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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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文化

如果我们乘坐时光机跨越时空对现下所处的时代进行回顾，会发现我们正处于历史发展变革过程当中的一个时间点上，起到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历史的长河永不停息滚滚向前，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社会和民族会被逐渐被淘汰掉，落入无休止的痛苦和灾难中，而顺应历史潮流者则会异军突起，成为世界的强者并引领效仿者共同开辟新的纪元，这或许就叫做历史发展的惯性或者说是规律，优胜劣态，推陈出新，个人相比历史的进程而言就如同大海当中的一朵浪花，是那么的脆弱和渺小，但是积水成渊，由无数具有正确思维和价值观念的个人所组成的国度则会形成空前的活力，对历史的进程进行强有力的助推并铭刻下辉煌的篇章供后人瞻望敬仰，有的国度虽然衰退乃至陨落，但是形成那些国度当中正确的东西，例如习俗，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被后人继承下来，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进化形成新的制度成为新的领航者，而被旧制度和观念所束缚的国度则是举步维艰。

在灾难周期当中困苦不堪，为什么会是这样？

一切还是归结于个人因素。

即个人的思想，观念，意识被旧有的文化和习俗所桎梏，深处迷茫的僵局当中而难以自拔。

　　文化和习俗密不可分，什么样的文化形成什么样的社会习俗，而这种习俗则引导个人，由无数个人又形成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和运转模式，好的文化和习俗是一种良性进化和传承，而坏的文化和习俗则是一种恶性的玷污和停滞，任何习俗和文化都是竞争和博弈的结果，也是人们处于真实和虚幻思维和行为方式所产生的结果，虚幻的人们追求的是自我利益下的局限，而真实的人们同样是追求自我利益，但是兼顾利他式的公义和平等，所以说，社会文化和习俗的进化和改变关键在于具有真实思维的人群数量是多少，认同他们的群体比例占据多少，他们自我牺牲抛弃虚幻追求真实的程度是多少，占据多数者，可以叫做顺应历史发展性的群体选择，占据少数者则倒行逆施，被历史所抛弃。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走向成熟，他的理论顺应当时真实人们思维和行为的理念，为此亚当斯密获取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社会分工理念为广大群体所认同和接受，为什么？

因为当时广大的真实群体早已对封建君主制度下的种种压迫和束缚政策深感厌恶，作为异军突起的资产阶级发动光荣革命经历风雨后推翻旧制度一举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自由，这种为了长期共同利益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形成新的观念，新的观念形成系统化思想，进而被更广大的群体所认知形成新的文化和习俗。

所以说，自由和利益是建立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之上，是少数群体推动多数群体跟从进行跨越的结果，跨越是超越短视和极端的自我自私，是一种集体性的认同，同时更是一种建立在正确信仰基础上的牺牲精神。

　　下面回归正题，社会文化和习俗的进化变革决定经济系统发展的效率和质量，也决定了人们具体生存环境空间的优劣和职业选择的性质，范畴和类型，谈到职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安身立命获取在社会中维持生存的手段，是的，这的确是职业的基本属性之一，尤其符合农耕文化和习俗传承下人们的思维惯性：

劳作维系温饱下的生存，是繁衍生息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跨越农耕文化回顾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也许会发现关于职业的其他属性，例如西方，它的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早期的教徒游走四方，传授人们知识和技术的同时进行广泛的布道活动，基督文明成为社会的领航使人们逐渐脱离自我封闭和狭隘意识的枷锁，人们逐步认识到：

辛苦的劳作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基本生存的手段，更是实现个人终极价值的基础，全心全意爱上帝和爱邻如己的理念被广大群体普遍接受，也融入到西方社会文化和基因当中。

虽然后来教会逐渐世俗化乃至堕落偏离了正确的航程，但是人们仍然秉承着这种基因，随着后来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开启，人们脱离教会的束缚追寻自由的信仰，思考和行为的方式，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注入了关键鲜活的动力。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在这里历史背景下完成的。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正值西方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他以诚挚的教徒情怀在理论上为人们提供一个丰裕的世界，倡导人们在这个丰裕的世界当中各施所长，摆脱一切外界束缚以追寻自我利益为基础通过社会分工的方式创造最大的财富，个人从中获取利益的同时也使得社会整体性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可以说，压制束缚追寻自由是亚当斯密一生向往与倡导的基本理念，在自由思想和经济行为当中发挥自身最大的天赋实现个人最大价值的发挥也是他理论阐述的基点，如果我们将这个基点向纵深衍生并加以理论化，就可以重新阐述职业普遍性的定义：

