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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父子两地书之一破格与违律

父子两地书之一:

破格与违律

2009年7月14日(星期二)晚8:

34

范一鸣:

你看看毛主席这首“蝶恋花”有无问题?

《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2009年7月15日(星期三)晚9:

09

回复:

杨牺牲以后的怀念诗?

什么方面的问题

2009年7月15日(星期三)晚9:

18

你看这首词合辙押韵吗?

2009年7月16日(星期四)晚8:

58

回复:

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7月17日(星期五)上午9:

54

这首《蝶恋花》是毛主席的名作,据说也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不知你学过没有?

文革时期,这首词在中国大陆几乎人人诵读,家喻户晓。

   该词由一杨一柳两位烈士的姓氏引发诗意,天上人间展开想象,构思十分巧妙,一向为众粉丝们所津津乐道。

   选用《蝶恋花》这个缠绵的词牌,不会是漫不经心的,而应该是与词作的主题相一致,表达作者对“骄杨”这朵落花的追恋。

不过,由于未能固守词律,一韵到底,下阙的后三个韵脚,转用另韵,留下明显的破绽,也为词林(胡适、赵元任等)所诟病。

   然毛之御用文人(郭沫若:

曾献媚地喊出“毛主席是我的亲爷爷”)辩称:

词中转韵,古已有之,无伤大雅。

这是为尊者讳的强词夺理,不足与论。

胡适说:

“《蝶恋花》之词自北宋创始以来,止(只)此一格,别无转韵之体。

自柳永、欧阳修、苏轼一直到清人纳兰容若,所有《蝶恋花》词,概莫能外”。

毛泽东对自己这首词的转韵问题也曾批注:

“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可见,作者也承认这是一处缺憾,虽言“只得”,不愿因韵害意,但“不可改”却是有意破格,以显狂放不羁。

   大凡写格律诗的人,谁都想在抒发感情时把诗写得押韵合辙,达到内容与格律的完美统一。

只是当格律与内容发生矛盾而且实在难以调和时,才迫不得已地做出选择:

或委屈内容迁就格律,或委屈格律成全内容。

仁智相见,各有钟爱,重格律者选择前者,重内容者选择后者。

选择前者的诗作表面看无可非议,选择后者的诗作明显犯违律之忌。

违律也因人而异:

伟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违律”曰“破格”,名人(胡适,写白话文的“自由中国之父”)视“破格”为“违律”。

   由此可见,伟人可以破格,名人却讥讽他违律。

虽是笑谈,却很值得深思。

既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在格律面前是否也应一视同仁呢?

  音韵和谐是格律诗的亮点,避免违律是为了声调的悦耳动听。

诗,以吟咏为主;词,以歌唱为主,故而都特别强调声调。

古时候学童读书,是要念出声来,故有“书声琅琅”之说。

   现在,你是不是很难听到琅琅的读书书声了?

为什么呢?

2009年7月21日(星期二)中午11:

06

回复:

不知道。

2009年7月21日(星期二)下午5:

06

范一鸣:

   爸爸近九百字的邮件,你用三个字就应付了,真枉费我一番苦心。

  我不是闲着无事。

从这篇文章里,我想让你体会到:

爸爸是借论证“破格”与“违律”关系,让你了解“当权”与“在野”的区别,有“名”不如有“权”!

  另外,我还想让你知道:

世上的事,往往是“成则为侯败则寇”。

  举例来说,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著作,社会主义首先要在帝国主义国家产生(恩格斯就希望在德国),则不会有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如果按布尔斯维克的教条,就不可能获得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斯大林希望在日本);如果一味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就不可能实现大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

所以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只有当权者强调的“与时俱进”才能把它们说成是一脉相承,否则就是修正主义。

回到毛的这首词,前五后三,上下两韵,真不怪“新文化运动领袖、自由主义先驱”胡适讥讽“(后三)无一句是通的”。

胡提倡“怀疑主义”,治学严谨(毕生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特请国学大师赵元任代为考证该词用湖南土话吟唱是否押韵,以便“言必有证”。

69岁高龄的胡适在当天日记中透露了他对毛泽东一统山河,不仅主宰亿万生灵的命运,甚至要主宰绵延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词在他眼里只是“肉麻”,而且连最基本的韵脚都不遵行了。

然而后来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更无法无天(他说自己是和尚打伞),不屑一顾,不予理睬(胡适曾经也是他的拜帖老师,支持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结果这么首不伦不类的诗词得以在十年动乱中传遍大江南北。

老子天下第一,你奈我何?

