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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与表达5

《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与表达》之五:

中国古典诗词的荒诞美

陈友冰

  中国古典诗词的艺苑中,有的诗词看起来似乎违反常理,让人觉得很荒唐,例如六朝诗人王籍的《入若耶溪》中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蝉的噪声怎么会使林间更加寂静呢?

同样的,鸟叫会使山间更加幽静,乍看起来也使人难以理解。

王昌龄的《出塞》“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实际上,青海的祁连山脉与玉门关一在东一在西,相距数千里,在雪山无论如何是望不到玉门关的。

也正因为如此,王安石将“鸟鸣山更幽”改为“一鸟不鸣山更幽”;杨慎也提出王昌龄的《出塞》不合常理,将“遥望”改为“不见”。

但在阅读实践中,人们对王安石和杨慎的改动并不以为然,相反对王籍和王昌龄的诗句却能认可并愉悦的接受。

因为这些诗句表面上看违反常理,实际上却富有美感和说服力。

“青海”二句用的是中国画中散点透视之法,诗人从东到西依次展现唐军征战之地的广阔画面:

从长云弥漫的青海湖边,到逶迤西去的祁连雪山,再到西域边陲的荒漠中孤城玉门关,这幅绵延数千里的长卷,是诗人的鸟瞰,也是西北边陲唐军将士戍守征战生活的再现。

我们从中感到的是诗人对西北边陲战事的关注,是唐军将士戍守征战生活的孤寂艰苦与戍边的自豪、悲壮,并没有觉得它不合常理,这就是诗歌的荒诞美。

同样的,王籍的“蝉噪”二句体现的是生活中的辩证法:

单调的钟摆声会反衬午夜的寂静;人痛苦到极点会狂笑,高兴到极点则会哭泣。

王籍在这里采用的正是反衬中的以动衬静之法:

蝉有个特性,只要有人走近,它就不会鸣叫,那么,蝉叫声越高、越久,不正说明林间寂静无人吗?

无人的林间自然是幽寂的。

下句“鸟鸣山更幽”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这里体现的正是诗歌的荒诞美。

也正因为如此,王籍的这两句诗受到后人的高度赞扬,据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记载,当时的一些著名人物对这两句都推崇备至:

“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

这两句诗对唐人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孟浩然的“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王维”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杜甫”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题张氏隐居二首》);韦应物”日落群山阴,天秋百泉响“(《蓝岭精舍》)等,皆是以各种声响来反衬静谧,也皆是从荒诞中体现美感。

  那么,由于荒诞而造成的诗歌的一种美感,它究竟美在何处呢?

  1、看似违反常理,显得很荒唐,但却有力突出了真挚的情感

  如汉乐府中的《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是一位女子的爱情盟誓。

主要意思就是前面三句: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要翻译成现代汉语只要一句就够了:

“天呀,我要永远地爱你”!

下面的六句只不过从不同方面来证明或强调这一盟誓。

但是,如果没有“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六句,这首诗就显得平淡无奇,就缺少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更不用说会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了。

而这六句,体现的就是一种荒诞美。

这位奇女子假设的“与君绝”的条件,是三组自然界根本不可能出现的灾变:

高山大河从地球上消逝——“山无陵,江水为竭”;季节气候混乱颠倒——“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和地叠合在一起,回到盘古开天地之前的混沌状态——“天地合”。

自然界秩序混乱颠倒,人类失去生存的环境。

人类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婚姻爱情,所以这种条件下再谈“与君绝”,已毫无意义。

作者举出上述三组荒诞的自然现象,就是刻意要把“与君绝”从正常的思维活动中排除,从而把“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这一盟誓极端化、绝对化,强调到无以复加,使爱情浓烈到白炽化,简直像火山爆发一样。

南朝乐府中有一首类似的爱情盟誓,叫《欢闻变歌》:

“锲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

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

互相咬臂出血,用牛羊祭天,共同对天起誓:

即使化成灰土,也要相爱下去。

爱情是真诚的,盟誓也是认真的,但比起《上邪》,总觉得缺少那种激情和炽烈,那种极端和狂热。

其原因,就在于它是现实的描叙而缺少荒诞美。

  但是,南朝乐府中的爱情也有荒诞美,如这首《大子夜歌》: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

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这似乎是个偷情的场面。

这位恋人与自己的情人一夜欢愉之后,希望把欢乐永远延续下去。

但是天亮了,又必须起床,这又是个让人无可奈何、不得不为之的事实。

于是,这位恋人突发奇想:

如果天不亮呢?

