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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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
保罗·罗宾·克鲁格曼
金融危机的预言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
2008年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19：
00（瑞典时间13：
00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
克鲁格曼的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
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
克鲁格曼整合了此前经济学界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
克鲁格曼获颁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生平简介
保罗-克鲁格曼1953年2月出生于纽约长岛，犹太人，毕业于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任教，2000年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
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
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
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
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
这个期间，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他奔赴耶鲁大学任教去了。
克鲁格曼在耶鲁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太强，他得罪了不少人，连研究生奖学金也丢掉了。
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
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
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
渐渐地，大厅安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
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
克鲁格曼回忆道：
“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
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
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
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
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
年纪轻轻就成为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
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
“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
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
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
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
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
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
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
这些成就使他在1991年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该奖是美国经济学会专为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一个奖项，旨在奖掖他们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的杰出贡献。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
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
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
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
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
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
克鲁格曼自己也说：
”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
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
1996年克鲁格曼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准确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使他声名大噪。
他是著名的经济预言家。
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
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
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
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
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
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
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么想的呢？
他说：
“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
亚洲金融风暴使全世界面临经济全面衰退的危机，但对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来说，这场灾难却使他的学术名望达到了巅峰。
1994年，在亚洲经济一片看好声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语出惊人，他在权威学术杂志《外交事务》双月刊上发表专文，批评亚洲模式侧重于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
因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
在亚洲经济玫瑰满途的日子，克鲁格曼教授的论断犹如乐章中的不和谐音，尖锐刺耳，举世为之哗然。
3年后的金融风暴印证了他的独具慧眼，也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
