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述先老师访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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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述先老师访谈
劉述先老師訪談
訪談地點：
中央研究院劉述先教授辦公室
訪談時間：
2009年9月2日
訪談人：
朱元魁
問：
請問老師是如何進入到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
答：
這個跟我的家庭背景有關聯，因為我的父親是北大畢業的，但他並沒有從潮流走，所以他一向是對於中國的傳統非常尊重，所以我從小就受到父親的影響，就對於中國的傳統從來沒有否定或鄙視的態度。
那麼我十五歲就離開家，那時候共產黨剛好打到上海來，那麼剛好，我們家拿到兩張飛機票，可以從上海飛到廣州；我的父親感覺到那時候兵荒馬亂留在上海，我是我們家的長子，我堂哥是她們家的長子，加上他功課不錯，所以父親那時候有個想法把我們送出來，當作是給我們家留下一個讀書的種子。
所以我們1949年的五月就坐飛機到廣州，在廣州等進入台灣的入境證，兩個月後我們就到了台灣，所以我就開始離開家自己生活，這個經歷對我很重要，否則我根本不會走上哲學的路。
離開家後，什麼事情都對我很茫然，個人前途很茫然，國家民族文化前途也茫然，在此情況下，我就決定要念哲學。
我到了台灣後念成功中學念了兩年，然後考台大，那時候還沒有聯招，我也沒跟任何人講我第一志願念哲學，其實我父親也不贊成我念哲學，因為我父親在抗戰時留在上海，他不願意在敵偽底下做事，所以逃到廟裡作和尚。
他對宋明的理學本來就有很深的認識，後來發現不能滿足他，結果他運氣很好，在上海的時候見到華巖宗的座主，叫做應慈，應慈大法師收他做徒弟，我父親後來歸宗於華巖。
對於一個信佛的人來說，哲學只是思辨，只會成為障礙，所以他並不鼓勵我，這是一種考慮；另一種考慮是我離開家時，雖然家裡給我們一些支付，可以堅持一段時間，但總要有個謀生之路，在一般的印象中，哲學不會是可以謀生的工具。
可是，我在我的經歷情況來看，除了哲學，其他都對我沒意義，所以我也不管我父親怎麼想，我就是要進入哲學系，最後也如願進入了哲學系；那當然運氣很好，進入到大一上就碰到了方東美老師，方老師對於哲學有一個非常大的宏觀，一下子就把我吸引到了哲學中。
從那時候起，我就把我一生都投入了哲學之中，就是我一輩子就獨孤一位，從頭到尾都哲學史；可是一開始我並不是做中國哲學，我是做世界哲學。
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從五四之後，就徹底否認這個傳統，可見這個傳統是有很大的問題，而西方是徹底的強勢，當然她們有我們不可及的地方，所以我第一步就是要把西方的源流弄清楚，然後吸收西方最新的成果，回頭來看我們中國自己的傳統，有怎樣的意義與價值。
所以我在台大的時候，就跟了方先生念柏拉圖、跟陳康先生念亞里斯多德，都是以西方哲學為主。
到了我大學畢業休學一年後，回來念碩士班，那時候我的碩士論文是做凱西勒，這個名字也是從方東美老師那裏聽來的，所以我聽到他的「論人」，也就是文化哲學的概論，我覺得很有興趣，就把它給翻譯出來。
這本書在1959年就出了，所以我一開始完全是走西方哲學，可是不是完全西方哲學，因為我走的是方先生的寬廣的文化哲學，我們台大那時候恰好符合這個需要，那時候台大的學生要念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印度哲學史，所以我三個東西都有念。