所谓职业，就是以兴趣天赋为导向在外界文化习俗制度（也可以称为社会外在的环境因素）支持下实现个人最大价值发挥的平台，这种发挥不仅为个人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回报基础，同时也为社会尽到了最大程度的责任和义务，当然，这种个人最大价值的发挥遵循抽象的普世规则，一切以公义的律法规则为准绳对个人行为进行约制。

这个定义虽然不免理想化，但却也是职业真正价值和属性的体现。

如果将职业平台进行进一步的类型划分，就可以分为积极型和消极型，所谓积极型，是适合并支持个人成长和天赋发挥的职业平台，例如著名的苹果公司，全体员工由乔布斯带队，以团队合作的模式进行创新跨越型产品的开发和研制，最终创造出苹果辉煌一时传为佳话，所谓消极型，是排斥乃至压制个人成长和天赋发挥的场景，例如中国式血汗工厂，以破坏环境，耗费资源，摧毁员工身心健康为基础获取微薄的利润，同样都属于职业平台却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为什么？

一切还是源与文化，习俗以及制度传承下人们迥异不同的思维模式。

　　这个世界永远在不同的国度当中不同群体观念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当中逐渐进行着变革，它有时偏离正确的航程，有时回归正确的方向，在跌宕起伏之中完成文明的整体性进化，它给人灾难，给人反思，同时也给人希望，当亚当斯密馔写国富论时，他继承洛克式清教徒博爱宽广的情怀针对社会合作分工进行系统化阐述，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理想主义者，应该说学术理论家都是这样，他们的思维深处力图洞穿一切追寻于完美，但是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却是错综复杂，这并不是理论家的过错，而应归结于人性的起伏不定，宗教改革号召人们突破宗教的枷锁追寻自己的信仰，工业革命提倡人们冲出君主的专权追寻自己的自由，可以说，信仰和自由形成全新的意识和观念，但是这种意识观念本身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也接受着无形当中最高智慧的严峻考验，这个世界上繁荣当中蕴涵着萧条，喜乐当中蕴涵着痛苦，协作当中蕴涵着冲突，这可以总结为历史文明进化的规律，在这种规律下人们由于不同利益格局必然产生不同的情感，进而出现窘异的观念相互争峰并且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幅纵横交错复杂的历史画卷。

　　在亚当斯密完成国富论将近100年后，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这也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遭遇人们观念的巨大考验，如果说亚当斯密理论当中所阐述的是一个丰裕的世界，一切商品的价值归结于人们的辛劳和麻烦，那么在后来的李嘉图理论中这个世界不再丰裕，而是一个物质稀缺的世界，只有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才能抗拒这种稀缺，劳动这个含义从辛劳和麻烦悄然转变成绝对的痛苦，而马克思则继承了李嘉图的衣钵，以极端悲愤的心情发展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分工和劳动的理论和含义由此从亚当斯密的教徒情怀彻底堕落成现世利益不顾死活的争夺，产生绝对的质变。

应该说，资本主义本身意味着进化，利益格局的纷争和商业周期是其与生具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可以通过质疑去改造它，但却不能通过质疑去完全的否定它，马克思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群体由于利益格局不断的冲突和纷争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时代发展和进化的一面，随着打破君主专制的束缚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人们纷纷脱离落后贫穷的农村进入城市维系生存，生活的改观进一步诱发大批量劳动群体的涌入，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必不可免促发一次次经济周期，经济危机标志着萧条痛苦，同时也蕴涵着机遇和创新，人必然要经历生老病死，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制度也必然要在一次次磨砺当中得以进化和转变，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推陈出新，意味着迫使人类的天赋和潜质在窘迫的生存环境下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符合人类历史的进化规律，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商业周期循环论中通过经济的角度就系统的阐述了这一点，然而出身于德国的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集体主义哲学和李嘉图理论以吸收和修改的方式发展出唯物主义辩证法，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直接的否定，这个理论对于文明的进展和世界的格局来说产生严重的影响。

