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禺剧作中的悲剧女性形象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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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禺剧作中的悲剧女性形象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例
毕业论文
论曹禺剧作中的悲剧女性形象
——以《雷雨》《日出》《原野》
《北京人》为例
系别:
文学与教育系
专业(班级):
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升本)2班
作者(学号):
杨梦(51203090006)
指导教师:
田万惠(副教授)
完成日期:
2014年6月
蚌埠学院教务处制
论曹禺剧作中的悲剧女性形象
——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例
摘 要:
曹禺在《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部剧中塑造了两类悲剧女性形象,一类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女性;另一类是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底层劳动女性。
她们追求爱情自由,但却过着精神压抑、内心痛苦的生活,她们反抗、挣扎,但最终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造成这些女性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封建礼教的摧残,资本主义畸形文化的侵害,也有其自身性格的缺陷和女性自然性的压抑。
曹禺悲剧女性形象的成功创作,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和他本人的女性观是有紧密联系的。
曹禺剧中的悲剧女性形象,是新旧交替社会女性悲剧最真实的反映,揭示了旧时代女性追求个性自由的艰难,展现了人的价值与“文明”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审美意义。
关键词:
曹禺;女性形象;压抑;悲剧;审美意义;创作动因
DiscussiononTragicFemaleImagesinCaoYu’sPlays--TakeThunderstormSunriseYuanyePekingeseasExamples
Abstract:
CaoYucreatedtwokindsoftragicfemaleimagesinhisfourplays:
Thunderstorm,Sunrise,Yuanye,Pekingese.OnekindislearnedwomenwhoareinfluencedbytheMayFourthMovement.Theotherisworking-agewomeninthebottomlineofthesocietyoppressedbythefeudalcodeofethics.Theysoughtforfreelovebutstilllivedalifewithmentaloppressionandinnertorment.Theyfought,struggled,butFinallytheycouldnotescapefromtragicfate.Thereasonwhytheylivedatragiclifeisvariable.Intermsofthesocietytheyweredestroyedbythefeudalcodeofethicsanddeformedcultureofcapitalisticsociety.Boththedefectsoftheirpersonalityandnaturaldepressionoffemaleledtotheirtragiclife.ThesuccessoftragicfemaleimagescreatedbyCaoYuhadtolinkwithhissocialbackground,lifeexperienceandattitudetowomen.TheTragicfemaleimagesinCaoYu’splays,wasarealreflectionoffemaletragedyinthealternatingbetweenthenewandtheoldsociety,whichrevealedthedifficultiesforfemaletoseekforfreeindividuality,showedtheconflictbetweenthehumanvalueand“civilization”Withaprofoundestheticsignificance.
Keywords:
CaoYu;femaleimages;oppression;tragic;estheticsignificance;creativeimpetus
论曹禺剧作中的悲剧女性形象
——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例
1引言
曹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剧作家,他塑造了一系列悲剧女性形象。
不管是身为佣人的侍萍、四凤,寄人篱下的大家闺秀愫方,被逼嫁人的金子,还是资本家太太繁漪以及沦落风尘的交际花陈白露,她们不满现状,追求爱情自由,她们抗争、反抗,但最后的结局却都是悲惨的,有的自杀、有的发疯、或有的出走等。
由此可见当时的女性生活在精神、身体压抑的牢笼中,生活境地极端的困窘。
