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与青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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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我与青年

钱理群我与青年

“我始终如一坚持讲鲁迅，毫不动摇”

       我和青年靠什么来连接？

我和青年连接的纽带就是讲鲁迅。

这几十年来，不管外界对鲁迅有怎么样的评价，不管有多少人总想把鲁迅赶出课堂，但我始终如一坚持讲鲁迅，毫不动摇。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有三点：

       第一、我认为鲁迅是一个真的人，而青年人正需要这样真的成年人，尤其是在充斥着谎言、欺骗的社会。

鲁迅之真，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鲁迅面对一切现实，他不怕说出事情的真相。

他有足够的智慧，也有足够的勇气向我们揭示事情的真相，这非常难得。

鲁迅之真还表现于他在青年面前是敞开自己的心扉的。

他毫不犹豫地在青年面前敞开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犹豫、自己的弱点，他和青年一起思考、一起追求，这是一个真正的真诚的成年人。

这是我觉得鲁迅和青年相通的地方。

       第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大师。

鲁迅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是把中国汉语的表现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他有极大的个人性和极大的创造性。

而这两方面都是青年人学习语言的一个最好的途径。

我觉得年轻人从小时候就能留恋于鲁迅所创作的汉语家园中，那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第三、鲁迅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另外一个存在，因此当一个人春风得意感觉良好的时候，你是不会接受鲁迅的。

当你感到苦恼，感到不满意了，你对你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感到怀疑，对生命存在感觉不大对劲，想寻找新出路的时候，这是接触鲁迅的最佳时机。

       很多青年朋友告诉我，他们在中学的时候，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点厌烦鲁迅，但到了社会以后，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他突然想起鲁迅，又回过头来认真读鲁迅。

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我坚信青年读鲁迅，我要做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是做青年和鲁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北大学生接触鲁迅有几个过程，第一是1980年代，在启蒙主义的时代，那时候学生听我的课和我讲课都非常非常投入，形成了一种气场，我和学生之间心心相印的气场，学生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

       到了1990年代发生变化。

当时我在讲鲁迅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教授公开宣布要质疑启蒙主义，要跟我唱对台戏。

学生分成两大派，一派学生说我们不需要鲁迅，生命太沉重，何必那么沉重呢？

我要追求轻松，因此要把鲁迅放在博物馆里，尊敬他，但绝不接近他，不需要他，拒绝他。

另一部分学生说正因为他重，我们现在正缺少生命之重，因此需要鲁迅。

两大派争执不休。

       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一部分北大学生提出口号“重新认识北大精神，重新寻找北大精神”，觉得1980年代末后北大失了精神，这时候鲁迅又重新回来了。

那一年我开了一门课“周氏兄弟研究”，那时候真是爆满。

最后有人跟我说，北大各系最牛的学生都到你的课堂上来了，又仿佛回到1980年代。

       2011年我上鲁迅的课的时候，叫做“天鹅的绝唱”，学生还是爆满，但和1980年代不同，分成三类：

一类继续寻找生命资源，一类尊敬鲁迅但保持距离，一类是看热闹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课程结束时有一名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

他说钱先生我们非常喜欢听你的课，原因是我们在你的课上看到了你呈现出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人还可以那样自由的言说，还可以那样把全身心放在自己的事业上。

我羡慕你这样的人生。

       这句话有一个潜台词，大家听懂没有？

我羡慕你的人生，但我不按你这样做。

这在学生身上显示了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他不一定照着你做，所以我就成了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就明白了，我的地位就是另一种存在。

       但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一个学校有没有这种另外的风景？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只碰到一种风景，会很单调，如果你碰到了两种风景，你知道了，对你日后的生活和选择也有意义。

       在北大退休以后，我到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工厂甚至社会上到处讲鲁迅，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人讲鲁迅，讲得不亦乐乎。

我相信鲁迅活在当下的中国，不是过去式的存在而是现代式的存在；第二我相信读鲁迅是要读一辈子，因此不同年龄对鲁迅有不同的接近，不同的接近方式，不同的接近内容。

因此我按不同的年龄，编了不同的鲁迅读本。

“把理想换成两个层面的理想”

