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执政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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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执政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民主执政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文本根据教师授课录音整理）
周毅之教授
接下来学习第九章的内容。
第九章的题目是民主执政环境下，我们党领导创新的问题。
这是一个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党曾经长期发挥了重要政治优势的课题。
也就是说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曾经在革命时期、在我国经济恢复增长时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在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
也就是说体制当中所存在的某些弊端问题对于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提出了许多改革创新的要求。
早在80年，邓小平同志在8月1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长篇讲话，就已经明确提出要解决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其中他举了六大弊端：
比如权利过度集中、领导领袖过度集权、干部职务终生制等等这些问题。
尤其是第一条——权利过度集中的问题。
他指出，社会的权利过度想政府集中，政府的权利过度向党委集中，党委的权利过度向常委会集中，而常委会的权利又过度向书记一人集中。
这是小平同志在80年提出的问题。
应该说在28年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努力，在党的领导方式的改革和创新方面探索出了不少好的经验。
所以才有我们改革开放到今天这样一个成功的局面，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充分的肯定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的一些弊端，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所以今天我们研究这个课题应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后，我国的领导制度实行了不少的改革。
比如领导直属降少，尤其是负责直属降少，党政适度交叉任职，逐步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实行党代表任期制，这些制度逐步的推行。
而在推行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领导负责直属降少之后，尤其是副书记负责直属降少之后，常委会工作的运作方式应该怎么样来设计，这就成为十七大前后，我们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委、党委组织部门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最近中办发了一个文件，省委也已经转发了，可能在座各位都已经看到了。
就是在换届之后，党委会的工作规则，尤其是决策规则，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这对于我们党领导创新、以适应民主执政的要求是有许多重要的促进作用的。
当然不是说一个通知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一个规则就把整个体制的必须解决的弊端全部解决了，没那么轻松，但是应该说我们在领导方式的创新方面一步一步在往前走。
那么，既然在往前走，我们就要总结经验；既然要往前走，我们就必须要解决我们现在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要在我们的工作理念，关于体制设计最根本的思路上面，把他理顺。
就现阶段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包括领导的内容和领导的决策与工作方式怎样运作，要探索一些思路。
所以我今天就根据教材的内容着重讲关于领导方式创新在现阶段的必要性；然后将现阶段党的领导，他主要包括的内容；在然后讲领导方式在现阶段运作的基本要求、基本规则。
所以第一个讲大思路，第二个讲内容，第三个讲方式、运作规则，这样的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关于民主执政形式、关于民主执政方式中的领导方式的问题、关于民主执政方式中的领导创新。
第一个讲大思路。
长期以来，我们党从革命到建设取得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我们党正确的领导方式选择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应该首先说这句话，那就是说我们党的领导方式从总体上来说是成功的。
首先必须说这句话，所以第一点，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是在成功的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因为我们党是在一个反动统治势力极端强大，而整个社会又是由数千年小生产传统的社会环境当中发动革命，所以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为了完成革命的目标，我们党领导方式的选择不能回避这样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点，特别强调政治动员的重要性。
革命是解决社会利益关系的问题，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包括他的制度形式的变化，解决这种关系及其他的变化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依据常规的法制轨道，通过立法的方式，通过法制的调控，国家强有力的规范性行为，包括行政行为在内，实行这种利益布局的重新调整，这是一个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要做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党必须拥有国家政权的控制权、必须拥有对于法制的控制权，否则他不能做到，但是他在革命的时期，共产党没有这个条件。
我们既不执掌国家政权，也不能通过原有的法制秩序来解决当时现存的利益关系问题，怎么办？
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一条路：
用非法制的方式发动群众运动，实行革命。
没有其他招了，所以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方式。
