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新解兼论《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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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解兼论《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大学》新解——兼论《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者：
梁涛 《大学》“三纲领”与“八条目”应为一个整体，这是理解《大学》的关键。
“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而言，而“止于至善”则是指“明明德于天下”，即天下人皆能修其身。
朱熹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这可以由郭店竹简及《大学》的思想得到证明。
“八条目”以修身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四项乃是修身的工夫，它与后者是一种交叉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八条目”严格说来应为“四条目”。
《大学》的思想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的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其主要还应属于思孟一系。
《大学》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自宋代列入四书以后，其影响更为巨大。
但围绕《大学》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论，争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的成书年代；二是《大学》的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这两个方面又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最近出土的郭点竹简中许多观念范畴都与《大学》相近，为我们重新理解、探讨《大学》提供了重要材料。
笔者曾著文指出《大学》成书较早，应为曾子或其弟子所作，近代以来认为《大学》形成于秦汉之际甚或汉武帝以后的观点难以成立。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结合有关郭点竹简材料，对《大学》的内容及思想地位作进一步探讨。
《大学》一文不长，仅有短短的两千余字，然而一篇文章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其字数的长短，甚至也不在于其思想的高深，而在于它是否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否为后人留下阐释、发挥的空间，《大学》无疑作到这一点，它在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也正源于此。
《大学》的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三纲领”与“八条目”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大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理解《大学》的关键所在。
《大学》首章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和“纲领”。
对于什么是“明明德”，学术界有过种种不同的看法。
宋明理学家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把“明德”理解为“虚灵不昧”的心体，认为“明明德”即是发明此本有的心性，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它看作是“性”，而后者则看作是“心”。
当代有些学者则往往把“明明德”与思孟的性善论联系起来，认为“明明德”是对《中庸》“自明诚”一语的发挥，并说“所谓‘明明德’，就是指通过修行，使‘明德’显明于心，并同时使性得以呈现于心。
”这些看法明显难以让人苟同，也未必符合《大学》的原义。
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明德”的观念虽然产生较早——《大学》引《康诰》“克明德”以释“明明德”即是明证——但自人性的角度以言“明德”则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
从《大学》全文来看，其言“明德”尚处在未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阶段，更没有将其看作是内在的性，这是《大学》“明明德”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大学》成书较早的一个反映，看不到这一点，显然不符合《大学》思想的实际；与此不同，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大学》引“尧典《康诰》言‘德’或‘峻德’皆指德行说，那时似更不能意识到本有之心性也。
”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此处的明德，大概也只能作明智的行为解释，而不是指的是心。
”从《大学》所处的时代来看，说“明德”包含“德行”、“明智的行为”的意思并不为过，但这并不是《大学》“明德”的重点所在，因为《大学》全文很少提到“德行”、“明智的行为”，相反它反复强调“正心”、“诚意”，把它看作是“明明德”的重要手段，所以把“明德”仅仅理解为“德行”、“明智的行为”同样不够全面。
其实，《大学》的“明明德”主要是针对“修身”而言的，因为下文接着说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由于以上各项是一种条件的蕴涵关系，这段话实际是说：
欲明明德于天下，先修其身，然后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
显然，“明明德”即“修其身”，而“明明德于天下”也即在此基础上使天下之人皆能修其身。
孔颖达释“明明德”为“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正指明了这一点。
既然“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它就应当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内容，理解《大学》的“明明德”，正应从此入手。
“明明德”之后的“亲民”，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
程颐、朱熹主张“亲民”当作“新民”，程颐作《大学》定本一卷，对《大学》文字作了两处更动，一是将“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改为“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另一处即是将“亲民”改为“新民”；朱熹也认为“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
”其所作《大学章句》“亲民”下注曰：
“亲，当作新。
”但反对程、朱者也不乏其人，影响较大者如王阳明，曾与弟子徐爱辨“宜从旧本作‘亲民’”，列在《传习录》首章，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足见二者的对立。
