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贪官出现的原因简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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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贪官出现的原因简析

中国贪官出现的原因简析

其一、人性的原因。

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作为哲学命题，我们争论两千多年了，可是作为政治命题，我们却一厢情愿地认定人之初，其性本善的，所以我们的所有政治及其相关建设都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而成立的，导致我们古有"敬德保民"，现有"以德治国"。

也就是说，所谓的"以德治国"，绝对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了，我们古代的帝王就用它当过尿布了，现在还拿它做尿布，我们能闻到一股股千年的尿馊味儿，如果你闻不到，可能是你感冒了啊。

更何况，老圣人也曾经有过怀疑的，说：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并且进一步说：

食色，性也！

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走向善。

而韩非子干脆认为，人再怎么教育，人性还是恶的，所以他老兄搞的是恶狠狠的"法制"。

善恶论争论几千年了，这里我不想陷于争论的泥沼，我有我自己的说法：

人之初性本贪！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提出：

我们不否定道德说教，但是作为经济学者，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制度。

而且我们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建设一定要以人道德不好为出发点，要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出发点。

当然我不是假定人之初性本恶。

樊纲不想假定人之初性本恶，但随后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人的本性是贪婪的。

马克思曾这样概括资本的特性：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就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的背后是人，资本的特性，说穿了就是人性。

人性是贪婪的，而贪官，却是大大发扬了人之初的本性。

所谓的人之初，一是指人类的幼年，二是指人的幼年。

我们的贪官当是两种幼年病的综合－第一是还没有进化完整；第二是还没有长大。

去年我曾写篇杂文，当然没地儿发表，只能发到网上，题目就是"要把贪官当孩子"，说的也是这么个意思。

三岁以下的孩子没有你我观念，见什么东西都以为是他的，特别是在商场里。

三岁以下的孩子撒尿不找厕所，以为处处都是厕所，理直气壮地随地便溺。

我们的贪官，便都是三岁以下的孩童了，如果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政府是爹党是妈来讲，这些贪官，确实需要其爹娘来管教了，否则，永远长不大，永远不进化，也不是个事儿。

其二、制度与体制的原因。

众所周知，美国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

人性是恶的，不相信某一个政党，也不相信人民，将权力交给一个机构或一群人，只会导致完全的暴政，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暴政，对掌握权力的人，应该深怀戒心。

而中国封建社会恰恰相反，所有制度建设，都基于人性善这一前提，把希望寄托到读书人的忠孝贤良，寄托到帝王的英明决断。

现在，中国人民又把希望寄托到一个政党的良心上，而这一个政党的又把希望下放，寄托到全体党政干部的良心上。

这种寄托，导致对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温情的默许与浪漫的幻想，而贪污，又是专制与官僚体制下的必然伴随物。

其三、社会的原因。

一般的看法是，中国社会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但是组成分子，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道德的。

也就是说，道德的人构成了不道德的社会。

这种不道德的社会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西方学者认为，不道德的家族主义会引起腐败，促使人们偏离普世主义和行善的规范。

也有人从另一方面说，中国人只讲私德，不讲公德。

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的亲友圈里，在他的私人圈子里，他是道德的，守信的，颇富人情味的；可一旦越出了这个圈子，他就可能不道德，不守信，甚至没有人情味。

比如一个人对朋友慷慨大方，于私，他可能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于公，他却不是个合格的公民，因为这哥们儿老在偷税漏税。

试举一个例子，韩信当年落魄时，曾受一漂母饭恩，发达后，韩信给漂母送去千金。

打一个比方，如果这漂母是个生意人，或者是个包工头，韩信肯定会给她拉点活儿的。

不信看胡雪岩，当钱庄伙计时，挪银五百两给落魄仕人王有龄，王用这些银子进京活动，一活动，就任了浙江省的粮台总办，从此与胡雪岩官商勾结，胡的红顶商人生涯从此起步。

王死后，左宗棠本想查办胡，可两人一见钟情，竟成了好友。

就连骂胡"确系坏种"的李鸿章后来也改变了看法，认为胡"救灾恤邻，慷慨好义""为近时所罕见"，甚至要求政府准许"赏给匾额一方"以资鼓励。

中国谚语云：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又云：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死人之事。

太可怕了，一衣一饭之恩，需要的时候，就要为恩人奉献自己的性命了。

举一个例子，常胜将军吴起曾经为一个士兵亲吸毒疮口上的脓汁，依现在的看法，你会觉得吴起犹如共党干部，爱兵如爱子。

可是那士兵的娘却不这么看，听说这事后就开始哭，哭得死去活来。

别人劝她：

你儿子遇到了这么好的将军，你应该引以为荣才是，何以失声痛哭？

老太太说：

你们有所不知。

我儿子的父亲，当年也曾由吴起将军亲自吸吮过脓汁，不久出战，想对将军的恩情有所报答，奋力抗敌，有进无退，终于战死了。

如今吴起将军又这样对我儿子，我儿子肯定活不长了，我是为我儿子哭的呀！

同志们，明白了吧？

我这人老是不愿意对人太好，否则大家都掂着脑袋来跟我交朋友，那我不是要人家的命吗？

叫我如何承受？

这是开玩笑啊。

总之，中国人身处的环境，是一个人情亲情乡情友情之网，没有一定的定力，你是摆脱不掉的。

也许正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最高统治者才怂恿出一个所谓的大义灭亲思想，大义灭亲大约来源于孔子。

