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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城市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农村城市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摘要]:

工业化城市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市场化是工业化城市化的灵魂,农业产业化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一条捷径,信息化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扛杆。

“乡镇企业+小城镇”极大地推进了县域的工业化城市化,但其“分散性、不规模”倾向与现代工业和城市发展的“集中化、规模化”趋势是不相一致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城市化和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间接地又发展和固化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以县城为中心发展重点小城镇”是新时期县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选择,这需要:

国家加大投入,城镇注重发展实业,努力建设“农民城市”,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把软环境建设放在关键地位。

[关键词]:

农村;城市化;思路

一、发展农村经济,工业化城市化是根本出路

1、工业化是县域经济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受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影响,人们似乎觉得我们可以越过工业化而直接进入现代信息社会,几乎没有人认真提出过工业化的任务和口号。

进入新世纪后人们才又发现,过去农民“无工不富”的口号到了现在还是那么正确。

事实上正是那些一心一意发展第二产业,甚至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地方,悄悄地走在了现代化的前头。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湖南的邵东,醴陵等无一不是以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

而那些只是把“开发区”、第三产业、高新技术、旅游等当作“时髦”用语喊得震天价响而从不认真发展工业与其它实业的地方,传统的加工工业优势丢了,新兴支柱产业由于没有传统工业基础和特别大的投入而无法形成。

在“中国制造”崛起于世界的时代,有的地方特别是相当多的县域第二产业的比重已低于1980年近十个百分点,这些地方发展滞后就是必然的了。

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首先,工业化是商品化,市场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工业革命”成为现代社会的起点,在于它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的扩大,为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技术基础。

使现代的社会分工,使某种产品的全球化供应成为可能。

其次,工业化是农村城市化的根本推动力和基本内容。

没有了工业,没有了商业,就没有了城市,哪来城市化呢。

第三,工业化是县域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有了工业化,才有了商品化、市场化、城市化,有了工业化,城市化才有了农业人口的转移与集中,资本的积累,技术的发展,才有了第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与发生作用的空间,才能有了县域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空间。

2、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与产物,也是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更是县域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标志。

为避免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我们曾试图绕过(通过小城镇)城市化直奔工业化;现在明白了,城市化同工业化一样,也是县域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不可逾越的阶级。

首先,城市化与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是互相促进的;工商业的一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前提,而城市的发展又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

工商业的繁荣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交通、通信、人口、市场、服务,这就是一定的城市。

随着工商企业的发展,对城市的投入增加,建设加速,就业增加,经济增长,这本身就扩大了城市;并且,市政建设的规模、速度与城市经济势力呈正比例关系。

所以,城市化是工业化商品化的结果与条件,工业化商品化是城市化的内容和前提。

要加速城市化就要加快工业化商品化。

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就要更好地实施城市化。

其次,城市化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三产业的比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人们苦于我们的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不然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要大大缩小了。

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无无疑是对的)甚至于一些中小城市或农村、县域经济也不例外。

20多年过去了,第三产业并没有所希望的那样发展。

事实上,第三产业确切些说主要是城市的产业。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达75%以上,前提是它的城市人口占90%以上。

我们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这是我们第三产业比重低的根本原因。

城市化实现了,第三产业的比重才会高起来。

第三,城市化是县域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这在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里也是明确的。

例如,初步的现代化城市人口比重必须在50%以上,而真正的现代化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必须达到90%以上等。

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是没有现代化可言的。

3、市场化是工业化城市化的灵魂,是县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前提条件。

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外壳,市场化是现代化的内核。

过去我们论证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实际上也是说市场化是必然的。

市场化要求市场机制(这是新式用语,传统上叫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传统上叫“按比例生产”)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

市场机制提供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效率、效益等机制,提供价格、利率、工资、税收等经济杠杆,要求形成与市场化相适应的观念、设施(机构、组织、体制等),这就需要有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机制转换、职能转变,。

市场化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政方式、社会方式,从而也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文化。

