9〕“和平论”无法解释国家始终对非国家动辙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历史。
“和平论”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政治观点。
自古以来人类就追求美好的和平。
“和平论”在欧洲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它从欧洲基督教精神统一的瓦解、各个分裂的主权国家形成之后就开始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
从圣·皮埃尔、卢梭到康德，他们都曾从对绝对主义权力政治的批判中，产生过主权在民以及人权国家联合起来确保国际和平的构想。
然而，“法国大革命使人民上升到主权者的地位，却并未能清除国家之间的对立，相反，它刺激了以资本主义动机为基础的新的国际对立”。
〔10〕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展示给我们的是国家并非堪称和平典。
它们在建立之初对本国人民的掠夺以及对殖民地人民的战争，它们在二战以后打着旗号到处任意干涉侵略的行为，都不能使“和平论”在国家之间无战争这一简单命题下得以成立。
究竟避免战争与冲突的法宝是不是政治，还不能从人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很有效的验证。
去年第三期《外交》杂志上刊登的曼斯菲尔德等人《化和战争》一文也提出，近二百年的历史表明，西方在推进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战争。
〔11〕虽然此文的用意在于提醒克林顿政府，扩展的战略很可能事与愿违，费力不讨好，但他们用以说明问题的论据，恰恰就是进程非和平论。
此外，“和平论”这一理论本身以及它在西方外交政策上的运用都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
这种不公正首先表现在它把国家看成是和平稳定的力量，而把非国家看成为不稳定的或易于战争的力量，这不符合基本事实。
尽管二战后的战争从地缘上看基本上都发生在“南方”，但大多数“南方”的国家是和平与稳定的。
即使是发生在“南方”的战争，虽然不能都说是别人挑起的，然而台前幕后，直接间接都能看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期间美之间激烈冲突与战争的避免，“实际上被长期地分散‘转化’为在第三世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小战争’”〔12〕。
这种不公正还表现在全球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国际关系动荡。
而造成第三世界贫穷和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则是西方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剥夺了它们独立自主开发经济的权利，迫使它们处在经济从属地位。
“西欧国际体系是以整个殖民地诸地域的牺牲为前提而成立的”〔13〕。
而今天“和平论”反映出的仍然是这种西方中心的论调。
战后西方确实在发展，但发达了的国家却很少重视第三世界的经济要求。
它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甚至转嫁经济危机，使第三世界蒙受重大的损失。
这世界不够稳定，正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占世界3/4的人口却只能获取1/5的经济成果这种南北不平等的状态。
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的境遇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从近几年西方大国关系的互动中，看到西西矛盾不断上升和深化的趋势，也即它们之间作为盟友的聚力正在减弱，作为竞争对手的一面越来越突出。
但是，西方大国共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特别是它们在经济上已经结成福祸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很可能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今后长时期里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和围之，不至于走向战争。
因为它们在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这一目标上，会始终结成共同阵线，它们还会转嫁危机，甚至转嫁战争。
“和平论”是新形势下为西方大国霸权利益服务的理论，是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
这种理论较之冷战时期反共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因为它不再是赤裸裸地叫嚣反共遏制，而是将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变成一件精制华丽外衣，包裹其干涉主义、霸权主义的实质。
王逸舟先生在谈到新霸权时说：
“今天的霸权，主要表现为一种控制权，一种有时难以言状的霸气，一种‘裹着橡皮的钢鞭’或‘粘着白糖的大棒’式的东西；它可以用利弊并存、软硬兼施、任你选择、咎由自取的方式，迫使弱小国家最终不得不接受强国制定的规则或提出的条件，它也可能以完全‘利他式’的承诺在一定时期负担小国弱国无法承受的债务或防务，从而达到长远来看实现控制的目的。
但是，选择的条件总是由大国提出的，规则是由大国制定的，修改规则的可能只有在得到大国的认可之后才转化为现实。
”〔14〕这段话形象地描绘出了今天霸权主义的真实表现，恐怕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克林顿政府的“扩展”和“人权外交”中看到美国今天正在玩弄的“裹着橡皮的钢鞭”和“粘着白糖的大棒”，都能从中嗅到那种“难以言状的霸气”。
作为克林顿政府“扩展战略”理论依据的“和平论”，正是要借“”之名行干涉控制之实。
这种充满霸权主义的理论，应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近代产生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与和平的关系还远不能掩盖与暴力的联系。
对与暴力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们对今天的“和平论”有更清醒的认识。
注释：
〔1〕布鲁斯·拉塞特：
《把握和平：
后冷战世界的原则》，普林斯顿，1993年。
