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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实时解读

实时解读: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实录)

新闻中心-中国网  时间:

2011-03-05  责任编辑:

陈维松

 

中国网:

各位网友早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网易健特约》两会访谈。

3月5日上午9时,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可以说,每年的这一天,“看两会、听报告”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们希望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听到中国决策层对于当下局势的判断,也希望听到我们将来的生活将得到怎样的改善。

今天,中国网两会报道特别邀请三位资深专家与网友们共同听取,并为网友解读2011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网:

来到演播室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他们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研究员。

杨团:

大家好。

中国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

毛寿龙:

大家好。

中国网: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

赵锡军:

大家好。

中国网:

欢迎三位的到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倾听《政府工作报告》,并就大家关切的问题做出解读。

今天与三位共同相聚中国网演播室,共同分析解读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

与往年《政府工作报告》不同的一点,今年是“十一五”收关之年,也是“十二五”开局之年。

回顾“十一五”,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再加上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以及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可以说是我国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在过去五年中,三位嘉宾如何评价这五年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哪些方面?

毛寿龙:

我对过去的“十一五”感受最深的还是经济发展的成就,不只是我们自己体会到,更是全世界体会到的。

除了一些数字之外,还有很多现实的生活标志。

比如去年卖的车是全世界第一,留学生规模也是迅速扩张。

我们到美国看到一个学校一年在中国招生两三千人,我记得我们上大学时,一个系才几个学生。

另外一点,政府能力也迅速提高,组织效率、政府运作,包括法制化水平,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水平,比过去要好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方面我们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府的治理结构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赵锡军:

我非常同意毛教授的观点,感受最深的就是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

我记得在2006年时,我们的经济总规模大概在20万亿人民币左右,到了“十一五”末,2010年已经到了40万亿左右;GDP规模排名也是跃居全球第二位。

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这是比较显著的感受。

赵锡军:

第二个感受,国际地位的提升。

应该说在五年前,中国的国际地位虽然也在不断提升,但是与现在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特别是在“十一五”最后三年,2008年全球出现金融危机时,明显感受到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地位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出现全球性的经济事务时,中国发言权没有那么大,(发言权)更多地是掌握在西方七国集团等手里。

但是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明显感受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升,这与经济实力的提升是有关系的。

赵锡军:

还有一点,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刚才毛教授也讲到,我们举办了很多在全球引人注目的大型活动,像奥运会、世博会等等,这也是非常提振人心的事情。

还有政府各方面工作的能力和治理架构也在不断完善和提升,这是润物细无声的,这是慢慢感受到的。

还有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在发生变化。

中国网:

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比如国家形象宣传片。

杨团:

我是研究社会政策的,我感受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在“十一五”时期,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公民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

社会保障体系现在在养老、医疗、住房、工伤等方面都比过去完整、系统得多。

特别是是针对农民,在“十一五”时期,农村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养老有了新型农民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已经全覆盖,养老覆盖面也不低,达到20%多,而且按照五年规划推行下去很快会实现。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了相当水平,而且比较稳定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阶段,社会保障必须跟上来。

其实这也有因和果的关系。

杨团:

第二是公民社会的发展,这点是大家亲身感受到的。

尤其是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实际上是大灾难促进了全民的大团结,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弘扬,大家都到那个地方去救灾,光是2008年老百姓的捐款就达到1000亿。

而在后面,有人说后面很可能掉下来很多,但实际上2009年的捐款比2007、2008年也高出很多。

2010年具体数据还没有出来,我的判断也是会有很大的增长,2009年大概是350亿到360亿,2010年应该会超过400亿。

灾害总是会有,再加上公民日常的捐款,光从捐款来讲,老百姓的捐款大概就会稳定在500亿左右。

除了捐款之外,很重要的就是公民亲身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社会组织也在广泛增加。

在登记注册问题上,大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希望政府尽快放开——登记注册必须找婆婆,必须要有政府主管单位。

深圳率先在三年前放开,然后上海部分放,然后北京也开始放。

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明确说,只要你到我这个区就不用找婆婆,就可以登记。

也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各个方面纷纷在突破。

这些都导致公民社会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这方面我是非常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前景。

中国网:

数字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您刚才引用的数字非常振奋人心。

三位教授都讲到了自己感触最深的方面,在“十一五”时期,国内、国外的形势非常复杂,尤其是经济形势。

我国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还保持了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三位对于这五年期间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宏观措施是怎样评价的?

