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秦汉史史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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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秦汉史史料
第三章秦汉史史料
第一节概况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结束了战国以来诸侯称雄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秦二世时，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导致秦政权瓦解。
经过数年的楚汉相争，刘邦战胜了项羽，于汉五年（前202年）即皇帝位，此后一直到东汉覆灭，其间虽然有过激烈的政治动荡，但长时期保持了统一局面，政治上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
汉朝初年，统治者采取比较宽缓的“休养生息”政策，经过农民的辛勤劳动，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由凋敝走向复苏，武帝时呈现繁荣景象。
“都鄙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西汉昭、宣帝时期和东汉前期、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与战国时期相比，两汉的经济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牛耕、铁制农具普遍推广，兴办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赵过的代田法。
亩产量有所提高，垦地面积日益扩大。
据西汉末年统计，当时全国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二十七万多顷，东汉和帝时有七百三十二万多顷。
商业和手工业伴随农业的发达而兴起。
与此同时，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文化学术的重要性，比较重视史书的编写。
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秦汉史著作的产生。
秦始皇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曾颁令焚书，禁绝私学，又加上立国时间短暂，因此，秦代没有留下可令人称道的秦史专著。
楚汉相争，项羽入据咸阳，秦宫室被付之一炬，博士官典藏的图籍化为灰烬。
汉高祖仍不大看重文化学术。
陆贾常向他讲说《诗》、《书》，他斥骂说：
“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讲述了一番古今成败的教训，他才改变了态度，告诉陆贾：
“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从此，最高统治者改变了对待文化学术的冷漠态度，越来越注意文化学术的作用。
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此后西汉诸帝固守其法，时有修补。
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史学似乎还来不及给予更多的注意。
司马迁修《史记》，为一代史学壮举，汉武帝却没有直接干预。
到了东汉，最高统治者继续崇尚儒学，同时，改变了西汉皇帝基本上不过问修史工作的状况，开始直接插手其事。
班固后期撰写《汉书》，就是奉了明帝的命令。
其它如《东观汉记》、《汉纪》等书也都是皇帝下令编写的。
最高统治者如此重视史书的编写，其目的固然在于颂扬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巩固封建政权的借鉴。
但这也为撰写史书提供了便利条件，使撰史人能够运用中央政府收藏的大量图籍，搜集丰富的史料，把一些翔实的材料经过整理记录下来，从而提高史料的真实性。
《汉书·地理志》详载各郡国的户口数字，如：
“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
”在当时条件下，班固根本没有可能靠个人的力量作出这样精确的统计，只有看到中央政府的档案，才能记下如此具体的户口数字。
政治上的长期统一和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进步，不但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要求，而且也为它奠定了发展的物质基础。
加之最高统治者对文化学术日益重视，又有前代文化遗产可资吸取和借鉴，于是逐渐培育出了一批学者，其中对当代和后世发生过较大影响的，如哲学思想领域的董仲舒、王充，史学领域的司马迁、班固，文学领域的枚乘、司马相如，农学领域的胜之，目录学领域的刘向、刘歆等，都曾著书立说，留下了有关秦汉史的史料。
后来出现的秦汉史史料，也多受秦汉学者的影响。
秦汉史史料，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
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
就文献资料而言，有几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史料范围扩大，种数增多。
西汉时虽曾出现了《史记》这样的不朽著作，但史学领域还没有形成著书立说的社会风气。
《汉书·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它把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史书还没有成为一个门类，《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记》）、《续太史公七篇》、《汉大年纪五篇》等，一律附于六艺《春秋》家之后。
这一情况说明西汉史学著述尚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
东汉时情况有了变化，史学著述呈现初步繁荣景象。
史书类别比战国时期明显增多，在纪传体史书之外，还有编年体史书、杂史、起居注、载记、史钞、史评、故事、职官、仪制、刑法、杂传记、地理、谱系、簿录等类别的史籍。
史籍的种数也很可观，据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东汉共有史部书一百九十六部，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两汉史。
东汉以后，又有不少人致力于汉史的撰述，增加了汉史史籍的数量。