不就不需要分离了吗?

更荒唐的是,她把天亮归咎于鸡鸣鸟叫,好像鸡不鸣、鸟不叫天就不亮了。

于是,她要“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好像似乎这样就可以“连暝不复曙”,黑夜连着黑夜,一年只有一个早上,这样就可以长期厮守在一起了。

“连暝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自然是个荒诞的想法,但这是这个荒诞的念头充分表露的这位恋人的深情,她与恋人要长期厮守的渴求,使这首恋歌富有无比感人的力量。

下面两首南朝乐府同样体现一种荒诞美,但情感表达要含蓄一些: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

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拔蒲》

  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

已行一千三,所有两千在。

——《懊侬歌》

  蒲即蒲草,亦称香蒲,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生池沼中,高近两米。

根可食,叶可用来编织蒲席或制蒲扇。

这位姑娘与她的男友一道去拔蒲草,清早上就出发,很晚才歇息(“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

整天拔蒲拔了多少呢——不到一小把(“不成把”)。

要知道,蒲草高近两米,两人拔了一整天,还不到一小把,这太不可思议了。

问题就出在“与君同拔蒲”上。

与情郎同去拔蒲,重在相会相聚,拔蒲看来仅仅是个由头。

两情相悦之际,谁还有心思拔蒲?

“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看似荒唐,实在情理之中。

这首诗,与其说是劳动之歌还不如说是爱情之歌。

它使我们想起《诗经》中的《卷耳》篇: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只不过那是一个人在干活,而且后面直接交代了原因:

“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相比之下,《拔蒲》的情感隐蔽得更巧妙一些。

  《懊侬歌》中的这位水手看起来像个傻瓜,连计数也不会。

从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到扬州(六朝时治所在建业,即今南京市)一共三千三百里水程。

现在只走了一千三百里,还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路程没有走,怎么能说只剩二千里地,会如此舒心呢?

实际上正是这种看似混乱的思维方式和荒唐的计数方法,极为形象地道出了这位水手对家乡的思念。

为了生计,他不得不驾船远去三千多里外的江陵。

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也许他的家就是一座茅屋,甚至就是这只小船;饮食也不过就是粗茶淡饭,加上江上出产的几只小鱼,但那毕竟是自己的家啊,那里有伫立江畔翘首企盼的妻子和想象之中围着自己撒欢的孩子。

这种期盼,这种焦急,每与家乡接近一步,就会增浓一分,也就会多一份慰籍和期待,已经走了一千三百里了,难道还不应该高兴和欣慰吗?

这种思乡思亲之情,巧妙地通过这种笨拙得近乎荒唐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2、通过这种荒诞美,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视觉印象或情感震撼

  岑参在《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为了强调西北边塞狂风之猛烈,就使用极度夸张的荒诞手法,使人对异域风光留下极为深刻的视觉印象: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俗话说,风再大也吹不走石头。

但在岑参的诗中,不但石头可以吹走,而且斗大的石头也被风吹得乱跑,这当然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荒诞。

在另一首《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中,诗人更是发挥想象,夸大所谓热海炎热的程度: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

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

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

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海水热得如煮沸,空中的白雪在远处即被融化,鸟从上空飞过都会被熏得掉下来,但水中居然有鲤鱼而且“长且肥”,岸旁的草也常年青青,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至于说天空的云彩都热的像在燃烧,水中的月亮象在被煎煮,更是让人对热海的炎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杜甫《古柏行》为了强调古柏的高大: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宋代科学家沈括对此发出疑问:

“四十围乃直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梦溪笔谈》)?