克鲁格曼教授以其先知先觉的预见性而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现在，当这位年仅45岁、名声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开口说话的时候，似乎“风雨飘摇”中的世界都会凝神倾听他的声音。
作为才华横溢的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克鲁格曼教授善于将复杂沉闷的经济课题，用深入浅出、风趣犀利的文字向公众表达。
他能从不同的角度，把握问题的本质所在，超越传统理论的迷思，使学生深刻理解现实的经济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他总是超前别人两步”，《财星》杂志对他的创造力充满敬仰。
主要著作
保罗·克鲁格曼其他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地理和贸易》，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汇率的不稳定性》，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流行的国际主义》，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理论贡献
1、新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克鲁格曼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于1979年提出的，它是西方关于货币危机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模型。
这一模型以小国开放经济为分析框架，以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为分析对象，分析了以放弃固定汇率为特定特征的货币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克鲁格曼认为，在一国货币需求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国内信贷扩张会带来外汇储备的流失，从而导致对固定汇率的冲击而产生危机。
但是，他在分析中采取的非线性形式导致了固定汇率崩溃的时间是难以确定的，后来弗拉德（R•Fload）和戈博（R•Garber）于1986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因此，这一模型又被称为克鲁格曼——弗拉德——戈博模型。
但是，货币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或者说，信用扩张政策与外汇储备和货币危机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就信用扩张与外汇储备的关系而言，如果我们假设一国在一段时间内执行了信用扩张政策，比如一年，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有限流失，那么这一结论无疑具有较大的可信性。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该国必然会发生货币危机，因为在这里货币危机的爆发是以外汇储备消耗干净、从而使政府失去调控汇率的能力为条件的。
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如果我们又假设，一国因“持续”采取了信用扩张政策，从而“直接”导致外汇储备不断流失并最终下降为零，最后迫使该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听任本国货币随市场供求而贬值，那么，这一假设显然太简单化了，也缺乏现实性。
实际的机制过程通常是这样的。
当一国最初采取信用扩张政策时一般能够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这种政策效应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
在这一时期，该国经济增长的加快会吸引外资不断流入，它们中一部分被用于扩大进口，一部分增加了该国的外汇储备。
这也意味着加快了信用膨胀的进程，因为央行以收购外汇形式投放的货币是基础货币，它在流通中将发挥乘数效应。
当缘于国内信贷扩张和外资流入这双重原因的信用膨胀持续一段时间后，会使该国经济走向畸形发展，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纷纷登场，并且越演越烈。
这不仅会使该国的基本经济面不断恶化，也会使该国的经常项目收支从实质上开始发生逆转。
即使在这个时候，只要泡沫的空气尚未逸出，信用膨胀就会继续下去，有问题的投资看起来也是好的。
但是，泡沫就是泡沫，当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经济开始呈现疲惫之态，问题浮出水面，一些企业开始倒闭或面临倒闭，一些金融机构也因此陷入困境。
这会引起外资的警觉，外资流入减慢，甚至开始出现外流。
与此同时，该国基本经济恶化和泡沫经济造成的经常项目逆差已开始加速消耗该国的外汇储备。
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果该国政府认为经济的疲惫和经济过程的银根短缺是由于货币供应不足，因而继续采用信用扩长政策，其结果只能是加速外汇储备的流失，所表示的那样。
最后，当泡沫经济开始全面崩溃的时，经常项目逆差和外资的流出会加快该国外汇储备的流失，这在客观上会对该国经济形成紧缩效应，从而迫使该国央行把卖出外汇而回笼的货币再次投入流通——如果它不想让信用紧缩导致经济衰退而保持货币供给量不变的话。
但是在这里外汇储备的流失是原因，而不是结果。
也就说，不是通过信贷形式提供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导致外汇储备的流失，而是外汇储备的流失迫使信贷补足相应的货币供应量。
长期推行或纵容信用膨胀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已使经济的崩溃和衰退不可避免，它或迟或早都会使该国外汇储备消耗殆尽。
当有迹象表明政府已无法控制局面，本币贬值即将变成现实，投机者就会加入到冲击外汇储备的队伍中。
他们不只是把自己手中已有的本币兑换成外币，并且开始借入本币，购进外币，以便在本币贬值后获利。
这种投机倾向甚至会演化成公众行为，投机性国际投资基金更会趁火打劫。
到了这个时候，外汇储备完全丧失，政府不得不宣布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听任本币随市场贬值，已是必然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认为货币危机的发生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的不一致引起的，并认为持续的信用扩张政策所导致的基本经济的恶化是货币危机发生的基本原因。
第二，在危机发生机制上，它一方面强调信用扩张导致外汇储备流失，另一方面又把投机攻击导致的储备下降至最低限看成是货币危机发生的一般过程。
但是，在信用扩张、外汇储备流失和货币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有些过份公式化和简单化了。
第三，把政府的行为过于简单化，实际上，货币危机的发生过程通常是政府与其它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对此重视不足。
2、经济地理的主要开创者。
经济地理主要研究一些地区（如硅谷）怎样和如何实现专业化，并且产业集群如何为公司和经济带来好处。
比如，自从1850年以来，纽约的伊利运河（ErieCanal）并没有很大的商业流量，但这一条运河带来的先发优势，使得纽约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和主要商业中心，并且保持至今。
由于他的工作，“报酬递增”理论被引入经济学主流。
报酬递增是一个技术性名词，它意味着一个成功可以催生下一个成功，也就是说经济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经济中面临的独特选择最终决定于初始优势的积聚，而这一过程可能是历史的偶然。
