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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元史研究的展望
我国元史研究的展望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
虽然元朝建国号“大元”是在1271年（至元八年），到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总共只有九十七年历史，然而元朝史与大蒙古国史是不可分割的。
1206年，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于漠北，经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历时五十四年，加上世祖忽必烈建元朝前十一年历史，总共六十五年。
明初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国迄元顺帝出亡（1206——1368），通称元朝，计一百六十二年。
如果把蒙古起源和北元的历史算进去，那末时间就更长了。
元史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它既包括蒙元时代的蒙古历史（含名义上属于元朝宗藩的四大汗国的相应部分历史），又包括汉族和畏兀儿、党项、吐蕃、白、僮、瑶、契丹、女真、回回等少数民族相应时代的历史。
它的研究范围，涉及整个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包括王朝兴亡、军事扩张、帝位更迭、阶级结构、农民起义、典章制度、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宗教思想、元曲、科学技术、中外关系和民族关系等等。
蒙元历史的进程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史上的重要时代，从明朝初年修《元史》开始，我国历代研究元史有悠久的传统。
蒙元时期版图辽阔，三次西征扩张到亚欧许多地方，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外则留下了许多波斯、阿拉伯、拉丁、俄、阿尔明尼亚等多种文字的史籍，法、俄（苏）、日、德、英、美、匈、澳等国近百年来涌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蒙元史学者，所以元史也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打算回顾国内外元史的研究史[1]，试就国内外元史研究的现状，比较一下中国无元史研究与国外研究的优势与不足，并对我国今后元史研究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
我国虽有元史研究的悠久传统和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不能夜郎自大，应该正确估计自己的优势。
也要正视自己的不足，从不足中找到差距，弥补空白，以建立我国完整的蒙元史研究体系。
所以，比较这些长短，对展望我国的元史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史料利用方面
元朝时期我国各族人民主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活动，因此，中国保存的蒙元史料无疑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历代中国学者利用这些史料也是最充分的。
以汉文为主的、包括蒙藏等文字的中国史料极为丰富。
从元朝政府的官书、文件，到私家杂史、笔记、文集，从明代官修《元史》到元明清代时期的方志、家乖，以及蒙文、藏文、畏兀儿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占有蒙文史料最大的比重。
这些史料绝大多数保存在中国，使用方便，文字上又没有障碍，与大多数外国学者相比较，对史料的理解容易深刻些。
再加上中国各种文字的史料仍有不断新发现，例如近几年发现的《赛典赤家谱》和《郑和家谱》，对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回族的形成、元代的赛典赤家族等，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
象这类家谱、宗谱的资料今后还将不断发现，对中国学者研究蒙元史更为有利。
地面遗存和出土文物，是我们研究蒙元史不可缺少的资料。
蒙元时代大部分的城址、遗址、墓葬、寺观、碑刻、生产工具、瓷器、钱币、书画……绝大部分保留在中国，中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条件要优越得多了。
中国学者在搜集利用中国文字的史料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陈高华的《元代画家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是利用了一百七十六种正史、方志、杂史、文集等资料汇编而成的；杨讷等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6）引用的汉文资料几达三百种；台湾学者王德毅等所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1982）是各国已出版的同类型索引中规模最大、最全的一种，全书著录人物达一万七千余人、征引典籍仅文集一项达二百六十五种。
中国学者近几年发表的元史论著，多数内容翔实，史料充实，这也是与作者们掌握中国史料较丰富有关。
但是，中国学者在掌握、整理、研究史料方面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突出地表现在对域外史料的翻译、研究不够。
元史研究既然包括蒙元时代的蒙古史，四大汗国也是我们研究的范围，波斯、阿拉伯、欧洲文字的史料对研究元史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
元朝灭亡后，明朝统治者基本上执行了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中国与西域诸汗国的关系愈来愈少，域外史料几乎为中国人的不知。
