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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2009-11-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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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在西方传统中，人们习惯称西方文化（文明）为“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文明”。
这是因为西方文化有着三大源头；
1。
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发展为后来的科学传统；
2。
古希伯来文明和犹太教从对上帝的敬畏，引发出宗教原罪思想；
3。
古罗马法制文明，发展为近代法制观念。
而这三大文明都汇总于基督教，并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在西方构筑起庞大的文化体系。
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差异
罗马文化中对希腊文化有一个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一个是关于希腊古典哲学的继承，同时，由于在古希腊自然科学的那一部分东西都包含在古希腊哲学之中，因此，罗马文化也把自然科学这一部分也继承下来了。
另一个方面就是全盘继承了古希腊的宗教，古希腊的宗教是多神教，因此，在基督教出现以前，罗马也是一种多神教的宗教。
而希腊的政治制度古罗马没有继承下来。
希腊实行的是一种民主制度，而罗马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
这是希腊和罗马的一个本质区别。
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文化也有一个继承关系。
这里面，基督教文化主要继承了罗马文化中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并以此对耶稣创立的基督教进行了改造，使基督教由一个民族宗教上升为世界宗教。
在基督教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研究认为，完成这项工作的是保罗。
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一个是宗教内容上的变化，罗马文化原来是多神教，后来吸收了基督教后，变成了基督教的一神教。
这是一个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变。
有的西方社会学家据此认为，由于一神教是宗教的最高阶段，因此罗马帝国由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具有本质上的意义。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个观点。
另一个是在政治制度上，在罗马文化中，基督教的教会领导人是由罗马帝国的皇帝确定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对教会有无上权威。
而在基督教文化中，国王即位是要由教会同意的，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国王的选择也是有教会决定。
古希腊和古罗马两大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摘要:
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大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留给我们一个无论是文化史上还是艺术史上的难以超越的高度。
其中古希腊文化又是罗马文化的源头，罗马文化在其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创新，创造了许许多多独树一帜的文化，艺术构想和杰作。
经济发展模式
希腊是由本土半岛和一些散落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的一些小岛组成的。
它三面环海，只有北面与陆地相接，且多丘陵少平原，属于温和的海洋性气候。
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它的农业难以发展，为了生存，希腊人学会了和其它地区进行农产品的交换，并逐渐形成了地中海地区繁荣的贸易往来。
罗马的环境和希腊类似，它地处今意大利半岛，是一个多丘陵，多沼泽的地区。
因此农业也不十分发达。
但罗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像希腊一样通过自由贸易，物物交换。
它使用的是一种血腥的方式——侵略和扩张。
为了满足罗马帝国日渐庞大的粮食、财富的需求，罗马人选择了不断地侵略。
依靠着强大的军队、武器，罗马从昔日台伯河边上一个卑微的小城一跃成为统治着200万平方英里的帝国的中心。
每天码头，道路都有成百上千的船只，车辆抵达罗马，源源不断地带来从各地掠夺来的金银珠宝，粮食谷物。
同时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膨胀，使得对这些物资的消耗急剧增多，反过来这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继续扩张，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它由始至终都伴随着罗马帝国。
相比而言，为了抵御恶劣多变的海上环境，希腊发展起来的却是一种互相合作的良性竞争模式。