〔2〕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纽约，1992年，第11页。
〔3〕〔4〕〔5〕巴林顿·摩尔：
《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译本），华夏，1987年，第395-396、335、345页。
〔6〕H.E.巴尼斯：
《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载《美国历史论文集》，纽约，1967年，第2卷，第21页。
〔7〕罗伯特·赖克：
《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中译本，译文，1994年，第310页。
〔8〕约瑟夫·罗特布莱特等著：
《无核武器世界探索》（中译本），当代世界，1995年，第44页。
〔9〕沃尔特·拉菲伯：
《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1980》，纽约，1980年，第10页。
〔10〕〔13〕山本吉宣：
《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三联书店分店出版，1993年，第37、38页。
〔11〕爱德华·曼斯菲尔德等：
《化与战争》，载《外交》，1995年第3期。
〔12〕忠经：
《国际战略问题》，时事，1987年，第79页。
〔14〕王逸舟：
《霸权、秩序、规则》，载《美国研究》，1995年，第2期，第60页。
试析“和平论”
“和平论”（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是一个近年来在西方引起颇多关注的理论。
它试图从国政治结构、民意以及决策机制等国政治因素探寻西方二战以后长期和平的原因。
从分析方法上看，这一理论综合了国际政治与国政治的研究方法，既运用国家层面分析法，又注重国政治结构与决策方式对国际政治行为的影响；从理论流派上看，它属于自由主义学派，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共同构成冷战后主要思潮。
诚然，与和平皆为人民之所企盼，但是联系现实，直接说导致和平是否有失偏颇？
因此必须深入探索与和平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找出它们的关联。
本文在介绍主“和平论”各流派的观点之后，分析理想主义学派、制度主义学派、文化心理学派和发展学派各自的缺陷与相互间的矛盾，对其逻辑前提、推理、结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指出其不足，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
一、“和平论”的历史与现实
“和平论”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一文。
在这篇文章里，康德认为以制宪法、联邦制国家体系和全球公民身份为基本特征的开明政治秩序可以构建出一个人类共同体。
由于制宪法的制衡作用、国家的洞察力和理性判断以及公民对人类共同体的道德承诺，这一人类共同体中的国家将把其民族利益置于国际法准则之下。
在国际法的控制之下，各国相互协调，可以避免相互之间发生战争。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间战争需要得到公民的同意，而公民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对战争持谨慎态度，因此，宣战的概率被降低了。
因此，康德确立了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和平观。
当代学者承袭康德，重新提出了问题。
最初，西方学者只是提出了国家之间存在不发生战争的现象，如1976年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和戴维•辛格（David Singer）的著述《政制的战争倾向，1816年-1865年》（The War Proneness of Democratic Regimes，1816-1865）。
到1983年，在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的著作《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和平论”这一命题。
此后， “和平论”引发了一系列讨论。
概而言之，主要可以分为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
（一）经验层面
“和平论”不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论，而且有大量的事实依据为基础。
一方面，在二战以后，尽管世界发生了大量的暴力冲突和战争，但是它们中没有一场是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围。
这些战争有非国家之间的战争，如非洲的种族冲突或部族国家间的厮杀；也有国家与非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如60年代美国与越南的战争。
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确实表现出高度的相互团结，美、日、欧这些国家多次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如1861年美英之间的“特林特危机”，1895年至1896年的美英“委瑞拉危机”，1898年法英“法硕达危机”，1923年法德之间的“鲁尔危机”。
二战之后，国家一致对外，表现出强烈的团结精神。
而且，从其趋势看，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醒目事实。
以上事实似乎可以毋庸置疑地推出结论——“和平论”，因此，西方学者从这些事实出发，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加以论证。
（二）理论层面
承袭康德的理想主义国际政治和平观，当代学者进一步对“和平论”进行阐述。
其中各学派主要有：
制度主义学派、文化心理学派和发展学派。
1、制度主义学派认为，政治的特性使国家之间避免发生战争。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和布鲁斯·鲁塞特（Bruce Russett）。
他们认为使政治起作用的特性主要有以下两种：
首先是体制的约束，其次是的规和文化，由于后者属于文化心理的容，因此将在后文论述，在此主要阐述体制的约束。
[1]体制约束的容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的“制衡性”（Checks and Balances），即政治的选举制度迫使政府领袖在制定政策是要考虑民意，其原因在于政府是由民众选出的。