请各位给我们举一些经济成就的例子。

赵锡军:

应该说这五年的经济发展就像你说的,国内、国际的形势一样很复杂,2008年经济危机以前,在“十一五”前两年半是政策紧缩的过程,在后两年半的时间是应对危机的过程。

从2008年9月份开始,全球出现了金融危机,这影响到了我国的环境和经济发展。

在这中间政策出现了很大的调整,我们国家在应对危机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过程中,我感到是在全球所有国家中做得最好的,而且效果也是最明显的。

举个例子。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在2008年第四季度,我们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到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到了6点多,这是属于下降的比较多的速度。

但是在2008年年底就开始采取措施,在2009年形成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方案,包括政府的四万亿投资方案。

可以说,方方面面都采取了应对危机的措施,很快经济增长速度就回升了,应该说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影响最重的一年,我们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

进入2010年,我们在全球所有国家中是最早恢复经济增长的国家,保持了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从应对危机角度来讲,我们顺利地度过了危机的冲击,不仅是我们自己度过了冲击,而且我们还与全球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危机,参与了国际合作应对危机的过程,应该说很多国家对于我们参与国际合作应对危机也是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包括受危机冲击最大的美国,他们的政府领导人、国家领导人多次感谢中国。

中国网:

对于全球经济危机的缓解,许多国家也认为中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关于“十一五”期间的经济问题,我想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二位专家怎么看?

毛寿龙:

我们看宏观经济调控最核心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讲,最近五年应该说财政收入大幅度上升,从两万多亿增加到八万多亿,还有未列入税收收入的部分,我估计差不多会有同样的规模,加在一起十多万亿。

从这个角度来讲,实施财政政策时,财政工具的力量是很足的。

从这个意义来讲,使得我们最开始时财政紧缩,但是后来全世界发生金融危机,我们的财政工具一旦出去劲儿非常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基础。

货币政策也是非常成功的。

前几年是货币紧缩,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货币扩张,最近又开始货币紧缩。

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货币出去是要有实力的,也是与我们货币的很好的基础有关。

一个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是外向型经济,使得货币政策以整个世界市场为基础。

我们有生产的实力,有世界上很好的市场,我计算了一下,去年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这相当于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是由外贸实现的,这是不得了的。

我们说宏观调控,实际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我们自己掌握的力量来推动宏观调控。

为什么我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有力量?

为什么欧洲搞财政政策就会出现财政危机,美国搞货币政策就出现货币危机?

我们在财政危机的范围之外,也在货币危机的范围之外。

最近五年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推行时是以我们的实力为基础的,更重要的也是有很好的微观经济环境为基础。

我们的老百姓还是主力,消费还是理性消费的,并没有要求国家做这做那,也没有像法国那样,要退休年龄延后几年。

我们的工人去年才涨点工资,他们非常努力。

杨团:

中国老百姓好。

毛寿龙:

微观基础好,所以宏观才有劲。

你看看我们的政府官员也一样,我看印度官员说,“中国肯定不得了,村长都天天想着发展,我们的很多官员想都不想”。

杨团: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二位专家,我们一直在讲这四万亿,对于经济的拉动是不是起到了非常稳定的作用?

毛寿龙:

四万亿实际上是我们服务型财政拿出一笔钱来投资,按道理是公共服务型财政,但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怕投资不足,所以我们启动了大工程、大项目,包括铁路。

赵锡军:

我们一是可以看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从2008年底危机在美国正式产生,我们的GDP从2007年最高点11.9%一下子跌到了6.9%,这是按照每个季度来算,如果再往下跌就会引起比较大的麻烦。

这四万亿实际上是一揽子方案,以四万亿的投入为核心的一揽子方案,它包括了中央政府的投资1.18万亿,也包括地方政府的投资、银行的资金,但实际上这两年中真正投进去的资金远远超过四万亿。

从财政资金来讲,两年开的大项目很多。

从银行的资金来讲,2009年一年就增加10万亿贷款,2010年又增加8万亿。

所以真正投入下去的远远超过四万亿。

这个效果一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连续四个季度下跌,马上又升上去,到2009年年底恢复到正常水平。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走了比较快的V字变化。

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较,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恢复过来,包括欧洲、美国,还在苦苦挣扎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而且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也没有完全摆脱掉。

就像刚才毛教授所讲到的,所有的政策后边是需要实力的。

欧洲国家也是扩大财政支出,放开货币政策,但是结果是欧洲经济没有恢复过来,反而财政出现了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后边没有很强的政策支持能力。

杨团:

中国政府的能力全世界都承认,但是有人讲到四万亿的政策下去之后,数据是上去了,漂亮了,但是效率并不高,还引出了一堆问题。

这一点您能不能做点解释?