有這樣一個宏觀的背景，然後回過頭來看我們中國自己的一個傳統，這個傳統雖然不是我研究的對象，可是我從小就有一種想法，像我父親寫信告訴我的：
儒釋之道，如日月經天；儒家與佛家的道理就像太陽跟月亮一樣經天。
所以我沒有經過五四反傳統的東西，而是放在一個寬廣的世界哲學的背景，雖然知道中國哲學有不足之處，也有其寶貴的資源，所以這到我後來的想法，這叫做傳統的資源與限制，我們傳統有很多寶貴的資源，也有其限制，這兩個東西是一個根出來的。
所以一直要到我拿到碩士之後，然後我父親的朋友牟宗三先生，我一到台灣就有跟他聯絡了。
我就把我大學寫的論文都告訴他，所以他在我很年輕的時候就介紹我到《民主評論》還有香港出的人生雜誌上面寫文章。
所以我碩士一畢業，那時候東海大學新成立不久，東海有一個特色，她們注重通識教育。
那麼通識教育的課程本來是牟先生教的，他本來是附屬中文系，那時候東海沒有哲學系，他要去教比較中國哲學的專業課程，通識課程要找個年輕人來教。
那時候徐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徐先生跟牟先生就請我到東海去教通識，所以我並不屬於任何系，是屬於文學院的；但是徐先生跟牟先生是中文系的，所以我就掛單在中文系。
去了東海以後，我就耳濡目染，一方面跟了牟先生，他那時候沒結婚，談宋明理學，而徐復觀先生做思想史，牟先生是哲學的徑路、徐先生是思想史的徑路；我受兩位的影響，所以在東海的時候雖然我教通識，通識本來就是中西印三個傳統包括在裡面，中國的部分就是耳濡目染加強，可是等我出國後就轉為以中國哲學為主。
問：
老師先前有提到，機緣巧合得到兩張機票，想請問老師為何在那時候會選擇以前往台灣作為主要的方向，而不是直接往國外發展，有無什麼特別的考量？
答：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跳板，所以我堂哥考進台大後，在台大念了兩年就出國了。
我是念了兩年中學，才進了台大，進了台大後就是以我的志趣為主，台大畢業後並非沒有出國的機會，那時候同時有三個人跟了方老師念，那成中英是外文系的，但是他念了很多哲學課，他就拿到了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獎學金，在台大考取了哲學碩士班，但他念了一下就走，在華盛頓念了兩年碩士後，然後就拿到哈佛的全額獎學金，他就在哈佛念了博士。
我的情況也可以走這樣的路，我的情況跟成中英的情況不太一樣，我一個人在台灣很難出的去，這是一個問題；還有個問題，我也拿到了西雅圖的學費獎學金，那個時候能拿到學費獎學金已經到頂了，不能拿到更多的錢，但是那樣子出國，就不可能專心作學問，就得去打工賺取生活費，那時候很多台灣出國的人都是這樣的，像成中英也做過這樣子。
我那時候覺得自己中國西方哲學的底子都不夠，所以大學一畢業出國留學不是最好的選擇，所以我就決定留在台大念碩士，那時候台大從我們開始才有碩士班，是一個全新的東西，所以我就決定留在台大。
台大碩士班念出來，很有趣的是，我父親本來擔心我念哲學沒有飯吃，可是我選了哲學的時候，一輩子從來沒找過事情，都是事情來找我。
那東海新成立後，徐先生跟牟先生就找我去教通識，我在東海教了六年後，東海一直想送我出國，那剛好那時候美國的南伊大，新成立一個博士班，她們的一個教授跑到東海來參加中國文明的研討營，他們主動跟我接觸。
ProfessorHarris就問我，我們給你全額獎學金，你就用不著憂慮生活，你願不願意來念我們新成立的博士班。
那我當然求之不得，所以通過Harris我就從東海跑到南伊大去念博士。
那我在那裡念的很快的原因是：