郭点竹简中有“教民有新也”，“不戚不新，不新不爱”等语，其中“亲”皆写作“新”，说明“亲”、“新”本可通用，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为我们讨论“亲民”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但要确定“亲民”是否为“新民”，仅有文字的根据还不够，因为这里实际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亲民”写作“新民”，但作“亲”讲，郭点简就是这种情况；一是“亲民”通“新民”，所以还须从思想内容上作进一步的判断。
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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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长》），也是“养”之意大于“教”之意，所以“亲民”显然比“新民”更符合早期儒学的一贯主张。
王阳明所论，可能是针对后儒“重教轻养”甚或“只教不养”的流弊而发，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却不足以解决《大学》“亲民”、“新民”问题的争论，因为《大学》虽然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但其主要是属于儒学内部的“明德”系统，而不是“事功”系统，从它的一些论述来看，也是重“教”甚于重“养”，如“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所以从《大学》的思想性格看，仍是“新民”比“亲民”更接近原义。
另外，从上下文看，《大学》的“亲民”主要对应的是“齐家”、“治国”，而作者在论述这些内容时，依然侧重的是“德”、“教”，如，“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
……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君子贤其贤而要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这同样说明，《大学》的“亲民”应作“新民”。
“新民”之后的“至善”，前人往往理解为“至善之行”，如孔颖达：
“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
”朱熹也认为“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
”这种理解可能源于下面的一段文字：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这里的“仁”、“敬”、“孝”、“慈”等皆是指具体的人伦行为，而这段文字又是对“止于至善”的阐释、发挥，故人们往往以此来理解《大学》的“至善”。
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种理解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没有揭示出“至善”与“明明德”、“亲民”的关系，使人无法看清二者的联系；其次，先秦儒学中“仁”、“敬”、“信”等概念往往既指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道德规范，又指具体人伦间的规定；与“至善”有关的往往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把“至善”理解为具体人伦的“至善之行”，显然不合适。
实际上，“为人君，止于仁……”及与其前面的“《诗》云：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
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
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等语一样，是对“止于至善”中“止”的解释，而不是对“至善”的解释，用它来理解“至善”乃是对原文的误解。
王阳明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注意到“至善”与“明德”、“亲民”的关系，无疑胜于前面的解释，但他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则显然又是“六经注我”了。
其实“止于至善”就是下文的“明明德于天下”，《大学》的这两段话实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作者先在文章的首段提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又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也”一段里，通过“修、齐、治、平”等八条目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前面说过，“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止于至善”显然是指修身的最终结果“明明德于天下”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大学》的三纲领与八条目实际是一个整体，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发挥，并非在三纲领之外另有一个八条目，也并非在八条目之上还有一个三纲领，二者不过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述。
明白这一点，不仅“止于至善”等问题可以得到理解，整个《大学》的思想结构都可有一贯通。
除了内容之外，三纲领的关系同样也是《大学》研究中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由于《大学》的表述方式，人们往往以为由“明明德”到“止于至善”是一个渐进过程，”明明德”是始，“止于至善”是终，二者之间有一段距离。
其实不然，在作者那里，“明明德”与“止于至善”实际是密不可分的，在“明明德”时便应以“止于至善”为目标，而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目标，也才能真正地“明明德”。
从这一点看，说《大学》是以“止于至善”为目标和出发点的，可能更为合适。
三纲领后，作者接着说道：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知止”的“止”，朱熹注为：
“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那么，“知止”即知道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是“止于至善”，而这种目标一旦确立，思想就会有一定向，平静而不妄动，对自身的境遇也能够安然处之，能够正确的思虑，能够有所收获、有所获得。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虑”显然不是一般的思虑，而主要是对如何“止于至善”的思虑，“得”也是对如何“止于至善”有所得，所以下面紧接着说：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朱熹注此句为：
“明德为本，新民为末。
知止为始，能得为终。
”基本可取。
这样作为道德实践手段的“明明德”，与作为道德实践目标的“知止”便呈现一种复杂而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从“本末”来说，“明明德”是本，离开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从“终始”说，则“知止”是始，只有“知止”，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人生目标，才能真正去“明明德”，才能真正去实现这一目标。
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大学之道”，也才能“近道矣”。
