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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社会适应与社会宽容问题研究

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社会适应与社会宽容问题研究

拉林·А·Г;臧颖、于涛,译

2013-3-1214:

14:

41  来源:

《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6期

  中图分类号:

D632.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8-0961(2011)06-0078-08

   

  在俄罗斯境内生活的外来移民经常会遇到来自俄罗斯社会的诸多困扰,如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与权利丧失等问题,而俄罗斯社会自身也在经历着沉重的且并不完善的改革带来的诸多重负,距离建设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这一理想还有一段距离。

俄罗斯公民对外来移民群体的态度远远没有那么宽容与和善,而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总是具有防备心理。

统计数据显示,赴俄中国移民的数量呈增长趋势(每年入境人数超过出境人数1万~3万人),同时,这一增长趋势也反映出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外来移民怎样才能适应这并不轻松的、新的社会环境呢?

俄罗斯人对来自“天朝”的人的宽容程度如何呢?

最终,是否会由于双方对立状态的不断发展形成某种更加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具有妥协与平等色彩的相处模式呢?

  下面,根据我们在中国移民与俄罗斯民众中进行的社会调查结果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这是一项针对在俄罗斯中国移民问题进行的最新问卷调查,也是参与问卷人数最多的一次。

一、中国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

  从中国来俄罗斯的移民比来自独联体各国的移民所面对的社会境况更为艰难。

独联体各国的移民由于与苏联的历史联系,他们普遍熟练掌握俄语,而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却没有这种优势。

还有一点须指出,对于斯拉夫民族的移民来说,他们与俄罗斯文化的距离比起中国移民与俄罗斯文化之间的差距更小一些。

根据我们的问卷,对俄罗斯的中国移民来说,最大的障碍都是与生活和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如高房租(31%的人对此不满)、物价昂贵(27%)、高税收(12%)、经济高风险(12%)、中国商品声誉低(12%)等问题。

  在经济活动方面感到困难重重的同时,俄罗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又给他们生活的天平上增加了新的砝码。

在问卷调查中,对警察索贿行为不满的中国人占问卷人数的82%,对讹诈行为不满的占49%,对税务、海关和其他政权机构人员受贿行为不满的占45%。

  以上负面问题是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心中产生的共同印象,这种印象是俄罗斯民众和俄罗斯政府对他们所持态度造成的。

问卷结果证明,在莫斯科和远东地区,对俄罗斯政府对他们所持态度的评价分别是:

“中立”占35%,“热情”占22%,“不太热情”占24%,“敌视”占4%。

如此看来,认为政府所持态度是“中立”和“热情”(在这样的态度和环境中可以平静地生活和工作)的中国移民占问卷人数的一半以上,为57%,而“不太热情”和“敌视”的比例为28%。

  俄罗斯其他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显示,中国移民持正面评价的人数也占有一定比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移民对俄罗斯政府和民众对其态度的评价呈现逐年变好的趋势。

  调查显示,中国移民对当地民众的评价比对政府的评价更低。

认为“热情”与“中立”的占48%,“不太热情”和“敌视”的占45%。

这些数据说明,政府对中国人不友好的态度源于大量民众所持有的排外思想。

  中国移民认为,莫斯科民众对中国移民所持“热情”态度的比例低于远东民众3/4,持“不太欢迎”态度的比例高于远东民众3倍,即持有“不太欢迎”态度与“公开敌视”态度的民众比例分别为67%和22%。

  令人遗憾的是,在对中国移民表现出不友好态度的同时,还常常伴随着愚蠢的和极端的不良行为。

在此,我们是指对中国移民造成人格受辱、人身安全与私人财产受到侵害的种种情况。

在问卷中,中国移民对俄罗斯人给其带来的侮辱与威胁表达不满的比例为68%,曾遭到毒打的为12%,遭到抢劫的为21%。

我们发现,针对中国移民所受侵害这一问题,我们收到回馈问卷中表达不满的是1019份,超出参与问卷人数的1.5倍。

这一数据充分证明,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生命和财产所遭受的威胁对于一个文明社会来讲已达到了一个不被允许的程度。