  胡适真的很迂腐吗?

看看其人简历:

  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

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

“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

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

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抗战胜利后,曾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失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工作。

后去台湾创刊《自由中国》杂志,胡适虽然与蒋介石亲近,但是到死他也没有加入国民党。

他一直坚持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原则。

1960年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因《自由中国》发表了《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等文章,婉转地批评了蒋介石大权独揽,要求国民党选拔人才,限制“总统”的权力,实行“责任内阁制”,取消军队里的国民党组织等等,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1960年10月3日台湾当权者便以“涉嫌包庇匪谍,知情不报,并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的罪名,将出版了290期《自由中国》查封了,这时候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发表了公开谈话,他义愤填膺:

“大失望,大失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自由中国》事件后来启动了党外运动,例如随后民进党的地下刊物《美丽岛》事件等等。

1962年12月17日,胡适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这就是胡适。

2003年去世的“一二九运动领袖”、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曾说:

“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我同意这个观点。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痛绝,他感叹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那么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难能可贵。

自由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共产主义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取而代之,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那些试图一夜之间在地上建天堂的梦想,那些一心渴望大同的不着边际的追求注定了将碰得头破血流。

既然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我们依旧找不到方向感,那么21世纪,就让我们走近浅白、清楚的胡适吧,他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他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

   临末,给你出个思考题:

   1960年5月3日,“五四”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党策动吗?

”他指出:

“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

”。

我要问你: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毛泽东在哪?

在干什么?

2009年7月21日(星期二)晚11:

22

回复:

陈独秀参加了,毛泽东在北大当管理员。

2009年7月22日(星期三)上午6:

36

范一鸣:

你绝对不会想到,五四运动是梁启超和蔡元培暗中促成的。

五四之前的背景: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北洋军阀渐趋分裂,中国形成更加混乱的军阀割据局面。

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后以国务总理总揽大权,拒绝恢复约法,推行“武力统一”政策。

段的“武力统一”政策引起了直系和西南军阀的恐慌。

西南军阀基于自身利益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但暗中与北方军阀勾结,迫使孙中山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之职。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在直系与西南军阀的联合斗争中归于失败。

皖系在军事上受挫后把主要精力投到新国会的总统选举上,由于“冯段交争,同归失败”,徐世昌因其“本非西南深恶痛绝之武人且又德望兼全为众口所推戴,而其主张素倾向于和平方面”,又其“在野之时处政局杌臬之中即具有调停人物之资望”,于1918年9月4日被新国会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被选之初,广东军政府就以“护法”为名警告“非法之举不能就也”。

同时,徐世昌也不想成为为皖系的橡皮图章、“盖印”工具,于是在就任后积极调和北洋,努力促成南北和谈,以期巩固自己的总统地位。

   这时,五四运动的主角之一——著名学者梁启超出现了。

他聚集了前进步党人,重新组成了一个政治团体“宪政研究会”,以学术为名行政党之事,被称为“研究系”。

梁希望抓住通过南北和议机遇,进行一次运作,他导演的这出大戏直接后果就是五四运动。

   1919年初,徐世昌忽然令梁启超建立“国民外交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智囊机构。

梁启超从此想逐渐夺取外交部的领导权。

时任外交部长陆徵祥是袁世凯派系中人,在巴黎和会谈判过程中,代表团就收到国内传闻称梁启超要代替陆徵祥执掌外交部。

   梁启超借口去巴黎开经济学学术会议,来到处在风口浪尖的塞纳河畔,此行实际目的乃是刺探中国代表团的外交动向。

梁成功看到了代表团持有的机密外交文件,其旗下的《晨报》随后高调披露“国民政府与日本密谋出卖山东主权”之事。

   我们再看当时南北和议的状态。

由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位置极端重要,南北首脑都奔向巴黎希望积极联络政治势力。