一般的情況是要念第二外國語，美國人念第二外國語要花兩年，我在台大就念德文，所以我一去德文就考過去；然後要修學分，要考博士的考試，那基本上是要考哲學史、知識論、形上學、倫理學，那對我也沒有困難，因為我在台大從本科到碩士念的都是西方哲學，到了美國只是補上美國當代哲學，所以普通人準備至少要準備至少兩年到三年；他們念博士都要花五年以上的時間，可是我考都沒有花時間，一邊選課一邊考試。
因為南伊大是一年三學期，所以我兩年六學期博士就念出來了，念出來本來準備回東海，可是我在南伊大拿到的獎學金是助教的獎學金；南伊大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一個是美國非常富強的領銜的州，他最有名的是私立的芝加哥大學，一個是公立的Urbana-Champaign香檳分校，他們是理工出名的，工學院在美國出名的，排名很前面，我堂哥就是去那裡念。
那時候伊利諾已經發展到ㄧ個階段，這個州要建立另一個大的大學，所以伊利諾是有多所東南西北大學，南伊大士離開芝加哥三百個mile，這個地區本來是農業的，缺少一個文化學術中心，所以伊利諾決定投資南伊大；南伊大又有一個很開闊的校園，附近全是湖泊，我們學校在校園內就有一個湖，這個湖一走就要兩個鐘頭，他自己裡面就有一個小的樹林在裡面，是一個自然環境非常好的學校。
這個南伊大的前身是師範大學，我們六零年代在美國，是剛打完仗，服員回來都生小孩，生小孩都要念大學，在此情況下美國的校園大肆擴張，南伊大的校長想在大學內擴張哲學系，所以這校長到外面去找人材來擴充這個系；在此情況下培植新的人員；南伊大創辦的教授有一個基本新的看法，這就是如果用完全學術的標準跟東西部的學校競爭不可能，但是如果培養一些人，既能做研究，又能傳道授業，把這個教育連起來。
所以南伊大後來變成杜威的研究中心，杜威死後，其後人就將杜威的所有論著交給南伊大，所以南伊大變成一個杜威研究還有美國研究的中心，是這樣一個情況。
在此情況下，同時把我引進去的Harris也在那教書，他是波士頓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第三屆的東西哲學家會議他就去參加，所以他就有一個比較哲學的規模，他自己就教中國、西方、印度。
我到了美國就作他的助教，通常一門課三個學分，教授說兩個小時，另外一個小時就分組讓助教去教，我就是在那裡當助教。
可是當我念了兩年後，這個Harris，他也沒結婚還駝背，身體很不好，結果他身體發生問題，他留下的課沒人能教了，你可以教西方哲學很容易，可是誰能教中國、印度，所以就臨時把我抓進去；事實上我博士還沒拿到的最後一個暑期，我就已經替Harris開始教東方哲學的課，因為我那時候在東海就已經是副教授的銜頭，那這樣的時候因為Harris生病，所以南伊大就問我能不能留下來再教一年再回去。
那我當然很願意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我就爭取東海的同意讓我多待一年，可是多待一年就發生變化。
因為那時候傅偉勳也出國了，他先到夏威夷去念碩士，然後回到台大去，在台大教書影響年輕人影響的蠻大的，如果我留在台灣，志願絕對不是只有待在東海教通識。
那我希望是到台大跟傅偉勳他們開創新的思維，可是傅偉勳對台大很清楚，他說如果你在台大根本不可能會有人用你，所以你還不如在美國發展一個新天地。
所以那一年我在聖誕節就到Urbana-Champaign去度假，因為我堂哥也在那邊當教授；我本來已經辭掉南伊大的工作要準備回東海；可是傅偉勳剛剛到美國來，他在香檳分校那邊念博士，他跟我談了兩天兩夜，他把我說服：
既然南伊大要發展比較哲學與中國哲學，他們要找一個美國、一個中國、一個印度人，既然你已經被他們看重中國哲學，你為什麼不留下去，所以我就被說服留下去，所以我等於是跟東海大學毀約，就在美國留下去。
問：
佛教對老師有何影響，老師又是如何由佛轉儒呢？