　　还是那句话，什么样的文化和习俗产生什么样的意识和观念，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德国长期的割裂和纷争状态（在他生前大多部分时间就是如此），这种状态深刻影响了德国的文化，人们在痛苦忧郁当中期盼国家的统一，这种强烈期盼的意志自然而然会产生出一种集体主义观念，集体主义注重于共同的意志、义务和责任，轻视个人的天赋、资质和兴趣，重要得是，一旦这种集体主义观念失去正确信仰的约束和制衡落入完全世俗状态的话，那么极易被野心家通过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包装下的群体利益所利诱引发重大的灾难，马克思继承了集体主义这种观念，站在哲学的角度针对资本主义自由制度进行全面否定的同时从理论上建构了一种完善，理想，完美，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型制度，这种制度以遵循共同意志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倡导绝对的平均和分配，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一个社会又无数的个人分子组成，每个人的思想不同，习惯不同，兴趣不同，具体的需求状况也各不相同，无数个人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一张复杂纷乱、处于永恒变动的价值排序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企业家通过各自的天赋和组织才能依据市场价格信号来满足需求的供给，而在一个消除企业家和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当中如何实现这一点？

只能是最高当局根据自身的意志协调和统筹，同时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强行压制社会的多样化需求，在这种制度下，个人的天赋和才能彻底丧失发挥的余地，唯有根据最高当局安排的官僚系统的指示在强压制度下进行单调的生产和生活，过去的苏联，中国以及广大的东欧国家都经历过这一时期，在此不必多说，因为可以说，马克思这种空想理论一旦在实际环境中实施开来必然严重压制个人天赋，僵化错配社会资源导致集体落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当中.

　　中国自1949年伊始的随后30年中实施的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建设，在这个一切生产要素集中统筹，一切生产乃至生活听从于最高当局的计划指令的蹉跎岁月当中，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天赋被压制，乃至内在的灵魂均遭受深度的摧残，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知识分子阶层所遭遇的场景更是凄惨，被政府内在的利益因素驱使集体打成右派进行冷酷的镇压，精英群体的陨落也意味着中国彻底进入一个无脑混沌型的时代，个人失去精神上的向导彻底沦落成专制统治下的附庸，以贫穷为伍，以忠诚为荣，在这个火热的年代里，完全迷失方向的人们普遍处于异端麻木愚昧的状态，奋勇争先积极充当体制的附庸（即螺丝钉）成为人们实现自身最高价值的体现，这种整体性奴性观念和思维不仅严重摧毁了自身，也牢牢印刻在基因的深处被下一代所传承，形成一种无法摆脱的文化和习俗的恶性循环。

奴性思维群体的特征是只顾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的利益，贪图当前的满足而忽略或者说回避未来的痛苦，在计划年代当中，体制当局根据社会主义空想理念实施集体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模式，在绝对的贫穷当中追求所谓的相应平等，这种分配的格局使得原本僵化停滞的经济系统进一步丧失了发展的动力，众所周知，经济系统赖以发展的根本因素在于人们的主观积极性，人们参与经济行动其目的一方面为了获取维系生存的物质基础，一方面也是以积累财富的方式证明自身的能力来赢得他人的认可，维护自身的尊严、提升社会地位、获取广泛的认可是人们采取采取经济行为重要的原动力，一旦丧失这些最为基本的原始行为要素人们也就失去了奋斗的基础，或者说，就成为了丧失内在基本活力的行尸走肉，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走进工厂和农业劳作的主要目标就是统筹强制之下的混沌行为，属于完全的被动驱使型，千篇一律的生产方式、强迫高压之下的被动服从、毫无生机持久性的贫困将人们的身心和灵魂全面的摧毁，人们由此也倒退回最为原始的状态：