在莫斯科与远东地区参与问卷者对暴力行为(殴打、抢劫、放火)表达不满的比例分别为34%和35%,两地情况颇为相似。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移民为了保证在俄罗斯能够生存下去,并从事正常商业活动,他们采取的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与外界周围环境保持绝对的隔离与孤立,加强中国人内部的组织与团结。

中国移民在自己的社群内部调动所有在俄中国人的力量建立起一套发达的组织结构。

这一牢固的结构保障整个社群能够发挥正常的生产功能,即从中国运输商品并在俄存放、销售等。

这一组织还为社群成员提供生活信息及文化方面的服务,同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各种关系,如等级关系、客户关系、伙伴关系形成了必要的劳动分工。

以下事实决定中国社群自我隔离的程度。

第一种情况是,大部分中国移民对基础俄语知识掌握不好。

参与问卷调查者中有96%的人只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俄语或学习过一点俄语知识,几乎有一半的人(42%)承认,“俄语说得不好,也不太懂”。

换句话说,约有一半中国人的俄语知识仅仅能够满足有限的交流目的。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是,中国移民对俄罗斯法规知识不了解。

较好掌握俄罗斯法律法规的人少之又少。

85%的人不熟知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法规。

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只能解释为,中国移民认为不掌握俄罗斯法律法规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他们在俄罗斯的生活质量。

首先,一些关于俄罗斯法律法规的必要常识以及如何规避这些法规的方法在中国社群中流传,信息不断得到更新;其次,中国人认为,即便是掌握了法律法规也不能杜绝来自俄罗斯行政官员和警察的各种恶意行为。

  简而言之,这种为适应俄罗斯社会所采取的努力根本不是最终目的,一旦达到满足生存需求的最低限度,这种努力就会停止。

  中国移民社群内部产生的这种密切的团结协作关系并不能视为由某个中心组织严格管理的统一机体。

中国移民社群内部不可避免相互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但整体上呈现稳定与平衡。

在社群中,有实力的“老板”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他们拥有各自掌控的范围,并善于用各种巧妙的方法将竞争对手排除出局,而在雇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

2008年9月,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华富建筑公司400余名工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公司老板支付拖欠工资。

这类情况具有特殊性,大多数参与问卷的人,即大约69%的人认为自己的同胞是可信的;24%的人认为相比于俄罗斯伙伴来说同胞还是比较可信的。

  这样一来,在中国社群内部逐渐形成维持其在异国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小生境,这种小生境是依靠全体移民勤勤恳恳的劳动建立起来的。

他们来俄罗斯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挣钱。

为了挣到一定数额的钱,很多中国移民节衣缩食,甚至不休息,加班对他们是常有的事。

只有很少比例的人会出去休闲,22%的人回答说,他们几乎是不休息的。

  中国移民社群内部组织紧密,但是他们仍然与外界保持广泛联系,与俄罗斯伙伴保持正式和非正式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联系,建立起共同的“商业网”。

  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渗透着各式各样灰暗的关系。

来到俄罗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不可避免被卷入这些关系网,并成为这些关系的牺牲品(比如不得不缴纳一些税或是行贿),由此才可能与俄罗斯商人打成一片。

中国商人为了在俄罗斯立足,不得不重蹈前人覆辙,“入乡随俗”。

甚至有些时候,在这些关系网中中国商人变成了犯罪行为的客体,因为俄罗斯政府权力部门存在贪污行为以及对商品不实行严格检验,这些因素都给予华商可乘之机,使得他们在其中实施犯罪行为。

  这样一来,一些中国商人非法乱伐森林,非法采集森林、海洋、河流资源,然后直接偷运过境;为了抓捕蛙类甚至往水塘投放毒药,并将这一违禁品运往中国;违反自然生态法律,其中包括在租借地禁止开采黄金等法规。

  在生产经营的幌子下双方“达成共识”,共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如用“黑钱”从犯罪组织收购木材、废金属以及生态资源,然后运往境外。