直到十九世纪末，洪钧才开始把国外的译著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学者才开始注意、重视域外史料。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解放前的半个世纪中重要的域外史料还没有一本译成中文，直到七、八十年代，我国才根据英、俄译本把《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尚未出全）译成中文出版，还谈不上根据波斯原文把这两种重要的典籍译成中文。
至于《瓦撒夫书》、《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的译注工作，至今还是空白。
而国外法、俄、德等国，这项工作在上个世纪就开始了。
至于欧洲文字的史料研究，我国与国外差距更远，例如对中世纪著名的来华旅行家马可•波罗、鲁布鲁克、普兰诺•卡尔平尼、鄂多立克等人著作的研究，国外已出版了大量著作，仅《马可•波罗游记》国外巳出版了一、二百种，形成了“马可波罗学”，法国学者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是这项研究具有阶段意义的著作，这样高水平的研究我国目前还没有。
至于中国文字的重要史料，如《元朝秘史》、《元史》、《元典章》、《通制条格》等的研究，国外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果。
《元朝秘史》的研究，我国自清代学者钱大昕以来。
相继出现了从事抄校、刊行和研究的学者，近人台湾姚从吾、札奇斯钦和大陆道润梯步相继新译注释了《秘史》。
国外从上世纪开始翻释、音写和研究《秘史》，现有日、俄、德、法、英、蒙、匈等种文字的译本，发表的论文有数百篇之多。
比较起来，国外在《秘史》的语言学、版本学、文献学、地理考证等方面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元典章》、《通制条格》这两部元代重要政书的研究，日本学者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京都大学早在五十年代就采取组织研究班的办法，集中学者“联合攻关”出了一大批成果。
第二，历史观、方法论方面。
我国学者研究元史经历了封建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历史观和方法论也随之变化。
目前我国多数元史学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思想，明确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总结历史发展规律，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史学研究经历了一段曲折后开始正常化，我国的元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在历史观方面，我国学者以历史的唯物论为指导，分析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摒弃了元朝历史“一团漆黑”的观点，对成吉思汗、忽必烈等政治人物作出了比校客观的评价；重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研究；重视了社会结构与人民群众活动的研究，注意了文化思想与科学技术的研究。
近十年来，中国学者的论著，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不受政治运动干扰，立论比较公允，这是世界各国有目共睹的。
西方、沙俄、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所从事的包括蒙元史在内的蒙古学，一开始是为了本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服务的，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他们着重于所谓“异民族征服中国”这个角度，制造了种种理论。
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种明显的政治目的有所淡化，比较倾向于某些专题的综合研究和一些名物、词汇、制度的考证，出现了一些好作品。
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学者探索的一些问题对我们不无启发，如游牧民族在中亚文明中的作用（1973年5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举行了“游牧民族在中亚文明中的作用‘讨论会），蒙古帝国中元朝与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的比较研究（美国哈尔别林：
《蒙古帝国中露西的比较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3卷1—2期，1983）、游牧社会的发展规律（苏联C.普列特涅娃：
《中世纪游牧社会发展规律》，《历史问题》1981年6期，日本村上正二：
《征服王朝》，《世界的历史》6，1961）、蒙古国和元朝的社会结构研究（美国摩尔根：
《谁管理蒙古帝国》，1982，法耳夸：
《元帝国的政府结构及其职能》等）、儒学有在朝统治下的适应性研究（美国于1976年举办“蒙元统治对汉文化的影响研究讨论会”，1978年举办“元代思想与宗教概况研究会”）等等，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说明国外蒙元研究也在变化，向深化、系统化发展。
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六十年代以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和蒙古学者出于攻击中国的政治需要发表了不少贬低元朝、贬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等论著，这些论著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从方法论来看，乾嘉考据学风与西方利用多种语言进行比勘的方法对当前中国的元史研究都有一定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是从来不排斥前人有成就的研究方法的。