毛泽东对于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说长征就是播种机，播种机播什么种子？
就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起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实现自身的解放。
这是我们传统优势，政治动员的群众运动。
第二个，集中制的领导方式。
这个问题现在好多人指责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有待研究和探索的体制。
我说现在的问题放在现在研究，历史的问题放在历史环境里面研究，我们应该这样说，民主集中制最初是怎么样提出来，为什么在他这个体制设计中会呈现出集中制的特色。
有的人说这是列宁提的，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的。
其实民主集中制最早的发明者不是列宁，而是孟什维克，是布尔什维克的对手，是又一社会达人。
那么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因为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他的领带核心在沙皇的国土上面都不能存在，不得不跑到瑞士去，所以当时俄国国内的革命活动的内容都是通过秘密通道、单线联系的方式，从瑞士和国内联系，所以党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的领导方式，否则不足以保证党的存在，党的存在都不能保证的话，何来革命、何来革命运动的成功。
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提法就叫集中制，没有民主这个词，就叫集中制。
到1905年革命，也就是民主革命，俄国历史上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有一个效果，那就是迫使沙皇政府承认党派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法律形式上，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也就是社会民主工党可以在俄国合法的活动。
既然可以合法的活动了，这个时候1905年11月，孟什维克党召开代表大会，就在党纲里面把党的组织原则由集中制改为民主集中制，这是11月份的事。
12月份，召开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也在自己的党纲里面把原来的集中制改为民主集中制，因为党已经有这个条件摆脱传统的集中制工作方式，扩大党内的民主以及在社会生活当中的某些民主权利的实现，这是这么来的。
但是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表面文章，不是说布尔什维克党是表面文章。
就是说俄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允许这些党合法存在只是一个表面文章，所以整个党实际上仍然是处于非常困难的、被压制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在党内的工作规则不得不继续延续了集中制的做法。
一直到革命之后，俄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四国帝国主义的联合入侵，那迫使这个党不得不用高度集权的方式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以应对当时的困难局面，因此后来成立的共产国际在组织原则上就强调像军队一般的组织、钢铁一般的纪律，民主集中制这个词仍然是用的。
但是实际上，军队一般的组织、钢铁一般的纪律，实际上就已经包含着偏向以强调集中的倾向。
如果说民主集中在当时在理解和把握上有偏向集中制的倾向是由于当时的革命环境和革命后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
那么到了中国共产党，毫无疑议，在当时的革命时期，如果没有有效的集中制的领带方式，无法应对当时及其艰难的战争局面，所以我们仍然在党纲、党章里面写民主集中制。
实际上我们在工作当中、理解上偏向于集中制，这并不是表里不一，而是事实上的环境所决定的，迫使我们不得不选择这条出路，没有其他的办法。
而正是这种集中制保证了我们革命的成功，同时也保证了我们在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在战争恢复时期，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下，应当时的朝鲜战争等等，使我们党能够保证了党和国家的发展、稳定格局和顺利推进，所以这个制度是有他的优势的，这个优势带给了我们成功，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就是一元化管理，这个一元化管理主要是指党的一元化管理。
也就是说党组织在整个社会工作、群众运动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实际上充当了一个唯一主体的特征。
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因为政权不在你的手里，你没法通过政权形式来完成这个任务，除非在边区，在解放区，在全国根本就没有办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党组织不得不实际上代行某些政权组织来完成的职能。
这种一元化的体制，现在遭到了各种的批评，但是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中，我们是毫无退路的选择，这个选择是成功的。
第四个，领袖权威。
也就是在革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是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当时仍然存在的、汪洋大海一般的小生产者传统。
小生产者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自己不能代表自己，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极低。
用马克思分析法国农民，因为法国也是一个小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
用马克思费系法国的特点，那就是分散的、孤立的、非组织化的小生产者就像一堆相互孤立的、不能形成整体的、无法代表自己的一堆土豆，一堆土豆没法成为一个整体。
但是他要把他形成为一个整体，各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主体和载体。
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口袋把这堆马铃薯装起来，上面用绳子扎起来，成为一袋马铃薯。
那么在这个一袋马铃薯机制的形成，在法国就是拿破仑，就是以体户主义为特征的君权。
而中国的小生产者也无法逃脱这样一种政治倾向，寻求体户，寻求某种至上的力量能够代表自身，寻求一个太阳能够永远照亮自己，寻求一个舵手能够为自己掌好舵，自己不能代表自己，就是这个小生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
