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司法机制研究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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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司法机制研究论文

世界贸易组织司法机制研究论文

WTO成立后，已度过六个年头。

在它取得的成就中，最辉煌而引人注目的，也最为成功的是它的争端解决司法机制。

六年来，专家组和上诉机关判定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为WTO的顺利运转解开了一个又一个扣环，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值得引以为荣。

人们难免会问：

WTO司法机制怎么能做到这点呢？

要解破这个谜，先要对它的司法基本特征，作一点解剖与评述。

一、由不叫“法官”的审理员组成审判单位，不叫“法院”而叫“争端解决机关”（DSB）管理进行的独特司法制度。

这个其名称不同于法院体制的司法制度，是GATT经过40余年实践，历经经济贸易与法律的连结、碰撞、排斥、交融而逐步结晶出来的。

它具有鲜明独特的形式或外表，却是适应经贸特点的司法制度。

按GATT第23条规定，如争端当事双方，经外交协商解决不了纠纷，“得将问题提交缔约方全体。

缔约方全体应迅速调查向之提出的任何这类事情，并向它认为有关的缔约方提出适当建议，或者在适宜时作出裁决（ruling）”。

这段条文虽有一定的含糊性，但其中的司法或准司法因素则是显然的。

GATT刚起步时，确有缔约方全体开会时由会议主席当场拍板，作出裁决的情况。

然而，解决贸易纠纷的复杂性，当然不能靠这种简单办法处理。

于是，缔约方全体先是委托一个“工作组”代行这个职权，进而发展成由第三方（排除当事方）常驻GATT代表（具有丰富经贸知识的外交官）以“专家”身份，组成了3一5人的“专家组”（Panel）执行纠纷的解决。

专家组提出的“报告”要经GATT理事会通过，始为有效。

在历史上，对外贸易属一国外事范围，而这些“专家组”成员作为经贸世界外交官，在传统上对法律人士持有较深成见，认为法官、律师等头脑死板简单，处理不好复杂的经贸事务和纠纷，因此对法律专家进入“专家组”持排斥态度。

美国著名GATT／WTO专家R.EHudec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有详细的评述。

近来又有两位学者在合写的论文中，从一个侧面对此作了很中肯的评说：

在GATT时期的“专家组〔裁决〕报告里，很少能找到引用GATT法方面权威公法学家著作的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这来自GATT的外交传统。

现行基本是司法制度的东西却起步于一种外交性质的”调解“体制。

GATT时期的外交官们多年来是反对把”调解“换成法律诉讼的。

公法学家的见解不论多么高明，都很少能引起这些‘GATT行家里手们’的重视”。

直到单靠“调解”造成GATT纲纪废弛，濒临解体时，1973-1979年东京回合才被迫扭转这种局面，重开“法律诉讼”之门，专家组也开始引入法律专家。

进而在GATT秘书处设立“法律司”，负责拟定专家组报告。

用杰克森教授的话来说，GATT的运转才从“权力型”（power－oriented）转入“规则型”（rule－oriented）的轨道上来。

WTO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如虎添翼，设置了两级审理制，在专家组之上加了一个“上诉机关”作终审。

这个常设的上诉机关不设“法官”，只有任期为四年、具有经贸与法律知识的权威人士，称为“成员”（member）。

其权限却只限审理“专家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及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解决争端谅解》（简称DSU）的第17条）。

上诉机关这种鲜明的司法色彩，给WTO争端解决制度穿上了“司法机关”的外衣。

现在人们只要打开WTO专家组的，尤其上诉机关的案件“〔裁决〕报告”，扑面而来的是强烈的法院判决的气息与风格。

不论在WTO条文的解释、演绎、推理和逻辑结构上，还是在大量引用国际法各种“渊源”（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案例和国际公法学家的著作）诠释条文含义方面，全都是一派典型的司法风光。

难怪朱榄叶教授在他的新作《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中惊叹说，“当我读到一个报告时，不禁为专家组与上诉委员会那逻辑严密、精辟的分析所折服”。