  中国商人所表现出的或“消极”,或“积极”参与俄罗斯“影子经济”活动特征,是一种对俄社会环境的适应,但其性质是一种“犯罪适应”。

  中国商人面临着对自身所处新环境与新条件的生存适应这一现实问题,首先要求他们在心理上适应,不断思考自己在所在国社会的现状,学会处理并接受各种负面因素,努力利用所处社会的优越的开放资源。

其次,由于中国人对俄罗斯法律法规不了解,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能力较弱,这样就导致他们忍辱负重,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态度及人权损害,甚至在法律上权利被粗暴践踏的时候,他们也只能采取忍受的态度。

  我想援引中国网站上的一段话:

“昨天晚上,莫斯科汉语版报纸《龙报》发布了一条中国人遭受警察毒打的消息。

对莫斯科的中国人而言,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任何的不安和惊慌。

打就打了,又不是第一次。

气愤和愤怒都是没有用的。

  要知道,你生活在异乡,如果不想挨打,那就别来俄罗斯。

”这种反应虽然不是全体中国移民的共性,却是俄罗斯的中国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对极端组织的排外行为产生的一种普遍心理。

  中国移民对俄现实的心理适应程度通过我们的调查问卷可以反映出来。

对俄是一个移民国家的正面评价超过负面评价,分别为34%和11%。

在莫斯科正面评价高于负面评价2倍;在远东地区正面评价高于负面评价5倍。

几乎一半(46%)的参与问卷者(莫斯科67%,远东地区27%)表示,愿意使用俄护照或是暂时居住证居住在俄罗斯。

想中断与俄罗斯的联系回国或是前往第三国家的人只占7%(莫斯科3%,远东地区11%)。

  大部分参与调查问卷人认为,俄罗斯的条件适合生活,并想把中国的亲属带到俄罗斯共同生活。

希望这样做的人比不愿这样做的人多1倍,为41%比21%。

根据我们调查统计,18%的比例为夫妻双方都在俄罗斯。

在莫斯科表示愿意和亲人在一起的人数比例为64%,比远东地区的19%高出2.5倍;不愿意和亲人在一起的比例比远东地区少1/2,为17%比31%。

  有近一半的人愿意其子女将来与他们一起生活在俄罗斯(莫斯科为76%,远东地区为37%)。

五分之一的人希望他们的子女在俄长期定居。

  能够充分反映族际关系的另一项指标就是婚姻问题,借此可以分析人们心灵深处的“自我”与认同。

通过调查问卷得知,大部分中国人在心理上并不排斥俄罗斯人。

无论莫斯科还是在远东地区,对待与俄罗斯人通婚持赞同态度的人多于持反对意见的人(其中包括其本人就是与俄罗斯人结婚的人)。

68%的人(莫斯科85%,远东地区50%)不反对与俄罗斯人通婚,反对的人大多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

  对比莫斯科和远东地区在中国移民中的社会调查问卷结果,我们做出以下思考:

一方面,在远东地区,整体环境比首都更适宜中国移民生存。

中国人认为这里经商环境最好、地方政府对中国人的态度比较好、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态度稍好。

对俄罗斯作为移民的国家的评价也比较高。

  另一方面,与远东地区相比,在莫斯科表示想离开俄罗斯的人很少,愿意长久居住在俄罗斯的人更多一些;而远东的中国人表示更愿意居住在中国,只是从事与俄罗斯相关的生意或工作。

与远东相比,在莫斯科中国人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亲人带到莫斯科的人更多一些,这里的中国人更乐于自己的亲属与俄罗斯人结婚。

  如此看来,中国人认为远东地区更适合作为工作地点,因为这里距离本国边境近,而认为莫斯科对于长期定居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地理条件因素在这里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中国往返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之间的交通便利,较之北京到莫斯科的往返长途航班更便捷一些。

  另一个结论是:

中国移民多数已经适应俄罗斯的环境,并将俄罗斯视为最适宜工作的国家,准备常年与俄罗斯保持各方面联系。

如果不能长期定居,至少可以经常往来俄罗斯,也有很多人希望将来自己的子女能够跟他们一样。

尽管俄罗斯市场上的经济环境并不十分好,他们在俄罗斯的生活条件也很简朴,但是他们对此仍然表示满意。

  在俄罗斯求学的中国大学生也面临各种适应问题,准确说是其中一部分人须解决适应问题。

整体看,他们的状况好于商人,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教育水平较高,人们所持态度也更加宽容。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针对俄罗斯人对他们所持态度一项,认为友善和中立的人数占71%,认为不太友善或是充满敌意的占22%。