赵锡军:

应该说四万亿中新开展的项目有很多,并不是说财政部门或者真正掏钱的部门去监督这个项目,去做这个项目,每个项目分散到各个地方,甚至是各个经济主体。

每个经济主体都有自己的考虑,在做这些项目时,有的可能从政绩的角度考虑问题,有的可能从挣钱的角度考虑问题。

当然,这个项目总的来讲都会拉动经济,但是拉动的效果可能有的比较好,有的不一定那么好,有的在落实过程中前期论证时间不足、不够,可能还会出现后遗症。

因为有几万个项目,分散到不同的人手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的鸟叫得好,有的鸟叫得不好。

毛寿龙:

四万亿投资有投资失败的问题,也有投资成功的问题,这是正常的。

很多质疑是质疑治理结构,比如说项目怎么给出去的,怎么认证的,信息公开不公开,老百姓监督到位不到位。

总理就是说老百姓也要参与,而且政府的招标怎么样,里面的确有腐败,现在有高官被抓起来,涉及到资金问题。

赵锡军:

政府投资项目也好,也包括所有投资项目,怎么样规范走程序来保证投资论证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特别是像有些涉及到纳税人的钱,政府财政支出有一个怎么样更好的使用和监督的问题。

杨团:

政府的钱要比企业家的钱用得更加精心才行。

毛寿龙:

财政就是给你钱不用还,是零成本。

杨团:

有些人也讲这句话:

这是零成本,你给我一百万,我挣十万,九十万都贿赂给你。

中国网:

无论怎么说,这四万亿投资对我国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但是反过来看,五年间我们既遭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也面临了玉树、汶川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

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的任务和目标的完成情况是怎样的?

请三位解读一下。

赵锡军:

应该说总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我看到都是比较好地完成了。

比如说宏观经济增长的速度方面,“十一五”一直提的是8%的增长速度,这几年每一年,包括金融危机冲击最高的一年都超过了9%,所以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超额完成了。

还有价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在“十一五”期间,我们提的是每年保持3%的消费价格指数增长,这个目标平均下来五年也都完成了,除了2010年以外都基本完成了。

这两个大的经济目标都基本上顺利完成了。

当然还有一些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目标可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像服务业的比重,节能减排方面的要求等等,可能受到了金融危机影响的干扰,不一定很顺利地完成,当然是比较小的。

毛寿龙:

我看了“十一五”规划的基本目标,不是完成,而是超额完成。

经济发展目标过去讲是8%,但实际上是11.2%,而且还是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一点上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农业也是在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因为他的工资水平提高了,过去是免税的,现在在城里面要纳税,不提高个税起征点水平,很多农民没准就成了纳税主体了,所以要马上提高个税起征点。

所以说“十一五”规划是很成功的。

再比如说外贸、国家地位、服务业、制造业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十五”时期是节能减排目标没有完成,“十一五”以后基本上快完成了,还差一点点缺口,也采取了很严厉的措施,所以导致了一些地方的拉闸限电。

结果总理着急了,说我让你节能减排,没让你骚扰老百姓。

但是地方官员也没有办法,谁都不愿意去扰民。

从这个意义来讲,完成这个指标,或者接近完成这个指标是来之不易的。

我们在快速发展时期,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头号碳排放国,比美国还厉害。

过去我们是想着超英国赶美国,没想到现在超美国了。

我们很多产量不仅是赶英超美,把全世界加在一起我们都比他们多。

现在利比亚的事件一发生,全世界人都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在利比亚,原来都以为是美国人多,而且在世界热点地区我们都有很多人。

这对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提出了新的任务,包括我们的军队。

赵锡军:

国家的核心利益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国土范围之内。

由于改革开放,对外投资和居民旅游、创业,你的核心利益可能就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保护你的核心利益和保护侨民的责任就会慢慢地超越国境,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事情。