在一个个与一般法院判决并无二致的WTO案例报告面前，不知原先坚持认为WTO专家组／上诉机构判案“不是司法性体制”的学者，又作何感想。

GATT／WTO体制是从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由经贸乃至财会（当案性需要时）方面的专家和法律专家联合组成“专家组”，与普通法系各国“陪审团”制度可以说有不谋而合之处。

二、司法独立的新尝试《建立WTO协定》第4条“WTO的机构”第3款规定：

“总理事会应随时开会，以履行《解决争端谅解》规定的‘解决争端机关’的职责。

‘解决争端机关’要设自己的主席，并制定它认为履行此职责所需的程序规则。

”《解决争端谅解》第2条第1款规定：

特设立“解决争端机关”（DSB）以执行本〔谅解〕规则与程序……据此，DSB有权设立专家组，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关的报告，保持对裁决与建议的监察与执行，批准各涵盖协议规定的中止减让及其他义务“。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解决争端机关（DSB）的组成人员，虽与总理事会相同，但它的职责在自设主席的主持下，几乎完全独立于作为行政机关的总理事会，决非总理事会的下属机构。

WTO秘书处出版物中的图表也是把DSB与总理事会平行排列的。

DSB的职责限于组织与监督工作方面，司法裁决的全权几乎都独立地掌握在专家组与上诉机关手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独立的味道更是浓厚。

三、WTO司法体制的一大突破：

自动管辖权（Auto－jurisdiction，也可译为“自动审理权”）传统的国际司法制度有个重大“缺陷”；不经当事国同意，审判单位就无权审理。

从1920-1930年国际联盟时期的国际常设法院到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其组织章程（《规约》）中都有这条制约国际法院管辖权（jurisdiction）的规定，成了这类法院执法中的严重阻碍。

但它却很有理论根据：

“不得强迫任何主权国家违反本身意志来进行诉讼”。

因为主权是最高权力，必须由当事的主权国家（不论作原告还是被告）都同意打某场官司，国际法院才能审。

GATT解决争端的专家组断案，基本上也是沿袭这个体例。

从设立专家组，专家组组成人员与职权，到适用法律等，均要经过争端当事方协商达成一致。

专家组报告一般要经过GATT理事会以“共识”（consensus）方式通过。

这就是说，争端当事方有否决权，只要一方（一般应为败诉方）坚持反对，专家组裁决就不能生效。

然而，GATT专家组又为什么能裁决那么多的案件，甚至其中有些是有重大影响的著名案例呢？

据曾亲临其事的GATT／WTO专家R.E.Hudec教授说，”尽管有这种否决权，但曾形成一种强烈的传统，争讼双方不得阻止反对自己的诉讼……败诉方可以唉声叹气，可以抱怨，但不得阻止对已不利的裁决的通过”。

当然，靠这种不成文的惯例或“传统”，终归是不能持久的。

一旦败诉方觉得有损本国重大利益，否决之刃就会出鞘。

1991和1994年，美国两度否决了两个“金枪鱼案”专家组裁决报告，阻挠理事会通过，就是个例子。

对这个具有一定致命性的管辖权关卡，WTO取得了跨越历史性的突破。

它采取了自动（或叫“准自动”）管辖的制度：

对设不设专家组，专家组成上诉机关的裁决报告经DSB批准这两个关口，一律在DSB会议上采取“反向共识”法自动通过。

用DSU规则的话来说，“除非在DSB会议上以”共识“（consensus）方式决定”不设专家组或不通过裁决报告。

这就是说，只要当事一方（一般应为胜诉方）不在DSB会议上正式反对“不设专家组”或“不通过〔裁决报告〕”，专家组就自动设立，裁决报告自动获得通过。

对此，我在《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一书（第464－468页）已有详细评述。

一般认为，WTO司法制度中在管辖权问题上的突破，是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大发展。

