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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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

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

王启鹏

【摘要】以文学反映现实,提倡有为而作,这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苏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口号,要求文学要能揭出社会之弊端,以引起疗救.苏轼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创作理论,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有关;而作者要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则必须具有政治预见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不屈精神.

【期刊名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032）001

【总页数】5页（P80-84）

【关键词】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社会现实

【作者】王启鹏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系,广东,惠州,516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社会科学

2007年第l期那32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o.l,2007GeneralNo.148Vol.32JOURNALOFZHEJIANGNORMALUNIVERSITY（总第t48JVD（SocialSciences）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王启鹏（忠州学院中文系，广东惠州516007）摘要：

以文学反映现实，提倡有为而作，这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苏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口号，妥求文学妥能揭出社会之弊端，以引起疗救苏轼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创作理论，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有关；而作者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则必须具有政治预见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不及精神关键词：

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社会现实中图分类号：

应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I00I-5035（2007）0I-0080-05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文艺创作目的，提倡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反对“元病呻吟”早在《尚书》里就提出了“诗言志”的命题，认为诗歌是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

从这一认识出发，《札记·王制》进一步提出：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I]（P2）苟子更是高呼：

“天下不治，请陈伯诗。

”［I）（PJ3）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I（I’13）到了唐代，自居易又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荐，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2（阴）坯说他的诗文“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Pl侃）可见，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苏轼除了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外，还受到其父苏陶的具体影响。

他在《南行前集叙》巾对创作目的作了一段非常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自少闯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

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3］（阳｝以后，他在《答蜀僧几演》中又说：

诗歌创作，“此道固亦浩泊寂寞，非以革开人知而鼓营也，但鸣一代之风雅而已”。

［3]（P1893）这都说明，文学创作是要有很强的目的性的，它不能仅仅是为了提高个收稿日期：

2005-09-01人的知名度，更主要的是要对社会能起到促进作用怎样的文艺作品才算是“有为而作”，才能对社会起促进作用呢？

苏轼认为，应该是：

言必中当世之过。

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

文艺作品要针对社会问题有感而发。

一、“言必中当世之过”提出的客观环境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自晚唐五代以来，文坛上就一直仔在着一种靡弱的文风l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j乱为了巩固他的统治，除了集中一切军政大权之外，还对官吏采取厚伴政策。

他曾鼓励官僚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

4（I也18）所以，北宋初年的官吏普遍追求卓乐，苟且之风盛行，士风不振。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形成风格崇高、独具特色的作品，反而是追求“用佳话丽句”的西昆体和险怪奇涩之风的太学体大行其道所以，随着北宋政治改革的兴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门益密切，西昆体和太学体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了。

在这种悄况下，天圣七年，宋仁宗曾两次下诏要戒除浮艳的文风，提倡平实的文风，并在诏书上说：

“脱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向。

而比来流风之敝，至于会萃小说，碟裂作者简介：

「启鹏（1947－），刃，广东~.IJ罗人，惠州学院中文系编审。

802007年第l期那32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o.l,2007GeneralNo.148JOURNALOFZHEJIANG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中当世之过”的口号，妥求文学妥能揭出社会之弊端，以引起疗救苏轼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创作理论，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有关；而作者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则必须具有政治预见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不及精神关键词：

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社会现实中图分类号：

应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I00I-5035（2007）0I-0080-05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文艺创作目的，提倡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反对“元病呻吟”早在《尚书》里就提出了“诗言志”的命题，认为诗歌是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

从这一认识出发，《札记·王制》进一步提出：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I]（P2）苟子更是高呼：

“天下不治，请陈伯诗。

”［I）（PJ3）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I（I’13）到了唐代，自居易又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荐，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2（阴）坯说他的诗文“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Pl侃）可见，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苏轼除了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外，还受到其父苏陶的具体影响。

他在《南行前集叙》巾对创作目的作了一段非常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自少闯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

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3］（阳｝以后，他在《答蜀僧几演》中又说：

诗歌创作，“此道固亦浩泊寂寞，非以革开人知而鼓营也，但鸣一代之风雅而已”。

［3]（P1893）这都说明，文学创作是要有很强的目的性的，它不能仅仅是为了提高个怎样的文艺作品才算是“有为而作”，才能对社会起促进作用呢？

苏轼认为，应该是：

言必中当世之过。

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

文艺作品要针对社会问题有感而发。

一、“言必中当世之过”提出的客观环境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自晚唐五代以来，文坛上就一直仔在着一种靡弱的文风l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j乱为了巩固他的统治，除了集中一切军政大权之外，还对官吏采取厚伴政策。