对行政部门的态度(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的评价分别为71%和15%(与中国商人的问卷相比评价较高)。

学生对人身安全、财产损失、名誉受辱等等的不满比例低于商人。

  学生须解决的最大问题是掌握俄语,也就是说要掌握俄语专业知识,因为俄罗斯学校都是用俄语授课。

问题在于,入学时不要求学生通过俄语考试,只须提供中国中学毕业证书或是其他高等教育证书即可,入学后可在预科系学习。

俄罗斯学费比西方国家学费低,每年3万~5万元人民币,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都是可以承受的数额。

这种较低的学费刺激了在国内未通过高考的学生来俄罗斯获得高等教育的愿望。

  还存在另一种情况。

中国学生在国内没有掌握进一步学习俄语的基础知识,同时,并非所有的俄罗斯学校都能保证学生的俄语成绩。

这样一来,对一部分学生来说,在掌握专业知识的道路上语言成为最大的障碍,因此,他们面临两种适应性选择。

  其中一种是:

尽全力战胜学习中的困难。

作为这种适应最好的例子,我们选一段莫斯科大学中国女学生刘健(音译)接受采访时的话。

她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学业上取得了成绩。

她说:

“在预科班时,班级里都是来自意大利、匈牙利、捷克、韩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我们互相之间无法交流。

老师或用俄语,或用英语授课。

尽管老师努力用手势辅助教学,但是我们还是听不懂他的话,也不知道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甚至不知道家庭作业是什么。

”接下来,这位女孩讲述她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如何生活以及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障碍。

她一度陷入绝望,有好几次想要放弃在俄罗斯的学习,打道回府。

最终,她还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适应了紧张的学习,也逐渐适应了并不轻松的,甚至有时是危险的生活环境。

现实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期。

  另一种适应方式是:

感到自身陷入死胡同,对学习失去兴趣的大学生逐渐转变了来俄罗斯的目的,把兴趣投入更为现实的地方,就是获得一纸文凭,而这个目的只需要极少的知识便可达到。

这种观念的改变无疑带有消极的色彩,我们称之为“逆行适应”。

这种适应现象反映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另一部分人在国内掌握了良好的基础知识,且个人能力优秀,能够完全适应俄语授课,最终获得高水平的专业教育,在对俄合作的各个领域及工作岗位上受到重用。

  如果教师感到学生对学习失去信心,那么他也会丧失热情。

因此,教学质量的下滑是双向因素决定的,这种状况导致教学质量日益降低。

  这种逆行适应在我们进行的社会调查中有明显的反映。

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也就是能简单说俄语的学生占66%,俄语较好的占9%,非常自如的占5%。

不同年级学生们的学习状况也较为复杂:

低年级学生(1—2年级)中“很好”的占6%,“只能简单说”的占52%;高年级(3—5年级)分别为9%和74%;低年级有23%的学生表示愿意继续学习专业俄语,高年级有6%的学生表示愿意继续学习。

  有约31%的学生表示:

为了学好俄语愿意付出时间和努力。

在莫斯科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学生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在莫斯科,学生俄语掌握很好的比例为39%,符拉迪沃斯托克为23%;在莫斯科俄语掌握不好的学生比例为30%,符拉迪沃斯托克为71%。

有一半的学生认为,语言障碍是造成知识掌握困难的主要因素。

  适应的关键在于,学生要接受现状并对其满意。

针对“对所在学校的状况是否满意?