如果说你无视这种特点的存在，盲目的用其他的社会的组织方式来组织社会运动，那对不起，你要么就是先于暴民政治，要么就是陷于相互残杀、相互削弱，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而这个当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正确的出路，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为主要的理论前提，以这个理论的倡导者、创造者、创立者所拥有的权威的影响来号召群众，引领社会，毫无疑议在革命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刚才说的四条，第一条：
政治动员。
第二条：
集中制。
第三条：
一元化管理。
第四条：
领袖权威。
这四条是在当时革命环境中，我们没有退路的选择，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的政治保证。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党进入执政时期对领导方式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前面作了分析，至少在50年代初中期，我们国家实际上仍然处于一个战后恢复时期，同时面临着当时冷战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说迫使我们不得不延用革命时期的领导方式所保留给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仍然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历史观察的眼光下，这种体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绝不等于包一百病的灵丹妙药。
尤其是在党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的时候，对这种领导方式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回顾历史，而看到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同志在报告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提法。
他说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党处于新的历史方位，这个历史方位是两个转变，他说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长期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长期执政的党，这是第一个，从革命到执政，这是第一个转变。
第二个转变，就是我们党已经从长期处于封锁环境向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领导人民搞建设的党转变成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领导人民搞建设的党。
简单的说就是封闭环境到开放环境，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也就是从计划经济环境下搞建设的党到市场环境下搞建设的党。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如果再延用传统的、革命时期的工作方式，尽管在某些时候、某些事件的处理和某些领域的发展当中还能收到一些作用，但是原来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我们原来的优势会渐渐的成为制约我们发展的障碍。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必须要有一个高度的自觉性，冷静而审慎的政治头脑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延用我们曾经是作为政治优势的领导方式来工作的话，我们就会出现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用党的政策来代替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是传统一元化机制所造成的。
第二，用党的领导决策活动来代替国家机关的法制程序。
第三，用领导意志来左右司法裁决。
这样就会使社会矛盾过度的向党集中，使党在整个社会当中成为一种特设的国家机器，这和执政时期，尤其是市场经济环境中执政党的工作方式是极端不相适应的。
举个例子，总理到四川考察，四川有一个农民工的妻子一下跑到总理面前，要求总理帮他的丈夫讨工资，后来总理就很快的帮她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当年的冬天，好像是2005年，全国兴起了一个清查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工作。
中央派督查组到所有的省市，一家家的查，我就直接陪同过国家建设部带队的一个督查组去各个市查。
这个查就是听听书记、听听市长的报告，然后再看看一两户困难户，带着油、被子、小红包去，然后就回来了，说大体上没什么问题，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这是我亲自参加的工作。
那么我们先不说这些后续的表现，我们先说第一条，我首先应该看到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时我听了这个事情就深受感动，这说明我们党的高层领导和人民群众确实是有感情的，所以我很佩服、很感动。
但是话又说回来，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以及除了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天下何其之多，如果都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行吗？
这就是第二年所发生的情况。
据说这个农村妇女家里，也就是请总理为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这个人的家里，一天要接待好几十号人，最多的一天要接待百号人，怎么回事？
说你和总理熟悉，总理帮你帮成了一个什么事，所以你帮我和总理联系一下，或者打个电话、或者写个条子，或者你帮我找一下总理，帮助我解决个什么事。
同志们想一下，如果真是这样，行吗？
用这种办法来解决，能解决的了许多社会上利益冲突，利益矛盾的问题吗。
那么我们就继续分析这是个什么问题？
首先一条，领导直接面对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利益关系问题，党组织直接着手解决社会利益冲突，这是我们党长期的工作传统。
为什么？
一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做的，领导农民起来闹翻身，土改分田地、打土豪、斗地砷，当时就是这么干的。
直接解决打土豪、分福财，把老财家里面剥夺的民脂民膏还给人民群众，我们党当时就是这么搞革命的，应该说这种方式是成功的。
而且我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养成的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关注群众的冷暖和人民群众心贴心的传统是永远值得珍惜的，这不容怀疑。