晋荀勖据魏郑默《中经》更著《中经簿》，总括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列史书于丙部，在目录书中成为新的门类。
这与两汉史史籍的增多不是没有关系的。
遗憾的是，这些史籍流传下来的仅寥寥数部。
虽然如此，其史料范围的宽阔和丰富程度，也是战国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二）出现了史学巨著。
秦汉王朝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远比前代优越的客观条件，史学巨匠司马迁、班固又发挥了自己的史学天才，分别完成了《史记》、《汉书》两部史学巨著。
嗣后南朝刘宋的范晔吸取前人成果，编写了《后汉书》，成为汉史史料宝库中的又一部巨著。
据粗略统计，《史记》全书有五十二万多字，《汉书》有八十多万字，《后汉书》有六七十万字。
其篇帙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三）纪传体是秦汉史史料最重要的体裁。
我国古代史籍的体裁，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会要体等几种。
编年体始于《春秋》，东汉荀悦著《汉纪》，晋袁宏著《后汉纪》，采用编年体的编纂方法，汇集了一些两汉史史料。
纪事本末体和会要体较为晚出。
就秦汉史史料而言，上述三种体裁都不如纪传体重要。
纪传体始于《史记》。
《史记》采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
“本纪”冠于全书之首，是按年月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迹为主，兼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
“表”用表格的形式谱列人物或事件。
“书”记载典章制度。
“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
“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也有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和与我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的专篇。
各个部分，分则独自构成一个体系，合则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因为这种编纂方法以“本纪”、“列传”为主，所以，称为纪传体。
受《史记》的影响，出现了多种纪传体的两汉史，如东汉刘珍等的《东观汉记》，吴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娇的《汉后书》，刘义庆、谢沈、袁山松和梁萧子显等各家《后汉书》，都是纪传体的东汉史。
人们所熟知的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也都是用纪传体编写的。
纪传体成了秦汉史最重要的编纂形式。
（四）秦汉史的重要史料基本上由私家修纂。
秦汉是私家修史的时代。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有志于编写一部包括秦汉史在内的古今通史，愿望没有实现便死去了。
司马迁继承他父亲的遗愿，独力完成了《史记》。
他也曾做过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搜集史料，主管星历之事。
这一职务有利于修史，但修史并不是职内的事情。
他撰写《史记》是子继父业，完全出于个人的决定。
《史记》所书终于汉武帝中期，后人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等缀集时事，相继撰续，止于汉哀、平年间。
班彪认为各家续作言多鄙俗，刘歆、扬雄又美化王莽政权，误后惑众，不足以踵继《史记》。
于是他依靠个人力量，“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班彪死后，班固回到家乡扶凤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在《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
直到此时，《汉书》也是处于私家撰述的阶段。
后来明帝才加过问，让班固写完《汉书》，《汉书》的编写工作始与官方发生了联系。
范晔撰写《后汉书》的起因，据《宋书·范晔传》记载，是他遭贬黝后，“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可见，《后汉书》全然出于私家著述，与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私家修史，摆脱了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在史料的取舍和达用上，可以减少一些顾忌，有利于提高史料的真实性。
班固后期修《汉书》，虽然承命于明帝，但撰写工作仍然是由个人担负，国家没有设置严密的修史机构，与唐代以后官方修史的做法有所不同。
这既使作者能够利用中央政府的图籍，又不致于产生过多的忌讳，影响史料的价值。
有关秦汉史的文献史料大部分出现在两汉，一小部分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此后问世的不多，史料价值也不很高。
由于秦汉史史料大多出自当代人之手，或由接近秦汉时代的人所记录，因此，这些史料比远离秦汉时代的人的追记更为可信。
秦汉史史料产生时代的久远，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
秦汉的书写材料以竹木为多，缣帛次之。
这就使当时问世的秦汉史史料非常不易于流传和保存。
另外，这些史料，或者由于内容的不足，或者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异和社会条件的不利，很多都散佚了。
前面提到的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的东汉史部著作一百余种，基本完整保存至今的还不到十种。
而且现存的少数完整的史料，屡经抄写刻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误，给使用这些史料带来不少困难。
这一情况要求我们对秦汉史史料，常常要做辑佚和校订的工作。
第二节基本史料
（一）《史记》一三O卷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前后。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
此后记事应是后人的搀入。
如《司马相如列传》引述扬雄的话，显系后人窜入。
据司马迁说，《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本纪十二篇：