答：
由佛轉儒的話，倒不是方東美老師的影響，這就是另外一段故事去了。
事實上是受我父親的影響，我父親剛剛我有提到，是因為他抗戰時特殊的遭遇，所以他是由儒轉佛；就是抗戰的時候他不願意在敵偽底下工作，變成逃禪逃到佛廟裡。
然後我就到台灣念哲學，我父親也知道他無法阻止我念哲學，於是我們有通信。
其中一封信有提到，當前的知識份子中有兩個人是他最佩服的：
一個是熊十力、一個是陳寅恪。
陳是歷史家不太相關，所以我先把他給擺在一邊；熊十力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物，他就是我們現在認為的狹義的當代新儒家的開山祖師。
就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都是他的學生，那時候我父親特別給我介紹熊十力，把熊十力寫的《讀經示要》裡面，有一段他認為很重的東西抄下來給我念。
我那時候一唸熊先生那麼開闊的胸襟，我就很被他吸引，所以那時候我就到台大的圖書館去查書，因為暑假我一個人在台灣沒地方跑，還是跑圖書館。
台大圖書館就是有熊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1944年商務出的《新唯識論》，那是很難的一本書，因為我的背景懂一點佛學、又懂一點儒家，雖然並不是全懂，是似懂非懂，就感覺到跟他的心意可以相通。
所以是在念本科的一個暑假中，我唸熊先生的新唯識論我就有感應，我就寫信跟我父親討論哲學的問題；比較吊詭的是，我的父親是儒家轉佛家，我追隨熊先生的路，從佛家轉到儒家去了。
這是因為那時候熊先生，他的背景要補充一下，他為什麼要寫《新唯識論》，是因為他認為舊的唯識論不通。
熊先生曾經在南京跟歐陽竟無大師學唯識宗的東西，學了整整兩年，所以等於把唯識宗學的蠻深入的；在這個情況下，梁漱溟就把熊先生介紹到北大去教印度哲學跟唯識宗，那熊十力就去北大教書，在北大教書就教到牟宗三。
可是他一方面教，一方面覺得唯識宗說不通；從我父親的觀點來理解，講不通很自然，因為從華巖宗的判教來看，唯識宗只是大乘佛教的始教，最粗淺的。
華巖宗的判教叫做小、始、終、頓、圓，華巖是最高的，到了釋迦牟尼晚年最成熟的，所以我父親就教我華巖。
這也是很諷刺的，「不讀華巖經，不知佛富貴」，佛家本來是出世的，可是結果華巖宗有一種海歸菩薩都來讚嘆很圓滿的狀態。
所以熊先生看了唯識後很不滿意，有根本的問題：
把生滅跟不生滅結成了兩片，所以你把我們的塵世歸結到最後都是一些種子，這些種子含藏在阿賴耶識，阿賴耶識中文的意思是藏識，一個store；可是儲藏在裡面，種子有染有淨，染就是壞的、淨是乾淨的，那阿賴耶識就轉成了第八識。
熊十力發現這變成了兩重本體，本體怎麼能有兩個，所以熊十力覺得不能通，所以他覺得從唯識宗走下去，一直追到阿賴耶識的種子論，把生滅不生滅兩邊鋸斷後，沒辦法達到最高的智慧。
所以這時候他回到中國的易經，中國的易經是乾坤，它雖然是對立，但是它是一個東西，通過一個對立統一的方式以辯證的方式發展，所以他的體是一元的，不是多元的種子。
那麼在此情況下，所以熊先生覺得回歸到大易，易就是義，大易只是一個暫時的；所以他所謂的新唯識論，是舊的唯識論不可以通，所以我才要造一個新唯識論，來替代舊的唯識論，而這個背後根據的睿見，是易經的東西。
我自己老早就對易經有興趣，那方先生也是非常稱讚易經圓融的智慧，所以我反而是從佛家轉到熊先生那邊去。
那麼我為何沒跟我父親走到華巖宗那條路去，那是因為我跟了熊先生，後來又跟了牟先生走的時候，就發現佛家有一個問題是不能處理的。
是什麼呢？
就是「創造性」，佛家可以非常空靈的智慧，所以他可以轉識成智，可以有很高的智慧；可是佛家最根本的怎麼理解這個世界，它的理解是緣起性空，世界上沒有永恆的東西，緣聚就生，緣散就滅。
