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乡村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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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乡村

新兴小国文莱达鲁萨兰国

在东南亚加里曼丹岛北岸的中部，有一个新兴的小国文莱达鲁萨兰国（简称文莱），在马来语中是和平之邦的意思，是南洋群岛中出名的石油富国。

她有丰富的资源，因此经济安定，国民也不必缴税甚至连医疗及教育也免费。

文莱的国旗是在独立时所制定，因为大部分国民是回教徒，故在国旗上绘出明显的回教色彩。

文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2011年人均GDP为48333美元，位居世界第六。

世界最大的水上乡村

该国首都斯里巴加湾市，马来语意思是尊贵神圣的公爵之城，是文莱苏丹哈桑纳尔?

博尔基亚登基，为纪念其父奥乌阿里赛福福丁爵士的功绩，改其父的尊称斯里巴加湾为首都名。

在这个城名中的湾是译音，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海湾。

那里原本是文莱河入海处沼泽地，马来人在水面打下一排排木桩，在桩面搭建木屋茅舍，形成几个水上村落。

1929年开发石油，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新市区，现已形成8万人的城市，但仍有3万人住在水上，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水上乡村。

水上乡村生活面貌

水上乡村实为旧城，有街巷之分，处处可见现代化生活的痕迹。

许多木屋漆上鲜艳颜色，窗户安了玻璃，室内有彩电、收录机、电炊具，室外有小汽车（放岸上）或摩托艇。

人们完全有经济能力在陆地建屋，但由于长期居住已成习惯，况且水上风凉，谁也不愿意迁走。

政府只好在水城建设水上学校、水上医院、水上商场等等，以改善水上居民的生活。

看完这篇文章，相信大家对文莱，这个号称世界最大水上乡村有一定了解了吧，大小尺度自在心中，希望大家喜欢。

没有条件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人们憧憬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

人们约定俗成的市场话语在农民群体边缘化、农村经济凋敝和农业难以可持续的语境中，已经变得很尴尬。

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政策讨论，又有多少在这样的三农问题上是不尴尬的？

了解中国改革“前史”的人还应该知道，其实在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农业也从来就不是一种符合计划经济特征的生产，因此才有所谓“改造农民”的问题。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人们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过于意识形态化，很多学者既反感宣传，却又把宣传的东西真地当作事实、并且引证为分析依据，于是，当人们不假思索地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已经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话语作为立论前提的时候，对现实中的三农问题也就失去了解释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搞农村政策的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

大包干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多；所以才要深化改革。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当年的政策过程难以作解释，更不愿意参与争论，任由学术界对农村问题“贴标签”，于是许多人以为大包干就等于土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

可实际上，无论是已经被当作万恶之源的“计划经济”，还是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市场经济，显然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

二、政府为什么失灵

政府对三农问题十分重视，而且从各种文件的强调程度看，是越来越重视。

但是，由于政府所属涉农部门在农业收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的部门体制局限而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于是，只能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不断强化垄断体制。

尽管这种垄断

可以凭借政府行政权利参与对小农经济的剥夺，但由于这些部门同样难以解决与9亿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即使在个别、短期上似乎可以借政府名义为部门牟利，也难免在使农民现金收入下降导致的生产投资能力不断下降的互动中，最终演化出与其意图相反的结果。

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恰恰就是现行部门垄断体制本身，导致政府提出的各项支农政策失灵。

举例如下：

例一，“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

这个一向不容置疑的提法，有两个被有意无意绕开的问题：

一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遵循西方的技术路线搞的科技成果，大都是技术替代劳动，这使得被专家们在实验室里欣赏的、得到各种奖状的科学技术成果，因为与我国的国情不符而导致其应用率和所谓“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难以提高。

然而，专家学者们不知自我反省，却反过来抱怨农村的技术推广困难，并且，一方面要求政府再进一步增加科技投入，另一方面甚至要求重新恢复计划体制下才有效的、财政拨款的科技体系。

二是，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改革前这些前期成本由国家支付，现在谁来付？

正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所以人们讲知识产权保护，亦即，技术是要拿来卖的。

但是，在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兼业化的小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例二，提高产业层次，靠“产业化”解决农业的出路。

当然，这是一个靠提高外部规模解决小农经济问题的似乎很合理的政策思路。

但要真正落实，也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首先，在我国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而任何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都会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部门下伸的单位垄断、并且必然凭借加强垄断来获取利润的时候，农民只能在农业生产中活动能产生利润吗？