他将报酬递增运用于国际贸易和地理集群。
补充知识：
新经济地理学派
新经济地理学派概述
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宗旨是将经济地理学，即区域经济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
正是从这里出发，其分析区域问题的模型框架基本上是经济学的，其理论的基石建立在三个命题之上：
其一是收益递增。
由于生产规模的夸大带来产出的增加，从而带来生产成本的下降，各国或区域间通过发展专业化和贸易，提高其收益；集中是经济规模的反映，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大型的聚集地区，其规模优势远远大于某一个部门或产业的集中优势，从而为地区获得竞争优势创造了前提。
其二是不完全竞争模型。
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创立的不完全竞争模型，被克鲁格曼引入到区域经济的分析当中，例如，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处于农业地区，两者的角色将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被“锁定”，从而形成中心区与外围区的关系。
其三是运输成本。
假设以保罗·萨缪尔森引入的“冰山”理论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设计一个单独的运输业的存在。
由这三个基石，设计出区域经济的“中心一外围模型”。
这个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派对区域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地理学尤其是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关系密切。
一方面，可以这样说，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发现位置和场所与经济过程相关。
例如，1826年杜能就在其名著《孤立国》中生动地描述了土地由于距离城市中心位置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和用途。
100年之后，在继承和发展杜能理论的基础上，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1929）、克里斯泰勒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以及廖什的《区域经济学》又复活了长期存在的德国区域理论学派。
作为德国区位理论学派真正的继承者，从70年代开始区域科学在区域科学家艾萨德的倡导下迅速发展起来。
其他的经济学家如缪尔达尔和卡笛尔也开始在空间联系方面研究经济学。
另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一直借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比如在20世纪，经济地理学受到许多经济学说的影响，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极和区位理论、凯恩斯的商务循环模型、米达尔的积累因果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经济学与地理学并不是建构在一个科学的系统之中。
长期以来，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对地理学采取抵制态度。
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以外，经济学基本上是非空间的，而且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从来就不属于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经济学家总是借助于抽象和简化的模型，试图在地理学之外来解决经济问题。
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经济学家似乎从来不愿承认自己与地理学之间存在重要的和持久的关系”。
他们对地理学的一点点兴趣仅仅来自于少数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如Myrdal和Kaldor）。
但从80年代末期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似乎突然开始发现经济地理学的价值。
克鲁格曼在《地理学与贸易》一书中首先提出“新经济地理学”这个存在争议的新科学名词。
此后，他又在《发展：
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自组织经济学》和最近与他人合作的《空间经济学》（1999）以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试图致力于创建“新经济地理学”。
他试图“使人们接受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
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赞成他的看法，如商业经济学家波特认为：
一个国家的产业链对于决定该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克鲁格曼的看法相类似，波特也认为：
有必要将经济地理学带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并使其成为经济学核心的分支学科。
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如AnthonyVenables、MasahisaFujita、W.BrianArthur和Bruhart也加入了建设“新经济地理学”的运动。
随着建设“新经济地理学”运动的扩展。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评论起这次“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回归”（详见Dymski；OttavianoandPuga；David；Schmutzler）。
由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有所差异，因此他们对地理学所关注的焦点也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但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
位置和场所与经济过程相关，经济地理学应该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回归到主流的经济学中来。
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
根据马丁的观点，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包括2个重要主题，即：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
在传统经济学中，报酬递增、完全竞争和比较优势是3个基本的假设条件。
最近，经济学家对报酬递增的兴趣又开始复兴（如BuchananandYoon），克鲁格曼也参与了报酬递增理论框架的构建。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于决定贸易、集聚和专业化比报酬稳定和完全竞争更加重要。
事实上这2种理论框架存在许多差异，相对而言，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更加复杂和现实。