新一轮县域经济变革的实质应当是一场“市场化”的革命洗礼。

没有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是不能成功的。

4、农业产业化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是县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一条捷径。

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龙头加基地,产供销,农工商,科工贸一体化,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内涵。

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

是先市场化,后工业化;先专业化,后规模化;是龙头带动、市场拉动、特色推动。

这在实质上可以看做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

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一般是以机械化为基本前提的,这需要土地资源丰富,货币资本集中,农业人口比重低三个基本条件,而中国恰恰是耕地少,资金缺,农业人口比重大。

发挥我们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市场纽带、龙头带动等方式,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现代化的市场经营、工厂化、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加工同最原始的家庭经营、手工劳动结合起来。

先专业化、商品化,先使农民富起来,使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这样,龙头企业本身直接推动了工业化,而当富起来了的农民一部分进城成为市民,一部分留下来搞规模经营的时候,我们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就又会大大地前进一步了。

农业产业化是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推动者和一条捷径。

5、信息化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杠杆。

“信息化”首先是指“信息社会”,也叫“后工业社会”,社会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均已信息化,信息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宰和主体。

其次是指信息产业,包括电子,通信,互联网等。

第三是指传统产业和社会生活内部运行及与外界联系的电子化,自动化,信息化过程。

我国的信息化主要是在第二三含义上的。

首先,“信息社会”还不是我们当前的目标,更不是县域经济的目标,但如托夫勒所说,我们的确可以与发达国家分享“信息化”的成果。

事实上,信息产业已成为我国发展速度最快前景最好的支柱产业之一;且由于起点高,发展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亦相对较小。

其次,信息化不能代替工业化城市化,这一点我们必须十分明白。

用锄头种地的农民通过互联网,通过“农业产业化”等,可以把自己与世界市场对接,但其经营规模,管理水平,生产手段,生产效率终究难以与国际资本竞争。

这种情况在我国传统工业领域亦普遍存在。

这也正是我国入世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出路仍然只能在深化工业化上下功夫——加速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

县域经济也不可能例外。

第三,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用信息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有人视信息为继自然资源能源之后的第三国力,是有道理的。

没有信息化县域经济可以按部就班地走向工业化城市化,有了信息化,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跨越式”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

信息化应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杠杆。

信息化有利于我们迅速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市场,有利于高起点、高速度、高效率、少湾路、低成本。

并最终促进我国工业、农业、国防、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促进我国县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二、“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思路的反思。

乡镇企业加小城镇是二元社会经济架构下县域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其发展“经典”是苏南。

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成绩巨大,对县域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对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中国现代化建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并且将继续作出贡献。

但也留下了些许遗憾。

1、农村建制镇数量多、密度大,镇域范围小。

“以乡建镇”的建制镇设置模式,使平均每个建制镇的行政区划面积与一般乡镇差不多。

根据计算,1999年末,全国(不包括台湾省)平均每个乡镇的国土面积只有207.7平方公里;从建制镇看,全国平均每484平方公里分布1个建制镇;但从区域看,东部12省市区每150.3平方公里、中部除内蒙外每281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1个建制镇。

湖南益阳市平均176平方公里一个建制镇。

尤其是建制镇密度较高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1999年,分别平均每114.6平方公里、93.2平方公里、101.1平方公里和104.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1个建制镇,同比分别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7%、19.3%、20.9%、21.5%。

①根据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江苏省资料计算,1996年末,建制镇为322个,即每41.2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分布1个建制镇。

2、建制镇对乡镇企业的聚集功能较弱,乡镇企业分散布局仍然严重。

根据农业普查资料,1996年末,全国拥有符合一定标准的各类非农乡镇企业139.8万家,其中分布在县城和大中城市及工矿区的占5.6%,乡、镇所在地的占20%,村及村以下的占74.4%.这说明农村乡镇及建制镇对乡镇企业的聚集功能较弱。