乾嘉考据之学在利用汉文资料和整理汉文史料方面是有成绩的，对研究蒙元史仍然很有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进一步利用新材料，而西方学者则利用汉语古音和民族语言或他国语言互相比较，进行解释，解决了许多乾嘉学派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些研究方法我们今天仍然要继承。
但史料整理、名物考证毕竟属于微观，微观是难于全面观察整个时代的历史的。
所以，我们主张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元史研究的成果方面。
比较中外元史研究的成果，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对元朝本身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国外学者对元朝以外的诸汗国的研究占有明显的优势。
我国学者则由于注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加上掌握充分的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资料，解放后又有较多的学者注意运用域外史料，学术质量大有提高。
因而对元朝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优势，具体表现在：
一是研究的领域相当宽，诸如元代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基本上均有所涉及，留下的空白越来越少，二是研究的问题有深度，诸如蒙古族的族源，蒙古国时期的制度。
元朝户等、税粮、五户丝制等，元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元代的蒙古族，元代历史地理的考证，元代戏曲美术史等方面，笔者以为某些文章是很有见地的；三是研究的成果数量多，包括台湾省内，我国出版的元史论著数量是居各国之首，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近年来我国巳出版了多种全面论述元朝史的专著，除《中国史稿》和《中国通史》的元史部分外，由韩儒林主编，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等著的七十余万字的断代史《元朝史》也已问世，专史、人物传记的数量更多，论文近几年每年有一百篇上下，我们的研究队伍在人数上、梯队层次上也是国外不能比拟的。
从元朝史本身的研究来看，日本在制度史的研究方面，美国在宗教思想研究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漠北地名考征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
元朝本身以外的西域诸汗国的研究方面，我们是落后的。
俄苏、西欧各国、美国、日本对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的研究论著很多。
我国对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近几年对察合治汗国的研究有所开展。
（二）
我们对国内外蒙元史研究状况作上了上述一番比较，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发扬优势，寻找差距，在不久的将来，使我国真正成为国际蒙元史研究的中心。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在下面几个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第一，尽快建成我国蒙元史资料中心。
元史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断代史，但与其他断代史又有所不同：
它有相当多的域外史料，它的研究又具有国际性。
我国历史上有过相当长时间的闭关锁国时期，1978年以前我国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还相当少，以致造成目前我国域外史料的原著基本上是残缺不全的。
以波斯文史料为例，象《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瓦撒夫书》、《完者都史》这些名著，国内目前还没有齐全的各种版本的波斯文原著。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由国家有关部门投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二、三所大学（如内蒙古大学、南京大学）内设立蒙元史资料中心，它的任务是：
通过国际交流，配全现存的域外史料原著和各种文字的译注本；
尽量收集从上世纪以来各国的蒙元史研究论著；
通过复印或胶卷，配全汉文和少数民族史料；
配全明清以来直至目前国内蒙元史的论著。
向全国蒙元史学者提供资料信息，并向全国蒙元史学者开放全部资料。
第二，加强基础性研究（如域外史料译注，少数民族史料译注，汉文史籍整理与研究等）的补课工作。
平心而论，我国蒙元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做得比较差的，要使我国蒙元史研究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取得重大的进步，这一课是非补不可的。
域外史料的译注工作，早在四十余年前，韩儒林就说过：
“吾人今后研究元史，于域外史料，决不能仍以贩卖西文译文、拾人牙慧为满足。
必须直接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中文材料作比较之研究，……始可扫荡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上无数谬误，而渐趋于光明之境域。
惟一精力究有限度，无论如何渊博，决难尽通与元史有关之各种语言文字，尽读与元史研究有关之各种研究论文。