安福系控制的外交部压迫使团签约履行中日密约,在法华人“爱国人士”纷纷对使团成员施加人身压力,很多代表被无端围攻乃至受到生命威胁。

在此关键时刻,五四运动在北京猛然爆发。

   巴黎和会6月28日才签约,但五四运动却爆发在近两个月之前,原因何在?

原来,五四是一次偶然游行(与之相对的是惯例游行),因为5月7日是《二十一条》签订的“国耻日”,到时各地都会有惯例性的大游行,借势发动当然最方便。

   这时五四运动第二主角——教育家蔡元培出现了。

蔡元培时任北大校长,并有一个隐蔽的身份:

国民党中常委。

蔡还是梁启超组建的“国民外交委员会”委员,对巴黎动向了如指掌。

5月2日晚,蔡元培召集北大最活跃的学生领袖,包括罗家伦、许德珩(九三学社创始人)、傅斯年等人,鼓动他们“为救亡图存而上街游行”。

5月3日,游行声势不大,蔡元培复令许德珩等人,去北京其他学校搞串联,扩大游行规模。

   据罗家伦回忆,5月4日游行队伍首先抵达东交民巷使馆区,发现军警戒备森严。

学生要求穿过使馆区被警察拒绝,警方对游行动向一清二楚。

硬闯不成,学生们决定“那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杀奔曹汝霖家。

   曹汝霖家也被军警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是学生们翻墙跃入曹宅时,警察竟然熟视无睹!

罗家伦回忆称“军警被我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无疑是很夸张的说法。

曹、章、陆三人与一个日本人正在曹宅议事,见势不妙,曹汝霖换上军警服装跳窗逃跑,章宗祥和陆宗舆两人被殴。

曹宅(即赵家楼)亦被学生焚毁。

   看似顺理成章的经过,却流露重大疑点。

罗家伦回忆说,很多学生冲进曹宅后,“从身上掏出自来火”。

直到火起,警察才开始抓人。

我们可以判断,学生游行路线和放火是经过策划的,警察的怪异反应也是经过指示的。

   许德珩(你爷爷参加的九三学社第一任社长)是当时的点火人之一(还有毛后来的同事匡互生及匡北师大的同学俞劲)。

他29岁才入北大读书,此前曾面见过孙中山,是国民党搞运动的一把好手。

蔡元培十分感谢这些游行运动冲锋在前的主力,在他离职、许出狱回老家之后,还曾写信给教育部,推荐许德珩拿资助赴法留学。

   时任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是徐世昌心腹,获令只有到学生放火后才能行动,要“文明对待学生”。

由此可见,从当时的利益格局看,必须先形成群体性事件,警察的表现也就不奇怪了。

   当时逮捕学生的人数少,时间晚,下狱待遇也特别好。

反过来,章、陆被打后,徐世昌也派人探望并发放巨额抚恤金。

段祺瑞愤怒地命令曹汝霖把抚恤金退回去,不能被收买。

  然而,北京的情况传到外地,就被形容为“北京警察严酷镇压学生运动”并成为主流报道。

  上海学生上街游行有国民党支持。

当时国民党在上海势力不强,不足以作充分的煽动组织,故派遣唐绍仪抵沪召集学生领袖。

当时的上海联合学生会领袖回忆说,唐绍仪派心腹对他们进行了培训。

此后,这些“运动健将”纷纷成为孙中山、唐绍仪的秘书人员,地位甚高。

   南方军政府为何要这样做呢?