个人生存的基本初衷不再是天赋挖掘下自身价值最大的体现，而仅仅为了繁衍生息，或者说是为了获取一口饱饭。

混沌产生惰性，惰性引发生产效率异常的低下，当人们精神饱受摧残，灵魂全然泯灭的同时，事物发展的规律却并未遭受阻止，在历经十年浩劫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在长期无休止的动乱当中已经接近全面崩溃的边缘，随着‘伟人们’的相继离去，体制内在的阻力消散，中国也随之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说起改革开放，其实是政治体制针对社会经济的一种挽救变通的手段，其本质并未改变，采取得是政治意志为导向、经济政策为手段的发展路径，如果说西方自由市场经济赖以维持发展的根本在于精英的培养打造，那么在中国则为了维稳则采取压制和误导的原则，美国极为重视精英的培养，大学是精英的成长摇篮，他们深深的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强盛关键在于少数精英思想、观念以及技术的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是在少数精英的带领多数人认同并且参与的结果，所以美国包括欧洲、日本等国家倾全国之力注重于精英群体的打造，精英的培养不仅取决于社会资源的投入规模，更在于精英的培育模式，精英的本质立足点在于坚持真理追求真实，广泛的质疑是精英成长并迈向成功的关键步伐。

例如亚当斯密，正是由于他从质疑的角度出发，经过艰辛的探索认清当时社会所遵从的重商主义政策的种种弊端，才有后来国富论的问世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又例如马丁路德，正是由于他不畏教会的强权，从真理和质疑的角度出发，认清世俗教会的性质与信仰之间本质的区别，才号召人们摆脱教会的强权压迫追寻自己的信仰，为宗教改革开启了大门，因此说，质疑才能引发思考，通过系统化的思考才能逐渐冲出虚幻去发现真实，西方教育的基点正是立足在培养人们广泛质疑的精神上，也正是由于拥有一批高素质，勇于质疑秉持真理的精英群体，西方社会才能发现并修复种种重大的漏洞平稳的运转和前行，当然，这需要社会具有包容精神，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扶持，即观念，制度与文化习俗的协调配合，精英的作用才能得到尤为有效的发挥。

　　另外，精英的培育更在与天赋的挖掘，每个人生来禀赋不同，资质不同，兴趣爱好也迥然不同，而教育的基础则在于发现每个人身上不同的闪光点，并进行积极的鼓励，定向的培养，持续的开发，其实，教育系统就是扶持引导个人天赋挖掘的平台，教育工作者就是引领协调个人禀赋最大程度发挥提升的保姆，在西方，学生的顽皮和散漫被教师视为正常现象，而学生的平庸则被视为最大的噩梦，如果遇到这种情形，那么教师就要从学生的家庭环境，成长的经历以及心理状况入手，探寻突破口帮助学生重新树立信心并发挥特长，所以，我们不妨重新定义教育的本质涵义：

即教育即挖掘，教育即天赋，教育即成长，通过教育这个挖掘的平台人们的潜质和天赋得到最大成服的有效开发，也为人们未来的职业选择奠定了方向。

　　如果说西方教育系统的根本立足点在于不遗余力进行个人天赋的挖掘和培养，那么中国的教育模式则反其道而行之，注重于绝对的摧毁和压制，西方社会和教育系统鼓励学生的广泛质疑精神，倡导他们去追求真实，而中国社会和教育系统则排斥乃至压制学生的质疑精神，倡导他们去追求虚幻。

中国教育基点在于驯服，现实即合理，凡是现实环境当中存在的那么一切都是合理的，教师的重要任务就是教导学生明事理，只有懂得道理的学生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是真理的化身，政府是社会意志授权下的领航者，政府等同于社会意志，它的一切行为都符合社会最高意志这个真理从来不会出现丝毫的错误，因此人们从小就接受“爱党，爱社会，爱祖国”的意识熏陶和灌输，稍有迟疑就会受到教师的训斥，甚者会受到家长，学校乃至社会的共同压制，这种教育模式使得学生成长先天不良，从起点上观念和思维就局限在极端狭隘的小格子里，走出校门后他们发现社会环境和学校教导的景象截然相反，差距是那么的遥远，他们迷茫，恐惧，愤怒，但是潜意识里的服从观念迫使他们适应社会，惟有适应才能生存，他们在痛苦之中被动适应，同时在虚拟的网络之中抚慰心灵的伤痕。