       我出生于1939年，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30后。

我非常自豪的是，我和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

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40后和50后，一是60后和70后，一是80后和90后。

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都不一样，半个世纪的交往有很多生生死死的故事。

       我在1960年代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校教语文，那年我21岁。

所以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他们都属于40后。

       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出生于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大家族。

我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名牌学校，而我自己是追求当作家、当学者的。

因此我这样一个人，一下子到了中国最边远也最底层的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书，就发生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反差。

也可以说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在我面前，我怎么办？

我是坚持理想呢还是要做某种调整？

而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告诉我，贵州大山进来以后别想出去，后来我想考研究生，学校说家庭出身不好，休想。

       我就得做好思想准备，一辈子呆在贵州。

那我怎么办？

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成语，叫做狡兔三窟。

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理想做一个调整，把理想换成两个层面的理想，一个层面就是客观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现实的理想。

一个是客观条件不具备，要长期准备等待的理想。

那么我就冷静下来分析我的处境。

       我就定了一个现实理想，做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除了认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我干脆搬到学生寝室和学生一起住，同吃、同住、同玩、同劳动，这样一下子就和学生打成一片。

我和学生不仅一起上课，还一起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

在我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学生，我就成为那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

       所以几十年后，这批学生重新聚会的时候，回忆学校生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所以那年我到贵阳去，一提我来了，很多学生从几百里以外赶来见我。

而我更从和学生的交往，特别是他们成长当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我的成功感，享受着一个普通教师的快乐，这样就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

       但同时我没有放弃我的学者梦，我把它变成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长期等待、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

因此每天等学生睡觉后，我又继续挑灯夜读，坚持我的鲁迅阅读和鲁迅研究，我现在还保留了当时数十万字的鲁迅的读书札记。

       我做了一个梦，回到北大，在北大讲台上讲我的鲁迅观。

这个梦的实现等了太长时间，一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赶上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当时我已经39岁，40岁就不允许了。

而且到了北大，等到1985年学校才允许我开设鲁迅课。

也就是说我足足地等了18年，再加上5年，就是等了23年才圆了我的梦。

“为追求真理而读书，而且是做好牺牲准备的”

       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聚集着一批爱读书的青年，这当中有学生、知青、工人、社会青年，年龄都是二十岁上下，他们都是50后。

我们那些小群体办今天这样的读书会，在“文革”后期相当盛行，被研究者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我们这批人都属于“文革造反派”，我们当时参加“造反”有一个理想，就是打倒官僚主义阶级，要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出现特权（这个问题），我们是怀着这样的问题参加“文革”的。

但后来我们发现，“文革”的结果是出现了“四人帮”这样的“文革”新贵，比那些被打倒的老官僚还要坏，我们就发现“文革”彻底失败了。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我们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

       你们会发现30后、40后、50后有一个特点，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时我们又把国家和世界联系在一起。

同时我们意识到“文革”失败了，走向绝境的同时会有一个转机。

当时我们是非常敏感的青年，预见到中国将发生一个巨大的变革。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有改革开放，但我们预见到中国非变不可。

       我们意识到应该为它做理论准备。

怎么做准备？

就是读书。

       后来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批人聚集起来的时候，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密切关注。

“文革”后期，多少有点异端类的读书会在当时很敏感，很多人因此坐牢、判刑。

我们明确意识到它的危险性而去读书。

夸大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而且是做好牺牲准备的。

所以可以说是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直到今天。

这本身就贯穿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所以我一直说，我的基地、我的根在贵州。

“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

       我到了北大又闭门读书七年，到1985年正式讲我的鲁迅观，这时候接触的就是60和70后的青年。

他们多少有“文革”经验和记忆，因此他们和80年代启蒙主义的氛围是非常投合的。

我那时候在课堂上讲鲁迅，确实形成了鲁迅、我和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

       2002年我在北大退休前最后一批学生是1980到1983年出生的学生，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触了80后。

但我真正关心80后的学生是退休以后，2006年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也就是说我2006年开始关注80后的学生。

       我是站在80后这边的，我起来为80后辩护。

我的说法也很特别，我说从我的研究出发，研究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不满意的理由都差不多。