所以你要講什麼是性，他是空，所以這就是為何華巖宗說三論宗或空宗是宗教的。
講到最後唯識宗只是講緣起，描寫現象的世界怎麼緣起，可是你挖到本體去，它的本體是空的，當體即空，這個空並不是把杯子打掉才有空，因為這個杯子是緣聚才產生的杯子，他本身當體就是空的。
可是這樣一來，那麼宇宙中的創造性在哪裡，從熊先生到牟先生以來，對佛家提出最大的挑戰就在這裡。
我們發現中國自明以來的三教合一，三教有共通的地方，也有不共通的地方；不共通的地方：
道家說的玄智、易老莊三學、佛家講的是空智，緣起性空、儒家說的是性智，就是程朱說的性理之學，回歸到孟子、回歸到本心本性來說。
我就跟了熊先生在孟子的本心本性找到可以安身立命之道，我可以佩服華巖宗很高妙的境界，可是到了最後要在華巖宗還有熊先生所謂的大易，兩者取一，我選擇了儒家，不是佛家。
所以佛家是把我引進到宋明理學的一條路，因為宋明理學在歷史上也是這樣，為什麼叫做新理學，就是因為理的觀念在先秦不是重要的觀念；先秦只有禮儀的禮，天理的理是要到華巖宗講理事無礙法見光才是重要的觀念。
所以宋明理學的興起就是因為面對佛教像是禪宗、華巖宗的挑戰，所以他有非常複雜的形上學、宇宙論、倫理學來對抗佛教這套才興起。
那牟先生就是最深入這塊，所以我後來從熊先生、方先生從易經領出來，到最後真正我能夠落腳的地方是宋明理學的心性論，反倒跟牟先生合。
所以我最早不是走牟先生那個路線，是走熊先生、方先生那個路，才回歸過來，所以我是從西方到中國，由佛教回到儒家。
問：
所以老師是在東海的時期開始專心的往中國哲學的方向深入研究嗎？
答：
不是！
因為在東海的時期，那時候牟先生已經在《民主評論》上講朱熹、講陸象山的文章，我看了以後，理解的也不深入，所以那時候並不是我研究的中心。
我在東海那段的研究中心，還是我研究生時代的東西，一家一家我把他現代新哲學做過去。
所以我在東海發表的文章都有過去研究的東西，是我到國外去以後才專注到那裡去。
這裡面，又要講到兩個轉折點：
那一個轉折點是，熊先生跟方先生之間，方先生比熊先生年輕十歲，但他們是同輩論交，而且是論道不合的；熊先生講見體，只有中國的哲學才見體，西方的哲學不見體；可是方先生認為柏拉圖就可以見體，所以他們是有爭論的。
那抗戰的時候方先生把書都丟掉，所以跑到重慶後就看佛經，他對熊先生說佛經的東西，他也不同意，他們中間有過筆戰；可是方先生很君子，因為熊先生的信不在了，所以他也不肯發表他單方面的信，一直到晚年他的學生才把它發表出來。
可是方先生是到晚年才講華巖，我跟方先生那段的時候，那時候他講的只是referto，他講的華巖都是以後的事情，跟我沒什麼關係。
所以在我東海的時期，受熊先生的影響是，就是我已經感覺到方先生的東西的不夠；而感覺不夠，一方面是受牟先生的影響，遠一點是受熊先生影響。
因為方先生有一個很宏觀文化哲學，所以他教我們念哲學要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你不要一進來就鑽到ㄧ家哲學去，這樣一來，深度也好、廣度也好，通通都不夠。
可是我後來跟了方先生這麼多年發現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
方先生雖然有一個這麼大宏觀的哲學架構，但我要落腳在什麼地方，方先生沒有交代，所以方先生是一天到晚這樣講：
你不要先否定一個東西，要先進入到ㄧ個入乎內，把人家的精髓抓到，可是抓到之後他認為有個危機，這個危機就是一旦到達好而甘之的時候，就變成他的信徒，被它牽著鼻子走。
所以方先生彰顯的是一個批判意識與宏大的架構，不讓你舒服地在一家一派裡面，可是這跟我追求的東西有距離，我就是我要落腳到什麼地方，宋明理學講的最後落腳的就是方寸之地。
可是這點是方先生比較欠缺，所以牟先生就對著我批評我的老師方先生，用他的話來說：