僵化洗脑式的教育模式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真正的精英群体，这样一来则继承了计划年代下的迷失和混沌，火热年代下的混沌群体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系统的变革迎来了厄运，民营企业的兴起，国际产业资本的涌入使得计划年代下的国有企业手足无措，成本高昂，质量低劣且清一色单调的产品难以与物美价廉的民营产品和国际高端品牌展开竞争，国有企业由此举步维艰，不仅无法被体制创造利润反而成为巨大的包袱，随着体制政策和资金大批量向沿海城市和地区的倾斜，以及内部技术骨干群体的流失，这些国有企业最终在市场竞争和内部失血的双重打击下败下阵来，随着97年下岗风潮的开启，这些混沌群体在不惑之年惨遭社会的淘汰，工厂不复存在，技术相对缺失，由此落入社会最底层，在温饱的边缘线上勉强挣扎，被冠以40，50人员的称号，其实这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他们是低劣文化和制度的牺牲品，也是遭遇时代前行所淘汰的第一批群体。

　　进入80年代，异军突起的民营企业成为社会的新型力量，大量兴起的民间企业带动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如果说国有企业是身躯庞大且僵化的恐龙，那么中国式民营企业就是善于变通左右逢源的猴子，针对低端产品他们通过雇佣农村劳动力以极为低廉的成本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针对中低端产品（例如电子产品以及服装鞋帽等）则通过从沿海到内地的远途贩运或者直接建立工厂进行仿制，体制政策的放开与民间企业的兴起使中国告别了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人们的生活社会也得到了相对程度的改善，但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本性与西方大不相同，西方的企业是作为精英阶层的企业家或者团体以卓越的组织能力与洞察力奋力拼搏出来的结果，是经历一次次商业周期洗礼下遗留下来的结晶，每一次经济周期都是经济系统动态化的调整，也是针对企业家智慧，素质和能力的严酷考验，平庸的企业被市场规律无情的淘汰掉，而富有创新能力和积极实行北部要素整合的企业则幸存下来，成为时常经济系统各个产业领域的新锐力量。

所以说，在西方经济经济每一个时期当中都有相当一批精锐企业，以深入发挥拓展员工天赋才能为基础，以贴近市场需求乃至引领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团队组织协调合作的研发创新模式为依托，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优化整条相关产业链，不仅自身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且也在无形之中引领其他企业向更优层面上进化和发展，这种高效协作的理念已经成为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导产业模式，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已经组成垂直分工合作的复杂体系将世界禀赋不同的国家含盖其中，以个人天赋为基础的技术创新型国家占据产业的上游席卷大部分收益，而以资源和廉价劳力为基础的国家则处于产业下游或者底端，从中获取微薄的血汗钱。

　　应该说，中国民营企业是体制特定时代下政策的产物，或者说是体制政策下的附庸，发展民营企业的初衷在于发挥社会个人主观积极性打破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僵局为社会提供相对充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从体制自身角度来说，他决不允许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进而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那样一来将威胁政府的执政地位，因此体制对于民间企业采取所谓的恩威并行的双重政策，即在战略上进行压制，在政策上进行疏导，在舆论和媒体上进行安抚，中国市场经济之所以被加以特色两个字，终其缘由还是一切要遵从政府的意志，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民营企业从起点上来说就是先天不良，体制的意志和政策直接决定这些企业的生死存亡，况且，中国当前大多数企业家出生于计划经济年代，幼年时的压迫和整体性的混沌使之自然而然产生奴性思维，政策夹缝中寻求生存正是这种思维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的意识当中，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短期利益是最为重要的，至于长期则无暇旁顾，这种极端短视的观念配合上体制政策的诱导使得中国民间企业丧失了长期前行的动力，在只顾眼前的欲望和利益操纵下沦为世界垂直分工系统下的制造工厂。

前面已经说到，这种制造工厂（即血汗工厂）的本质就是依据图纸进行加工制造，它不需要天赋的挖掘，更不需要智慧的提升，唯一需要的就是在监督下按部就班的机械性作业，这种超负荷的作业模式不仅严重摧毁了员工的身心健康，也推动中国社会和经济朝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发展。

