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错解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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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错解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三一文库（XX）

〔勿错解“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

　　这是清末皇族少壮派代表人物载泽的一句“名言”。

　　这句名言，近年来引用率颇高。

清末新政的核心是“立宪”，载泽又是新政核心决策层里的人物。

引用者们大抵是希望借这一名言，来说明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其实很有诚意——看吧，当年的新政主持者，为了“国”和“民”，是不惜牺牲“官”的利益的。

　　这实在是完全错解了载泽之言的本意。

　　载泽口中的“国”，所指者乃是以皇族为主体的爱新觉罗朝廷;他口中的“官”，则是指那些被朝廷视为眼中钉、被认为权力过大的地方督抚。

　　1905年，慈禧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句“名言”，就出自该密折。

为什么“宪法唯独最不利于官”?

个中逻辑，载泽在密折里说得非常明白。

　　载泽说，现在“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以立宪会损害君主大权为由，不遗余力阻挠立宪;殊不知，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

这些督抚大臣们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朝廷决不能上他们的当。

他还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进而得出结论：

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如此，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

　　换言之，在载泽看来，立宪可以帮助君主（国）从地方督抚（官）手里把更多的权力夺回来。

　　至于“利于民”，不过是一句陪衬话罢了。

　　载泽的逻辑显然是错的。

　　无论是证之学理，还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一定都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八个字;“官权”是否会受到损害，却是不一定的事情。

　　载泽拿日本举例，也是大错特错。

　　明治维新前，天皇只是个摆设，清廷却是古老的皇权专制体制，两国情形本不相同。

就“君主立宪”所需的权力平衡而言，天皇的权力有必要增强，清廷的皇权却需要削弱。

载泽以日本明治维新作为清廷立宪的样板，其核心目的是从地方督抚手中夺权，进而强化君权。

这种理解，与真正的“君主立宪”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吊诡的是，恰恰是载泽这份因错解立宪而主张立宪的密折，打动了慈禧。

慈禧相信载泽，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载泽是慈禧信任的人。

他身份特殊，不但是皇室成员，还是慈禧的侄女婿，其岳父桂祥，是慈禧的兄弟;桂祥的另一个女儿，则是光绪的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

　　其二，慈禧相信载泽对立宪的描述，是因为她愿意相信这种描述。

慈禧擅权谋，但对包括立宪在内的近代政治常识了解甚少。

她始终担心立宪会损害君权;自庚子年发生“东南互保”事件，她对地方督抚不理会她的勤王诏书自行与列强交涉一事，也始终难以释怀。

如何强化君权、削弱这些地方督抚，成了她念兹在兹的一块心病。

载泽密折中“宪法最不利于官”，正好切中了慈禧的心病，让她看到了削弱督抚权力的某种希望。

　　1906年8月23日，载泽进呈密折。

9月1日，慈禧宣布“预备立宪”。

清末新政由此开启，载泽亦被时誉称颂为立宪的“开幕元勋”。

　　载泽对立宪的错解，或与伊藤博文有关。

　　1905年受命出洋，载泽的任务是“考察各国政治”，并不专为“考察立宪”。

考察期间，伊藤博文曾告诉载泽，“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当载泽问及立宪对皇权的影响时，伊藤又告诉他：

“贵国如行立宪制度，大权必归君主。

”载泽密折中列有17条统治大权，称它们可以通过立宪的方式完全由君主掌控，这些内容，也是从伊藤博文那里听来的。

载泽还曾询问伊藤博文，他告诉自己的这些东西，在日本是否都已付诸实施。

伊藤回复他：

自己所说，都已“实行有效”，绝非一般“学问家”的空谈。

　　不能说伊藤欺骗了载泽。

他替日本设计的宪法，的确保证了军政大权被集中到了天皇手里。

但一者，明治维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君主立宪”;二者，中日两国改革的起点完全不同——尽管地方督抚有了一些实力，但中国的皇权仍然过大。

　　受载泽密折的鼓舞，慈禧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9月2日就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史称“丙午官制改革”。