以乡镇企业发达和农村建制镇密度较高的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为例,1996年末,三省的乡镇企业总数分别为132784个、135255个、138096个,其中办在乡镇所在地及其以上城镇工矿区和大中城市的分别为36683个、30822个、39005个,分别占其乡镇企业总数的27.6%、22.8%、28.2%,这远低于其建制镇所占比例;而相应地,办在村庄以下的比例分别高达72.4%、77.2%、71.7%.可见,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分散状况与全国相比也相差无几。

3、农村人口城镇化水平低,滞后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工业化水平。

城镇数量的增长本身不能代表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关键要看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水平。

全国农业普查表明,1996年末,我国县以下90%以上的人口仍居住在一般乡镇和村以下。

即使是发达的苏南地区、珠江三角洲、温州地区,其农村建制镇的镇区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只有14.2%、20.4%、16.2%,如果再加上大都没有当地城镇户口,流动性较强的镇区外来从业人口,上述比重也分别只有21.1%、24.6%、21.2%.(资料来源同上)而我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化较大,由1978年的68.6:

26:

5.4到1997年的24.4:

62.9:

12.7,④根据测算,从1978年到1996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结构变动值为83.44,而同期劳动力结构的变动值只有36.98,比前者低46.46。

4、县城经济不强,对乡镇企业的聚集功能和吸纳农民定居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见下表)由于小城镇建设中没有突出发展县城的战略考虑,在过去20

湖南省益阳市县城(桃江、安化、南县3个有独立统计的县城)与

全市建制镇(69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简单对比表。

类别项目

县城

平均

建制镇

平均

县城/

建制镇

人口(人)

89086

37544

2.4

非农人口(人)

53312

6886

7.7

从业(人)

38769

18402

2.1

二三产从业(人)

30964

6847

4.5

GDP(万元)

25846

11488

2.2

人均GDP

(元)

2886

3509

0.8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1626

2015

0.8

财政收入

(万元)

1585

720

2.2

存款余额

(万元)

7436

4469

1.7

资料来源:

据《益阳统计年鉴-2002》制作。

多年中县城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发展。

从表中湖南益阳的情况来看,县城的人口规模只是一般建制镇的2.2倍,并不很大;非农业人口是7.7倍,二三产业就业是4.5倍,这与县城是县治所在地直接相关,表明县城吸纳人口和提供就业的能力是较强的。

但县城经济势力并不强,人均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建制镇平均的0.8倍;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存款余额亦低于建制镇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大大低于个别经济强镇了。

小城镇的普遍发展(县城以外的建制镇和乡所在地等集镇全国有45300个,一说有50000多个)和县城经济不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乡镇企业+小城镇”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了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三、县城和县域重点城镇

是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

1、县城和县域重点城镇是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

这里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对待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问题。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思路应有所调整。

第一,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是县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杠杆,但二者不能等同,二者是有区别的。

乡镇企业布点分散、规模小、技术低、资源浪费、生态代价大,除上规模上档次在当地已成“气候”的外,有必要和可能的终将转移到城市“工业区”;剩下的主要是“进不了城”的和有本地资源、劳动力、运输等优势的粗加工型企业;其它一般性生产加工再难以有“短缺经济”下的生存发展条件;事实上经过“改制”和经受“过剩经济”洗礼后名符其实的“乡镇企业”已经大为减少,在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中更少;现行统计中的乡镇企业在欠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就是县域个体私营等经济;乡镇企业职工离土不离乡,不利于城市化市民化,从而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现有小城镇面广、量大、规模小,几千到几万人口不等,如果没有吸引外地人口的实业作基础,仅为本地生产生活服务,其发展前途是十分有限的。

“有城无市”的小城镇已不少见。

这对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来讲既不规模也不经济。

从整体上讲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分散性、不规模”倾向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集中化、规模化”趋势是不相一致的。

所以,一般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提高质量,优化功能,注重特色,适当规模,顺势而为,不要强求。

第二,县城经济应当成为县域经济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火车头。

县城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是扩散城市文明的枢纽。

县城对于县域经济起着集聚协调、带动辐射的重要作用。

县城是县域企业集中的地方,是农村商品的集散地和转运站,是银行、税务、金融和司法机构的所在地,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现代化的主要阵地。