例如，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代理商往往根据价格来决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而不去考虑其他代理商的行为决策。
相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个代理商的行为决策往往要考虑其他代理商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的报酬递增模型主要用来解释产业活动在区域上的配置以及在地理上的空间集聚现象（最早运用报酬递增来解释地理空间集聚的并不是克鲁格曼，主要有马歇尔主义和钱伯林主义2种传统方法）。
克鲁格曼认为“资金外在性”对于形成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是重要的。
在传统经济学中，“技术”与“资本”这2种外在性要素之间长期存在着界线。
克鲁格曼认为：
在报酬稳定、完全竞争条件下这种分界是无益和无效的。
克鲁格曼更关注“资金外在性”（即市场规模效应），而不是“技术外在性”（公司之间研究成果的转移）。
与这些向心力相对应，也存在着如租金和工资成本等离心力使产业活动趋于扩散。
但从总体上说，交通成本和劳动力的可移动性是决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关键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主题是“新增长理论”。
据该理论，新古典集聚理论在区域尺度上比在国家尺度上更适用。
经验显示：
如果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减少很慢，或者根本就没有减少，结果将导致区域的扩散或极低速率的集聚。
如同“新贸易理论”引起了对空间集聚的兴趣一样，主张劳动和资本报酬递增的“新增长理论”也引起了“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集聚的兴趣。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
除上述2方面以外，克鲁格曼还对抽象并且有些不确定性的复杂性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以此回应亚瑟关于复杂性和自组织概念对于描述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学是有用的讨论。
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复杂性的主要特征是复杂系统经常表现出随机的自组织性：
始于无序的初始状态，向高度有序的状态发展，在统计学上表现出非常简单的规律性。
与亚瑟不同，他建议用非线性动力模型来定义报酬递增，适用简单和规则的模型来描述与其相关的复杂系统。
在西方学术界，由克鲁格曼及其同事所倡导的“新经济地理学”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
比如，Ottaviano和Puga认为：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家研究区位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Schmulzler则认为：
“新经济地理学”除了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兴趣外，至少在2个方面对经济学著作做出了贡献：
（1）“新经济地理学”把报酬递增运用到规模上来解释集聚模式。
该思路提供了将区域经济学中不同研究方法连接起来的一个框架，如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般均衡假设和个体相关选择等方法；
（2）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
地理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
虽然地理学家欢迎其他学科对区位和场所进行研究，但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却持批评态度。
“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
毋庸置疑，“新经济地理学”是以数学模型为基础创建的。
对于克鲁格曼及其他倡导“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来说，模型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代表。
克鲁格曼认为：
“新经济地理学”在模型策略、技巧和原则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他们利用模型来解释发展理论”。
克鲁格曼认为：
“新采用的‘新贸易’及‘新增长’理论模型技巧与传统的空间分析不同，它从个体的最大化中得到行为的集聚。
”
但对地理学家来说，这些并不是创新成果。
在他们看来，尽管“新经济地理学”提高了建模的技巧和理论规范，但它对模型的应用与60年代它的先驱（经济地理学的孪生姐妹）———空间科学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即都是源于理论假设和逻辑实证方法，更何况地理学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革命对地理（空间）模型应用已经相当熟练。
克鲁格曼的方法常开始于一个实际问题，然后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来解决。
但不幸的是，这些方法及理论对大多数同时代的经济地理学家并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放弃了计量地理模型的追求，转而追求一种模糊的方法。
很显然，虽然在研究空间集聚、区域增长与集聚以及国际贸易的地理关系时，许多经济地理学家与克鲁格曼及其他经济学家有着相似的兴趣，然而从方法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许多经济地理学家已经放弃了过于形式的模型，而寻求更现实的方法，如不同类型区域的政策以及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影响等；而克鲁格曼仍然依赖不现实的假设模型，并用之代替真实世界中问题的核心部分。
地理学家过去由于注重数学模型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区位的忽视，如在传统的空间集聚模型中，区域、区位和场所常常用来代表某种经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的形状，而文化、社会、历史、制度等对于决定经济过程和形成经济景观非常重要的因素却被忽略了。
在区域集聚研究中也是如此，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在同时期的经济地理学家的研究中则普遍受到重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能解决空间（区域或地方的）经济的概念以及空间经济与经验世界的关系等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除了过于依赖抽象、简化的数学模型以外，普遍被认为缺乏实证研究。
虽然克鲁格曼和其他学者如亚瑟在他们的模型中使用了经验检验，但这些经验数据不足于使读者对模型的相信。
更何况对于“新经济地理学”来说，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正因为如此，“新经济地理学”的许多内容并没有引起地理学家的兴趣与赞赏。
例如，新区域集聚模型被批评为几十年前就被威廉森等人检验过、在本质上与新古典方法相似的模型。
再如，“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集聚模型忽略了许多要素，如国家行为和外在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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