但是如果把这种传统过度的放大化，变成为一种固定的工作方式，那就是以党的领导直接面对社会利益关系、直接解决社会利益冲突，那就会导致没法解决问题的局面，因为已经不再是革命时候的环节了。
怎么办？
我们看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里面，关于党的执政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应该是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制定和实施国家宪法和法律、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这段话可能个别文字上不完全一样，但基本是原话。
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执政能力的决定。
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党领导人民组织和制定宪法与法律、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在法律的范围内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事务和社会事务。
那就是说有两个关键词是必须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是在法律范围内，通过国家法律、程序和手段；第二个是由国家政权机器来管理事务，那毫无意义，在这个时候，党组织直接是面对社会矛盾，直接是解决利益冲突。
他不是这样的，是通过法律、通过国家政权体系来完成这个任务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农民工问题，说到底是劳方和雇工方、雇佣方，现在有人直截了当叫资方，但是我说用资方容易产生许多误解，我说就是用工方、投资方。
直接在民事范围内所发生的利益冲突，所以应该在民法范围内解决。
老百姓说不是，之所以拖欠是政府拖欠，有很多公共工程，政府拖欠导致老板发不出工资，确实有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可以通过行政法程序来解决。
有人说不对，老板还打了我呢，这个时候应该在刑法范围内，他不是一定要求党的领导，党组织领导层直接面对矛盾、插手矛盾、解决矛盾冲突，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是适用于革命时期、不适用于执政时期，尤其不适用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执政。
但是我们的通知长期以来对我们传统的工作方式、领导方式相当熟悉、得心应手，要改的话，一下子还不太容易。
但是如果说你不创新，不与时俱进，老是守住传统的优势，那么传统的优势就会变成现在的劣势，那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就无法适应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党领导方式的要求，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有一个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意识。
真正的用新历史方位下我们党创新领导方式的思路来思考问题，党的十七大在讲党的建设的时候，标题上就有这样一个词，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十七大精神。
用改革创新的精神，这个词不是随便用的，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是什么时候？
是江泽民同志在01年七一讲话，在第一次使用之前，老实是谈到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方式、领导制度的问题上也讲改革的，小平同志就讲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但是讲的不多。
包括我们这些书生，在参加讨论会的时候，都不大用改革这个词谈党的领导问题，不大这样说的，有的人稍许胆大一点，现在我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都讲改革，那么领导要不要讲改革？
大家都盯着他，朝他看看，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提问题的，似乎有着反对的意味，其实他说的并不出格，但是人们不大愿意用改革这个词把他和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之间联系起来。
后来到01年七一讲话，江泽民同志讲了用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这就开闸门了，把这个事情一步一步往前推进。
所以有个人说本来就是领导说了才敢说，领导不说就不这么说，这确实是我们体制上的一个弊端。
党的十六大有句话，叫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十七大有句话叫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一个十六大和十七大讲的党的生命，压强无山就王道、王国，这是小平同志讲的，非常有道理。
所以在这样的问题上面，我们首先一条要讲政治原则，毫不动摇的坚持党的领导是没问题的，这是最基本的政治立场，这是一条底线，但是守住这条底线绝不等于守住传统的领导方式，我们党没这么说。
从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到胡锦涛同志；从十二大到十六大、十七大，都讲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推进党的建设，所以在领导方式的问题上面，我们应该有一种解放思想的理念，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意识，大胆的思考、探索和创新，当然这种思考、探索和创新应该在党内民主的纪律范围里面来运作。
你不能说我跑到社会上去随便乱嚷嚷，在党外环境上面随便乱说，不负责任的、有害、有损党的政治形象和党的领导的话是不能允许的。
但是在党内，应该解放思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大问题，充分肯定我们的领导曾经的优势，但是也看到与现时代历史，党所处历史方位的不适应之处，要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意识来把握党的领导方式创新的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民主执政环境中，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
那就是做什么，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讲怎么做。