毛寿龙:

很多定义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国土定义、国民定义。

杨团:

在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有很多东西发生了变化,真的是在成为世界级的大国。

以前好像是区域性的,但是在这之后国民意识都发生了改变,大家都知道美国在走下坡路,百年以来第一次走到看不到未来前景的下坡路,也同时都知道中国在走上坡路。

毛教授讲得很对,有几个重要定义在发生变化。

还要说明,在“十一五”时期正是因为我们不仅在国内遇到重大灾难,而且在国际上有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越是大灾难,越是能够考验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

正是在大灾难的推动下我们站起来了,后面的工作我们会越办越好,无论我们完成指标也好,包括没有想到的工作,都推动得不错。

比如说全体农民的新型养老保险,原来并没有想到会推得这么快,而且在制度上一直在犹豫,不知道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推还是不推,有很多争论。

但是最后大家统一了,而且一定要走这条路,要走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推动得很快。

新型合作医疗的整个推动也是非常好的,能够在这样一个农民占领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实现这样的社会保障,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得到。

这也确实体现了政府的能力。

毛寿龙:

实际上这方面我们在世界上都走在前面。

美国奥巴马要推动一点基本医疗保险都很难,实际上美国人做医保也难,我们的农民低收入者十块钱就保一年。

杨团:

开始的思路是共保,农民要出钱,政府也出钱,对于低收入群体采取的是这样的方式,这种总思路是对的。

毛寿龙:

我们只要花三四百块钱就能把全民医保了,现在花五六十块钱把大病都保了。

这也说明我们老百姓的素质提高了。

赵锡军:

这也是“十一五”很重要的变化。

“十一五”期间,关于民生的投资、支出和政策出台,比以前都加强了。

中国网:

这些惠民政策马上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毛寿龙:

“十一五”时期从某个意义上讲是转型的开始,从国家型发展走向社会型发展,以提高个人生活质量为基础的发展。

杨团:

民生为本在“十一五”时期确实做到了。

毛寿龙:

而且不是口头上的,二十年前是口头上讲的。

中国网:

节能减排这样的举措,中央对地方也需要加强支持。

我们希望中央作出的更好的政策在地方得到很好的落实。

我们一起回顾了“十一五”,展望“十二五”,“十二五”将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针对国内、国外的形势,有这样一个说法:

我国仍然处于发展战略机遇期,既面临很多机遇,也要面对很多挑战。

三位专家如何解读发展战略机遇期这个词?

毛寿龙:

我觉得是国内、国际形势,大的判断,政治上来讲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的军队不会扩张军费开支,我们可以安心搞建设、搞发展。

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另外,国际资源、宏观经济都是经济发展范围内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国际上需要我们。

除了他们的国家命脉、核心的东西不让我们参与,基本上什么都让我们参与,他们的财政——特别希望我们参与,他们的货币——希望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而且是高估人民币好给他们一点支持。

包括他们的人民生活水平——也需要我们大量出口来支持他们。

有人分析说,甚至在埃及出现一件事,中国劳工太勤劳,把埃及物价抬高了,把他们的工作机会给抢了。

当然我们是积极的因素,埃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我们而提高了。

拉美以前我们是进不去的,现在都是中国人,包括非洲也是一样,甚至是在阿富汗我们都有投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二五”我们的国际机会、政治机会特别多。

整体来讲,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我们的机会,机会太多,满大街都有钱。

这是一个战略发展机遇期。

对于国内来讲,我们这代人还在辛苦努力,吃过苦的人还是勤俭节约,下一代人就不知道了,他们都是提前消费,都是透支借钱。

杨团:

我们有庞大的农村人口,他们都是勤俭节约的。

毛寿龙:

我们的利益矛盾冲突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可以协商的范围、可以调解的范围内。

杨团:

因为他们需要我们。

毛寿龙:

双方都互相需要。

杨团:

他们需要我们比我们需要他们还多,所以我们就主动了。

现在国际在向我们招手,国际战略机遇比以往时期是非常明显地增大。

毛寿龙:

社会发展、服务业发展很重要,从比例角度来讲,投资推动型经济还是处于非常有力的时期,以消费来拉动经济实现发展还是比较难。

如果已经到靠消费支持经济增长,那就是纨绔子弟了。

你要靠很好的金融服务业,靠高强度劳动,然后你搭便车。

但是我们自己还有一批人在劳动。

赵锡军:

