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外经验反思如何缩小中国贫富差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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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外经验反思如何缩小中国贫富差距

由国外经验反思如何缩小中国贫富差距

摘要:

本文介绍人类社会中重要论题贫富差距，在国外几个国家的调控案例和对中国策略的反思中提出作者对缩小和控制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看法和思考。

关键词:

贫富差距，共同富裕，基尼系数，社会保障

提纲目录

第1章贫富差距与相关理论3

1.1贫富差距的含义3

1.2基尼指数理论方法3

1.3中国特色基尼指数修正5

第2章国外缩小贫富差距的实践经验6

2.1南美巴西经验6

2.2北美美国经验6

2.3亚洲香港经验7

第3章中国贫富差距成因分析9

3.1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9

3.2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原因分析10

第4章对合理控制中国贫富差距的反思11

4.1整体的调控思路有偏差11

4.2逻辑顺序出现部分曲折12

4.3税制改革存在误区12

4.4促进公平停留在口号，社会保障不力13

4.5公共产权收益不明不均不合理14

4.6拓宽社会财富再分配阶段的通道14

4.7深层体制改革的取与舍15

4.8忽视了软环境对贫富差距后果的影响16

第5章结束语17

参考文献：

18

第1章贫富差距与相关理论

1.1贫富差距的含义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

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

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

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1.2基尼指数理论方法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

基尼指数的依据是洛伦兹曲线（Lorenzcurve）。

在一个总体（国家、地区）内，以“最贫穷的人口计算起一直到最富有人口”的人口百分比对应各个人口百分比的收入百分比的点组成的曲线。

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统计学家（或说奥地利统计学家）M.O.洛伦兹（1876-1959）1905年提出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

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

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

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

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

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

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

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

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

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基尼系数各区间对应的收入分配情况，见下表：

低于0.2

收入绝对平均

0.2-0.3

收入比较平均

0.3-0.4

收入相对合理

0.4-0.5

收入差距较大

0.5以上

收入差距悬殊

1.3中国特色基尼指数修正

国际上的基尼系数，是在一个国家总体的角度对这个范围内个体之间收入差距进行量化对比的数据，但基尼系数的前提是每个收入和消费个体相比总体而言都趋近于无穷小，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会出现各个垄断行业垄断阶层等和国有资产等“大份额”的隐性个体，并不能完全适用国际通用基尼系数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的收入差距；

同时中国各阶层存在很大成分的隐性收入，国际上的基尼系数并不能准确描述中国的收入水平。

反而，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新基尼系数理论指出，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社会发展状况，较好的计算方法是先计算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家庭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由下向上，逐级加权平均，算出总基尼系数。

只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才能正确评估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

[XX百科]

厉以宁教授的新基尼系数理论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在于他从消费单元个体的角度，积累累进来反映经济总体的收入和消费差距，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对原有基尼系数理论的重要补充和修正。

同时也体现了基尼在研究经济总体收入差距状况的本意和出发点，跳出了形式上不适用中国国情的“整体”计算方法，是具有先进意义的。

但是，毕竟这种理论解释的结果与现实对比还是苍白无力的，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是有目共睹的，数据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这个数据模型需要考虑更多中国特色因素参数，完整准确体现出中国的收入差距状况，为各项管理和调控提供准确参考。

第2章国外缩小贫富差距的实践经验

2.1南美巴西经验

同为“金砖四国”，巴西的贫富差距问题一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巴西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果，对于我国有针对性的治理贫富差距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巴西贫富差距状况主要表现为，城乡间贫富差距大、地区间贫富差距问题严重、行业间差距大等于中国类似的现象。

2.1.1“零饥饿计划”

巴西成立了社会发展与反饥饿部，保证该部门财政预算，实施“零饥饿计划”，保证全国低收入的人群温饱和基本的生活需求。

2.1.2“家庭救济金计划”

“家庭救济金计划”救助计划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必须达到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学出勤率必须达到75%，七岁以下儿童必须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必须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

只有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到救助金。

计划的本身不仅仅是单纯的救助，利用救助促进教育机会平等以及促进民生发展，是该计划巧妙与高效之处。

救助金不仅解决了贫困家庭的吃饭问题，促进了教育和卫生普及，而且还成为不少贫困地区主要的资金来源。

穷人拿了这些救助金后全部用于消费，从而激活了当地的市场，稳定并活跃了经济，增加了就业。

因此，这一计划受到巴西社会的普遍支持，在国际社会也得到高度评价。

2.2北美美国经验

2.2.1就业计划和调整经济结构

良好的就业形势，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有力条件。

经济发展有助于增加就业，能够为缩小贫富差距提供物质基础，然而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发展，在造成当前经济不景气的同时，也使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暴露出来。