”这个问题,持肯定意见占61%,否定意见占2%,“不满意”占35%。

  从调查结果看,大多数中国学生对俄罗斯持肯定和正面评价:

正面评价为64%,负面评价为7%。

  在此评价基础上,学生们对各自的未来进行规划。

有46%的学生明确表示,即便不能一生在俄罗斯生活,也要在俄罗斯工作很长一段时间;11%的学生表示愿意生活在条件适宜的俄罗斯任何城市里;4%表示不再回到俄罗斯。

整体看,81%的人愿意从事“与俄罗斯有关”的工作,只有8%的人希望获得俄罗斯国籍。

  问卷数据显示,大部分人(74%)表示很想,至少不反对(31%)将来他们的子女随父母来俄罗斯工作。

  如此看来,针对俄社会环境,未来的规划以及对子女将来工作的愿望等这些问题,在中国商人和学生中的反应是相似的。

由此可以判断,两类群体对他们在俄的生活状况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这也证明了两类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适应能力。

二、俄社会对中国移民宽容问题

  俄罗斯人对中国移民的态度的基本特征也是针对其他外来移民群体具有的特征。

由于排外思想和移民排外思想的作祟,使得整个社会对外来移民的宽容态度呈现出较低状态,而我们对苏联解体后兴起的移民的排外思想并没有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

须指出的是,对外来移民排外情绪的产生是俄罗斯民众对国内突然涌现的大量外来移民及这种移民潮带来的不适应所形成的一种自发反应,而国家机关对这种现象的监管也不到位。

大量移民涌入俄罗斯人的生活空间,带给俄罗斯民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惑和诸多不适应。

这样一来,在社会中逐渐滋生出一种几近病态的看法:

外来移民会伤害我们的权利和利益;同时,民众产生一系列的恐慌心理,担心未来或是现在,移民可能对他们的生活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对国家陷入危机之中的经济状况深感不安,以及对远东人口减少的担心,都导致了俄民众对中国移民产生负面和不良的情绪。

俄远东地区的人口数量在1992年1月达到最高值805.6万人,2006年1月减少到650万人。

而中国东北三省的总人口达到了1.0652亿人,而且东北三省失业人数较多。

由于大众意识的强化作用,这个问题就被披上一层恐慌的色彩,因此,很多俄罗斯人都认为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潮来势汹汹。

  从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有19%参与调查的人认为目前俄罗斯有几百万中国人,只有3%的人认可在俄罗斯只有30万~50万中国人这一官方统计数据。

32%的人认为中国人在俄罗斯的数量还会增长,35%的人认为每年有很多中国人非法滞留在俄罗斯,只有少数的人与官方的统计持相同看法。

每年离开俄罗斯境内的人数略低于入境人数,出入境保持相对平衡。

2000年由于入境人数使移民比例增加了0.58%,2008年增加了3.99%。

  俄民众的恐慌心理和不信任情绪,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移民问题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方式。

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调查的俄罗斯人对此问题毫无疑问地持反对态度(平均为56%,47%在莫斯科,64%在远东地区);14%的俄罗斯人表示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持赞成态度的只占3%。

  2006年在俄罗斯下哥罗德城当地居民举行的抗议活动,可以作为诠释俄罗斯民众心态的最好例证。

当地政府应中方提出的建议,决定接收中国农民来本地种植蔬菜、养鱼,并租借给中国农民为期40年的农业用地。

政府此项计划的产生是由于该州农业区急需大量劳动力这一现实情况决定的。

在国内实行改革这些年,居民人口减少到60万,大约减少了10万人。

19个区提出申请,希望从中国引进100~700名农业劳动力,并承诺提供闲置房屋或建设新住房给中国农民。

  当地居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民众从传媒获知,而非政府告知,这更加深了矛盾),政府的行为遭到下层民众的强烈反对,于是新闻媒体里出现了批评和反对的声音。

下哥罗德居民给州长写信,请求撤销引进中国劳动力的决定。

他们认为,这个计划将导致当地劳动市场竞争加剧以及族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紧张,最终会形成中国农民长期在俄罗斯定居的局面,并引起中国移民整体数量的增长。