战略机遇期一个是国际上和平发展还是主旋律,大家不愿意打仗,不愿意挑起紧张局势,除了个别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不衰落,可能会挑起一些矛盾,大部分国家还是说需要和平发展,避免冲突。

大的形势没有变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国内已经积累起了发展的基础,通过30几年的改革开放,物质的积累,基础条件的积累都已经有相当好的基础,这个基础可能比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要充分。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制造业力量在全球最突出,很多产品在全球的生产能力都是最高的,这些都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基础,与别的国家竞争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还有庞大的劳动力基数在那里,杨老师讲到我们有很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支持。

尽管我们说人口红利会越来越小,但是基数在那里,这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再加上中国传统是重视教育,培养下一代,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居民的素质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方面再加上政府处理经济事务、国际事务的能力越来越强,总体来讲,发展的机遇就会能够比较好地把握住,对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也可以比较顺利地化解,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中国网:

您刚才提到我国制造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实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很多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手中,总理也提到产业结构调整,“十二五”还会有更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出台,三位如何解读?

赵锡军:

应该说“十一五”期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提出要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模式,落实科学发展观,这对于我国经济在“十二五”期间走什么样的路指出了很好的方向。

从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十一五”,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期,包括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直讲到的话就是“赶英超美”,或者是加速经济发展,这些理念在那个时期都是非常的鲜明、有特点的,那就是规模扩张,要达到一定规模,没有规模就很难谈到基础,很难谈到质量。

所以我们需要把经济规模搞上去。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相对大的基础。

去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二,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就要从经济发展的素质、质量、能耗减少、生活水平提升等素质方面来要求,那么就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制造业中的一些技术、产品质量、品牌建设,还包括制造业以外的行业,创新性的产业也好,在这些方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与世界最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还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在这些方面,我们在“十二五”期间可能要作为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进行突破,这样的话,“十二五”就成为延续“十一五”提出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关键时期,为下一步形成更合理的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发展质量能够有跃进。

中国网:

这次有一个说法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

希望GDP增长慢下来,更多地注重质量。

毛寿龙:

这一点在今年比较突出。

过去我们说是8%,实际上心里想的是10%。

我想“十二五”时期,我们现在已经成为胖子,胖子有一个好处就是人家看你富态,如果你不健康的话会得病,富贵病都会出现。

我们个子大了以后也不太灵活,很多问题也出来了,尤其要排毒了,所以要提高教育、提高环境水平,让每个组织有充分的活力,这提上了“十二五”的议程。

但是我们说自己是大块头,与美国相比还是小,我们不能老是自大,还是要看到人均GDP是少的。

奥运会金牌总量第一,平均金牌还不知道世界第几。

杨团:

我们说大块头就是按总量说的,因为我们全世界人口第一,这样的比法不行。

毛寿龙: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是世界大国,是世界大国但不强。

个子大没有劲也没用,所以“十二五”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网:

尤其是在发展战略机遇期要武装自己。

毛寿龙:

发展是第一位的。

杨团:

但是靠什么发展,提高效率,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质量,提高节能减排,把虚胖的水份去掉。

毛寿龙:

GDP大家估计7%难说,没准又是9%以上。

随着改革的深入,很多财产在凸显。

把农村的房子商品化,你想GDP会增加多少。

美国最贵的房子在农村,蓝天、白云现在都是无价的,一下子把房子变成钱,市场可以买卖,很多人都进去,公共服务也提高了,农村贵族学校也有,大城市都搬到山沟里。

等到那个时候,那里的房子可能是一个亿、十个亿美元级别的都有。

杨团:

这和战略机遇期有关,我们有广大的农村、广大的农村人口,我们有广大的发展机遇在这里,这里将来发展起来,潜力是不得了的。

现在农民的人均收入2010年是5千多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是2100多元,属于第一产业的不到2000元,还有其他收入。

但是这个收入要和城里人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农村未来的发展,是农村走一条怎样就地现代化的道路,有一部分农民在城里安居乐业,有一部分农民在城里打工,但还是会回到农村,他把农村建设好。

毛寿龙:

这里要靠投资商。

杨团:

这里重要的是要靠非常好的组织制度和政府的立法、政策支持。

日韩及台的经验,从一百年前就开始做,基层的综合农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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