窃以为吾人今日应各本所长，分力合作，先校译波斯、阿拉伯、拉丁、俄、蒙古、亚美尼亚、西藏、突厥等文字中之蒙古史料而成蒙古史料丛书。
或仿施密德这译校《蒙古源流》，噶特麦尔（Ouatremére）之译校《旭烈兀传》，原文与译文合璧，附加详细释，或仿贝勒津之校译《史集》，忽达斯（Houdas）之译校《札兰丁传》，原文与译文分装。
然后考证者始有可信材料供比较，写史者始有可靠材料供运用。
不然正确史料尚不可得，或竟不知已可运用之史料之存在，而遽写蒙古历史。
则其书是否可以立足二十世纪之史学界，不难预知矣。
”[2]韩儒林的愿望今天已经具备了实现的条件，我国已经培养了懂得波斯文、阿拉伯文的蒙元史学者，这项工作应该尽早进行。
少数民族文字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也还要花大力气。
蒙文史料《元朝秘史》、《黄金史》等的新译、注释工作，海峡两岸的学者都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藏文文献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我国即将出版《江史》、《青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位记》等书的汉译文，《汉藏史集》正着手进行翻译，但藏文文献还有大量资料有待于发掘和利用，如敦煌吐蕃文书，特别是堪称“第二敦煌”的西藏萨迦县，保存着大宗的元代档案文书和各种文物，迄今还没有力量进行整理，有待于尽早规划以开展这项工作。
畏兀儿文史料主要是敦煌、吐鲁番所保存的一些文书，其中一部分在本纪初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劫走，保存于英、法、西德等国博物馆、图书馆中，我国应及早把这些散失的文书资料全部复制回来，与我国保存的那部分合而为一，整理出来，分时期汇编成册。
供学者研究。
本世纪以来，国外学者整理、研究畏兀儿文献已取得了许多成绩，对元代畏兀儿语言、宗教、文学、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我国学者有能坐等外国的研究成果，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敦煌吐鲁番学。
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我国有良好的传统与基础。
《元史》点校本的出版，反映了我国当代元代史籍的点校水平。
目前，国家非常重视古籍整理，元代重要文献和文集，都应该标点、校勘出版。
特别是象《元典章》等难度较大的，更应该组织专家，依靠集体力量予以完成。
其他史书、文集，擗悉中华书局、上海古籍、浙江古籍等出版社均已制订计划，将陆续出版，这是十分可喜的。
其他几种类型的资料整理工作仍应继续进行。
一是专题资料：
现已出版了画家、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如果继续将科技资料、经济资料、交通资料、民族资料、蒙古色目人碑传资料等汇编成书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二是碑刻资料：
1955年蔡美彪编出《元代白话碑集录》，为研究元代语言学、历史学提供了宝贵资料，为中外学者所称道，据悉，蔡美彪一直在注意搜集元代蒙汉碑铭，预期不久将编出续编来。
元代碑刻散见于全国各地，据笔者所知，仅陕西户县就保存了元代道教碑十通。
这些都是亟待抢救的文物。
如果我们能将元代所有蒙文碑、汉文碑、白话碑（包括现存的、已散失但文尚存和仅存目的）汇编成册，这将对元史研究作出极大的贡献，三是地方志元代史料摘抄：
地方志是我国史学发展的优秀传统，现存元代方志数量不多，但明清方志浩如烟海，其中元代史料保存了不少，如元末南方红巾军提出“摧富益贫”口号，是《嘉靖邵武府志》所收黄镇成撰碑中记下的，彭莹玉牺牲于瑞州是《正德袁州府志》中记载的。
如能把这些史料按沿革、疆域、建置、物产、赋税、人物、军事、碑铭……等分门别类汇编起来，大可补元史史料研究之不足。
第三，加强探索性课题研究。
元史研究进行到今天，已经几百年过去了。
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一人一事的研究上，那是很难取得空破性的进展的。
所以我们要开拓新课题，探索前人没有探索过的、或者已探索而未圆满解决的问题。
例如：
关于游牧社会的发展规律。
国外苏、日等国学者曾进行过较多的探索，我国学者研究得很少。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只有对中国的北方民族——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从中寻出找普遍的发展规律和特殊性。
要把蒙古的兴地置于整个北方民族发展史加以考察，否则有些问题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例如，十二至十三世纪蒙古社会的性质问题，如孤立地研究一个蒙古社会，许多现象是难以说清楚的，如果与北方各草原游牧氏族社会解体后的社会状况作深入的比较，也许能作出更有力的说明。
当然，这个问题还包括游牧民族形成所谓“征服王朝”（这是西方蒙古学者创造的新概念）的发展规律。
关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全中国和欧亚各国的原因。
这也是一个需要用比较史学解决的问题。
国外学者从军事组织，作战方式上探讨得比较多。
我们认为应该从征服者、被征服者双方进行综合比较，用足够的数据、实例来加以说明，还应该与匈奴、突厥类似的民族进行比较。
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放开视野，对历史的前后左右都要有较深的了解。
关于元朝制度和社会结构。
以往中国学者常常用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统治》中说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句话来过高估计忽必烈采用“汉法”的程度，因而忽视了“蒙古法”在元朝的影响。
近几年中国的著作中已纠正了这种倾向。
国外学者有一种“复合社会”论（如村上正二《征服王朝》）。