四、WTO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有较严格的限制：

只审贸易争端的案件，适用法律一般限制在WTO“各涵盖协议”范围内。

“各涵盖协议”（coveredagreement）指DSU附件1所列协议。

包括《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附件1A：

多边货物贸易协定，IB服务贸易总协定，IC知识产权协定；附件2解决争端谅解（DSU）），一般称作“WTO法”。

一般说来，专家贸易官司这点比较容易理解，而将适用法律限制在WTO法，则争论较多。

1.广义论有些学者认为，WTO司法可适用的法律，可类推适用《国际法院规约》关于国际法渊源的第38条第1款。

该款规定：

“法院的职能是依照国际法裁决对立提出的各种争端，应适用：

a.一般或特殊的国际条约所确定的规则，凡其为争端国明确承认者；b.国际习惯，凡作为惯例已证明被接受为法律者；c.一般法律原则，凡其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d.在遵守第59条的条件下，司法判例和各国水平最高的公法学家的学说，作为确认法律规则的辅助手段。

“这些学者认为WTO“各涵盖协议”属于（a）项中“特殊国的条约”，是WTO解决争端要适用的“基本的法律渊源”，一切法律分析的起点。

“但是这些条文也只是‘首先’要适用的，并未列举完WTO解决争端中潜在有关法律的渊源，而〔《规约》〕第38条第1款的所有规定，正是潜在的法律渊源。

”2.狭义论另一些学者则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们引用了DSU第3条和第7条。

这两条的有关规定是：

“WTO解决争端制度是为这个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保障和可预见性的中心环节。

各成员方认识到，它可用来保持成员方在各涵盖协议中心权利与义务，并用按国际公法对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来阐明这些协议中的现有规则。

DSB的各项建议与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第3条“总则”第2款）1.…专家组有下列职权：

“按照（争端当事方引用的涵盖协议名称）中的有关规定，审理（当事方的名字）在…文书中向BSD提出的事项，并做出有助于DSB按该协议中提出建议或作裁决的规定的裁定。

”2.专家组应指明任何涵盖协议或争端当事方引用的协议的有关规定。

“（第7条）从以上条文中看持此主张者，似乎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WTO司法机制与一般具有综合执法职能的一般法院（如海牙的国际法院），毕竟不同。

“如果DSB能适用来自其他国际法的权利与义务，这些〔条文〕的文字岂不荒唐！

”他们还列举了1998年的“欧共体影响禽产品进口措施案”的例子。

在该案中，上诉机关认为：

WTO成员之间达成的双边“油料籽协议”构不成WTO法，专家组不能适用，但可作为解释WTO法的辅助手段。

同年的“阿根廷影响鞋、纺织品、服饰及其他物品进口措施案”中，上诉机关也认为：

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的协议不能修改其WTO义务，是不可直接适用的法律。

当然，各涵盖协议条款中明文提到的非WTO法的条约或国际协议，如“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中多次明文提到的《巴黎公约》（1967），《伯尔尼公约》（1971）《罗马公约（1961）》等，DSU第3条第2款明文提到的“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指1969年《维也纳条约公法》第31，32条），自然是可以直接适用的。

持此主张者的论据是十分充足的，DSU条款有“DSB（包括专家组与上诉机关）的各项建议与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严格界定。

但是，是否由此可得出结论说，WTO司法机制是一个只限于适用WTO法的自成一统的“封闭型体制”（closedsystem）呢？

这是值得讨论的。

3.WTO上诉机关的“兼容并蓄”。

WTO上诉机关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似乎兼容并蓄，汲取了上述两者的优点而避免了各自的缺点。

在上诉机关走马上任裁决的第一个案件-“美国汽油标准”案里，讨论如何“按国际公法解释习惯规则”时，开宗明义说了一句话：

不能把WTO法“与国际公法隔离开来（clinicalisolation）理解”。

这句看似很普通的话，却道出堪称为“至理名言”的警句。

WTO法原本就是国际公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部门；它与国际法既有共性，也有它自身作为国际经济贸易法的个性。

我在“WTO与国际法”论文就曾指出，由于“WTO条约群规定的是国际法规则”，“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和一般法律的基本知识”是无法准确理解的。

正是这个不能把WTO法与一般国际法割裂开的指导思想，使WTO上诉机关为WTO法引来了一泓清泉，使一般国际法这个内容富有的“水库”中的水源能汩汩不断地流入到WTO法之中，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