但大都并不会如此挑剔,而只会对古柏的高大留下更为深刻的视觉印象。

  李白的几首诗也体现上述的荒诞美,但其目的并不在于深刻的视觉印象,而是强烈的情感震撼,如《横江词》中强调长江横江浦一带风狂浪猛: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

一日三风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将进酒》中强调人生的短暂: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江夏赠韦南陵冰》中强调自己内心的悲愤:

“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都是运用极度夸张的荒诞手法。

横江馆的天津吏称李白为“郎”——“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横江词》之五),可见李白写此诗是还很年轻,有些学者说此诗是言外之意是咏叹官场和人生的险恶,此时的李白似乎还不会有如此感慨。

横江即今安徽境内的横江浦,是个渡口,唐代在此设立驿馆,称横江馆。

对岸即是采石矶。

此时李白欲渡江往采石、宣城一带。

但因风狂浪猛在横江浦被阻了三日,这六首《横江词》就是描绘横江一带风狂浪猛的险恶景象,以及自己被阻难渡的焦灼急迫心情。

风大到可以吹到横江浦东的天门山,这比岑参笔下的西北狂风更为夸张(岑参笔下仅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但这种荒诞已不是为了强调异域风光,给人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而是强调自己被阻难渡的焦灼急迫心情!

《将进酒》写于赐金放还之后的天宝十一年(752)。

天宝元年(742),四十二岁的李白被玄宗征召为翰林供奉。

又是“降辇以迎”,又是“御手调羹”,天子异乎寻常的礼重,使一心想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李白产生了幻想,以为自己“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可以实现了。

殊不知此时的玄宗已不是开元年间的英主,而是个“从此君王不早朝”的风流帝王了。

他看重的是李白的才华,只不过要其充当一位类似东方朔的文学弄臣。

李白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宫廷内压抑和肮脏的环境又无法忍受,与这批卑鄙龌龊的权贵更无法相容,所以不到两年,就在高力士、驸马张垍的谗毁下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著名的古风《将进酒》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

诗中一方面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蔑视,暗抒自己被逐出长安的愤懑和伤感;另一方面又似乎大彻大悟,深感人生短促,必须及时行乐、醉酒尽欢。

这种情感上的大悲大乐,行为上的大呼大叫,使这首古风成为李白诗歌也是中国古代抒情诗中情感最为跌宕,抒发最为强烈,气氛最为高亢的篇章之一。

诗篇的一开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个贴切的比喻和接下来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个荒诞的夸张就激发起人们感情上的强烈震撼!

《江夏赠韦南陵冰》则写于长流夜郎被赦放还以后。

安史之乱发生后,李白因参与李璘幕府而获罪被长流夜郎,中途遇大赦放还。

返程途中在江夏遇到当年做过南陵太守的旧友韦冰。

此时李白已六十岁,快到生命的终点了。

但诗中看不到生命黄昏的丝毫衰暮之气,听不到一声一生颠沛至今仍前途茫茫的叹息,相反仍是黄钟大吕窽坎镗嗒之声,仍是慷慨豪放的昂扬之歌。

“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的夸张,“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荒诞式的豪放,无疑加重了这种感情色彩!

  3、使画面或事物更加富有气势和美感

  诗歌的表达方式中向来就有浪漫和写实细描两种手法。

作为浪漫手法,如果再加上荒诞式的夸张,会使画面更加广阔,更富有气势或更增加美感。

有这么两首诗比较一下,也许能更加体会到荒诞美的作用。

  一首诗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万里黄云风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另一首是白居易的《登香炉峰顶》:

迢迢香炉峰,心存耳目想。

终年牵物役,今日方一往。

攀萝踏危石,手足劳俯仰。

同游三四人,两人不敢上。

上到峰之顶,目眩神恍恍。

高低有万寻,阔狭无数丈。

不穷视听界,焉识宇宙广。

江水细如绳,湓城小于掌。

纷吾何屑屑,未能脱尘鞅。

归去思自嗟,低头入蚁壤。

  两诗都是抒写登庐山的感受。

白居易的诗作细写登山的经过和俯览后的感慨。

其中“江水细如绳,湓城小于掌”,就是从香炉峰俯视长江和湓城(今九江市)的真实感受,也是如实的描叙。

李白的诗完全省略了登山的经过,完全是夸张和想象。

因为站在庐山,即使是最高的汉阳峰上,也无法看到茫茫九派从雪山上发源,当然也无法看到劲风吹拂下的万里黄云。

但正是这种荒诞式的夸张,将“茫茫九派流中国”的气势表现得十分生动,从而反衬出庐山的高峻,这种气势和宏伟,无疑使这首浪漫诗篇增添了美感!