当春秋时晋国的叔向为自己的异母弟－贪官羊舌鲋定罪时，远在鲁国的孔子听了，赞扬说：

治国制刑，不隐于亲！

这一点，恰于西方相反，西方社会没有人情，但法律却基于人性之常情，认为亲人必袒护亲人，所以，西方社会不倡导大义灭亲，法律里便也没有包庇罪。

讲到这里我就感觉，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

我们中国人最讲人情，可由中国人组成的这个社会却泠漠无情；我们中国人最讲亲情，可法律却提倡大义灭亲。

贪官最遭老百姓忌恨，可贪官周围的人却喜欢他赞扬他；清官最遭老百姓喜欢，可清官周围的人却恨他恨得牙痒。

有时候我都想，让一个骂贪官骂得最狠的百姓与贪官结了亲家，那么，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人说，中国的贪官，是有着群众基础的。

此话值得我们深思。

其四、管理方面的原因。

曾有人说，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无能的主人，管不好自己的财产，老被仆人偷。

这一点，军阀孙传芳都看穿了。

民国时期，也提倡人民公仆来着，而孙传芳反对这种提法，说：

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公仆。

凡是仆人没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我是父母。

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爱民如爱子才是，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

老孙说得有趣，但是主人看不好仆人却是真的。

而政府作为管家，在管理仆人时，也常常出现漏洞。

朱元璋时代，也有自己的反贪局，当时叫监察御史，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我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民国时期某军阀，三不知：

不知自己多少兵，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

而我们的政府竟然也是三不知：

不知自己多少人民－古代是逃人丁税，现在是逃避计划生育罚款；不知自己多少钱－帐上有数字，但实际钱在哪儿？

银行都是呆死帐，行长更有卷资外逃的，帐上有的钱都是空的；不知自己多少贪官－政府知道自己多少官员，但永远不知道自己多少贪官，就跟军阀不知道自己多少姨太一样！

一个俄国人，有60万卢布就要受到怀疑；一个美国人，有2000美元，就要说清楚－出具资金来源报告。

后来放宽到1万美元。

而中国，直到现在仍没有类似的规定。

2000年4月，中国开始实名储蓄制，但贪官也会变通，国家能搞一国两制，贪官就会搞一家两制。

公职人员不得经商，但公职人员的家属总能经商吧，所以，连云港的副市长鹿崇友，其80岁的父亲与70岁的母亲可以合资开个化工厂，可怜鹿老头，估计是没孙子，否则他那市长儿子也不舍得搬老子下水这么老当益壮的。

其五，文化的原因。

美国学者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他的助手加布里埃尔在《腐败，文化及市场》一文中指出：

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界线而变更。

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

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

儒学社会大都居于中间。

讲到这里我长出一口气，美帝国主义学者眼中，好歹我们不是腐败最严重的。

那么中国文化与贪污腐败之间的逻辑关系到底如何？

特别是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三教九流的，这需要好好的梳理一番，同学们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

这里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人选择贪污与腐败，其背后的终极原因乃是人的价值观在起决定作用。

第一，家族价值观的影响。

可以说，2500年前的柏拉图就看出了家庭在社会中的力量，所以他提出，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的社会，必须废除家族联系，甚至家庭本身。

孩子们一出生就应该交给公共机构养育，而不知其父母是谁。

这话好象专门是针对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儒学社会的，因为儒家特别强调家族观念。

而家族主义在西方学者眼里是不道德的，虽然中国曾有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千古美谈，但那仍免不了作秀的嫌疑，比如人家袁世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也可以被人称颂为"内举不避亲的"。

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意大利的黑手党乃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例子。

以此类推，你会发现，中国封建社会中，大都是这种家族模式，《红楼梦》中，王，贾，薛，史等大家族，蒋光正时代蒋宋孔陈等大家族，都是强强联合。

但是这种联合，之所以说它不道德，乃是由于这种家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个人及个体生存的有效手腕，但却无助于社会的前进，甚至是社会发展的障碍。

所以我要说，中国的每一个大家族，其本质特征可能跟黑社会一个性质，当然这需要证明，同学们感兴趣，不妨做点工作。

第二，个人价值观的影响。

罗伯特.默顿在其《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腐败的"手段－目的模式"，他认为，腐败是由动机促成的行为，来源于社会压力，结果则是违背规范。