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
但后来有散佚。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
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凡属“褚先生曰”的文字就是他的补作。
在利用《史记》的史料时，应明了这一情况。
《史记》虽然是一部通史，但略于先秦，详于秦汉，一百三十篇中有七八十篇属于秦汉史史料。
这些史料，无论对研究秦史，还是汉武帝以前的西汉史，都是珍贵的材料。
《史记》本纪部分记载秦统一全国以后一段秦汉史的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七篇。
《秦始皇本纪》围绕秦始皇、秦二世的行迹，记述了秦削平六国的经过，以及统一全国后所推行的各项政令，反映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初建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失为研究秦王朝兴衰过程的一篇重要史料。
司马迁修《史记》已经苦于见不到象样的秦代史料，今天也拿不出比《史记》更原始和更系统的文献史料。
在这种情况下，愈加显出《秦始皇本纪》的重要。
见于《史记》其它部分的秦史史料，如《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和一些零散片断，虽然也足资治史者拾，但一般地说，它们对《秦始皇本纪》只起一种补充的作用。
《项羽本纪》和高祖、吕后、文、景四篇本纪，是从项羽、刘邦起义反秦，历经楚汉之争，至景帝后元三年（前14工年）的编年史。
比较各篇内容，以《孝景本纪》最为疏略，很可能不是司马迁的原作。
《孝武本纪》，裴《集解》引张晏说认为是褚少孙的补作。
其实，通篇文字基本上是从《史记·封禅书》移植的，内容与司马迁亲手撰写的几篇本纪截然不同。
《封禅书》今天尚存，《孝武本纪》的史料价值也就无可称道。
《史记》的世家和列传，记载了一批秦汉时期的重要人物。
每一篇世家和列传，就是一篇研究历史人物的专门史料。
这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当时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其中不少人物，如吕不韦、李斯、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韩信、叔孙通、贾谊、晁错、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等，都从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对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
因此，世家和列传对他们生平事迹的陈述，往往保存了一些与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息息相关的史料。
就一篇世家或列传来看，有些史料未免显得零散，但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就会集腋成裘，为研究工作提供比较充足的史料根据。
世家和列传中也有一些篇章某一方面的史料特别集中，成为了解这方面问题的主要史料。
如《陈涉世家》详细记述了陈胜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它是了解这次农民起义的最基本的史料。
列传中有十篇类传，与秦汉史有关而又比较重要的有《儒林》、《酷吏》、《游侠》、《货殖》等篇。
每篇都集中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
《儒林列传》专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活动和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的传授过程。
《酷吏列传》是关于崇尚严刑峻法的官吏的传记，以酷烈著名的郅都、宁成，善于治狱的张汤、王温舒等，都收在本传。
通过这些人物传记，一方面看到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同时又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
《游侠列传》记载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侠义之士，可以看出这一势力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
《货殖列传》是经济专篇，保留了一些有关各地物产、农业经济、手工业和商业的史料。
传中提到的由战国入秦的卓氏、程郑、孔氏、氏，都以冶铁致富，刀闲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家。
这些材料对于研究秦的冶铁和商业发展状况，以及这些领域的阶级组成，是不可多得的。
另外，《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集中保存了我国少数民族和与我国相邻国家的一些史料。
这些史料，比较系统完整，而又较为原始，在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性，已被人们所公认。
司马迁写有《太史公自序》，是《史记》最后一篇。
它先谈了自己的家世和编写《史记》的原因，然后概述了各篇的内容，是研究《史记》时离不开的一篇原始史料。
《史记》有八书，《平准书》是武帝以前的西汉经济专篇，概述了西汉初年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重点讲述了盐铁政策和钱币制度。
汉武帝时有名的杨可告络即见载本篇。
《酷吏列传》虽然也有涉及，但语焉不详，史料价值不能与《平准书》相比。
《河渠书》记载西汉的河渠水利。
《封禅书》以较多的篇幅叙述了秦汉最高统治者祭祀天地诸神和名山大川的迷信活动，这不但是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反映，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
《天官书》和《历书》是天文和历法专篇，保存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法学的一些珍贵史料。
《礼书》和《乐书》分别论述了礼、乐的社会作用，其观点多本于《荀子》。
《史记》有十篇表，其中七篇谱列秦汉史事。
由于表这种形式的限制，记事内容显得简略。
因此，人们一般不大看重表。