显然是要对北方政府施压。

徐世昌、梁启超、南方军政府三方合谋,发动了五四运动,但广泛游行闹事的后果已超出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

唐绍仪自以为南方军政府在施压方面已占优势,在南北和谈中遂强力压迫北方,企图使段祺瑞屈服。

不料唐过于乐观,过激要求被段祺瑞全面拒绝,直接导致和议崩溃。

   梁启超“研究系”的控制力也不足,导致北方政府方面也认为北京学运过激。

蔡元培则为承担后果而去职。

段祺瑞在主流媒体上发动了大规模的舆论反攻。

他们攻击梁启超,炮制了所谓“卖国事件”,称梁在法期间和日本有密约,并披露了梁与日本讨论“东方问题”的电报。

北京局势自此开始反转。

   林长民(林徽因之父,研究系人物,在五四运动中曾抬棺上街游行)等也都遭到舆论攻击,北京局势失控。

徐世昌见势不妙,显出中间派的本质,转向段祺瑞示好。

自此,五四整个过程告一段落。

总的来看,五四运动是各种反对段祺瑞的势力结合起来,发动了群众运动,并使运动蔓延至全国。

   出席巴黎和会的外交官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外交是一件需要妥协的事情,而“国民外交”屡屡要求的“100%大胜”是不可能目标。

当时耐人寻味的是,北京方面其实没有给代表团任何签与不签的指示。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认为这个决定不应由代表团独自下达,北京却令陆自行裁决。

   “国民外交”导致了中国的外交灾难。

中日密约谈判中,注明双方都有保密义务,但中国方面由梁启超将内容公开。

日本原本要求双边解决山东问题即可,中国则希望将山东问题装入整个凡尔赛合约的国际外交框架中,力求对日主动。

五四的煽动使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无可挽回,日本决心不再给中国留面子。

此事最终交由国联裁决。

   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其可悲之处在于事实并不为人所了解。

五四运动莫名奇妙地成为国共两党都要纪念的节日。

五四运动的真实影响是,首先使巴黎和会大局被搅乱,其次是南北和谈崩溃,第三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梁启超从此淡出政坛。

   群众事件如同野兽被放出笼,你可以释放它,但一旦它获得了自由,你就不能再左右它了。

它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比如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个观点非常正确,你可以找电影顾维钧的《我的1919》进行佐证。

   上期思考提正确答案:

陈独秀、毛泽东都没有出现在五四行动现场。

陈独秀因“嫖娼”事件(也许是反对派的污蔑、诽谤)已于四月份被迫辞职离开了北大去了上海;毛泽东则在3月上旬就因为刚从章士钊处募得2万元去法国勤工俭学款回到韶山冲向亲人道别,只是因为还没搞清运动的意义,一直在冷眼旁观。

   一个月以后,陈独秀才起草并亲自散发了著名的《告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

6月11日夜,陈独秀在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向游客抛撒传单时,当即被北京警察厅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密探逮捕。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沸腾。

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青年学生纷纷通电发函营救。

革命青年毛泽东这时已回到长沙,于是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指出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而“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

“陈君为这两样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

”但是,“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文章结尾写道:

“我祝陈君万岁!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本期思考题:

   1、五四发生时胡适在哪?

什么态度?

   2、还有哪些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参加了五四运动?

   3、林徽因是谁?

   4、柳直荀死于何人之手?

   5、火烧赵家楼究竟对不对?

   6、五四运动当天中有人死伤吗?

2009年7月23日(星期四)晚9:

41

回复:

1不知道

2是学生发动的其中到是有很多文人其他的我不知道

3梁启超的儿子的老婆与徐悲鸿还有说不清楚的关系三人关系很复杂与梁启超的儿子都是建筑学家人民英雄纪念碑

4、不知道。

5我支持。

6没有吧北洋政府没胆子对学生怎么样

2009年7月23日(星期四)晚10:

52

上期思考题批复:

1、胡适当时也在上海,他责难了五四事件中的打人放火行为。

2、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任弼时、邓中夏等参加了五四运动。

3、林徽因的老公叫梁思成,和林有感情纠葛的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

4、我认为不对,中国的暴力革命就是由此而开了先河。

5、同意。

徐世昌、段祺瑞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开明、最民主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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