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农民论坛调研报告西南财经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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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农民论坛调研报告西南财经大学
破解农民工代际传递困局：
以金堂县为例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
二○一○年十月
谨以此调研报告献给2.42亿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民工
课题组负责人：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刘方健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书记、教授杨海洋
课题组指导教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张居衍
四川省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俊波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邢祖礼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金石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团委书记王敏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秘书朱春辉
课题组成员：
徐兴隆，胡燕，李世玺，余磊，曾欣，李俞，高楠
破解农民工代际传递困局：
以金堂县为例
一引言
截止2009年末，我国农民工达到2.3亿左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该群体内部已经产生代际分化。
以1980年为界，我们称那些在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并于80、90年代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现在已届入中年的人称为“第一代农民工”，在1980年之后出生、于90年代中后期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以及出生在城市里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且沿袭父辈打工之路的、现在仍很年轻的一代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对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时间较长，但专业技能欠缺；整体收入偏低，甚至比老一辈农民收入还低；工作稳定性差，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偏低等。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现存的种种特征，不仅和自身原因也有关，而且也和父辈的身份、地位、职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有关系。
父辈是农民工，决定了其成长、教育、就业等方面，也就是说上一辈农民工在就业、身份、社会地位、流动方式等方面很有可能传递给自己的子女，农民工就业的代际转移现象凸显。
上述问题与现状的存在，极大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发展，也为社会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埋下了隐患。
金堂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18万人，约占金堂县农村劳动力41%。
根据实地调研发现，农民工外出务工并没有实现身份的彻底转变，也就是说并没有沉底改变打工的身份，能够“发迹”的农民工只占了相当少的一部分比例，绝大部分农民工到达一定年龄（40岁左右）后仍然选择回到家乡继续经营“一亩三分地”。
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就业模式、流动方式以及相对贫困等很有可能传递到新一代农民工身上，如果不阻断这种传递现象，那么农民工的身份和地位将不会从根本上铲除，这不利于金堂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王春光（2001）从代际间的角度对农民进行纵向研究，他认为当前农民工不再是一个同质群体，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了代际间的变化，他们在外出动机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特征上存在差异，从而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1。
刘传江、徐建玲（2006）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的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长的农民工，这两部分亚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别，并提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概念。
本文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具体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自身的文化程度、观念和行为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刘传江、程建林（2008）根据2005年农民工课题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农经验、未来归属倾向、自我身份判断等方面均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
而这里所说的代际传递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触发了代际间的更替，也就是老一辈农民工的身份、社会地位、就业模式、流动方式、贫困等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即新生代农民工。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农民工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的传递问题，因为经济收入是引起其它问题的根源，如果能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那么下一代子女就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设计完整的职业生涯，从而破解农民工的代际传递问题。