他曾鼓励官僚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

4（I也18）所以，北宋初年的官吏普遍追求卓乐，苟且之风盛行，士风不振。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形成风格崇高、独具特色的作品，反而是追求“用佳话丽句”的西昆体和险怪奇涩之风的太学体大行其道所以，随着北宋政治改革的兴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门益密切，西昆体和太学体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了。

在这种悄况下，天圣七年，宋仁宗曾两次下诏要戒除浮艳的文风，提倡平实的文风，并在诏书上说：

“脱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向。

而比来流风之敝，至于会萃小说，碟裂前言，竟为浮夸靡蔓之文，元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

”［5）（归）对太学体的遏制，直到欧阳修知贡举时才得以实现。

因此，苏轼兄弟参加的嘉拮二年的考试，对宋代文风、诗风趋于平易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据有关资料记载，宋代，就政治文明来说，乃是我国最为开明的时代，这给提倡平实的、干预社会生活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陈寅恪先生曾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邓广铭先生也说：

“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5）（附有何根据呢？

现举要如下。

1.政治开明，鼓励言政宋太祖赵匡后L建立宋朝之后，便制订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的政策，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得到坚持。

宋王朝除任用文人执政之外，还提高谏官的地位，鼓励言事，使“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延”。

口］倒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知识分子便产生了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的批评往往也直接针对君主和朝延。

而苏轼却在《辩试馆职札子》中更为大胆地提出了“君臣之间，可否相济”的观点，真可谓惊世之论。

宋神宗对苏轼的批评也非常宽容。

他曾对苏轼说：

“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虽脱过失，指陈可也。

”［6]（阳17）这样，更造成了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的和谐局面，正如欧阳修在《镇阳读书》中说的：

“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

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王朝为了鼓励知识分子言政，还改革了科举考试制度。

宋之进士科由初时专考诗赋进而改为兼试策论，或主考经义。

此外还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制科考试，让应试者探讨国家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这样一来，便有了相当激烈地直言批评朝政者的策对，如苏辙嘉桔六年（1061）的《御试制策》，虽引起了朝廷的一场辩论，但仁宗最后还是把苏辙录取了。

［5）（P4）2.重视知识分子，右文抑武宋太祖赵匡后L曾说“宰相需用儒者”，［5〕（归）并在科举考试改革中实行锁院、弥封及缮录试卷等办法，以防止舞弊；不问举子的门第出身，广罗人才。

宋太宗更是重视人才选拔。

他说：

“国家选才，最为切务。

人君深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

”[7）（阳I）所以知识分子参政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了。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认为，写文章当然就要“言必中当世之过”了。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宋代的开明政治，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学理论肯定也不可能提出来。

二、“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内窑从苏轼的有关言论来看，其“言必中当世之过”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

1.有意而言苏轼在《策总叙》中说：

“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这个“意”，就是指文章要言之有物，要有内容，不能言不及义。

如果文章有内容，那就是天下的“至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自古以来，在文坛上都存在着一种不良的文风，这就是浮艳的文风。

具有这种文风的文章，言之无物，只是玩弄一些华丽的辞藻。

南朝梁陈时代，曾出现过一次较大的绚丽的形式主义文风。

作者不光靠搬弄典故来写诗，而且以描写女性的姿态为内容，有的还带有很浓的色情味道。

刘串思对这些人曾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批评道：

“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弛夸饰，曹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故刘腮认为，此类诗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到了北宋初年，文坛同样也流行着一种绚丽的文风，苏轼对这种文风深恶痛绝。

他针对这种现象，向文坛领袖欧阳修进言：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

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

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

孚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i斩复三代之故。

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

余风未珍，新弊复作。

”［3）（PI4羽）苏轼还在《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中，对钱惟演等人的纤艳之体进行讽刺。

他说：

“五季文章堕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

故知前辈宗徐庚，数首风流似玉台。

”［6）（Pl513）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苏轼开篇就慨叹“大雅初微缺”，“粉黛迷真色”。

这就表明了苏轼对宋初文坛浮艳文风的不满，要下决心革除之。

苏轼对文章内容的要求又是什么呢？

就是要81前言，竟为浮夸靡蔓之文，元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

”［5）（归）对太学体的遏制，直到欧阳修知贡举时才得以实现。

因此，苏轼兄弟参加的嘉拮二年的考试，对宋代文风、诗风趋于平易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据有关资料记载，宋代，就政治文明来说，乃是我国最为开明的时代，这给提倡平实的、干预社会生活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陈寅恪先生曾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邓广铭先生也说：