并且，后者己渗入当代西方人的精神领域。
除此之外，希腊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商人进行的海外和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和本土的农民耕种。
希腊城邦中的奴隶数量比罗马少得多，罗马经年累月的征战，带来财富的同时还有大批大批的奴隶，这些奴隶广泛地分布在大部分的产业，比如采矿，冶金，驾船，铺路和大型建筑的建造。
可以这样说，古罗马的伟大和成就很大一部分是由奴隶创造的。
总的来说，希腊和罗马的经济发展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的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只要稍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后世西方各国基本上都经由了这两个阶段，比如欧洲新帝国对非洲，美洲的海外扩张，奴隶贸易，俨然是罗马形式的另一版本，而同时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却又是希腊式的重现。
政治与民主
一谈到民主，我们就会想到当代西方的“人权”社会，但民主这个字眼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
希腊的民主政治，一方面给予几百人或几千人以民主，另一方面又剥夺了数以万计的奴隶与自由民参与政事的权力。
当时希腊民主的要义就是：
多数人的统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生活自由。
虽然此时的民主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只是对于公民的民主，但在几千年前，这种观点己远远超越了它的那个时代。
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我认为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
虽然当代西方政界口口声声说的是“人人平等，维护人权”，可是这种民主真实存在吗？
比如美国，它的政治还是掌握在少数有钱有权的大资本家手中，体现在表象上是一个由其资助的“民主”代言人——美国总统。
处于中，下层的公民在很多时候仍是被政治家玩弄于“民主”的假象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民主和古希腊的民主是完全一致的。
古罗马早期的政治体制是仿照希腊的，后期从奥古斯都·凯撒起，“民主”便不存在了，转为君主专制，直到它的灭亡。
罗马人最大的贡献是立法。
在贵族和贫民之间的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过程中，产生了第一部成文法律《十二铜表法》，虽然此法律依旧维护的是贵族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那个时期却又是文明的一大进步。
之后陆续产生的《万民法》，《公民法》，《民权大法》更是奠定了西方法律体系的雏形。
尤其是《民权大法》中规定的“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后世西方法律中永恒的主题。
宗教与艺术
罗马诗人贺拉斯曾经这样咏唱到：
“希腊被擒为俘虏，被俘的希腊又俘虏了野蛮的胜利者，文学艺术搬进了荒僻之地”。
的确，早期罗马的文化几乎是对希腊的纯粹的继承与模仿，反映在神话与宗教上，譬如，在神话中罗马的神几乎是希腊神话的翻版。
希腊的地母神德米德变成了罗马的谷神塞利斯；万神之王宙斯变成了朱庇特；天后赫拉变成了朱诺；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成了维纳斯，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外来的宗教在各地传播开来，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大约公元40年出现在罗马的基督教，从出现时起，基督教很快在整个罗马帝国兴起，而此时帝国的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精神舆论来束缚人民的思想，于是在最后一个皇帝狄奥西多时代，基督教被定为罗马的国教，从此开辟了欧洲基督教时代，直到今天西方的广大区域都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团结在一起。
在教育方面，罗马人发扬了希腊人的“学园”教育，创造了一系列非常健全的教育体制。
包括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各国教育的主体。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的高等教育——当时称为“学府”是近代大学的前身，它强调德育，指出“老师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同时也要在生活处世方面做学生的楷模”。
这种教书育人德才兼备的思想为后世所承继。
在艺术领域内，表现在建筑，雕刻等凝固艺术，以及文学上。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风格上有较大不同。
意大利建筑师布鲁诺·赛维在他的《建筑空间论》中指出：
“希腊式=优美的时代，象征热情激荡中的沉思安息；罗马式=武力与豪华的时代。
”如果说，欣赏希腊建筑像聆听着一首安宁唯美的小夜曲，处处启发你最深沉的思考和想象，那么古罗马建筑更像是否一曲富丽堂皇的交响乐，如果说古希腊建筑是精致连续的展开，那么古罗马建筑即是宏伟磅礴的汇聚。
希腊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神庙。