有一些杜马和州立法委员会代表也附和民众的要求。

最后,该州政府不得不发表声明说,引进中国劳动力的决定暂不考虑。

  在俄罗斯人的眼里,中国人以劳动工人和学生身份来俄罗斯工作、学习是可以被接受的。

有大量的俄罗斯人持肯定态度(32%),远东地区比莫斯科高1倍(分别是43%和20%)。

持否定态度的人数比例远东地区比首都低1/3(22%和33%)。

换句话说,有相当大一部分俄罗斯人认为中国移民对俄罗斯的发展是有益处的。

  整体来看,俄罗斯公民的宽容程度并不高,这种不宽容的态度并非只是针对中国人。

但不可否认,有时移民的民族属性和移民来自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宽容的程度。

苏联解体后从其他共和国返回俄罗斯的移民,也经常遇到来自俄罗斯民众的不友善态度。

  俄罗斯民众对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人口威胁论感到恐慌,并经常对中国移民(对其他国家的移民也是如此)在经济上对他们造成了威胁表达不满。

表1内容可以反映出俄罗斯民众的不满程度。

问卷答案共2225个,回答者可以从设计好的答案中选择,也可以选择一个以上的答案。

900人参加了这项问卷调查,从选择答案的数量上可以看出,目前,虽然中国移民数量还没达到一个天文数字,但是他们的到来以及他们从事的活动已经深深触动了俄罗斯人的心理。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移民群体所表现出的整体形象的不满占很大比重,尽管这种指责未必都是公正的。

其中最为严重的两条(第5条和第6条)的表现是毫无争议的,就是中国移民非常善于利用俄罗斯目前较为普遍的收受贿赂的不正之风和法律的漏洞。

销售不合格商品(第4条)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条表现出的现象逐年呈减少趋势。

  对中国移民头三条现象不满的根据并不充分:

中国劳动工人和中国商人以及他们销售的产品是否加剧俄市场的竞争,以及是否将本国的工人、销售商和生产者排挤出市场呢?

抑或中国人填补的只是俄罗斯国内的空缺呢?

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的确存在着竞争,那么这种竞争对消费者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排挤现象的确存在,比如在远东地区蔬菜商业领域。

那么,其他领域的情况如何?

目前,对以上诸多问题的研究还很欠缺。

的确,中国一些工业产品在俄罗斯市场占有垄断地位,但是目前还没有听到来自俄罗斯企业家抗议的声音,也没有看到用国内商品替代中国商品的任何一丝迹象。

表1 如果您不喜欢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具体指什么?

序号

可供选择的答案

俄罗斯%

莫斯科%

远东地区%

1

他们抢占我们的工作岗位

9

8

10

2

他们在未来将夺走我们的工作

10

11

9

3

他们用便宜的商品妨碍我们的经济

11

11

10

4

他们把不合格的商品卖给我们

13

12

13

5

他们逃避税收和关税

10

9

10

6

他们用便宜的价格买走我们的原料(金属、木材等)

18

14

20

7

他们把我们的钱赚走带回国

11

11

11

8

他们占据我们的街道、交通和其他的空间

3

4

3

9

不喜欢他们的人品和行为方式

5

4

5

10

简单说就是不喜欢—所有方面

2

3

2

11

我喜欢他们,他们的表现并不比我们的商人差

4

5

4

12

其他

1

0

1

13

很难回答

4

8

2

 

总计

100

100

100

 

 

2225个答案

877个答案

1348个答案

  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与生活行为(第7、8条)是不应招致俄罗斯人的指责和非难的,这是一种缺乏理性的移民排外思想。

  表中最后一部分的答案(第9、10、11条)是俄罗斯人对中国移民日常行为和个人品质的评价。

有一项事实须指出,因为中国移民大多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因此行为举止比较缺乏文化修养,这种现象不仅只表现在俄罗斯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还须指出的是,俄罗斯民众对这方面表现的不满只占不大的比例(7%),并且对中国移民表现出的国民性的评价和判断也有失客观。

显而易见,这种评价是受到移民潮冲击下形成的社会不良心理的严重影响。

移民自身不遵守俄罗斯法律也是造成这一评价的直接因素。

总之,两个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问卷结果显示: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移民各种不光彩的经济行为深表不满。

很大一部分民众认为,违反法律法规的人与监督法律法规的人是有区别的。

但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很难弄清到底是谁在允许中国移民违反法律法规。

  大多数俄罗斯人(55%)认为,俄方政府、公务人员和不守法经营的企业主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但是,也有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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