三纲领之后，作者又通过八条目对其作了进一步发挥，前面说过，三纲领与八条目乃是一个整体，二者具有一种对应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对《大学》中长期争议的问题有一新的认识。
《大学》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构成所谓的八条目，而在这八项中，以“修身”为界，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八条目的主体部分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则是对修身的补充、说明。
徐复观先生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国治而后天下平’一句之后，接着便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而并未说‘一是皆以格物为本’，或‘一是皆以至知为本’；由此可知，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皆是修身的工夫。
”甚是。
因此，由“格物”到“平天下”并非“一条鞭”式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大学》的八条目也应该只是四条目，“修身”以下四项，实际是对“修身”的进一步展开，严格说来，只是一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条目中，修身是内在的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事功，《大学》主张由明德到事功，把事功建立在明德的基础上，与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与后者相比，更突出了修身的作用，“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以修身为条件，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而由修身出发，便可能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以往人们说到《大学》的“修、齐、治、平”，往往从事功的角度去理解它，把它看作是经世的经验和方法，其实不然，《大学》虽然提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对儒家的外王之学是一个发展，但它的重点是在内圣而不是外王，它不主张脱离内在的道德修养而去建功立业，经世治国，相反，而是要求把经世治国牢固地建立在明德的基础上，这可以说是《大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同时经过思、孟的调整发展，成为儒家学者的一个基本立场。
所以当历史上有人，如王安石、陈亮、叶适等，因注重制度的改革，或偏重外在的事功，对明德有所忽略时，往往遭到多数儒家学者的激烈反对，认为是“末也，非本也”，其原因就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而不是说“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从《大学》的这一句式来看，在修、齐、治、平之上实际还有一个更高的“明明德于天下”，而修、齐、治、平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和手段。
“明明德于天下”与“平天下”并不相同，前者是就理想、道德实践言，后者则是就现实、政治实践言，但二者又存在密切关系，“平天下”为“明明德于天下”提供了保证，使其成为可能，而“明明德于天下”反过来又促使“平天下”的实现。
因此，在《大学》那里，实际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道德实践过程，一方面由修身出发，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平”，而“家齐、国治、天下平”则在更大范围内使明明德成为可能，使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修其身、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使社会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命都得到充分实现，而社会每一个人道德生命的实现，反过来又促使“家齐、国治、天下平”，如此延续，不断循环。
而在这一过程中，“修身为本”与“止于至善”，个人与群体便在“明明德”上真正得到统一。
“修身”以下，作者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四项对其作进一步阐发，而这一部分在《大学》中争议最多，故有必要作专门讨论。
什么是格物？
向来是《大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思想史上很少有那个概念能象格物这样，产生过这么多的分歧，这么多不同意见。
其中较有影响的，如郑玄认为“格，来也。
物，犹事也。
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
”按这种说法，“格物”乃“致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显然不符合《大学》的原义。
朱熹则认为“格，至也。
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朱熹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有一定道理。
不过他又认为格物的最终目的是“推极吾之知识”，即发明内心先天具有的理，显然又是主观发挥了。
王阳明认为“格者，正也。
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
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
”这个解释主观性更强，离《大学》的原义也更远。
那么，格物的原义到底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大学》文本中去，从上下文义的关系结构中去寻找解答。
以往学者或偏重于文字训诂，或偏重于哲学阐发，都有失片面。
因为“格物”的“格”，歧义颇多，不胜枚举，仅影响较大的就有“来”、“至”、“正”、“度量”等数义，而“物”乃“大共名”，格物一词，文献中又没有旁证，所以仅凭训诂，显然难以找到答案；同样，《大学》一些概念、命题的陈述不够明确，为后人的哲学的阐发留下了空间，对思想、学术的发展可能不无裨益，但却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对其原义的理解。
与此不同，《大学》虽然对格物等概念缺乏明确交代，但它的结构却相当严谨，不仅三纲领与八条目自成一体，而且上下文字互相照应。
所以由此出发，庶几可以找到格物的真实含义。
前面已论述，《大学》的思想是由“修身”到“明明德于天下”的不断实践过程，而修身以下格、致、正、诚又是其手段和工夫，那么，格物、致知显然不是一般的认识活动，而主要是对如何“明明德于天下”的认识活动，这可以从《大学》的表达方式看得很清楚：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里，“格物”成为“明明德于天下”众多条件中的一个，也是最终的一个；而“格物”虽然只是修身的工夫和手段，而不是“明明德于天下”的直接工夫和手段，但它却和后者有着密切关系，是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一个重要条件。
从这一点看，格物、致知与上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中的“虑”、“得”有某种相近之处，二者都是对“止于至善”的思考、思虑，是对这一实践活动过程的认识，只是两段文字侧重有所不同而已。