一般用大理石建造，各种石柱支撑，简洁典雅，从流传后世的帕特农神庙和雅典卫城的风格上可窥一斑。
古罗马的建筑是从希腊风格上继承和吸收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罗马人的建筑多采用圆拱圆顶的营造方式，他们的神庙建筑更多地采用科林斯式的圆柱，如著名的罗马万神殿就是极其庄严，华美的巨大建筑，它始建于公元前27年的屋大维时代，整个庙身是一个巨大的鼓形建筑式样，上面有金光闪闪的圆顶，里面则是琳琅满目的浮雕，一样比样富丽堂皇，气势辉宏。
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对后世的西方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效仿古典时期的浪潮。
此时出现了大量的仿古风格的建筑，比如：
以古罗马凯旋门为样本的曼图亚圣安德烈教堂；采用古典立柱式的鲁切拉府邸；结合穹顶和立柱式的圣彼得大教堂等。
除此之外，在文学、雕塑、自然科学等方面，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也为后世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活力。
当古埃及文明显现出衰微之势时，两河流域的美索布达米娅已经发展成了人类第二个文明中心，古巴比伦文明。
随后，一支称自己为赫楞人的印欧种族部落从美索布达米娅来到了爱琴海畔。
他们就是古希腊人的祖先。
公元前十一世纪，希腊人攻进了特洛伊，欧洲历史从此就开始了。
马其顿人菲利普征服了希腊城邦，却没有完成振兴希腊的伟业，于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踏上了征途。
他把希腊的疆土几乎画满了整个已知世界，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的阻碍，天晓得他会跟战国七雄演绎出多少震惊世界的故事。
不过亚历山大也是英年早逝，他建立的帝国也随后土崩瓦解。
当罗马人从希腊结果文明的火种后，也把这些遗产照单全收。
希腊所有优良的港口都是朝东的，因为爱琴海才是世界的中心。
而亚平宁半岛的西侧，另一只印欧种族逐渐发展了起来。
希腊人后来开始跟他们做毛衣，并知道了他们就是罗马人。
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不仅仅学会了贸易，还学会了文字，神话传说等一切文明，并发展成了拉丁文和罗马神话。
但他们不喜欢希腊人的政治制度。
后来罗马在通过对迦太基的战斗中，不知不觉地征服了世界。
经过了凯撒和屋大维的辉煌之后，罗马帝国最终被基督教和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击垮
光辉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诞生在地中海沿岸。
环地中海的文明还有黎巴嫩地区的腓尼基文明，以及北非和小亚细亚地区的文明。
这个地区的历史例证典型地说明了人类怎样一步步地毁坏自己的生存环境。
腓尼基人的土地位于海边，由一条狭长的海滨平原和与之平行的狭长丘陵地带组成。
这里土壤肥沃，降水充足，草地和森林郁郁葱葱，黎巴嫩雪松闻名于世，自然条件非常优越。
有利的地形阻止了好战的内陆部落的入侵；给腓尼基人提供了可靠的保护；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他们向内陆发展，向地中海发展的“蓝色文明”由是而生。
腓尼基人很早就发现了遍布在其国士上的木材是一种畅销商品，对于埃及及两河流域等大平原上的文明人来说更是弥足珍贵，于是木材交易大行其道。
公元前8～前6世纪，腓尼基人度过了他们的黄金时期，但是这种繁荣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它依靠的是海上权力庇护下的木材交易。
随着林地迅速减少，随着希腊舰队在公元前480年成为海上霸主，腓尼基文明走向衰落。
在希腊，第一次大规模的破坏发生于公元前680年，原因是人口的增长和聚居区的扩大，造成了耕地的减少和土地生产力的下降。
随后希腊人开始其殖民政策，以求缓解本土上的人口压力。
尽管希腊人从其亲身的教训中痛切地认识到，保护土壤极其重要，肥料的使用可保持土地的肥力和改善土壤的结构，台地可防止水土流失，等等；尽管从公元前590年开始，历代统治者为了恢复土地的生产力，号召人们种植橄揽树及修筑台地，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环境及鼓励生产的措施，但是人口增长的压力实在太大，以致谁也没能阻止希腊文明在公元前339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衰落。
几个世纪以后，古罗马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人口的增长引起植被的破坏、水土的流失和洪水的泛滥，这一切使肥沃的表土被带进河流，并在河口处淤积，繁荣的都市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沼泽和荒野中。
曾是古代罗马主要港口的佩斯图姆港在公元前1世纪被沉积物完全淤塞，整个城市变成一望无际的沼泽，疟疾的流行使该城直到公元9世纪荒无一人。
公元前200年曾出现了16个繁荣市镇的富饶大地，在公元200年左右成为著名的庞廷沼泽。
环境的恶化就这样使辉煌的古罗马文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地中海地区各个国家的文明兴衰过程非常相似：
起初，文明在大自然漫长年代中造就的肥沃土地上兴起，持续进步达几个世纪；当越来越多的土地变成了可耕地，或者当土地上原先的森林和草被遭到破坏的时候，侵蚀就开始剥离富于生产力的表土；接下来持续的种植和渗透淋溶，消耗了大量作物生长所需的矿物质营养。