2.2.2扶贫抑富鼓励慈善

美国政府采用累进税率、征收遗产税等政策，起到了扶贫抑富、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

美国社会分配的重要特点是遏制财富转移。

遏制财富纵向转移，即通过征收遗产税等方式，避免财富在某个家族内部过度集中。

以遗产税为例，美国联邦遗产法的基本框架由1976年的《税收改革法》确立。

当时，遗产税起征点为60万美元，现上调为200万美元。

遗产税征收采用累进税率，即继承的遗产越多，税率越高。

遏制财富横向转移，防止富人将财富向国外转移。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更是通过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全面加强对富人的税收管理，集中打击偷税、漏税行为。

这促使富人更多地将财富用于慈善事业。

美国整个税制都倾向缩小贫富分化，从而实现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有效化解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社会分化问题。

2.2.3意识形态的功能与“游戏规则”制定

美国人相信美国给个人提供了机会，而不是现成的果实，这是“美国精神”的核心。

美国人之所以能保持他们对自己社会的这种信念，一大原因是他们能够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

美国人觉得自己选举了总统和议员去制定这一“游戏规则”，所以当自己在竞争中失败时，就不应抱怨自己制定的“规则”不公。

2.3亚洲香港经验

对比欧美等国家的贫富差距调节政策,香港的政策更接近中国实际。

2.3.1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

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安全网

香港社会福利旨在建立一个关怀互爱的社会，让人人尽展所长，社会维持繁荣安定。

秉承这种理念，经过40年的发展，香港已经建立了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共同提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福利政策，其完善程度可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媲美。

这些政策具有广泛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有效缩小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不平等感知，降低基尼系数，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矛盾。

2.3.2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公平保障

香港劳工的收入流动性普遍较高，那些既有工作能力又愿意勤奋工作的人，无论其最初收入水平如何，都能在收入阶梯上向上流动。

富人基本上通过市场上的合法劳动致富，主要靠个人奋斗走向成功，因此，富人致富不仅不会造成社会上的集体“仇富”，反而会形成一种力争上游、努力奋斗的“示范效应”。

这无疑有效地增强了民众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和心理承受力，弱化了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缓和了社会矛盾。

2.3.3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富裕程度：

调节贫富差距的经济基础

香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一方面使得社会总体财富增加，这为政府调节贫富差距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使得民众的绝对收入处于上升状态，强化了其对贫富差距的心理认受力。

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和机会的扩散对增加香港的人均收入，包括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有好处的。

只要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持续上升而不是绝对下降，社会的稳定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2.3.4现代稳定型阶层结构：

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结构条件

香港的阶层结构是橄榄型而非金字塔型。

这种阶层结构平衡了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构成了抵抗风险、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2.3.5相对开放的社会流动：

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活力源泉

不仅社会阶层结构对于过滤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也对于调节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如果阶层结构闭合，相互流动率低，则社会底层民众晋升受挫，容易滋生不满甚至反抗情绪。

反之，如果不同阶层之间流动顺畅，尤其是底层民众能够通过个人奋斗向上流动，则他们可以在穷困中看到希望，这有助于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第3章中国贫富差距成因分析

我国居民的贫富差距，主要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是一种即时性差距，主要指社会成员之间年收入的对比；财富差距是一种积累性差距，主要指社会成员之间资产的对比。

因果逻辑图如下：

收入差距是导致财富差距的必要因素,调节控制收入差距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有直接作用。

然而同时，国民的财富差距并非完全收入差距这种即时性因素百分之百决定的，含有财富的即时性拥有，延续性积累，以及舆论导向、生存环境等调节因素，贫富差距是若干因素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3.1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单元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做出如下七个方面的分析。

3.1.1源于诚实劳动中努力程度和辛劳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

在传统体制平均主义大锅饭环境中，干好干坏一个样，是养“懒人”的机制，收入差异小。

改革开放之后，新的体制和机制使“懒人”和“勤快人”的收入差异明显扩大。

3.1.2源于个人禀赋和能力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

社会成员之间有禀赋和聪明才智方面的一定差异。

在竞争环境下，这种差异必然带来各人收入水平上的差异。

一些特殊的、稀缺的能力与才干，比“努力程度”带来的差别往往要高许多倍。

3.1.3源于要素占有的状态、水平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每一个具体社会成员在资金、不动产、家族关联、社会人脉等方面必然是有所差异的，而由此带来的收入高低不同，也是客观存在的。