“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5）（附有何根据呢？

现举要如下。

宋太祖赵匡后L建立宋朝之后，便制订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的政策，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得到坚持。

宋王朝除任用文人执政之外，还提高谏官的地位，鼓励言事，使“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延”。

口］倒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知识分子便产生了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的批评往往也直接针对君主和朝延。

而苏轼却在《辩试馆职札子》中更为大胆地提出了“君臣之间，可否相济”的观点，真可谓惊世之论。

宋神宗对苏轼的批评也非常宽容。

他曾对苏轼说：

“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虽脱过失，指陈可也。

”［6]（阳17）这样，更造成了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的和谐局面，正如欧阳修在《镇阳读书》中说的：

“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

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王朝为了鼓励知识分子言政，还改革了科举考试制度。

宋之进士科由初时专考诗赋进而改为兼试策论，或主考经义。

此外还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制科考试，让应试者探讨国家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这样一来，便有了相当激烈地直言批评朝政者的策对，如苏辙嘉桔六年（1061）的《御试制策》，虽引起了朝廷的一场辩论，但仁宗最后还是把苏辙录取了。

［5）（P4）2.宋太祖赵匡后L曾说“宰相需用儒者”，［5〕（归）并在科举考试改革中实行锁院、弥封及缮录试卷等办法，以防止舞弊；不问举子的门第出身，广罗人才。

才，最为切务。

人君深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

”[7）（阳I）所以知识分子参政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认为，写文章当然就要“言必中当世之过”了。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宋代的开明政治，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学理论肯定也不可能提出来。

有意而言苏轼在《策总叙》中说：

“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这个“意”，就是指文章要言之有物，要有内容，不能言不及义。

如果文章有内容，那就是天下的“至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自古以来，在文坛上都存在着一种不良的文风，这就是浮艳的文风。

具有这种文风的文章，言之无物，只是玩弄一些华丽的辞藻。

南朝梁陈时代，曾出现过一次较大的绚丽的形式主义文风。

作者不光靠搬弄典故来写诗，而且以描写女性的姿态为内容，有的还带有很浓的色情味道。

刘串思对这些人曾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批评道：

“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弛夸饰，曹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故刘腮认为，此类诗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到了北宋初年，文坛同样也流行着一种绚丽的文风，苏轼对这种文风深恶痛绝。

他针对这种现象，向文坛领袖欧阳修进言：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

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

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

孚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i斩复三代之故。

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

余风未珍，新弊复作。

”［3）（PI4羽）苏轼还在《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中，对钱惟演等人的纤艳之体进行讽刺。

他说：

“五季文章堕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

故知前辈宗徐庚，数首风流似玉台。

”［6）（Pl513）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苏轼开篇就慨叹“大雅初微缺”，“粉黛迷真色”。

这就表明了苏轼对宋初文坛浮艳文风的不满，要下决心革除之。

“酌占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

3（川3）具体来说，就是“以通经学占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

3］（阳6）所以，这个“意”就是“济世”和“救时”。

这一思想，苏轼是师承了欧阳修“我所为文，必与道俱”的主张而又有所发展。

欧阳修在谈到学“道”时，曾反对“弃百事不关心”的做法。

而苏轼的“道”，就比欧阳修的更为宽泛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苏轼还从文章学的角度出发来闷明“意”的重要：

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

文章以华未为未，而以体用为本。

国之将兴也，责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庭也，取其后而弃其先。

用合之间，安危攸寄。

（3j（P1363）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写文章，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部应该言之有物。

这个“物”，在思想内容上来说，应该是“通经学古”的、经得起考验的真理；在具体写作内容来说，应当是“救时行道”、“犯颜纳说”的，即要敢于指摘时弊，不怕得罪权贵。

苏轼认为，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有益于社会。

敢于触及社会弊病写文章要有“救时”、“济世”之意。

具体到某一个时代来说，又应该怎样来“救时”、“济世”呢？

苏轼牢记其父苏淘对他兄弟说的话：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

“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

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己见其兆矣！

”以鲁人免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

“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

”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

其游谈以为高，枝饲以1见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

［3]（1'31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1）“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含义实质就是今天所说的作家应当干预生活，对现实生活巾的重大问题要提出口己的意见，尤其是对错误和黑暗的社会现象，要加以揭露和批判正如苏轼在《答虔悴俞括奉议时中说的：

“今观所示议论，内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82而不志于耳目之美观，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

”3川3所以，他批评当时的文人：

“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3川422）

（2）要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作者的创作态度就应该是善意的，要抱着疗救社会的态度来写，使之达到“疗饥”、“伐病”的社会效果，而不是泄个人的私愤。