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讲清楚的，不仅要从元朝的各种制度、各层次的结构上去说明，还要从各个不同的地区[3]、元代蒙古人的习俗上去分析，再对比辽代的契丹人、金代的女真人的状况，才能找到符合实际的结论。
否则将无法回答为什么1368年元朝灭亡后退到漠北去的蒙古人很快就恢复了蒙古原有的统治方式和社会习俗。
所以，研究元代制度和社会结构时，一定要把最上层的蒙古贵族对汉文化、汉制的态度搞清楚。
关于元代的民众活动与社会结构。
为了扭转旧史学歌颂帝王将相的现象，解放后的史学研究特别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这是很必要的。
但同时又出现了两种倾向：
第一，把人民群众的活动往往看成为阶级斗争，即农民起义。
元末农民起义是解放后新开展的元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民众文化、民俗、民众心理、宗教信念……研究却很不够。
第二，在歌颂农民起义时，往往过分地夸大了它的历史作用，而忽视了社会结构自身的变化。
元末农民战争确实摧垮了元朝的统治机器，但统治机器为什么这么轻易被摧垮，这就研究得很不够了。
从忽必烈建立有元一代制度、完善全国统治杨器开始，这种制度和机器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就不断发生，关键在于统治者要善于调整以使之相适应。
元朝统治者特别不善于这种调整（历次改革、更化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终于导致统治功能的失灵和社会结构失去平衡。
农民起义不是摧毁封建王朝的唯一力量，历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除了元朝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
关于元代社会经济。
我国学者在元代农业手工业生产、经济制度（包括剥削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例如：
至今我们还没有能提出足够的科学数据来说明元代社会生产力达到了什么水平，从而很难与南宋、金的社会生产力作出有效的比较；至今还没有做到对元代生产技术（农业和手工业）的地进步作出全面的估计，而不是局部的、点滴的估计，商品经济究竟有何发展？
《织工对》所描述的情况在江南是否普遍存在？
手工作坊主积累了资金是否用于再生产？
这些问题没有丰富的史料是难于回答的。
关于元代的开放性。
兼收并蓄是元朝统治的一大特点，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则表现为开放性。
这些开放性具体表现有哪里？
外国人在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中国人在国外对世界文明有什么贡献？
这就要求把蒙元史放在世界历史范围中来进行考察。
关于儒家思想的适应性。
美国学者在前几年已经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儒学之所以有生命力，适应性是重要原因之一。
元代的儒学作为宋明理学中的一环，有其本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无不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
以上仅仅举出一些课题作为例子，要探索的问题还有很多。
第四，迅速填补研究空白。
我国的蒙元史研究还有很多薄弱环节的空白点，举例如下：
钦察汗国史、伊利汗国史的研究。
目前我国尚无专著出版，连一般论文也几乎没有人写。
今后可先将苏联、西方国家的论著翻译过来，以推动我国对这一部分历史的研究。
元朝与日本、东南亚、非洲各国关系的研究。
我国虽已校注出版了《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等书，发表过一些中国与亚非各国关系的论文，但利用的史料很限。
深入研究最大的障碍是我国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情况不了解，只有通过扩大交流才能弥补这一薄弱环节。
元朝中期历史。
至今有些教科书上仍然把元朝中期的历史一带而过。
其实无代中期的历史（指元成宗以后至元末农民起义之前）是很丰富的。
《中国通史》第七册和《元朝史》等论著已注意补充了这方面的内容。
延祐开料、延祐经理、莫英新政、文宗文治、脱脱更化……都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台湾学者姜一涵对奎章阁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鉴（《元代奎章阁及奎章阁人物》，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元代少数民族史•除蒙古族研究比较充分外，其他民族，如藏族、畏兀儿、彝族、僮族、苗族、回族等还很不够，有的还是空白。
随着社些民族史料的发掘、翻译出版，这方面的研究必将很快地加以填补。
今年九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中外学者就元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
我们相信，这次会议，使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将进一步加强，对我国今后的元史研究将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参见韩儒林：
《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②韩儒林：
《穹庐集》第67～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日本许多较年轻的学者认为元代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制度与江南地区的统治方式是迥异的。
（见村上正二《战后日本元史研究趋向》，《亚洲杂志》45，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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