关于破解农民工代际传递困境的可行办法，本文的思路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提法不同，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不同的农民群体应采取不同的解决思路。
对于有条件并且愿意留在城市并努力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府应创造条件让其融入，使其市民化，该部分不在本文分析范畴。
我们的关注点集中在无法完全“市民化”的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从金堂本地来看，这里所讲的农民工包括回流部分以及原来就在本地的农民工，并根据实地调研把农民工分为三类：
有技术有资金、有技术无资金、无技术无资金。
这三类农民工在就业、创业选择方面不相同，因而他们的诉求和需要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根据这三类群体的实际情况分析自身、政府、环境等对其创业、就业的影响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农民工自身的经济收入问题，并实现自我的发展和进步，阻断其对子女的传递，从而破解代际传递问题。
二、有资金有技术类农民工
这类农民工是指经过多年在外打拼，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并掌握了熟练的技术，他们大多具有勤劳的品质，并且具备打拼和创建事业的决心和毅力，他们创业动机强烈，且自身条件支持创业，所以成功的几率比较高。
因此，政府对这一类农民工群体的支持力度比较大，金堂县政府适时提出了“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的目标，大力出台各种措施，以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金堂县对这类农民工创业的扶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加强引导，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
县政府对与农民工返乡做了很多工作，政府的策略是：
创造政策上的优惠条件，如租金、税收优惠等，鼓励创业者回乡创业；鼓励管理人员、熟练工人回乡创办小企业。
县政府提出“家乡过去感谢你，现在需要你，未来依靠你”，争取更多的农民工回乡创业，促进金堂的发展。
2、为农民工创业提供政策扶持。
金堂县政府对农民工回乡创业按照招商引资政策进行扶持，为创业项目提供市场分析和投资引导等优质服务，创办淮口农民工创业示范园等多个工业园区，为农民工回乡创业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3、促进农民工回乡就业和转移培训，为农民工企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产业转移的推进，金堂县政府认识到了劳动力的稀缺和劳动力回引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完善的培训网络和完整的就业服务体系，创建了良好的就业环境。
金堂县先后建立了16所培训学校，建立健全职业技能培训网络，加强与四大主导产业配套的专业技能培训，同时构建了针对不同年龄层次和教育层次的农民工进行分类培训，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总的说来，政府在促进有相应实力（如资金、管理经验和技术）的农民工进行创业方面付出了大量努力，包括资金扶持、管理培训、员工技能培训、一定年限的免税以及相关基建支持等。
但是这还不足以完全阻断该类创业农民工的代际传递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业有风险，政府分担其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一旦失败，自身将负债累累，不仅影响父代，也会对子代的教育、成长、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使子代陷入贫困；二是中国自古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父辈的成功大多是通过艰苦拼搏而实现，具有偶然性，而这种成功不具有代表性，不可复制和模仿，如何延续他们的成功，这给子代农民工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好，父代的成功犹如昙花一现，子代将走上打工的老路。
所以，对于这类群体来说，“守业”并以此来阻断代际传递问题成为了关键。
尽管政府为农民工创业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和政策优惠，但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一些创业者认为政策并没有让自己实际受惠，创业存在种种困难（人才、管理等），这对于企业的长久发展来说，这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提高信息透明度，并切实保证政策落实到位。
政府应提高办公信息和招商引资信息的透明度，建立政府与企业的信息联系平台和相关联系制度，定期发布相关政策信息，保持与各企业间的有效沟通；在招商局或其他相关负责部门抽调专人负责企业信息网络建设和政策实施情况，切实保证政策落到实处。
2、政府和企业创造条件吸引高素质人才加盟。
企业一方面应加大自身建设和发展，增强企业实力和发展后劲，增强对经济管理人才的吸引力；同时应该广撒网，增加人才引进力度。
另外一方面，应加强农民工创业群体的培训，定期组织相关培训和讲座，聘请具有经营管理经验的专家和学者集中培训，而且培训必须系统且长期坚持，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创业农民工的经营管理技能。
3、注重对创业农民工子女的培养的教育。
中国一向有富不过三代的传统，因此如何培养子女以实现“守业”就成为了父代农民工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应该让子代体验到父辈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应加大对其教育，使其真正具备继承父辈事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使父代的成功在子代延续和发展壮大。
4、建立创业者交流和培训平台。
调研中发现，创业农民工大多处于各自奋战状态，缺少彼此间的交流和合作，极大限制了自身发展。
所以政府应建立个定期的交流平台，或者由农民工企业家自发组织交流沙龙，定期见面，以自由交流的形式分享创业经验，并对失败的案例深入剖析，通过对比发现自身的问题，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