从苏轼本人的创作实践来看，无论什么文体的写作，他都能遵循“言必中当世之过”这一原则。

如议论文中的策论，就是在当时王安石变法的激烈争论中，针对当时北宋“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和“三患”（无财、无兵、无吏）的现实，提出的“任人、立法、安民、训｜｜兵”的改革策略，可说抓住了北宋政权的耍害。

散文也是这样，如《谢欧阳内翰书》就针对当时文坛上的浮艳文风，提出了要恢复两汉平实文风的设想和建议。

诗歌就更不用说了。

例如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将在杭州地区看到的社会现实写成了好些阵歌，反映新法给农民带来的不便，如《山村五绝》；贬到黄州后，还写了《渔蛮子》；贬到惠州之后，又写了《荔枝叹》等著名的讽喻现实的诗歌。

可见苏轼是抱着疗救社会的目的来写作的。

三、怎样才能写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章要想使文章能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字技巧问题，关键是能否做到“不以一身之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不考虑个人得失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能够达到“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章，就必然会触犯当权者之忌讳，引起他们的仇恨，甚至是报复。

即使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免不了的。

就算当年的改革家王安石，对于公然反对自己的人也未能释然于怀。

苏轼反对他的变法，他就在冲宗皇帝面前多次阻止皇帝对苏轼的任用。

所以，苏轼多次上书极言变法之不便，是曰了很大风险的。

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是有的。

所以，要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是要冒风险的。

但，这还不够，作者还必须具有政治敏感性和l坚持真理的勇气。

1.有远见卓识，为真理而斗争苏轼肯少年时就有“奋厉有当世忐”的思想。

他在《和柳子玉过陈绝粮》中说：

“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

”甚至在皇帝面前，在广大朝“酌占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

3（川3）具体来说，就是“以通经学占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

3］（阳6）所以，这个“意”就是“济世”和“救时”。

这一思想，苏轼是师承了欧阳修“我所为文，必与道俱”的主张而又有所发展。

欧阳修在谈到学“道”时，曾反对“弃百事不关心”的做法。

而苏轼的“道”，就比欧阳修的更为宽泛了。

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

文章以华未为未，而以体用为本。

国之将兴也，责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庭也，取其后而弃其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写文章，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部应该言之有物。

这个“物”，在思想内容上来说，应该是“通经学古”的、经得起考验的真理；在具体写作内容来说，应当是“救时行道”、“犯颜纳说”的，即要敢于指摘时弊，不怕得罪权贵。

苏轼认为，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有益于社会。

写文章要有“救时”、“济世”之意。

具体到某一个时代来说，又应该怎样来“救时”、“济世”呢？

苏轼牢记其父苏淘对他兄弟说的话：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

“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

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己见其兆矣！

”以鲁人免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

“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

”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

其游谈以为高，枝饲以1见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

［3]（1'313））“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含义实质就是今天所说的作家应当干预生活，对现实生活巾的重大问题要提出口己的意见，尤其是对错误和黑暗的社会现象，要加以揭露和批判正如苏轼在《答虔悴俞括奉议时中说的：

“今观所示议论，内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82而不志于耳目之美观，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

”3川3所以，他批评当时的文人：

“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3川422））要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作者的创作态度就应该是善意的，要抱着疗救社会的态度来写，使之达到“疗饥”、“伐病”的社会效果，而不是泄个人的私愤。

从苏轼本人的创作实践来看，无论什么文体的写作，他都能遵循“言必中当世之过”这一原则。

如议论文中的策论，就是在当时王安石变法的激烈争论中，针对当时北宋“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和“三患”（无财、无兵、无吏）的现实，提出的“任人、立法、安民、训｜｜兵”的改革策略，可说抓住了北宋政权的耍害。

散文也是这样，如《谢欧阳内翰书》就针对当时文坛上的浮艳文风，提出了要恢复两汉平实文风的设想和建议。

诗歌就更不用说了。

例如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将在杭州地区看到的社会现实写成了好些阵歌，反映新法给农民带来的不便，如《山村五绝》；贬到黄州后，还写了《渔蛮子》；贬到惠州之后，又写了《荔枝叹》等著名的讽喻现实的诗歌。

可见苏轼是抱着疗救社会的目的来写作的。

三、怎样才能写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章要想使文章能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字技巧问题，关键是能否做到“不以一身之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不考虑个人得失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能够达到“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章，就必然会触犯当权者之忌讳，引起他们的仇恨，甚至是报复。

即使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