《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其悲剧女性形象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和拓展。
由从女性形象的个体研究到分类研究、群体研究;从悲剧女性形象研究到作家创作研究,从悲剧美学理论到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原型批评的理论研究,从作家创作心理学到比较文学研究,学界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比较学等多角度研究。
但对曹禺戏剧中女性形象悲剧形成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对曹禺悲剧女性形象的审美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解读。
本论文通过分析《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部剧中具有代表性的悲剧女性形象,探究造成她们悲剧的主客观原因,了解曹禺悲剧女性形象创作动因,挖掘曹禺悲剧女性形象的审美意义,解读旧时代女性追求个性自由的艰难。
2悲剧女性形象分析
曹禺塑造了一系列悲剧女性形象。
她们主要有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女性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
她们不满现状,追求自由幸福,她们抗争反抗,苦苦地挣扎,但不管是衣食无忧,有着较高文化修养、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女性还是正直、善良、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劳动妇女,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悲剧的道路。
2.1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女性
曹禺笔下的知识女性,她们既受到新思潮的洗礼,也接受过传统文化熏染。
她们渴望平等,追求爱情,与封建势力和命运不断地抗争,但她们追求爱情却得不到爱情,她们渴望自由却离不开所处的环境,最终都以悲剧告终。
2.1.1繁漪——激情燃烧的毁灭者
繁漪是个敢爱敢恨、狂热激情能把人烧毁的女人。
她美丽、有气质,是一位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女性,她向往幸福的家庭生活、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敢做敢为。
但在周公馆这样一个封建的家庭,这一切都成为了泡影。
在周朴园的冷落与压制下,她的生活寂寞枯燥,内心压抑郁闷,她觉得自己像是关在笼中的鸟,渐渐地失去了青春的活力,生活暗淡无味下来。
直到周萍的出现,这位二十八岁周公馆的大少爷,周朴园前妻的儿子,点燃了她爱情的欲火,她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与激情。
因为对爱情的追求与渴望,她不顾一切坠入了周萍的情网,她认为这是她幸福生活的开始,“与其说她爱周萍这个人,不如说她更眷恋自己爱情的憧憬。
这爱的渴望,显示出人的觉醒。
”[1]她对周萍的爱,实际上是她追求自由爱情所踏出的一步,是她思想的觉悟,她要为自己活着。
繁漪,“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2]7她对爱情的疯狂追求和对周朴园的极力反叛无不表现出她是一个爱恨交织的人。
她不顾一切地疯狂追求周萍,冒着狂风暴雨跟踪周萍,当看到四凤与周萍相拥在雨中时,她的内心充斥着嫉妒、失落、痛苦,在她的字典里除了爱就是恨,没有折中点。
当她意识到无法挣脱被冷落、被抛弃的命运时,她那复杂的性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她向周朴园对她十八年来的专制统治、无爱和冷淡做出了公然的挑战。
她当着儿子、仆人宣布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
她那长期遭受窒息的情欲和压抑在周萍的点燃下立即喷发了。
她不顾一切地释放自己的欲望和激情,燃烧了自己,也毁灭了他人。
2.1.2陈白露——畸形社会中的寄生者
陈白露出生书香门第,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交际花,她被现实的物质生活所诱惑,她生活在看似光鲜亮丽,实则被虚伪麻木所充斥的社会环境中,是一名典型的社会寄生者。
她向往自由的爱情、反对包办婚姻,她追求诗情画意的生活,可是她发现与诗人的婚后生活平淡无趣后便毅然分手了,生活的空虚,物质的诱惑,使她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深渊,沦为高级交际花。
她依靠男人的包养生活,实际上为了维持她所谓体面奢侈的生活,常常入不敷出,有时碍于自己的颜面又不好意思张口向男人要钱。
她讨厌这样的自己,厌恶如此的生活,但是又离不开这样糜烂的生活环境。
她善良、富有怜悯之心,试图救助小东西,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小东西沦为了妓女,她为此而感到伤心。
她有自己的理想,想追求自己的爱情生活,当方达生和她说起以前的自由生活时,她内心是有那么一点憧憬的,但是,当方达生提出要带她走的时候,她犹豫了,她希望方达生留下来,但又不愿嫁给方达生,她问达生:
“你有多少钱?
你养的活我么?
我要人养着我,你难道不明白?
我要舒服,你不明白么?