这个问题自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党章就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范围，但是具体的内容是不断的赋予他新的时代的含义，那我就按照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包括党的十七大，这个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在这方面的一些探索成果。
范围仍然是三条：
党的政治领导、党的思想领导和党的组织领导。
第一点，党的政治领导，政治领导主要指的是大政方针的领导和重大政治决策。
他主要包括这样三个具体的方面：
第一方面，制定大政方针。
主要包括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包括方针的决策，重大项目的决策和大额度预算的决策。
比如我们科学化转换的提出、和谐社会的提出，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金融政策的双紧政策，像这样一种大的方针，这些方针都应该是执政党作出，为什么？
因为子啊现代政治体系当中，包括美国在内，像这样的大政方针都是执政党作出的。
执政党竞选也就是向选民推销自己的方针、大计，这毫无意义都是执政党的。
那么重大项目呢？
比如说像三峡工程，像京沪高铁，西部大开发，老工业基地振兴，像这些重大项目，他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国家整个全局，这也是执政党来作出的。
还一个就是大额度资金，大额度预算，比如西部大开发的资金预算、中部崛起的资金预算，像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执政党作出的，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提出立法建议。
那就是把我们刚才说的方针、项目、大额度预算、像这样一些重大事项，通过提案的方式，交由国家政权机关通过，形成为国家意志，所以称之为叫提出立法建议。
这方面是各国执政党的通例，在19世纪的时候，政党政治还不像20世纪那样成熟、发育水平那么高，所以当时私提案的现在也还是比较多，提案分两种：
公提案和私提案。
私提案常常是由议员个人名义或者是若干议员联名的名义所提出的提案，比如说江苏曾经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计算问题。
就是以个别的人民代表为首，带领几个人立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经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最后通过了。
所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计算就比在农村的人的工龄就要长出好几年。
这一类提案是私提案，不是说为私，就是不是以一个公共组织的名义所提出来的提案。
另外一种是以公共政治组织或者是相关的国家机关部门所提出的提案，比如说政党、比如说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由政府所提出的一些立法议案，比如说我们国家提出的深林法、税法，都是国务院先形成，然后提交人民代表大会。
那么像这种包括政党的一些提案，是公提。
一般的公提案不是通过政党直接提的，而是政党作为执政党，他实际上控制政府，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是执政党的政府。
大家都知道，所以执政党都是通过他所控制的政府所提的提案——公提案。
所以我们党就要把自己的大政方针、重大事项的那些决策，通过党所领导的（在西方是直接控制的）这个政府系统通过公提案的方式交给议会，形成为国家意志。
这就是党的领导在政治方面的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推荐重要干部。
这点在各国都是通例，执政党在竞选成功之后都由竞选成功的领导人组阁，组阁就是形成自己政府的组成人员，政府的组成人员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政务官，政务官是实行执政党进退的原则。
所以每换一届，执政党的选举以后，那么政府的政务官都有一个重新组织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照搬西方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原则，在政治规则上是有相同之处的，就是执政党推荐领导岗位上的人选。
有人说议会我自己选？
那不行，这是规矩。
为什么？
要确保政府工作的效率。
在执政党赢得选举之后，他必须确保政府的运作，能够实现自己的竞选诺言，这是规则。
当然我们不是照搬这一套，而是说党的领导要体现在通过法律程序，推荐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这个推荐也是通过总理提名，最后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叫选举叫决定，实际上就是审议、表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这个问题还并不是很突出。
在许多西方国家有一个特点，也就是政府实际上根据执政党的意志，多数党的意志提名政府组成人员——政务官，在议会审议的时候，审议的过程当中，议会肯定是有否决权的。
就是说我不通过，那么对不起，只好拿掉。
你不能说议会拿掉了之后，自己选一个，那是不行的。
行政长官通过执政党再提一个，那是可以的。
议会拥有否决权，也就是决定权，但是没有提名权，这都是规则。
那么执政党提名，按照道理在议会通过的时候，应该通过执政党在议会拥有的多数席位确保通过，这个都是政治运作当中的规则。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同志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他以为搞民主了，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怎么投票就怎么投票，这种想法不符合现代民主的规则，这叫不懂规矩。
我说个简要的例子，做一个对比。
比如说在英国，我们大家经常看电视可能会看到英国国会，在他的那个下院的安排很有意思，是两边、两排的长椅子，长椅子一排一排的往后排，一边是执政党，一边是反对党，然后中间是一个议长席，议长坐在中间，首相站在议长的旁边讲话，常常是这样的。
这个执政党和反对党两排椅子之间空一段距离，这个距离空多少？
相当于英国古代贵族佩剑，就是两把剑的长度，也就是各自说各自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准打起来，你如果把剑而起，两个人都拔的话，还碰不到，就是要保持这样的距离。
而在这个坐的席位当中，执政党前排常常是执政党的高员——内阁成员；反对党的前排，也是影子内阁的成员，就是说他也有相应的财政部长、外长什么东西的，不管事，专和你唱反调，这是前排。
那么越往后面，越是这些党的极端分子，称之为后排议员。
后排议员常常是把党的意见推向极端的那些人，或者说是这个党或者联合起来的同盟党的成员，他是这样来安排的。
那么到了表决的时候，就有规矩了，必须确保本党的党员投本党的赞成票。
假如说我们这里开人大的时候，纪律检查委员会派人到那里看着我们的党员投票，党员代表投票，那可定被骂死了，这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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