其实，表也有其它部分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各表记事，经纬分明，《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年经而国纬，《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国经而年纬，《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年为经，以职官为纬。
次序井然，颇便查检。
表中内容，基本上都可与《史记》它处的记载相互印证，同时，也间有补充，提供了本书别处未见的史料。
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汉王三年（前204年），代太尉冯解敢以地降汉，为门守，以特将平代地反抗者，于八年（前199年）封阏氏侯。
卒后，冯它、冯遗、冯胜之、冯平几代嗣侯，于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国除。
关于阏氏侯，《史记》中仅此一见。
此类例子，表中不是个别的。
凡是接触过《史记》的人，都感到它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司马迁的著作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两个原因比较重要。
一是取材广泛。
他做过太史令，掌管皇家图书，使他能看到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国家档案，从中广泛搜集有用的材料。
另外，司马迁注重实地调查，耳闻目睹了不少秦汉人物的事迹。
如他在《游侠列传》论赞中说：
“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
”可见，司马迁亲眼见过郭解。
在《淮阴侯列传》论赞中说：
“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
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
余视其母冢，良然。
”这里所记，是从实地调查得来的。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漫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历史遗迹，采集民间传说。
从实地获得的材料，格外生动，格外可靠，成为《史记》取材的重要来源。
另一个原因是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比较尊重历史事实。
司马迁对搜集来的大量材料，作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那些无稽之谈。
对弄不清楚的问题，或者采取阔疑的态度，或者兼载各种不同说法。
司马迁写汉初历史，是当时人记当时事。
他在一些地方不怕触犯最高统治者，直书其事。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说：
“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因为对统治者“不虚美，不隐恶”，所以东汉王允把《史记》斥为“谤书”。
正是这种秉笔直书的修史精神，使司马迁敢于触及时政，反映历史的真实状况。
《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时，宗室侯王和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地方豪富之家“武断于乡曲”，“黎民重困”，“力耕不足粮馕，女子纺绩不足衣服”，揭示了当时经济繁荣景象所掩盖的阶级矛盾。
司马迁的修史态度，对提高《史记》的史料价值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司马迁的直书精神，是有一定限度的。
《史记》注最有影响的是刘宋裴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人们习惯上称作“三家注”。
《集解》博采儒家经书和诸史，广引前人旧说，着重释义。
《索隐》采众家旧注，音义并重。
《正义》是作者竭尽一生精力撰写的，最为详备，是当时《史记》注集大成之作。
日本泷川资言撰有《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撰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搜罗宏富，足资参考。
历代对《史记》的校补考订之作很多，在清代学者中，持论精核者应推钱大昕、梁玉绳、王念孙三人。
钱大昕的成果见《廿二史考异》，梁玉绳的成果集中在《史记志疑》一书，王念孙的成果收在《读书杂志》中。
清末郭嵩焘撰《史记札记》，于考证也有一定的成就。
今人陈直著有《史记新证》，在《史记会注考证》和《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之外，对《史记》加以连释考订。
本书特点是侧重用考古材料印证《史记》。
解放前，哈佛燕京学社编印了《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可用来检索《史记》词句。
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史记人名索引》，也是有用的工具书。
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是最新的版本，质量较好，阅读方便。
（二）《汉书》一二O卷作者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
父亲班彪是史学家，曾作《后传》数十篇续补《史记》。
班固撰写《汉书》，即以《后传》为基础。
明帝永平五年（62年），班固任兰台令史。
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地，图籍甚富。
班固在这里任职，给他写作《汉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后来他升迁为郎，典校秘书，明帝命他把《汉书》写完。
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都在撰写《汉书》。
班固在政治上追随外戚窦宪。
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班固也受到牵连，被捕入狱。
和帝永元四年（92年），死在狱中。
当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撰写了《天文志》。
至此，《汉书》始成完书。