三、有技术无资金类的农民工
在金堂县，拥有大量资金的同时还拥有技术的农民工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农民工有劳动技能却缺乏相应的资金，所以往往没有达到创业的标准。
对他们而言，理性的选择是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求就业机会，通过参加工作来获取稳定的收入，并且通过稳定的工作和较好的福利待遇提高自身的地位，实现由为异地的发展做贡献向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以主人翁的身份融入家乡的发展，并把自身的成长和家乡的建设结合起来，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1、为更好的分析这部分有技术无资金的农民工，我们先做如下的假设：
（1）农民工是理性经济人，具有逐利性。
农民工对利益的追逐，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现代工业部门比传统农业部门有较高的收益决定了农民会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其次是工业企业之间收益的差别决定了农民工逐渐会从收益较低的企业向收益较高的企业聚集；最后是综合收益的比较，当经济收入满足了农民工的生存需要后，农民工会考虑包括权益实现、子女教育、文化生存、社会保障、发展机会、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以满足其个人综合发展需求。
（2）农民工技能存在差异，因此决定了他们拥有不同的实际工资期望。
一部分是掌握一定专业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素质的农民工，他们的边际劳动产品产量也就相对较高，因此具有较高的实际工资期望；另一部分是技术水平一般的普通农民工，他们的边际劳动产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实际工资期望也就较低。
（3）大城市有更多的岗位可供农民工选择。
因此，这里假设城市总是比农村和小城镇更容易吸纳不同技能的农民工。
进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如果金堂当地不能吸纳剩余的非农劳动力，那这部分劳动力的最佳选择就是流向外地比较发达的地区。
2、金堂县相关分析
金堂县过剩劳动力的状态不仅不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大量闲置的劳动力还有可能成为影响本地社会安全、稳定的一大因素。
他们的代际传递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该类群体工作不稳定，流动性较大，不利于自身的职业发展和子代的健康成长；其次是群体内部工资差异决定了经济地位的差异，这将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准，经济地位差异引起社会地位、教育、成长等地差异，最终这种差异会反映到子代身上，对子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最后是金堂本地容纳该类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有一部分劳动力被迫离开家乡外出务工，但是近年来金堂县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本地工资水平与沿海地区差距在缩小，甚至有些岗位工资还高于沿海地区，因此外出务工成为他们非理性却不得已的选择，但沿海的工作条件、职业技能的培养、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也不尽完善，务工者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也非常困难，因此不得不在“亦农亦工”之间游走，而这种人生轨迹也很容易传递给下一代，促使子代沿袭父代道路，最终自身也变成农民工，无法彻底实现自我的根本转变。
因此，必须想办法解决此类群体所存在的问题。
根据前面的分析，要实现从非均衡状态到均衡状态的转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高技能农民工的实际工资预期值、农民工劳动供给，以及劳动需求。
（1）调整实际工资预期。
对于高技能农民工的实际工资预期值，除非出现较大的冲击，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因素，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巨大改变的。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造成高技能农民工实际工资期望较高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劳动者技能的差异造成其工资期望的不同；一是本地和外地工资收入的比较造成工资期望的高水平。
一方面，由于劳动者的技能具有不可逆性，即拥有高技能后就不可能再退化为低技能者，因此其工资期望会一直处在较高水平，不可能出现下降。
另一方面，由于外地的工资水平不是由金堂当地所能控制的，在外地务工的收入保持稳定的条件下，本地的工资期望也难以降低。
（2）调整农民工劳动供给。
通过减少农民工劳动的供给能使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
减少供给，不是让农民工退出劳动领域，而是转移一部分多余的农民工劳动力到外地务工，从而减少对本地的劳动供给。
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堂县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县，一直采取的都是这个策略。
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结果。
由于当地工资水平对高技能劳动者缺乏吸引力，以及他们比低技能劳动者更容易在外地找到工作，因此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多数是高技能的劳动者。
随着高技能农民工的转出，以及更多的低技能的农民转入金堂的农民劳动力工市场，工资的期望水平也会不断降低，劳动供给减少，最终会形成新的市场出清。
我们看到，这种控制供给的方法虽然让金堂农民工市场达到了均衡，但金堂县本身却损失了大量技术熟练或有发展潜力的劳动力，成为劳务输出大县。
过去二十多年中，金堂县为外地贡献了大量廉价的熟练工，而留在本地的却是低素质的劳动力，金堂县本地企业生产效率自然低下，无法同外地企业展开竞争。
所以一直以来，金堂县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上升空间有限。
（3）调整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