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
”她深知自己的生活不体面,但在方达生面前却以一副高傲的姿态掩饰内心的空虚。
方达生的离去是她自己失去了离开的唯一机会,陈白露自己放弃了新生的希望。
最后包养她的男人潘月亭倒了,她的钱袋子没有了,欠下了一堆子的债务。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
2.1.3愫方——为爱情失去自我的奉献者
《北京人》中的愫方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修养,是一位典型的传统淑女。
她贤惠、温柔、顺从、待人和睦友善、尽心尽力地侍候她的姨夫曾老太爷,她从小寄住在曾家——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与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曾文清青梅竹马,然而命运的不公平,使得她永远也不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更不能大声说出内心的爱。
愫方在曾家这样一个大宅子里,受到封建自私的老太爷的压制,表嫂的讥讽与排斥使她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长久的压抑和痛苦使她内心非常的敏感,平时很少说话与人交流。
“谁也猜不着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与哀愁。
……多年寄居在亲戚家中的生活养成她一种惊人的耐性,她哀怜他甚于哀怜自己。
”为了能让自己所爱的人走出家门,飞向自由的蓝天,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她可以牺牲一切,她愿为他看守冰冷的家;愿为他照顾即将进入坟墓的姨夫;也愿为他照顾他的儿子媳妇;甚至她也愿去照顾经常伤害她的表嫂思懿,她替他想到了一切,照顾着这个家的一切,她爱屋及乌,照看着他的小鸟,打理着他的字画,唯独没有自己。
她为自己所爱的人担当一切,奉献一切,无怨无悔。
为所爱的人吃苦受气到死,希望所爱的人一切安好就是她生活的意义。
可是曾文清的归来,打破了她的爱情梦,“因为它已经不会飞了!
”飞不动了,她绝望了,对这个无用的男人彻底失望了。
就这样,“由小孩而少女,由少女而老女,”二十多年来愫方为文清默默地爱着,默默地受苦,默默地奉献着她作为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最后,近三十岁的她又默默地独然离去。
2.2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底层劳动女性
曹禺笔下的劳动妇女正直、善良,她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有着中国传统劳动人民固有的善良与勤劳,但是生活却没有给她们多一点的眷顾,她们深受封建礼教的压抑,都有着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人生和悲惨的遭遇。
她们反抗不公平的命运,追求自由的爱情,最后却绝望地发现自己无路可走。
曹禺以同情的笔调刻画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女性。
2.2.1侍萍——封建等级观念的遗弃者
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十分森严,有钱人家少爷要娶有钱人家的小姐,讲究门当户对。
侍萍,年轻时是周公馆的一名丫鬟,貌相清秀,情性温顺,气质静慧,与周家少爷周朴园相爱,虽生下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但还是逃不出被遗弃的命运。
“她不是小姐,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
”和周朴园的身份地位有极大的悬殊,一直受到周家老奶奶的嫌弃,“她是个穷人的孩子,她的将来是给一个工人当老婆,洗衣服,做饭,捡煤渣。
”周朴园不会娶她做周太太。
年轻时周朴园是爱她的,但因为门第观念周朴园被逼要娶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为妻,侍萍在年三十的晚上,生下周朴园第二个儿子的第三天,大雪天被赶出了周家的门。
走投无路的她抱着大海投河,结果被好心人救了。
她的命很苦,为了儿子她嫁过两次人,带着大海隐姓埋名过着凄苦的生活。
她含辛茹苦,饱经沧桑,以前的经历成了她内心永远的痛与梦魇。
作为母亲她不希望四凤走她的老路,当她去了女儿当差的周公馆时,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周朴园的家,三十年的含辛茹苦也没有摆脱这不公平的命运的安排。
当得知四凤怀上了哥哥周萍的孩子时,她悲痛欲绝,年轻时的不幸造成了儿女的罪孽,地位的不平等铸就了两代人的孽缘,面对这一切,善良的侍萍崩溃了。
封建等级观念把她赶出了周公馆,使她骨肉分离,又导致了三十年后的悲剧。
2.2.2四凤——人伦纲常的无辜牺牲者
四凤是周家使女,她内心纯洁,聪明活泼,为人直爽,人长得秀气,虽然没有念过书,周家大小少爷却都喜欢上了她。
然而,父亲把她当成摇钱树,母亲不允许她与富家子弟谈恋爱。
善良天真的四凤,相信爱情、渴望未来自由的幸福生活,但是命运如此的造化弄人,母亲的不幸在她身上加倍的延续。
她不知道她喜欢的大少爷是她的同母异父哥哥,她把自己交给了周萍并且有了身孕,她向往着未来和心爱的人一起生活。
就在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在周公馆的客厅里,当着所有人的面,这罪孽被繁漪无意间抖了出来,一个纯洁的少女转眼前成了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四凤觉得没脸见人羞愧难当跑了出去,不料触电身亡。
就这样,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凋零了。
四凤,她是无辜的!