是一個觀賞型的哲學家，它可以觀賞人家高妙的境界，可是他的commitment終極託付在哪裡不彰顯，而這個恰好是新儒家最彰顯的部分。
在這個情況底下，我的文化哲學的宏觀是繼承方先生，可是這是散之彌於六合的大東西，收之退藏於密，那個你要心靈的方寸之地要收到什麼地方去？
我是從這個地方，我認為牟先生跟熊先生要見體，要往中國的心性之體去，要回到宋明理學；所以我沒跟著方先生也沒跟著我父親走，而是倒過來受了熊先生跟牟先生的影響，當然受牟先生的影響也是我在東海這段。
可是並不是因為我做了研究，而是我在感應上，我瞭解比較收到方寸之地去，才有立根基的地方，這是我說的一層轉折。
為什麼會從方先生跟父親轉到牟先生、熊先生那裡；為什麼牟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後來居上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可是我在東海的時候，研究方面還沒受到影響，因為根本還沒深入，我真正轉到中國哲學是要到美國以後，到了美國以後又有一個什麼機緣就是Dr.Harris，他是波士頓學派的所謂personalism那個系統下的，他已經就是往宗教哲學那方面移動。
那我在東海的時候對宗教是不接近的，因為東海雖然是一個教會學校，但他們是很open的，他是個新教的學校，可是馬上東海一找，外面就有一個天主教堂，所以他們很開放；然後東海因為請了徐復觀、牟宗三、我這些人，所以變成新亞書院之後當代新儒學的一個中心，所以東海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地方。
那時候東海那些人也希望我多瞭解一些基督教的神學，甚至推薦我去紐約的一個基督教神學院去，可是申請沒成功，也就是沒這個緣分了。
可是Dr.Harris把我介紹到南伊大去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機緣，就在芝加哥，就是一位大師HenryNelsonWieman，他是我的老師，他的背景是什麼？
他年輕的時候是弄德國哲學，又弄Whitehead，然後才轉進了神學，他自己發展了一套神學叫做empiricaltheology。
這個字要翻成中文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東西，叫做「經驗神學」，神學是講超越的，你怎麼講經驗神學呢？
Wieman的經驗，是通過杜威講的經驗，不是窄化的經驗，而是杜威的那種整合的經驗。
大家唸杜威的時候，因為受到胡適的影響，只了解杜威最粗淺的東西，完全對杜威沒什麼理解。
可是我是從杜威的中心出來唸出來的，所以杜威的重要著作全都在裡面，杜威最重要的邏輯，是LogicofTheologyInquire；他的形而上學是ExperienceofNature；他的美學是OthersExperience，都是非常大的書；還有一本，被人家忽視的一本小書叫做ACommonFaith。
所以杜威不是排斥宗教，他是認為人性不可能有最後的完成，所以在不斷的追求有一個不斷超越的嚮往。
從這個嚮往可以跟宗教接頭，可是他只有宗教的嚮往，沒有宗教凝聚的落實，所以他差了一步。
可是我的老師Wieman就把杜威跟懷德海結合起來，懷德海跟新的神學結合起來也是很特別的，因為從Wieman的觀點來看：
西方的神學根本就走錯路，為什麼走錯路呢？
從中世紀以來就把上帝呢！
講成不動不變的庇蔭，這樣一來上帝是不變的永恆的、超越流變的；可是到了現在的思想跟以前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processphilosophy，就是過程哲學。