于是，土地生产力开始下降，赖土地以繁荣的文明也开始衰落。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有些国家通过征服掠夺邻国的土地和其他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繁荣，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手段，只能延长苟延残喘的时间，并不能避免它的最终衰落。
古罗马和古希腊文明中心永远地北移了。
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
因此，一种哲学就是一条思想之路。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存在过许多不同的思想之路。
西方哲学和古代中国哲学 就是两条重要的思想之路。
西方哲学之路发端于古代的小亚细亚和雅典，随着历史的变迁，它在走完了古希腊的历程后又延伸到古代和近现代的欧洲诸国及至北美。
这是一条理性主义的思想之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逻辑论证型的。
古代中国哲学始于先秦，在以后各个朝代 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主流的思想派别。
众所周知，这是一条直觉主义之路，因为这些思想家的思维方式是直觉或体悟。
然而，除了上述两条思想之路外，在古老的希伯来文明中又生发出另一条道路，这就是犹太哲学。
这是一条奇特的思想之路。
它起始于耶路撒冷，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东方但又靠近西方，处在东方和西方的中间地带——中东地区。
但是，后来的历史却神奇般地使之从中东而挺进欧洲，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等欧洲腹地独辟蹊径，开出一条新路来。
斐洛、萨阿底、哈列维、迈蒙尼德、格森尼德、克来斯卡、门德尔松、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开普兰、列维那斯是这条思想之路上功名卓著的哲学家。
它之所以成为一条新路，乃由于它是一种新的哲学，是一种既不同于理性主义的西方哲学，也不同于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的中国哲学，而是一种融合了理性与信仰的新哲学。
无疑，这样一种哲学对于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应该有积极的意义。
迄今，犹太哲学在中国却尚未得到广泛的了解和认同，其价值和意义还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本文拟阐述犹太哲学是如何形成的，其基本性质和特征，并在与现代中国哲学的比较中，探讨它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一、亚伯拉罕主义与雅典主义的交会：
犹太哲学的心路历程
著名犹太哲学史家古德曼（Julius Guttmann）说：
“犹太哲学可以描述为用一般哲学的概念和规范对犹太信仰和习俗所做的描述。
”[1]（P4）他这里所谓“一般哲学”指的就 是希腊哲学和由之发展而来的西方哲学。
这个颇为流行的定义表明，犹太哲学的构成需要两个因素，一是西方哲学，二是传统的犹太教。
它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原初的以色列人那里是只有宗教而没有哲学的，只是随着希腊文化及其哲学的传播，犹太人开始用 希腊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对自己的传统做出解释时，犹太人才拥有了自己的哲学。
众所周知，以色列人为人类贡献的《圣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一神教。
但是，按照古德曼等犹太哲学家的解释，尽管《圣经》作为宗教的经典也包含了一些宇宙论和人生论的哲学思想，但它不是哲学著作，其中没有系统的哲学。
犹太哲学的产生是与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的相遇分不开的。
公元前323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了巴勒斯坦，把希腊文化带到了这个一神教的诞生地，使原本两个独立的民族、独立的文化系统正式相遇了。
这是一个战败了的民族和一个强势民族的相遇，一个弱势文明和一个强势文明的相遇。
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样的相遇具有“不得不”的性质。
这样的相遇不似朋友间平等的会面，其间有冲突、对抗 ，包括犹太人“以身殉教”这样的血的代价，当然也有温和平静的对话，天长日久的熏 陶和逐渐的相互融合。
两种传统相遇300年以后，在地处北非的亚历山大里亚孕育出第 一个犹太哲学家——斐洛。
他在血统上是地道的犹太人，笃信犹太教，而且以诠释犹太 教的《圣经》为毕生的事业，他同时也是在希腊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精通希腊语言、哲学、历史和诗歌的希腊化了的犹太人。
希伯来的信仰和宗教精神与古希腊的哲学理念和理性主义精神交织在这位希腊化的犹太人心中，经过艰苦的综合与调和而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犹太教，也不同于希腊哲学，同时又包含犹太教信仰和希腊理性内容的新的思想体系，这就是犹太哲学。
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斐洛哲学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为犹太人所知，因而没有直接影响后来的犹太哲学，但是，他作为犹太哲学的始祖的地位却是公认的。
公元70年，罗马帝国的军队焚毁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殿，犹太人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流散在世界各地，巴比伦、西班牙和德国、波兰先后成为犹太人最为集中的地区。