2.2.3翠喜——人间地狱的挣扎者
翠喜,是三等妓院的妓女,曹禺说:
“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
”[3]翠喜年轻时也是数一数二的红唱手,如今落到这种地方,生活极端的贫困,没有人格和尊严,被人看不起。
但是她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同情小东西,帮助小东西,她用自己柔弱的臂膀尽力地保护着比自己更柔弱的小东西。
她对未来没有憧憬,希望早死了,可为了生病的丈夫、瘫痪的婆婆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只能出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活着。
她清楚自己的未来只能是“最后为家里老的、小的累死了,用芦席一卷往野地里一扔埋了完事”。
但她依然劝小东西“再苦也得,得活着,”这个“受尽欺凌、蹂躏而憔悴衰老的女人”在人间地狱里痛苦地呻吟着挣扎着。
2.2.4花金子——封建礼教的反叛者
金子“长得很妖冶”,性格狂野、倔强、大胆、叛逆,具有强烈的生命力,狂热地向往自由。
她被焦阎王强迫娶回家做儿媳妇,婆婆整天折磨她,诅咒她,派常五去监视她,视她为眼中钉,骂她婊子、贱货、狐狸精,教唆儿子大星打她。
情人仇虎的归来,使她有种复活的感觉。
金子不满焦母的压迫,敢于向焦母公然挑战。
她高声地宣布:
“我做了!
我做了,我偷了人!
养了汉!
”具有原野的野性与放荡不羁。
丈夫大星是个孝子,惧怕母亲,是个窝囊废,她看不起大星的懦弱,而对具有血性与野性的仇虎却爱到了极致。
为了逃离焦家,走向自由,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与爱情,她光明正大地要跟仇虎走。
她对大星说“一个人活着就是一次。
在焦家,我是死了的。
”“我喜欢他,我就喜欢他这一个。
”强烈的反叛意识和热情,使她不甘心在焦家耗去自己唯一的一次生命,她渴望自由,渴望未来,渴望新生。
她斩钉截铁地要做强盗婆,在黑林里,她引导仇虎走出心魔,仇虎死后,她认定方向义无返顾地向前奔去。
对仇虎炽热的爱情,对未来自由执拗地追求,使她放弃了传统女性的贞操观念,对婚姻家庭的忠诚与责任,对婆婆的顺从与孝道,是个敢爱敢恨,敢做敢当勇敢的封建礼教的反叛者。
3女性悲剧产生的根源
曹禺笔下女性悲剧的根源,既有其社会原因又有其自身的主观原因。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畸形的社会使广大女性们深受精神的压抑和肉体的折磨;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由、平等、民主等新的思想,促使了女性的觉醒。
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思想性格上的局限性,自主意识的泯灭,注定了她们难逃悲剧的命运。
3.1女性悲剧产生的社会原因
悲剧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曹禺剧作中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半封建新旧交替社会的产物。
一边是几千年的封建纲常对女性的束缚与毒害;一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吹来的自由、平等、民主、爱情,犹如和煦的春风为女性带来了新思想的洗礼。
她们为争取自由、平等、爱情向封建势力发出反抗和挑战,然而社会环境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最终把她们湮灭了。
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
“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
这些社会、自然力量虽然可以用因果关系去加以解释,但却像昔日盲目的命运一样沉重地压在人的头上。
”[4]这些女性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3.1.1封建礼教的摧残
《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这四个剧本,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根深蒂固,中国妇女依然深受其害。