所以懷德海就是說過程、杜威也是說過程，這個東西要怎樣去會通，所以芝加哥學派裡最重要的人物就是CharlesHartshorne，他就是從懷爾德的過程哲學轉出了過程神學，而懷爾德有一個最重要的觀念就是：
上帝不是不動不變的，他自始至終維持自我的同一性，但他自己的內在有一個變化過程。
所以懷德海可以講上帝的原初性與上帝的厚德性，所以上帝這個體可以有不斷變化的過程，可是萬變不離其宗，並不是在上帝外面有變化，而是上帝內部有變化，所以後來這個過程哲學就變成新的流派出來。
所以我的老師說經驗神學，就是說如果上帝真的是永恆不變不動在彼岸的東西，他跟我們的生命有什麼影響，無關嘛！
所以我的老師Wieman把上帝理解為創造性交流的東西，這種東西是在我們生命就可以體證的，所以你看你講這個東西的話，對我來說是奇怪的！
他一輩子沒研究過中國的東西，也不了解易經，可是跟我們易經講的東西完全一樣。
所以我跟Wieman講易經的東西，他也是完全不可以相信，所以我們兩師徒一拍即合，所以Wieman那時候已經八十歲了，他收我做他一輩子最後的一個博士生，所以到我畢業的時候我們兩個同時拿博士，我就拿哲學博士、我的老師就拿南伊大的榮譽博士，我們一起畢業。
然後Wieman當然對我是欣賞有加的，所以我後來看到他寫給我的介紹信，他一輩子教了幾十年的書，他的學生已經變成一派宗主了，他說這個學生我教出來的，是不比其他人遜色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可以這樣會通的，那過程神學到後來，現在Boston神學院的副院長白詩朗（JohnBerthrong）寫了一本書叫做《普天之下》，他也是朱熹專家，他也是芝加哥拿的PHD，他就是一個過程神學；然後波士頓的前神學院院長南樂山（RobertNeville）就寫了一本《波士頓儒家》，就認為他雖然是一個新教徒，但是他的終極關懷跟儒家可以通，所以有這條線可以轉出來，這就是我說的第二層轉折。
本來我們跟基督教的東西完全拉不上關係，可是你基督教的神學可以轉出，從過程哲學轉成過程神學；我們可以從易經轉成心性之學，那兩邊就可以合。
所以我到美國的轉向就兩個轉向，第一個就是文化哲學轉向宗教哲學，這不是說我丟棄了文化哲學，因為文化哲學是一個宏觀，裡面真善美都在裡面。
那我怎麼理解宗教呢？
從凱西勒就是把宗教當成是文化的一份子，宗教根本就是我廣義文化哲學的一環，可是我不能什麼文化都做，所以我把自己收窄到宗教哲學的範圍裡面，是這樣一點；另外一點就是說，如果我繼續做像我博士做的一樣，那當然沒什麼困難，但是那個對於西方或是我們中國增加了什麼，也沒增加太多，所以要讓我自己在東西兩方面發生作用的時候，一定要轉向。
所以我在南伊大的時候，就變成用西方的語言來講中國的哲學，把我所理解的東西用西方人可理解的方式表達出來，所以從七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紀末，我寫的英文的東西很多，我寫了超過六十篇論文、有兩本書，所以西方人後來很多就是從我、杜威裡面、成中英這些人過去的。
然後在中國哲學方面，我到南伊大以後我就發現，我不能只是講一般性的中國哲學，講一般性一定要有深厚的基礎，要有個根源在那邊，那西方至少我做過凱西勒，那中國我要落腳在哪裡？
我選擇的就是朱熹，雖然朱熹被牟先生批，但朱熹是一個總匯，千頭萬緒就要匯在這裡，才有個東西做。
所以我就轉過來做朱熹，可是我做朱熹是從宗教哲學的角度來做。
所以把過去當代新儒家所不夠的那一面給發揚出來，這從1970年開始就是這樣，所以那時候像西方介紹當代新儒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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