公元7世纪后，伊斯兰教和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兴起。
在穆斯林学者的努力下，重要的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著作都被译成了阿拉伯语，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再次与希腊哲学相遇，并逐渐塑造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使中世 纪成为犹太哲学的第一个繁荣、辉煌的时代。
这个时期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有萨阿底·高 恩、犹大·哈列维、伊本·道德、摩西·迈蒙尼德、列维·本格森、克来斯卡。
尽管这些犹太哲学家身处阿拉伯帝国（后来欧洲南部成为基督教的辖区），但他们面对的依然是希腊哲学，他们都是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理性的方法来审视犹太教传统的。
因此，这个时期的犹太哲学依然是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相遇、对话和融合的结果。
在中世纪，犹太人被迫居住在和基督徒分离的“隔都”里面，宗教上受迫害，政治上 无权利，人格上受歧视。
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各国的犹太人逐渐被赋予了公民权，取得了与宗主国人民平等的地位，史称犹太人的“解放”。
“解放”使犹太人冲破了“隔都”的围墙，更加直接地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
犹太启蒙运动的领袖门德尔松认为，犹太人应该同时兼顾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坚持犹太教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要融入到西方文化和社会中去。
对于多数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思想文化上的交锋和对话的过程。
之后，犹太人内部又产生出一批后启蒙时代的卓越哲学家，如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等等。
科恩本是新康德主义的一代宗师，属于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但是，他在退休后却回到了自己民族的宗教，发展出犹太教哲学的体系，影响了罗森茨维格、布伯等哲学家。
这就是犹太教发生发展的大致历程。
这个历程表明，犹太哲学是古代犹太教传统和与希腊哲学以及后来的西方哲学相遇、碰撞、对话和融合的产物。
用一位犹太哲学家的术 语来说，这是“亚伯拉罕主义”和“雅典主义”相会合的结果。
二、东方与西方之间：
犹太哲学的特征
作为东西方文化相遇的产物，犹太哲学有亦东亦西的特点。
这里的亦东亦西性就是犹太教中固有的信仰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和西方哲学中理性和逻辑的成分的整合与统一。
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的。
理性主义哲学的前提是承认对象的可理解性，其核心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确信，即认为人的理性有能力认识研究的对象——这种对象也许是自然界，也许是人类社会秩序或人的本性，也许是科学知识和语言，诸如此类，并能够把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逻辑地表达出来。
尽管西方哲学的发展曲折多变——古希腊的繁荣 时期，中世纪的“奴婢”阶段，近现代的鼎盛春秋，后现代时期传统的衰微，然而其主导的方面是理性主义则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表现形式不同，有唯心主义哲学，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有唯物主义哲学，如古希腊 原子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有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如洛克、巴克莱、休谟的古典经验主义以及维也纳学派的现代逻辑
犹太哲学的以上特点表明，犹太哲学不是纯粹东方的，也不是纯粹西方的，它在吸收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同时保留了犹太教的信仰和神秘主义因素，采取的是一种综合的亦此亦彼的做法。
因此，它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可以说是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第三条思想之路。
它还表明，犹太哲学家没有故步自封，没有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蒙蔽，他们对西方文化和哲学采取开放、学习和汲取精华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妄自菲薄，犹太教的基本信仰和精神在他们的新哲学中得到了创造性地保持和弘扬。
犹太哲学这样一些特点及其态度和精神，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应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三、犹太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