如果不能，农民怎样搞产业化？

其次，如果农业产业化是农村外部的企业搞，那么，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

在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仅仅凭借政府号召或者发布文件，就能把那些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工商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

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例三，强调“农业投入政策”。

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的说法很常见，也毋庸置疑。

但如果有机会下乡，人们就会了解到情况并不那么乐观。

且不说政府增加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就算政府真打算投，相对于2亿多由于兼业化经营而普遍需要资金的农户，政府资金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符合政府投资要求的农户？

从我们在基层调查的情况看，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

一方面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

另一方面，最近10年农业成本平均每年增加10％，而农产品价格连续4年低迷，投入越增加，反而使得农业的负效益更严重。

三、几个具体问题的认识误区

当前第一个值得讨论的认识误区还是土地私有化。

80年代我们搞土地制度研究的时候，并不比现在的人们聪明。

那时我们出过一本专题讨论土地制度的书，书名是我建议的，定为《产权、流转、规模》。

那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同这种逻辑：

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流转，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就能够参与国际竞争。

好在，我比别人更有条件多下农村。

于是，带着这个逻辑我们去农村基层开展试验，经过10年试验之后，我这个认真搞基层操作的试验员才终于明白，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

可惜，今天的人们，尤其那些坐在书斋里的人们，还在继续唱着我们“昨天的歌谣”。

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

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

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也没有条件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

因此，中国农业事实上不可能依靠提高土地的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

这些所谓照搬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中国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其实，在我国现行的社区所有制的土地制度条件下，很多地方都有通过“反租倒包”、“承租返包”等租赁形式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也有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搞的市场化土地流转。

但令人遗憾的却是那些学者们，他们对这些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似乎兴趣不大，有的甚至批评为“非驴非马”；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非要农民按照洋人书本上的理论做他们才满意呢？

近年来尤其值得重视的趋势性问题是，在农业收益过低和农民负担过重的压力下，农村土地出现大面积弃耕，上亿农民流入城市，客观上造成企业以各种方式征占农民土地的历史机会。

有些教授对此作出简单判断，全面肯定土地大规模兼并集中的市场化意义，并且以此证明农地私有化的现实性。

尽管在鼓励工商业资本介入农业这种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下，这在某些地方可能是难以遏止的趋势；但从历史教训的对比看，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循环往复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民革命，也主要在于中央反复强调并且落实了基本制度30年不变的政治承诺。

据此，亿万农民仍然相信中央政府。

否则，人们无论如何作不出乐观的前景分析。

第二个认识上的误区是把美国的现代化农场与我国做简单类比。

在很多学术场合，那些去过美国的官员和学者都喜欢举美国农业的经验来教育我们这些埋头在基层搞调研的人。

可这种证明美国多么先进、中国多么落后的比较，真地就那么有比较意义吗？

了解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人们其实都可以先作个比较：

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像西方那样大规模对外殖民，例如英国就有3千万人口移民到美洲和澳洲。

中国基本上依靠内部积累推进工业化，特别是工业化加速的最近50年，更不可能象过去的欧洲国家那样，一旦人口膨胀了，在美洲、澳洲有大片的殖民地可以移民拓殖。

由此，我们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一直在增长，人均和劳均占有土地也就必然下降。

现在，美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面积是我国的200多倍，人们应该知道，农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地租，美国农场土地面积广大，地租绝对量大。

大农场的规模农业当然绝对收益高，这种条件，与中国的小农经济根本就无法相比。

因为我们这种以农民生存保障功能为主的土地，在大多数传统农区已经连绝对地租都产生不了，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就是负值。

综上所述，我提出“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问题，是希望人们能够反思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

所有从国外引进的学问，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的确都需要重新思考。

可见，书斋里的学者尤应“慎言”三农。

因为人们已经多年不了解基层情况，不做农户调查，往往习惯于意识形态化地在两个极端上争论。

本来，学者关注三农，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由于缺乏对国情的了解，人们可能会犯一些常识错误。

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把各种理论概念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的确有可能帮倒忙。

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也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

范文先生版权所有

近年来，人们不仅习惯于“唯书、唯上”的气氛，而且对“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现象也已经司空见惯，政策研究人员似乎有意回避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的问题，尤其避讳如何深化涉农垄断部门的改革；也鲜见有结合基层实践阐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讨论。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我才一再恳请人们理解：

我们农村形成的现在这种基本制度，的确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总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

倘若没有条件在农业外部的宏观环境上作重大政策调整，就应该继续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要轻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