那么，《大学》是如何“止于至善”呢？
显然即是由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过程，也即上文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大学》的格物显然是指此而言，是“格”“身、家、国、天下”之物，即确立“身、家、国、天下”在“止于至善”中的地位和先后顺序，以便“知所先后”，发生“修、齐、治、平”的实践活动。
因此，有学者主张“格物”即是“正名”，可谓切中肯綮。
这不仅因为“格物”训为“正名”，有文字上的根据。
如《方言》：
“格，正也。
”《孟子·离娄》：
“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赵歧注：
“格，正也。
”《国语·楚语下》：
“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韦昭注：
“方，别也。
物，名也。
”“方物”就是分辨事物的名实或名分，格物与其意近，都是正名的意思。
而且也符合早期儒家的一般思想，孔子云：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把“正名”看作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措手足的条件和基础，与《大学》由格物而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主要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而《大学》的格物则说的是身、家、国、天下，但这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只不过前者是从人伦关系讲，后者是从实践过程讲，在精神实质上仍是一致的。
在先秦儒学中，正名从属于礼，是礼的核心，因此《大学》的格物与礼有密切的关系，把它释为“复礼”同样是讲得通的。
明确了这一点，《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便容易理解。
以往解释致知者，或认为是由内而外，“推极吾之知识”，“致吾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或认为是由外而内，获取外部知识，前者属于主观发挥，明显不可取，后者虽有一定根据，但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
因为从孔子开始，儒学虽有重视“学”、“知”的传统，但并不主张不加选择地认识外物，他们的认识对象既不是一般的物，也不是一般的事，而主要是指“人事”，尤其是指礼，这在早期儒学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而把致知理解为“即物穷理”，获取外部知识，显然没有反映出“致知”的这一特点。
另外，《大学》的“致知”与“明明德于天下”具有内在的联系，是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必要条件，而若按上面的理解，显然没有将这种联系揭示出来。
其实，《大学》的致知主要是对“正名”，也即身、家、国、天下而言的，是对修、齐、治、平实践活动的知，而这种知在当时主要属于礼，因而它又主要是对礼的知，这即是《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表达的意思所在。
因为《大学》不仅讲“致知”，还讲“知止”，致知与知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知止是就人生理想言，规定了致知的目标和内容，而致知则是就具体实践言，服从于知止的需要，而致知与知止正是通过格物，也即是“正名”统一起来，所以脱离知止谈论致知，把致知简单理解为对外物的认知，显然没有理解《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真正含义。
相反，如果理解了致知不是一般的知，而是关于修、齐、治、平之知，不仅上下文意可以豁然贯通，而且《大学》所谓“阙文”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大学》在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后，接着对其各项作了进一步阐发，而惟独对“致知在格物”没有具体说明，故朱熹认为“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并专门作补注一章。
朱熹的补注后人或有微词，但《大学》有阙文的意见却被多数学者接受，如冯友兰先生也认为“惟所谓致知格物，下文未详细论及”，有学者虽然反对《大学》有阙文之说，但他们又试图在别的章节中寻找本章的说明文字，实际同样承认本章存在阙文。
其实，以上看法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大学》的“格物致知”所致，前面说过，《大学》的格物是“格”“身、家、国、天下”之物，致知是“致”“修、齐、治、平”之知，而《大学》一文正是对此内容的展开，“格物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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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格物、致知以下，作者又提出正心、诚意二项，有学者认为“《大学》提出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继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后的一大发展。
”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大其词，《大学》不仅没有达到性善的高度，它所言心也与孟子有较大差距，这是《大学》时代特征的体现，也是理解《大学》思想的关键所在。
那么，什么是“诚其意”呢？
作者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
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说文》：
“意，志也。
”“诚其意”即保持意志、意念的诚敬，不自欺欺人，就象“恶恶臭，如好好色”是出自本能一样，在作者看来，这样就作到了慎独。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的慎独与《五行》相近，而与郑玄以来的理解不符。
简帛《五行》云：
“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
”帛书《五行·说》亦云：
“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为一心也，然后得之。
”慎独是指仁义礼智圣“五行”统一于心，与心为一，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意思是相近的，只不过前者是对仁义礼智圣“五行”而言，后者是对“诚”而言，但这只是概念系统的不同，究其精神实质，仍是一致的。
郑玄看到上文有“小人闲居为不善”，又以为闲居是指“独处也”，故将慎独理解为“慎其闲居之所为”，是对文义的误解。
其实，上文中的“小人闲居为不善”并不是“慎其独”的直接原因，而是要说明“诚于中，形于外”。
它是说，小人平时喜欢作不好的事情，当他见到君子后，却试图伪装自己，“揜其不善，而着其善”。
然而人们的内心与外表往往是一致的，平时不好的意念、想法总能在行为中表现出来，“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伪装是伪装不了的；同样，平时好的意念和想法也可以在行为中表现出来，这就叫“诚于中，形于外”。
因此这里并不是说，因为“小人闲居为不善”而要“慎其独”，而是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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