在我国,由于县建制的长期存在,县城建设已有一定的基础,加快县城建设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有事半功倍之效。

县城在县域城市化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最好。

现有县城规模距城市规模下限10—15万人口已较接近,或比较容易接近,继续发展规模效益最好。

以县城为中心还有利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本身的固有缺陷。

另外,与让农民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相比,从目前看,让农民走进县城,对于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更为可行。

县城的“门槛”相对较低;农民进小城镇总觉没有进城,进大城市难度又大,而进县城却是多数人梦寐以求的。

农民进入县城也才有利于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

农民进县城必须改变其就业形式。

住在小城镇依然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住进县城再从事农业生产已不太可能。

农民住进县城才可能改变其生活方式。

乡镇企业入驻县城的工业园区,农民工住进居民区,农民才真正可能改变其生活方式,提升其生活质量,使农民真正变为市民。

县城是农民人口转移的最便当、经济、有效的出处。

第三,县城以外的建制镇、集镇应称为一般小城镇。

它们一个个看都很小,发展潜力一般亦十分有限。

小城镇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它有一些农民居民点的特性(移民镇最典型)。

其居民也不完全是市民,有的是市民,有的可能是半市民半农民,也有的完全是农民。

但加起来其势力可敌县城。

其中如历史名镇、工业重镇、经贸大镇约2000个,数量与县城相当。

应当重点发展,它们也应发展成为小城市的。

小城镇是农村的准城市,是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的中心,是农民变市民的重要基地、起点或中介,也是农民理想的居民点。

县城和县域重点城镇是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承担着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历史责任。

2、县城和县域重点城镇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我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0年的36.09%,年均提高0.83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00年的663个,建制镇从2176个增加到2.03万个,城镇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4.56亿人。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有了很大提高,但始终还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表现在潜在城市化率高达60%以上,而实际城市化率仅为40%),也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合理比值范围是1.4—2.5,而我国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只有0.8左右),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县域城市化的落后。

为了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总体水平,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县域城市化进程。

这也有利于大大减轻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

我国未来城市化的布局:

设想超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0个,可容纳一亿多人;三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像现在的广州、沈阳、武汉这样的,发展到50个,也只能容纳一亿五到两亿人;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到300个,这也才能容纳三亿多人,加起来也就是五六亿人,预计中国的人口控制在16亿,仍有十亿人口在县域之内①。

我们2000多个县城和2000来个重点城镇,应该容纳其中的大多数人口,才能避免重复过去的“发展失误”。

可以说县域承载着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历史任务,没有县域的城镇化,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县城和重点镇应当成为中国城市化最重要的节点之一。

3、2020年县域城镇人口有可能达到5亿。

未来的城市化进程,有高、中、低三个方案:

实现了低方案的要求,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仅达到49%,与基本实现城市化的标准(70%的城市化率)相比仍然存在相当大距离。

按照中方案的要求,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可以接近或者达到60%。

一旦实现高方案的要求,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可以达到68.8%,就是说接近70%,也可以说基本上实现城市化。

②应当说中方案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中方案中的城市化率是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0.83个百分点接近,比较合乎我国的实际。

从国际经验来看,英国城市人口从占30%发展到占70%用了200多年时间,在19世纪中叶才达到;美国城市人口从占30%发展到70%用了100多年时间,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

但二次大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化率达到30%左右往往会出现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

城市化进程中的决定性进展往往是在这个快速期中实现的。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研究部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日本城市化率由28%(1949年)提高到57%仅用了7年时间,韩国城市化率由20%(1960年)提高到56%(1981年)用了21年时间,世界上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由33%(1960年)提高到57%(1987年)是用了27年时间。

但我国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有城市化大大低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可以与日本、韩国相比较,全国的城市化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情况相对照比较恰当,他们是用27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每年提高0.89个百分点。