　　载泽、端方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得很明白：

　　“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块。

　　中央这一块，“略与日本现制相等”。

简言之，就是继续保持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变。

　　地方这一块，“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

　　具体的做法，是在地方按照“立宪”的理念，搞“三权分立”，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从督抚们手里分割行政权和司法权。

“立宪”是一种“政治正确”，督抚们自然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够”，就成了督抚们一致反对立即搞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

当然，也有一些督抚回奏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人骏说：

“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明确反对中央把司法权从地方手里夺走。

　　督抚们的集体反对，直接导致了“丙午地方官制改革”的流产。

因为吃过“东南互保”的亏，尽管载泽上奏慈禧，一再力劝她“勿为各省督抚异论淆惑”，但慈禧终究不敢冒险对督抚们用强。

　　挫败朝廷的地方官制改革后，督抚们转守为攻，反欲借朝廷所宣扬的“三权分立”来改革中央官制，改军机处体制为内阁总理体制。

结果，又迫使慈禧不得不下达“五不议”谕旨：

　　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这是载泽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的首次尝试的大致情形。

　　据张之洞在北京的坐探报告，对此次失败，载泽表现得相当沮丧。

　　显然，老于宦海的地方督抚们，比血气方刚的载泽之流，更懂得如何利用“立宪”来谋取自身利益。

　　张之洞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对1906年9月启动的以“立宪”为名的官制改革，张之洞持坚决的反对立场。

据张氏年谱记载，他对此事“愤懑填膺”，并致电浙抚张筱帆说：

“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太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

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

”

　　1907年7月，权势最大的地方督抚张之洞和袁世凯，被慈禧将调入中央，阳为尊崇，阴实裁抑。

张之洞对“立宪”的态度，立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8月份的一次觐见慈禧的谈话中，张大声疾呼朝廷要速速立宪。

对话如下：

　　皇太后旨：

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

……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

张之洞对：

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皇太后旨：

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

张之洞对：

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

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

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

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有些学者对张之洞前后立场的突变感觉很迷惑。

其实很好理解：

1906年的官制改革要剥夺张之洞湖广总督名下的许多权力，张自然是要“愤懑填膺”;1907年张已任职中央，在同僚中的声望、资历一时无两，速行“立宪”，组阁的机会多半会落在张身上，他当然会转而主张速速“立宪”。

　　事实上，自“预备立宪”宣布后，“立宪”就成了皇室与地方督抚之间争权的重要工具。

　　在争斗中，皇室因受了载泽的误导，誓死以“巩固君权”为依归，违背了立宪精神，所以在舆论上常常陷于不利。

慈禧也渐渐觉察到了这一点，开始想要通过更多的途径去了解“日本立宪”究竟是怎么回事。

1907年，曹汝霖觐见慈禧，因其曾留学日本，即被问及“日本立宪”的真相。

　　据曹汝霖回忆：

　　“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太后）问：

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

　　对：

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

……

　　（太后）将手轻轻地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

唉!

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

　　对：

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

怎么着!

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

　　对：

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

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

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

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

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

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

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

　　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

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

”

　　有学者误读了曹汝霖与慈禧的这段对话。

先是搞错了时间，说成是在1905年（曹汝霖说自己觐见慈禧时袁世凯已经从地方调入中央，如此可以肯定觐见发生在1907年7月份之后），进而判断慈禧受曹汝霖影响加快了立宪的步伐：

　　“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

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

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

”

　　这种解读，与史料的原意截然相反。

如引文粗体所示，曹汝霖就“立宪”总结了三个中心：

“立法的中心”、“领导的中心”、“行政的中心”。

这三个中心，没有一个是属于皇权的，这与载泽所描绘的“日式立宪”截然相反。

慈禧听完，“若有所思，半顷不语”，心中所想，显然并不是在赞赏“立宪”。

　　1908年初冬，慈禧去世。

　　她对“立宪”的终极态度，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国史馆总纂恽毓鼎，在日记中有记载：

　　“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

不当允彼等立宪。

少顷又曰：

误矣!

毕竟不当立宪。

”

　　想借“立宪”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老太后，终究还是被“立宪”给绕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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