《雷雨》中,周朴园冷酷、虚伪、专制,是封建礼教的代表,在家他拥有男性绝对的权威,因为门第观念,为了娶一位有钱人家的小姐为妻,他顺从了母亲的安排,抛弃了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侍萍,以致侍萍差点丧命,这不仅成了侍萍内心永远的痛与梦魇,也引发了三十年后悲剧的发生。
在家庭生活中周朴园说一不二,苛刻冷酷地要求家庭的每一位成员,他不关心繁漪,对她冷若冰霜,经常几个月不回家,逼迫她喝药,从精神和肉体上折磨她、扼制她,繁漪在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他这个活阎王十八年,“渐渐的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
”所以,这个“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抓住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
”[2]6
在《北京人》中家道日趋衰落的曾家老太爷,“他非常注意表面上的繁文缛节,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必不可少的家教,”一副大家长的威严,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总以为是在护着愫方,实则是把愫方当拐杖,当贴身丫鬟使唤,“很少为她诚恳的想一想。
”他想让愫方“成为他永远的奴隶”没天没夜地侍候他到老,阻止她与人类学家相亲,但却装作很为愫方着想的样子说“不要想到我,你应该替你自己想,”暗地里却暗示她不要考虑这门亲事,说是让她自己考虑,实则还是阻止。
这正是封建传统思想以男权为中心的集中体现,忽略女性的权利与尊严,使之成为使唤对象、附属物。
愫方在曾家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三从四德”早已内化为她对自身的要求,她像一只孤孤单单困在笼子里的鸟,就这样,青春和朝气被一点点地消磨殆尽。
《原野》中的焦母身为婆婆,她代表着封建家长制对家庭妇女的压迫。
“焦母,某种意义上成了男权的掌控者与替代执行者。
她对儿媳金子的忌恨、压制与挑剔,使她更多的成为男权制度下的变异性象征符号,而非一个女人。
”[5]金子整天遭受婆婆的监视、辱骂、诅咒,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她是宁愿死也不愿在焦家呆下去了,所以冒死也要和仇虎私奔。
曹禺深刻地同情被封建礼教所毒害的妇女同胞们,痛恶封建礼教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3.1.2资本主义畸形文化的侵害
五四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对自由的追求,但同时个人主义的泛滥导致对个人极端自由的追求,也带来了人们思想、社会秩序的混乱。
四部剧作中的悲剧女性受资本主义文化影响最深,陷得最深的就是陈白露。
她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她纯洁,向往爱情,追求自由、平等。
她与诗人相爱了,婚后不久她就觉得“新鲜的渐渐不新鲜了,两个人相处久了渐渐就觉得平淡了,无聊了。
”她对达生说:
“我告诉你婚后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穷,不是嫉妒,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
”最后因为孩子死了,那根绳子断了,她就和诗人决裂了,她选择了追求自己的自由,用膨胀的物质生活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与失落,堕落成一个爱慕虚荣追求物质的女人,她希望得到爱情但也不愿意舍弃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物质生活,她对未来抱有希望却不敢去追求自己的未来,在现实的物质与精神之间她相信了物质,没有勇气、没有胆量、也不愿意付出和牺牲,她已经离不开这种纸醉金迷的环境。
“生活对于她是一串习惯的桎梏,她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
”