通过扩大对农民工需求的方法，让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不仅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市场出清，解决本地非自愿失业现象，而且还能让高素质劳动力留在金堂本地就业，进而提高本地企业竞争力，实现本地经济的发展。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a）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引进新企业或扩大原有企业的规模来增加就业岗位，进而实现绝对用工需求的增加。
（b）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减少企业招工、农民工搜寻工作的成本。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金堂县存在着大量摩擦性失业现象。
一方面是企业难以在本地招到合适的职工，只能到附近区县招工，另一方面是一大部分劳动力在本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流向外地。
虽然从结果上看，企业最终都招到工人，农民工也招到了工作，但是如果在地区绝对分割的条件下（即企业不能在外地招工，农民工也不能流向外地的情况下），金堂的摩擦性失业将会显现出来。
如果能够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降低企业招工和农民工搜寻工作的成本，显然企业会选择在本地就近招工，扩大对本地劳动的需求。
（c）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改造农民工技能，实现农民工与企业的无缝对接。
金堂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很多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劳动技能，但是这些技能却并不是当地企业所需要的。
这就出现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现象。
因此，通过对农民工技能的改造，让农民工掌握当地企业所需的劳动技能，使劳动力的供给尽量和需求相匹配，可以扩大企业对本地农民工劳动的需求。
这样，把该类农民工尽量留在本地，参与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也为破解代际传递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
四、无资金无技术类农民工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之前提到的两类农民工，还存在着第三类农民工，他们的特点归结起来即是无技术无资金。
此类农民工年龄跨度较大，一部分为上世纪80年代出去打工的老一批农民工，他们并没有累积足够的人力资本与财力资本，回到家乡依然从事初级体力劳动，收入与在外务工有一定差距；还有一部份是刚踏入社会的80、90出生的农民工，相比上一辈，他们教育程度较高，找到一份工作不是问题，但是他们对于职业生涯规划并没有明确认识，缺少一技之长，对以后的生活也没有清楚定位，所以其中大多数都是抱着出去闯闯的想法，借由亲戚渠道外出打工，他们工作极不稳定，遇到好一点的机会即刻跳槽，在频繁更换工作的状态下，无法实现人力资本以及财力资本的有效积累，这部分群体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上一辈传递以及衍生而来的。
通过调查，我们不难发现，老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大多沿袭了父辈的脚步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究其原因，老一批农民工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收入仅能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开支，无法为其后代提供较好的教育支持，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子女要么成为与祖辈相濡以沫的留守儿童，要么随父母进入城市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以打工为生。
这些年轻一代农民工在外以“四处游击”的方式打工，受户籍制度限制无法获得城市人口身份，回到农村也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从而成为生活在农村与城市夹缝中的一代，最终步老一辈的后尘，持续贫困，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得不到根本改变。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采访了很多中年农民工，他们的故事不尽相同，但似乎都陷入了一个模式：
父代贫穷，子代难裕。
主要有几个特点：
一是在外务工，孩子疏于管教，影响其健康成长，初高中毕业后便进入职高或技工学校或者就业，难逃打工者命运，其社会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观；二是外出务工的大多数农民工并未大幅度提高收入水平，回乡后只能继续打工，但难逃亦农亦工的身份，而这种身份很容易传递给下一代。
这一类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工，没有知识、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社会关系，生存状态和创业状态十分艰难，如果忽略其问题，则可能引起较大的社会问题。
在其无法自身改变命运的时候，政府对其进行一定扶持是十分必要的。
要解决两代农民工之间的代际贫困传递，最关键的是从源头入手，让上代农民工安居乐业是避免贫困传递的先决条件。
在政府已采取的措施中，有两项政策的作用是显著的。
（1）、免费为农民工提供培训课程。
在这两天调研时间里，我们参观了两所就业培训学校。
第一所培训站主要是针对上学比较少，如初中文化及以下的学员，年龄多在25岁以上，其中30岁以上超过半数。
开设的培训课程涉及电脑初级技能知识、家政、纺织等内容，培训时间为15天。
这种培训对农民工的技能有一定提高，有助于他们掌握初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技能，成功将农民工引入某个行业，使之有机会通过进一步在岗培训掌握熟练的职业技能，以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
（2）、积极发展工业园区，引入各种产业，其中制衣制鞋业吸收当地劳动力的作用尤为突出。
据了解，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由于家庭原因最终回到了家乡（其中女性居多），因为在外从事的就是制鞋以及服装方面的工作，工作对口，很容易地就找到了工作。
虽然工资并不比外面高，但是工作环境好、内容熟悉，且方便就近照顾父母、小孩，所以大家的满意度普遍偏高。