  杜牧的《江南春绝句》使用的是同样手法,也给了我们同样的感受:

千里莺啼绿映红,山村水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是首描写江南风光的小诗,尽管只有二十来字,但对江南绚丽多姿的春景却作了高度的概括,并由现实景色的描绘进入深沉的历史回顾,发出讽喻和慨叹。

整首诗显得境界恢宏、气象阔大又有很深的含蕴。

首句“千里莺啼绿映红”采用一个俯视千里的广角度:

无论是莺啼鸟鸣还是绿树红花,皆置放在千里江南这个广阔的背景之下,它不是白居易诗中的“几处早莺”,也不是叶绍翁诗中的“一枝红杏”,气势恢宏,给人以尺幅千里之感。

但是,对诗人这种俯视千里、大处落墨的手法,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明代才子杨慎就持异议,他认为“千里莺啼”谁人听得?

千里“绿映红”谁人看得?

因此,他将“千里莺啼绿映红”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升庵诗话》)。

杨慎改诗并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清代有位诗论家薛雪就曾反讽说:

“十里莺啼,也无法听得到”(《一瓢诗话》)杨慎不知,正是这种类似荒诞的阔大背景才使此诗超出常品。

诗人一旦把千里江南凝于笔端,展现于读者眼前,然后再对此抒发感慨,这种“收千里于尺幅,寄兴亡于烟雨”的表现手法,既有画面的广阔感,又有历史的纵深感,才使这首诗在无论在气度上、还是在境界上都超过了同题材的作品!

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飘落轩辕台”(《北风行》),“一日三风吹倒山,白浪高过瓦官阁”(《横江词》);陆游的“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江楼吹笛饮酒大醉歌》)”,“佩刀一刺山为开,壮士大呼城为摧“(《出塞曲》)等皆是采用这种手法,并达到相近的艺术效果。

  还有一种荒诞手法,或是季节的错乱,或是时序的颠倒,或是事理的乖违,其结果并不是为了增加气势或渲染场面,而是像个高明的画师,通过各种色调和景物来增加画面的美感。

如李贺的这首《大堤曲》:

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

青云教绾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铛。

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

郎食鲤鱼尾,与客猩猩唇。

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

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

李贺被称为诗鬼。

此人的想象力特别丰富,而且善于逆向想象。

譬如,人们看到天空在水中的倒影,会想象出乘船象在天空行走一样,所谓“人在天上坐,船在画中行”。

但李贺会倒过来思考:

既然天空在水中,那么钓鱼就不是将钓钩撒向水中,而是撒向碧空:

“斜竹垂清沼,长纶贯碧虚”。

这首《大堤曲》似乎是乱想、胡想,因为季节、时序一片混乱:

诗中点明的季节是春季——“江畔春”,但“红纱满桂香”又是深秋,“莲风起”是夏季,“菖蒲花”又名玉蝉花,是鸢尾科的观赏花卉,开在端午即初夏,“枫树老”又应该是深秋或初冬,这才会满山红叶。

也就是说从春到冬都是诗中的季节特征,而且先是深秋(满桂香),再到夏天(莲风起),又到春天(江畔春),接着又是初夏(菖蒲花),最后是初冬(枫树老),时序上也是前后颠倒混乱。

既然如此,李贺为什么会成为唐代著名诗人,这首诗又为什么会成为名篇呢?

实际上,这都是诗人刻意为之,一方面他要继承南朝乐府,使这首歌成为五音繁会的乐章;另一方面,诗人运用他特别会运用色彩的特长,在这首诗中涂抹上各种色调,使之五彩斑斓,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视觉印象:

姑娘穿的是“红纱”,头上的发髻则乌黑放光,“莲风”中是荷叶的清碧和荷花的粉红,“猩猩唇”则是猩红,菖蒲花则是紫红色,大而美丽,满山遍野的枫叶则是一片火红,这样增添了画面的美感,给人留下极为鲜明的视觉印象。

他的另一首代表作《雁门太守行》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首句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接下来便是“甲光向日金鳞开”。

既然是“黑云压城”,怎么又会“甲光向日”?