陈白露所在的旅馆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畸形文化的缩影,那里的人们虚伪,麻木,拜金主义盛行,陈白露已经深深地陷入进去不能自拔。
她依靠五十多岁的老男人潘先生的包养生活,经常入不敷出,但是为了维持她的奢侈作风、小资生活,她经常以虚伪的、高傲的姿态出现在客人面前。
当她与方达生谈到自己生活的时候,她是那么的高傲,她觉得她的钱都是她应该得的,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是男人们心甘情愿给的。
她用自傲来掩盖内心最深层的自卑,她失去了女人该有的尊严却还理直气壮地掩盖内心的自卑。
她陷入了糜烂的生活不能自拔,陈白露最终因潘先生这位大银行家倒闭,服毒自杀。
3.2女性悲剧产生的个人原因
“曹禺着重表现人类的生存困境,深切关注的是人,是人的命运,人的灵魂,甚至是人物灵魂深处的意识和潜意识层面。
”[6]这些女性悲剧的产生其自身的主观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
她们生活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被压抑,被压迫,没有地位,沦为男性的玩物和附属品,导致她们有的自主意识缺乏、性格软弱,有的受到新思想的洗涤对生活有更高的欲望,然而社会传统的力量却无时无刻不在摧残着她们身上生机勃勃的自然性,最后导致了她们无法挽回的悲剧。
3.2.1女性性格的缺陷
“曹禺的四大悲剧作品中,女性悲剧的内在原因正是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缺失。
主体意识的缺失导致性格上产生了缺陷,最终放弃了自我救赎的机会,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7]不管是侍萍母女、繁漪、愫方、还是陈白露,她们的悲剧都与自身性格的缺陷分不开。
《雷雨》中侍萍母女她们是两代人的悲剧,她们生活在社会底层逆来顺受,无力反抗。
繁漪性格非常的复杂,个性极具雷雨,她阴鹜、忧郁、狂热、哀静,各种复杂的性格因素交织在一起,她的性格导致了她的极端化,“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恨起你来也会象只恶狗狺狺地,不,她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
”所以当她爱上周萍时是那么的狂热,那么的不顾一切,放弃了母亲的身份,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死死地抓住周萍。
“繁漪性格里便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其悲剧性命运结局,在于其对绝望的反抗中,性格里的悲剧性因子起着推波助澜的毁灭性作用。
”[5]
《北京人》中的愫方,与青梅竹马的文清表哥只有相看两不厌,唯有泪茫茫的无奈与凄美,默默地隐忍自己内心的痛苦,她表面上是表小姐,实则就是曾老太爷的丫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她有时也想大哭一天,质问自己,这样活着,是为什么呀?
她像只鸽子似的,“孤孤单单地困在笼子里”飞不出去,也不想飞,过着内心痛苦的生活。
造成她悲剧的主观原因就如曹禺所说“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
《日出》中的陈白露,出身书香门第,骄傲任性,她讨厌现实的虚伪,厌倦上层社会打情骂俏的生活,鄙视周围的一切,然而她又不得不周旋其间,贪图享受,沦为金钱的奴隶,过着被人包养的寄生虫生活,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
当她赖以寄生的银行家潘月亭破产,巨额债款无法偿还时,她只得在日出前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3.2.2女性自然性的压抑
繁漪与周萍的乱伦,花金子与仇虎的偷情,无一不是女性追求爱情、性爱的使然。
欲爱,是人性最原始的流露。
繁漪是一位生活在周家大公馆里的高贵夫人,她在周朴园的压制下没有了尊严、没有了人身自由。
周朴园内心根本不爱她、不疼她,给不了她所想要的爱情。
周萍,这个比她小几岁的周家大少爷,前妻的儿子,唤醒了她的灵魂与肉体,她和周萍在性本能的趋动下有了乱伦的行为。
对繁漪这样一位受过新思潮影响的女性而言,封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