从小城镇在城市化中的地位作用来看,国际上小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一般为45%,我国小城镇是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途径,我国曾经大力发展,基础扎实。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谢扬研究员测算大约应为65%,到2020年约有1.7亿左右的农村人口将转移到小城镇,届时农村小城镇人口规模将由2000年的1.6亿增加到3.5亿,农村小城镇人口比重将由16%提高到35%,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预测:

从2000年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从36.09%上升到55%左右,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

约有7-8亿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县城和县域重点镇的未来定位是小城市,而不是一般的小城镇;以全国县域现有平均人口45万人,县城人口平均5万人计,2020年2000多个县城平均人口当在15万左右,2000多个重点镇的平均人口当在10万左右;县城和重点镇将有3-4.5亿人工作、生活、居住。

采取适当措施,加上其它小城镇,届时县域城镇人口有可能达到5亿。

县城和重点镇应当成为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心,成为中国城市化最重要的基地。

四、以县城为中

心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1、解放思想,更新战略。

充分认识县域城市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县域不可能独立实现城市化,但它是城市化的重点对象。

县域城市化离不开大中城市的拉动,但它自己的努力更加重要。

小城镇加乡镇企业极大地推动了县域的工业化城市化,但其“分散化、不规模”的缺陷十分明显,遗患无穷。

要实现由重点发展小城镇到发展重点小城镇的认识转变。

城镇化战略不等于发展小城镇,更不能等同于发展行政意义上的建制镇,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其实质仍是在城乡分隔的传统思维下,希望在就地工业化之后实现就地城市化。

县域经济要抓住新世纪前20年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就要树立起“以县城为中心发展重点小城镇,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新理念、新战略。

一方面让县域经济的发展搭上快车道,另一方面又避免新的“发展失误”。

2、国家买单加大投入。

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县乡财政是我国最困难的财政,是“吃饭财政”。

这都是事实。

其原因不用考究,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农村扶持城市”的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县域经济。

要发展县域经济和县城经济,国家和省、市在财政政策上,在城市建设与县城建设的投入政策上要作出适当调整,要给予县域、县城、县域重点城镇以足够的关注和支持。

条件成熟的可以实行“省管县”。

这关系到县域城市化的进程,也就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有人认为我国还没有到“城市扶持农村”的时候,就愿意让中国城市经济的火车头去拉动全世界的经济,却不愿意直面自己落后的农村。

当然也有学者主张“给农村以资金,给城市以市场”①,“扶持农村”可能比“扶持世界”的回报更高。

其实,我们只要把地级以上城市的美化、亮化、豪华化的钱省下一部分(我们需要那么多的国际化大都市吗?

),用到城市农民工、用到县城和县域重点城镇建设上就可能解决大问题了。

3、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规划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是城市化的基础。

城市规划编制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注重市民的多层次需求,充分考虑省情、市情、县城、镇情,广泛听取意见;既要走专家路线,更要走群众路线。

当然,重视城市规划、关键在于规划实施。

特别是不能因领导人的变更而随意改变规划,要确保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和连续性。

要改革完全按行政区划分散设镇的弊端,适当地调整县域内行政区划,提高设镇标准。

鼓励按照合理的经济布局,撤乡并镇,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小城镇发展成为小城市,明确发展重点。

特别要注意扩大县城和重点镇的行政区域范围,注意科学规划好建制镇的布局,一般而言,50万人以下的县(县级市)应有一个中心镇;50万人以上的县除县城外,还应有一个重点镇;100万人以上的人口大县,重点镇可以再增加一两个。

在制定乡镇调整方案时,县城、重点镇的行政区域应该比一般镇大一些,人口密度大的东中部地区县城的人口规模应当在15万人以上,重点镇的人口规模应当在10万人以上。

4、发展实业,吸引乡镇企业等经济实体进入工业园区。

经济力是城镇活力的源泉,而工业经济是城市的基础。

要实施园区发展战略,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商业园区,实现二三产业基础设施共享,降低企业和经营者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成本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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