《汉书》袭用了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体例与《史记》大体相同，但也略有调整。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又改“书”为“志”，取消“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汉书》共一百篇，后人把篇幅长的划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共成一百二十卷。
一百篇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
《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首创纪传体断代为史的先例，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历时二百三十年，包举西汉一代和短促的王莽政权。
就研究西汉史来说，我们可以拿汉武帝中期为界限，把《汉书》划分为前后两部分。
前一部分基本抄自《史记》，不足以充分表现《汉书》的史料特色。
但也应看到，班固移《史记》入《汉书》，也经过了一番加工整理，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史记》没有惠帝纪，惠帝事迹略见于《吕太后本纪》。
《汉书》则在《高后纪》之前增立了《惠帝纪》，记载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内容。
如惠帝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
赐民爵，户一级”。
三年，“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
“夏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
七月，“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
四年三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六年，“令民得卖爵。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诸如此类涉及一代制度和政策的大事，《史记·吕太后本纪》均无记载。
《史记·孝武本纪》割裂《封禅书》敷衍成篇，班固另写了《武帝纪》，提供了新的史料。
把《汉书》与《史记》相同的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几篇帝纪加以对读，就会发现《汉书》可补《史记》的地方不是个别的。
《汉书·文帝纪》记载：
“五年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除盗铸钱令。
更造四铢钱。
”而《史记·孝文本纪》文帝五年无记事。
又文帝七年记载：
“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十二年记载：
“三月，除关无用传。
”都不见于《史记·孝文本纪》。
《汉书》武帝中期以前的人物专传与帝纪的情况相仿佛，一方面《汉书》内容基本上来源于《史记》，另一方面，班固又在《汉书》中熔铸了一些新的材料。
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晃错传》补入了“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一道，《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贾山传》增补了“至言”，《邹阳传》收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公孙弘传》增入了”贤良策“，《韩安国传》记载了韩安国与王恢论伐匈奴事。
这些内容，或关系经国大计．或涉及用人之道，或牵连边疆政策，或表现一人政治思想，都是有用的第一手材料。
在《韩信传》、《楚元王传》、《萧何传》、《王陵传》、《淮南王传》、《李广传》、《卫青传》中，也增加了部分史事。
另外，《汉书》还增立了儿篇人物传记，如《吴芮传》、《赵隐王如意传》、《赵共王恢传》、《燕灵王建传》、《景十三王传》、《苏武传》等。
张骞在《史记》中附《卫青列传》后，李陵附《李广列传》后，《汉书》则为二人专门立传。
《汉书》的后一部分，就史料的原始性、系统性、完备性来说，在今天存世的西汉史史料中，没有哪一种可与它相比拟，它在西汉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独一无二的。
帝纪除了《武帝纪》前的几篇外，还有昭、宣、元、成、哀、平诸纪。
各纪记事，提纲掣领，包罗万象。
对帝王诏令，记载尤其详细。
以《元帝纪》为例，元帝于黄龙元年（前49年）继位，竟宁元年（前33年）卒，在位的十七年中，《元帝纪》记载了十九道诏令，字数超过了全篇的二分之一。
剔除诏令中的虚饰之辞，可以看到元帝时已险象丛生，公卿大夫骄奢淫逸，“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再加上天灾频仍，赋敛繁重，农民纷纷“破产失业”，“困于饥谨”，“流散道路”，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认为农民已无所归命。
应该承认，这些诏令基本反映了阶级矛盾激化，西汉政权即将崩溃的形势。
《汉书》武帝中期以后的每一篇人物传记，就是有关该人的基本史料。
由于这些人多是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他们的言论和行迹，往往能透露出当代社会某一方面的重一要内容。
在不少人物传记中，比较完整地保留了部分奏疏。
有人批评《汉书》说：
“孟坚所掇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
”这种指责主要是从作文章角度提出的。
如果着眼于史料价值，原原本本地摘引大臣的奏疏，则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如《李寻传》主要由寻游说王根之辞和上给哀帝的一篇奏疏组成。
奏疏长达二千多字，以陈说灾异为名，从天道和历史上反复表明了他反对外戚干政，巩固皇权的主张，劝说哀帝“抑外亲，选练左右，举有德行道术通明之士充备天官，……以辅圣德，保帝位，承大宗”。
哀帝初立，有意抑制外戚势力。
李寻的奏疏正是针对哀帝的想法而发的，它对于了解哀帝继位之后，皇权与外戚的斗争，是一篇十分具体生动的材料。
《汉书》模仿《史记》设立了类传，共有《儒林传》、《循吏传》、《酷吏传》、《货殖传》、《游侠传》、《佞幸传》、《外戚传》等七篇。
《儒林传》记载西汉儒家经学的概况，内容比《史记·儒林列传》丰富。
《循吏》、《酷吏》、《游侠》、《佞幸》四传可以视作《史记》同类列传的续篇，补进了汉武帝中期以后的一些人物。
《货殖传》基本上全部抄自《史记》，没有提供新的史料。
《外戚传》是新创立的类传，专载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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