他强调，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规定有自己文化上的目标，即目的。

人作为社会行为者应力图达到这些目的。

问题是，怎么达到这些目的，社会没有给出相应的体制规范，或者说，即使给出了，这些体制规范也都是疲软无力的，比如封建社会的反贪措施，这就导致大家共同拒绝遵守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游戏规则，进而衍生出一种私下里共认的游戏规则，吴思把它称作"潜规则"，在这种社会里，大家只认同个人的政治成就与经济成就，科举制时代，人们侧重前者；现在的时代，人们更侧重后者。

侧重前者，买官卖官流行；侧重后者，贪污贿赂盛行。

如今，我们过分渲染强调个人的经济成就，导向有点偏差。

大里说，它是不发达社会的一种心态，现在的经济发达国家，已富裕的公民由原先的物质主义者转变为后物质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更追求音乐，艺术和文学的享受。

小里说，它会导致个人价值观的畸形发展，比如笑贫不笑娼，笑清不笑贪的社会心态。

现在的大学生也比以往更加躁动不安，因为媒体与社会过分渲染了商界精英的成就与价值，大家更多的考虑如何奔向这个目标，手段的合法与否，似乎已不在考虑范围。

第三，宗教与哲学的原因，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没有宗教。

宗教的三大标志是：

人格神的崇拜与敬仰；完备的宗教仪式；终极关怀的托咐。

宗教的根本特质是终极关怀，人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又将归向何处去。

中国宗教对这一切，闭口不谈。

而中国哲学中，也没有人关心这些问题。

尼采曾讥笑中国的孔儒哲学是庸俗的道德把戏，黑格尔甚至这样认为：

所谓的中国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无足轻重。

孔子哲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

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

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

两位洋老兄对中国哲学评价如此之低，原因何在？

同学们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

不过我有一个主意，大家不妨看一些有关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历史资料，以及一些教案的内在原因。

其实，中西冲突中，一般包含两个认知层面：

政治的和文化的。

遗憾的是，我们一般的史学教学，只侧重天于前者，侧重于道德评价，而忽略后者，忽略文明本身内在发展的历史逻辑。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有一个全方位的文明视角，基于这个视觉，去考察文化与贪污，宗教与廉洁的内在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这方面我只有零星的看法，但尚不系统，有待于同学们自己发掘。

其六、成本的原因。

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之所以贪污严重，乃是因为中国官员当官成本太高。

韦伯没有详细分析中国官员当官都需要付出哪些成本，但是我们不妨给官员们算一下。

1、从时间上来讲，中国官员需要寒窗十年，甚至不止十年。

有些人一辈子都挤不进官场里去，比如蒲松龄，十九岁就考中秀才，一直考到七十二岁，也没有考上个举人，曾写诗自叹：

"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

这个大才子一辈了学优不仕，只好与自己书中的鬼们打交道去了。

还有洪秀全，屡试不中，就反了。

如果清廷知道他考不上就要反，可能提前给他一个七品官当当呢。

而按照秀全同志日后当天王时的作派，我们倒可以断定，这哥们不当官则可，一当准是个大贪。

2、从读书苦的程度来讲，中国书生之苦当是天下第一，这方面，头悬梁锥刺骨的苏秦可谓是榜样。

读书本是享受，却愣被这帮哥们鼓捣成了苦行僧一般，"学海无涯苦作舟"，完了，这小舟怕是永远驾不出去了。

3、当官也苦啊。

走进官场，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如何在官场那乌泥堆里站稳脚跟，才是问题的关键。

龚自珍倒是科场得意，20多岁就在北京做官，可官场学问，敢情比书里的学问难多了，龚大才子玩不转，最后的选择是弃官归里，回家时就雇了两辆车，一辆拉自己，一辆拉自己心爱的书。

你说才子都回家了，其他官员还挺着干什么？

按吴思的考证，林则徐那时也有灰色收入呢。

4、按我的意思，当官最苦的不是科考，而是心灵的代价，轻里说，尊严丧失，重里说，人不再是人。

一句话，在中国官场上混，上级面前没有点装孙子的本事，却想在官场里继续混下去，或提拔上去，永远没戏。

你说当官要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哥们图的是啥？

其七、心理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都可能，一切又都不可能，总之，事物的发展没个谱。

这样的环境下，国人当然没有安全感。

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皇帝老儿也没有，皇帝老儿手下的官员更没有，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无权，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很可惜，国人与皇帝都没有足够的理想与清醒，打造一个人人安全的体制与社会氛围，这一点，到刘少奇时代没有做到，到现在的孙志刚时代仍没有做到。

难怪贪官们把人生当作了梦靥，并在这梦靥中迅速的走向灭亡。

尼采那疯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要么永不做梦，要么梦得有趣；要么永不清醒，要么清醒得有趣。

中国古代的贪官，做梦都是发财，梦得无趣，但往往梦没做完，小命玩完！

是他们不清醒吗？

非也，正是由于他们清醒的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所以他们才疯狂的贪污，生命不息，贪污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