明代善于挑刺的才子杨慎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另外,“甲光向日”之时怎么又“凝夜紫”?

特别是诗人采用印象联缀的表达方式,八句之中写出七个不同的场面:

“黑云压城城欲摧”是大军压境形势危殆,“甲光向日金鳞开”是形势逆转、出现生机;“角色满天秋色里”明写激烈的战斗场面;“塞上胭脂凝夜紫”暗写流血牺牲;“半卷红旗临易水”也许是奇兵出击;“霜重鼓寒声不起”暗示战斗失利;“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是为国捐躯。

以至于此诗的主题后人得出六种以上的不同解释:

有的说是藩镇叛乱,有的说是唐王朝平叛;有的说是领兵驰援,有的说是长城下交锋。

实际上,李贺如同西方后来的印象派一样,只强调自己事物的主观印象而不考虑思理,这也就是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序》中所评论的“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荒诞虚幻也。

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

诗人在诗中将“黑云”、“金鳞”、“燕脂”、“夜紫”、“红旗”、“重霜”六种浓重的色调组合在一起,构成秾艳斑驳的奇特画面,给人强烈的视觉感受。

以此来象征情势的危急、战斗的艰苦,藉以抒发自己慷慨报国之志。

正如陆游所云:

“贺词如百家锦纳,五色炫耀,光彩夺目”。

至于“黑云压城”之际会不会又是“甲光向日”,“甲光向日”之时怎幺又“凝夜紫”,这种时间上的错乱、物象上的矛盾以及主题的含混,后人只好凭自己的感觉做出各自不同的解释了。

  这种为了画面的美感或意境的深远,而不惜颠倒时序或乖违事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也不仅是李贺的诗作,王昌龄的《出塞》、杜甫的《秋兴八首》也是如此。

《出塞》首句“秦时明月汉时关”就有乖事理:

秦时明月只能照秦时的关塞,汉时明月才能照汉时的关塞,秦时明月如何能照汉时关呢?

诗人不过是借这种时空的荒诞形成历史的承续和画面的纵深感。

从秦关汉月写起,以此概括了千年以来边境不宁、战氛难靖、万里戍边、代代依然的历史。

秦汉以来就设关备胡,所以后人在边塞看到明月临关,自然会想起秦汉以来无数征人战死疆场,那秦关汉月就是历史的见证。

《秋兴八首》中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也是如此,应该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才符合事理。

杜甫作如此颠倒,完全是为了音韵的协调和画面的美感。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创造荒诞美,中国古典诗人采用了那些表现手法呢?

  1、违反常理的想象

  歌德曾说过,想象是诗人的翅膀,没有了想象,诗人就无法在理想的天国中飞翔。

想象的类型很多,一种是联想,即由一个事物联想到另一个事物,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由重九的登高习俗联想到家乡的亲人: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另一类是幻想,即想象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在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秋雨所侵时,幻想眼前出现千万间广厦,“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这种想象虽是幻想,却符合常理常情,表现了杜甫为天下忧的悲悯情怀。

但李白《哭宣城善酿纪叟》就不一样了,它是一种违反常理的荒诞:

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

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纪叟是当时宣州一位著名的酿酒师,宣州出产一种名酒“老春酒”,以纪叟酿造得最好。

这位老人去世了,李白写首诗来悼念他。

此诗有两个荒诞之处:

一是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

地府也有酿酒的职业,纪叟在黄泉之下仍操旧业,酿老春酒,这当然是很荒诞的想法。

更为荒诞的是:

“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好像从人间到黄泉之下,只有李白一人爱酒,也只有李白一人善于品酒。

既然李白未死,纪叟酿的老春酒,在黄泉之下卖给谁呢?

这首诗题为《哭宣城善酿纪叟》,真是一种极为荒诞的祭奠方式。

为其如此,他把李白对酒的沉迷与自信,把诗人与酿酒师之间的友谊与相知,乃至人间黄泉皆知音难遇这个弦外之音皆表现得相当充分和巧妙!