       当年“五四”的一个代表人物刘半农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老实说了》，他瞧不上30后的人，30后的人不爱读书又喜欢骂人。

30后的人就跟刘半农吵得一塌糊涂。

我是30后出生的，大概就属于刘半农不满意的，又不读书，又爱骂人，但现在我不是成了大家心目中尊敬的人了吗？

       所以我就得出结论，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得靠他们自己解决问题。

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2006年到现在八年，八年后人们对80后的评价大不一样了，80后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且社会已经承认他们了。

倒是80后又有资格来批评90后了，理由也差不多了，你们不读书又喜欢骂人。

“自由地读书，参加底层的社会实践”

       我做了这么一个概括，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一代，他们关心的是思想、文化问题；80后、90后是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代，在网络的时代他们最关心的是个人的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问题。

       对我来说，我和这几代青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年龄差不多，精神气质也比较接近，因此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

对于60后、70后，我是以启蒙主义者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也不大。

       到80后、90后，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这里有很大的差别。

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已经没有精力和80后、90后过分亲密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80后青年心心相印地交流。

       我记得鲁迅有一句话，青年是多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

我就想，我大概和睡着的玩着的青年没有太多的交流。

我这样不是批评，我觉得青年爱睡爱玩有合理性，不必用自己的价值观指责他们，只要他们是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来睡来玩，我们没有权利干涉。

但我得承认我跟他们之间无法交流。

       80后、90后的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既跟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

在这个意义上，我和80、90后青年理想主义者相遇了。

我和这部分青年交往，我的共同话题是什么呢？

这涉及我对80后看法的另一面。

       我记得在很多场合有年轻人曾问我，您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

我回答说，你们这一代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和考名牌大学为自己人生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大学后，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

这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有。

       这几年我和青年讨论的就是如何在新时代下重建我们的意志、信仰。

我通常对青年有两个建议，第一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

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信仰打下知识和精神的底子。

因为信念、信仰要由知识来支撑。

       第二，在可能的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底层的，到农村去了解中国的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在我看来这是建立理想和信念的根。

我这样讲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是人生的基本经验。

在我看来，这一个基本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还是有意义的。

“对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必须保持警惕”

       最后一个问题，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和反省。

我想从一个小事情说起。

我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同学们听课的热情和迷恋，我既为之感动同时也很担心，会引起我的烦心。

我记得一次上课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你的课了，听完课一星期里我们寝室里全是你的声音。

我一听，说糟了。

也就是说我控制了这批学生，他的思想跳不出我上课的范围，这和我的初衷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反映了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内在的矛盾。

因为你既然是启蒙主义者，当然希望你的言说有一定的说服力，要有吸引力。

但另外你这种吸引力如果变成控制力，就会导致对你对象的压迫。

我的课气场非常大，你不能完全投入，你要反抗。

       作为启蒙者，作为教师，特别是你逐渐具有权威性，当你成为学术权威或者教育权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是有权力的。

你对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必须保持警惕，如果滥用权力你会成为新的挡路石，而这正是我高度警惕的。

       由此我开始警惕，启蒙主义其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启蒙，一种启蒙是启蒙者以真理化身，向对象灌输真理，要对方听自己的，这是一种霸权主义。

       另一种启蒙，是我追求的，老师和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

       启蒙的目的是建立自我和对象的双重主体性，除了自己要有主体性，同时也要启发年轻人、启蒙对象的主体性。

因此如果大家听我的课，我在课堂上不仅跟学生讲我知道什么，我想什么，同时我也要向学生讲我不知道什么。

我告诉他们，这样讲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可能会遮蔽什么问题。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矛盾是很多知识分子理不一定直，但气壮得不得了。

       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首先要启蒙自己，所以启蒙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

启蒙必须走第二条路，否则启蒙会导致专政主义。

我自己曾经走过这样的路，我接受这样的教训。

       鲁迅作为启蒙主义者最大的痛苦和顾虑也是一种有罪感，他经常说我唤醒人们但我不能给他指出道路。

我把屋子里的人唤醒，但路怎么走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在追寻真理。

因此鲁迅说，搞不好我成了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