血汗工厂的本质就是竞次，这种断子绝孙的自我毁灭的发展行径决不会在西方国家社会当中出现，因为对方在民主制度精英群体的率领下集体追求真实，一切站在长远的利益角度出发并加以考虑，而中国无脑式群体则普遍追求虚幻，在体制的政策和舆论引导下以牺牲长远的生存目标享受短期的现实利益，中国僵化洗脑式的教育使得人们无法通过系统的思考认清社会的真实状况，被动适应社会的狭隘观念使人们处于长期的局限之中难以自拔，而作为政府当局的高层来说，虽然他们清楚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场景，但是由于亲属大多数早已移居国外，消除后顾之忧的他们则利用职务便利之机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期限里捞取最大的利益，中国式血汗工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政府推动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在明面上它暂时解决了中国扭曲经济系统下空前严峻的就业问题，但是实则在暗地里它以摧毁人们身心健康，耗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赚取空前规模的外汇用来满足利益群体的私欲，中国经济就如同一个规模巨大的洗钱场所，国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入，通过种种隐秘的渠道转化为黑色资本、腐败资本流出，中国官僚阶层，国际资本以及国内少数民营企业家阶层都非常清楚中国社会未来的暗淡性，所以他们集体秘密采取自保措施（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外转移家属和资本）的同时刻意制造稳定的利好的消息，一方面安抚国内广大群体的情绪，使其继续沉浸在虚幻当中，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愚蠢的下家接盘实现自身资本的变现开路，可以说，中国经济表面繁荣但实际上早已暗流翻滚，随着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萧条和恶化，一旦产生集体性悲观预期那么中国这个大戏台也必将曲终人散，迎来最终清算的结局。

　　伴随着计划经济年代下的混沌群体逐批量的自我淘汰，作为他们的后代70和80后进入社会成为中坚力量，其实，中国式血汗工厂也正是由于这一群体的参与才飞速运转起来，如果说计划经济年代下的集体工厂的工作性质属于政府当局指令统筹下的强压，那么以民间资本为主导的血汗工厂则属于违背人类的残酷盘剥，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大多数企业家出生成长于计划经济年代，长期的体制文化与教育的灌输使其充满奴性观念，这种奴性思维的群体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创新和团队协作的全新合作模式基本无缘，那么，以严酷无情剥夺劳工压缩生产成本的方式来维系企业的运作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血汗工厂的生产制度下，广大的劳动者丧失基本的人格和尊严，在监工的暴力驱使下沦为整日里高速运转的机器，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不仅严重透支摧毁了身体，也使得他们的思维和智力产生大幅度的倒退，在他们眼中，这个社会的一切显得那么的阴暗与丑陋，但是他们已经无法通过系统思考去探清原由，在奴性文化制度的束缚下更无法身体力行去加以改变，他们只能在困惑愤怒和痛苦中挣扎，徘徊，为了环节身体的劳累和精神上的压力，在有限的闲暇时间里他们将精力聚焦在最为低俗的情趣之上，处于一种自我迷失堕落的囚徒困境当中。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国内农民工群体的痛苦和迷失基础之上，他们的职业平台隶属于消极和压迫性质的血汗工厂、城市基础建设所铺开的大小工地领域，那么作为出身于城市的群体从事的职业则大多数属于前两者的外在衍生环节，即以血汗工厂和城市建设为基础的上下产业链配套服务领域，或者说，中国庞大复杂的产业链条全部是围绕政府当局政策和欲望的引领下铺设延展开来，每一个人所身处的企业都无法逃脱政府意志和政策的影响及干扰，政府的权力无远弗界延伸到社会组织的各个细节角落，人们虽然处于所谓开放的时代仍然在无形当中处于政府操纵下的附庸地位，方才已经提到，由于政府长期以来为了维持这种僵化经济系统的稳定针对农业实行抑制打压的政策，农村劳动力只能大规模涌向城市寻求生计，这一群体如今占据了城市大多数低端职业岗位，而作为城市新生代群体只能千方百计挤身于服务行业寻求职位谋求生存，这些城市群体相比农民工来说虽然衣着体面并且接受了相对高等的教育，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彻底脱去国际奴工这件低劣的外衣，如果说血汗工厂是通过贱卖自身的方式为世界打工，那么城市群体所从事的职业就是以血汗工厂和基础建设为依托的陪衬或者说是附属环节，这些职业的本质就是暂时性的虚幻，属于建立在沙滩的楼阁，随着一阵微风就随时可能垮塌倾没，20世纪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