  李白这种类似的荒诞联想,还表现在《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之中: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君山在洞庭湖口,湘江北去流入洞庭,在此似乎受到君山的阻遏变得不那么顺畅。

于是李白产生了荒诞的想象:

把君山铲去就好了,这样湘江就可以顺畅地流入洞庭。

为什么李白要让湘水流的更顺畅呢?

因为顺畅就可以多流一些湘水入洞庭。

在李白朦胧的醉眼中,这不是水而是酒,有这么多的酒,给天喝,给地喝,给秋天的万物喝,让天地万物与己同醉——“醉杀洞庭秋”。

一首伟大的浪漫主义诗篇就这样诞生了,靠的就是这种违反常理的想象。

醉中容易出现幻像,醉中也容易产生荒诞。

中国聪明的古典诗人们自然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写作奥秘的自然也不止是李白。

南宋诗人杨万里也有首醉歌,也算是违反常理的荒诞,诗曰《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

“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

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

天既爱酒自古传,月不解饮真浪言。

举杯将月一口吞,举头见月犹在天。

老夫大笑问客道:

月是一团还两团?

酒入诗肠风火发,月入诗肠冰雪泼。

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

焉知万古一骸骨?

酌酒更吞一团月”。

辛弃疾有首词曰《西江月》也是写醉中的狂态: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如何?

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两首诗词写得很新巧,想象力也很丰富,但总觉得缺少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那种壮浪恣肆的美感,有种刻意为之的痕迹。

那种让人五体投地的荒诞美,需要的不仅是技巧,更需要才华!

  2、出人意表的夸张

  夸张,是诗歌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可以使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更为鲜明,也可以把人物的外貌和内心世界表现得更突出、更鲜明,也可以使要表现的自然景物更生动、更为形象。

但夸张的生命是真实。

诚如鲁迅所言,我们可以说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是神来之笔,却不能说“广州雪花大如席”,因为广州从来不下雪。

近乎荒诞的夸张和一般的夸张区别在于:

一般的夸张是在原有事实基础上加以夸大,使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更为鲜明突出;作为荒诞美手法之一的夸张也许这个事实的本身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一种想象中的荒诞式夸大。

下面举两个例子比较一下,以便了解什么是一般的夸张,什么是荒诞式的夸大。

一个是王维在应试诗中夸张唐帝国的声威: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一个是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夸张天姥山的高峻: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前者就是在原有事实基础上加以夸大,因为开元盛世时,宫殿巍峨,四海归心这是基本事实,至于来朝拜的四方是否有万国,自然是夸张。

如认真计较,只能说是白痴。

唐人笔记中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主考官在阅卷时认真计较,在这两句下面批到:

“见如今只得九州,你数我万国来”,并将此试卷置于下等。

幸亏宰相宋璟到贡院巡查,从下等中发现此诗,认为这两句“笔下有神”,改列为“上等”。

明代王辰玉曾据此写成有名的传奇《郁轮袍》,至今仍传唱不衰。

但李白的夸张就是荒诞式,它呈现的就是一种荒诞美。

因为天姥山实际上非常矮小,连一般的山峦都算不上。

桐城派的代表作家方苞读过《梦游天姥吟留别》后对天姥山向往不已,从安徽跑到浙江去游览,结果大失所望:

“天姥山者,一小丘耳”(《游天姥山记》)。

它根本无法与高峻的天台山相比,更谈不上天台山“对此欲倒东南倾”。

至于在山腰就听到天鸡叫,山间有神仙居住的“洞天石扉”和“金银台”,更是子虚乌有。

但李白通过这种荒诞式的夸张,突出了天姥山的高峻和神奇,让自己在梦幻般的神游中精神上得到解脱,内心的郁闷得到释放,从而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

“别君去兮何时还?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几句诗,给千古以来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从而成为李白思想性格的代称。

李白《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白发长达三千丈,这当然是极为荒诞的夸张,但与“愁”相连相比,又让人觉得可信可叹。

其原因倒不是有的学者所解释的“兴中有比,尤为新奇”,而是诗意的重点不在前面的“白发”而在后面的“愁”,因为愁生白发,所谓“愁一愁,白了头”,正因为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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