中国文明与希伯来文明都是最古老的人类文明形式，都有丰富厚重的文化传统——在犹太人那里为犹太教，在中国人这里为儒释道宗教和哲学。
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文明，有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中断了，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明，有的虽然没有中断，但是迄今尚未开发出完整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系统，如印度哲学——她和西方的相遇几乎与中国同时，目前也和中国一样正处在探索和形成新哲学的时期，还没有成熟到成为范例的程度。
而犹太人最早以完整形态的宗教传统和西方哲学相遇，并在相互的冲突和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形态，从而成为后来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范例。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
与犹太哲学发展的背景相似，现代的中国也是在和西方哲学相遇、碰撞和对话的大背景下发展自己的哲学的，而且这样的相遇都曾经有过被迫的性质。
犹太人与希腊文明的相遇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人与西方哲学相遇的时间还不足200年，因此，犹太哲学是相对成熟的第三条道路。
这样，对于正在建设的中国哲学应该有积极意义。
首先，犹太哲学的“发现”，确认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走向。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
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和名家都是很有哲学意味的思想体系。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魏晋、隋唐以来的佛教以及宋明之际的理学和心学都富有博大精深的内容。
但是，现代意义的哲学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在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相 遇的过程中逐渐兴起的。
换言之，假如没有伴随鸦片战争而来的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假如没有由此而引起的中西哲学的相遇、碰撞和整合，中国哲学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儒释道的传统中，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
关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含义，冯友兰先生说得很清楚。
他说：
“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捏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
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
”他所谓现代逻辑学的成就指的是共项和殊相（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也就是古希腊哲学中“一”与“多”的关系的学说。
这也就是说，和犹太哲学相似，现代中国哲学的旨趣也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来阐释古代的哲学传统。
因此，中国现代哲学和从公元前业已开始的犹太哲学走的是同一条路。
不同之处主要是犹太哲学在先，中国现代哲学于后；前者历史悠久，后者历史短暂罢了。
中国现代哲学之始，哲学家们对犹太哲学一无所知 ，即使是最近的中国哲学家如牟宗三、刘述先、杜维明等，对犹太哲学也不甚了了，没有受其影响。
今天我们“发现”了犹太哲学，始知犹太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所走的竟是同一条道路，这本身就是对现代中国哲学走向的认同。
同时，先行的犹太哲学向世人表明：
东方传统与西方理性主义结合是可行的，同时也向21世纪的中国学人昭示：
“中西合璧”的现代中国哲学之路是可以走通的。
其次，犹太哲学提供了一个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范例。
如果说犹太哲学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成功的思想之路，那么，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形式上，它成功地运用了希腊哲学和后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分析和阐述传统的犹太教信仰，使传统犹太教中观念和问题学理化、系统化。
二是在内容上较好地做到了信仰与理性、神秘主义与逻辑风格，即犹太精神与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融合，而且越是靠近现代，这种融合的工作就越完善。
在中世纪，迈蒙尼德这种综合与融合的工作做得最好；在现当代，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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