除家庭以外，收入因素也是促使他们返回到家乡的原因，在一些企业工人底薪达到1400——1600元，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广州同行业的工资水平。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当地政府努力发展当地产业对于劳动力吸纳的显著效果。
但是，这两项措施也有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对于培训，基层政府对政策落实不到位，普及广度还不够，由此导致了处在底层的农民工丧失了提升就业力的机会，这本是他们应该享受的福利，基层政府应该全力落实。
所以，政府应该在三个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1）保证就业。
除之前提到的培训和建设工业园区，我们认为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政府应该整合招聘信息发布渠道，建立可靠的信息发布平台。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外出打工都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对于面向社会招工的信息采纳很少，这其中有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农民工无法确定这些信息的真实性。
据受访对象反映，上当受骗的例子太多，以至于现在没人敢相信这些信息。
可见虚假信息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整体信息的可靠度以及招聘信息的传达效果，直接损害了农民工自由选择的权利。
对此，农民工本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唯有政府介入，建立统一信息发布平台，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2）在解决就业的基础上，力求扩大农民工增收并维持长期的较高的收入。
此类农民工无资金、无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其工资性收入的局限性，为了能够帮助他们提高收入，政府应该在非工资性收入上投入精力。
调研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农村土地的耕种率较低，即使耕种，能够给农民工带来的实际经济效益较小，土地几乎处于一种闲置状态。
因此，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速度应大大加快，相应的土地政策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政府可以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将这些闲置土地合理利用起来，为农民创收的同时也可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当前需要把农村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和农民工问题统筹考虑，避免由于土地问题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3）公共福利方面。
此类农民工所占比例很高，其问题主要体现在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较为严重；劳动时间较长，事故易发，社会保障程度偏低；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条件还存在较大困难，因此为该类人群提高可靠有力的生活保障对整个社会显得尤为要。
对于有子女、老人要供养的老一代农民工，有以下三条基本措施：
（a）政府应该在支付其基本工资的基础上购买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险，同时提供农民工生存必须的医疗保障，这对维护居民健康极端重要。
（b）对于他们家中的老人，“两保”也一样不能少，政府应给予这些老人基本的关怀，如提供免费体检、发放营养品补贴等。
（c）对于他们的子女，城市有义务为其子女提供完备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良好的素质和社会交往习惯，因为这些孩子将来可能就是城市的建设者和主人。
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安心打工。
对于年轻的一代，除了上述的提供“两保”之外，政府还应考虑到外来打工者对于住房的需求，经调查发现，在金堂的年轻打工者中，不乏来自外省的务工人员，他们大多来自云南、甘肃等地，在本地无住房，大多与朋友合租，微薄的工资在支付房租之后，几乎全部用于日常开销。
如果政府能为其提供廉租房，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可减小他们的生存压力，在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更能提高其打工的主动性与自觉性，这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无疑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五、结束语
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金堂县存在三类不同的农民工群体，而他们的现状和经济选择将会对新一代农民工产生很大影响，也就是农民工代际传递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父辈农民工的就业、创业问题，从而提高其收入，改善社会地位等，那么这对新生代的成长、就业、发展等产生积极影响，阻断农民工的代际传递问题。
所以本文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不同，认为解决农民工代际传递问题不能简单的城市化，而是应该分类解决问题。
本文重点关注回流以及闲置部分的农民工，分析政府政策对三类农民群体的影响，并提出改进建议。
总的来说，政府应该在信息传递沟通，就业、创业培训，公共服务方面大力发挥作用，为农民工代际传递问题的解决提供各种资源支持。
同时，农民工本身也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把政府资源与自己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努力提高收入和改变农民工身份，防止对下一代产生消极影响，破解农民代际传递困局。
但是，文章也存在不足，主要是收集相关数据的困难，使得文章缺乏说服力，而且理论基础薄弱，这些都需要不断改善。
但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为该项目继续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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