而战争将使公民（由选民和纳税人组成）付出财产与生命的代价，如果政府一意孤行，执意要发动战争，则最终可能会使政府在下一次选举中遭到失败。
另一方面是制度下政策制定的多元性，即政府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决定要受到国会的制约，要在国会中公开讨论，并且听取公众的意见，因此可以避免政府轻率地发动战争。
制度约束的关键之处在于，政治的结构使外交事务非常透明，因而国会和舆论等机制对决定是否发动战争的政府起着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作用。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2、对“和平论”的文化心理分析有布鲁斯·鲁塞特的文化论和福山的“渴望承认论”。
按照布鲁斯·鲁塞特的定义，的规和文化是指“能够通过非暴力措施实现妥协，和平解决冲突，并且可以跨越国界作用于其他国家的文化、感知和实践”。
[2]它包括规性因素（Normative Elements）和文化因素（Cultural Elements），“规性因素”指公众所持有的、和平、自由的价值观念，如果国家对非国家开战，则其目的在于捍卫和扩大的价值观。
其价值观的核心在于尊重个人的价值，若其他国家对这一价值观也产生认同，那么双方就可以用和平的竞争、说服和妥协等方式来处理彼此间的争端。
“文化因素”是指建立在和平盟约上的潜移默化的为公众所接受的历史或文化传统。
在类似的文化氛围，国家间容易取得共识，能够理性地规避彼此之间的战争；同时，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体制，它们之间敌意减少，这就增加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另外，国家认为他们能够从相互合作中获利，因此他们能够对对方的和平建议做出积极的反应，最终创造出一个和睦的利益共同体。
另一方面是福山的“渴望承认论”。
[3]其理论基础并非文化与制度，而是心理因素，即把国家视为国家部主流心理的代表，并且认为国家会按照这种心理采取行动。
他认为，在现有的自由、制度产生之前，所有的政府都是建立在特定的贵族地位和奴役制度的基础上，这种基础促使人人都拥有使个人地位得到承认的欲望，以这种基础组织起来的国家也寻求被其他国家承认，直到取得世界的统治权为止。
而在国家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取代了贵族地位和奴役制度，普遍的承认取代了过去奴隶对主人的承认，那种谋求承认的欲望在国得到了满足，不需要通过霸权主义政策来完成。
因此，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3、发展学派认为，国家倾向于和平而化国家倾向于冲突。
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Mansfield）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化与战争》[4]（Democratization and War）一文中认为：
成熟的国家具有和平倾向，但是非国家向国家转化的过程却是一个危险的、好斗的时期。
在这一历程中，大众政治与独裁政治危险地结合在一起。
按照该文的数据，过去两个世纪的统计资料表明，化国家即向政体转化的国家较那些政体未变动的国家更具有侵略性。
这种倾向在化发生的第一年中最弱，但是在第十年则最强。
其理由在于，化总是产生软弱的中央权威、不稳定的政治联盟和强有力的大众政治，它把新的社会集团和阶层带上政治舞台。
政治领袖难以找到调和利益冲突的途径，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联盟而依赖于短期的不顾后果的行为，同时，新进的精英也需要大批的支持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寻求公众支持，精英们以民族主义的宣传激发民众。
因此，其结果往往是民族主义的兴起。
但不久以后，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却难以控制。
军队也是如此，在化进程中，军国主义往往受到鼓励，因为军国主义可以在制度上强化军队。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权威往往受到削弱，从而难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其结果往往是乱或者是为转嫁危机而导致的国际战争。
综合上述各种观点，“和平论”者的推理主要为以下容：
战争费用主要由公民的生命和财富支付，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公民支持战争可能性比较小。
而制度要求政府对人民负责，所以国家一般不愿进行战争；与此同时，制度使国家决策受到了较大制约，政治文化与平等观念使适用于国的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适用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因此，国家不倾向于战争，即使它们之间出现矛盾冲突，它们也很少诉诸武力，而往往是通过自我克制、劝说和妥协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
由此可以推出：
国家之间轻易不发生战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往往产生于国家与化国家之间，而且在发动战争的问题上，国家往往是被动方，而化国家往往是主动方。
二、“和平论”的困境
“和平论”尽管早已被各派学者提出，但是其真正流传和风行则是在冷战以后。
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成为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之一。
1994年，克林顿把“国家”之间“从未打过仗”写进国情咨文。
从那时起，“和平论”的地位出现了两个变化。
第一，其结论出现某种程度的变化，由最初的“国家间很少开战或不易开战”升级到“国家间从未打过仗”。
其次，“和平论”的使用围发生变化，由学术圈的论题发展成为大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之一，开始步入实用阶段。
如果大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认为国家是爱好和平的，而非国家容易引发事端，则往往倾向于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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