3.1.4机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

比较典型的是市场态势变动不居，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纯粹由于时运不同而结果大相径庭。

3.1.5源于现行体制、制度不够合理的“明规则”因素而形成的收入差别。

有些由体制造成的垄断因素和制度安排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强烈地影响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

3.1.6源于“潜规则”而形成的收入差别。

源于现行体制制度中已实际形成而不被追究、或暂时不被追究的“潜规则”而形成的收入差别。

这大体相当于一般人们所说的“灰色收入”。

它现实存在，透明度很低，往往在规范渠道之外，按“心照不宣”方式或“内部掌握”方式实施其分配。

3.1.7源于不法行为而形成的收入差别。

这大体相当于人们所说的“黑色收入”，往往数额巨大，与违法偷逃税款、权钱交易、贿赂舞弊、走私贩毒等相联。

3.2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原因分析

A.税收政策不完善，宏观调控不到位

B.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C.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能完全保障低收入人群

D.灰色收入泛滥，法律监管不力，社会不公

E.工会未起到制约贫富差距日益增长的作用

F.不公的竞争环境引发封建思想滋生

G.社会舆论未起到减少差距感的作用

第4章对合理控制中国贫富差距的反思

缩小中国贫富差距从上世纪末由部分有先见学者提出之后，尤其在近年来成为了各媒体和院校学者，政府机构研究和探讨的热门命题。

本文在阅读大量经济类社会类文献后，在此探索性反思中国贫富差距调控举措和补充一些认为必要的措施建议。

1，打破行业垄断、促进公平竞争。

2，健全税收体系，缓解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

3，加强法制建设，运用法制化手段规范个人收入分配。

4，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5，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权利。

6，扩大就业和完善贫困救助、社会保障制度。

4.1整体的调控思路有偏差

控制贫富差距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打好“组合拳”，在教育、生产、分配、再分配等四个阶段调整，而不是某一阶段单一控制，后果适得其反，加剧贫富差距，引起社会矛盾。

首先，在生产层次，中国依然存在较大的垄断，垄断现象普遍，中国对过多的行业实行了国有资产的垄断，且没有处理好公正与公开的关系，带来的是民怨的增加和矛盾的激化。

其次,就是在分配环节,这也是最为主要的部分，没有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而是简单粗暴的利用行政手段提高“最低工资”，从长远来看对于社会的收入差距改善没有益处。

且现行简单的税制，不能在根本上起到调节经济单元收入的作用。

最后，还忽视了社会自身自调节、再分配的积极作用，例如在慈善立法、遗产税方面的不作为，延误了收入差距调节刚有萌芽的最佳时机。

总体思路：

调节贫富差距要从起点入手。

收入和财产是财富分配的结果，而消费，特别是公共消费是财富分配的起点。

因此，政府应将调节贫富差距的着力点放在调节消费差距上，要从消费入手缩小能力差距。

控制贫富差距不是消除贫富差距，也不可能消除贫富差距，而是尽可能将贫富差距控制在经济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

4.2逻辑顺序出现部分曲折

缩小贫富差距的逻辑顺序：

按照“消费差距—收入差距—财产差距”的顺序次第推进。

首先控制消费上的差距，其次控制收入上的差距，最后控制财产上的差距。

政府应在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福利和公共消费，缩小消费差距的基础上，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的缓解和缩小，一方面为消费提供持续的保障，另一方面也为控制财产上的差距提供了可能。

消费差距的缩小，即能力差距的缩小是前提，只有消费差距缩小了，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

从起点上调节差距，从当前和长远来看，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起点调节不到位，仅仅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收入、财产分配结果，容易产生税收幻觉。

[在发展中控制贫富差距扩大]

4.3税制改革存在误区

当今中国税制还具有“计划经济色彩”,在计划经济中,政府所有开支都来自于国有企业,无需税收协调管理。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工业、贸易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财税体制却保留着计划经济特点，即由企业承担起绝大部分的税收负担，虽然计划经济下通用的课税方法简单，但弊端却是企业交税无法发挥调节贫富差距的杠杆作用,而目前6.8%的个人所得税总数量又太小,对利用税收调节贫富差距作用不大。

计划经济控制的是企业，这些价值单元，国家机器对个人实行的是专制，但监管不足，管理和服务不足。

而市场经济需要控制盒管理的是个人以及企业单元，个人是消费单元，无论生产价值如何，最终社会运作需要消费，抓紧最后的出口是明智高效之举；也符合市场经济简洁高效的特点，贫富差距也是在消费领域才表象出来的现象，而贫富差距，主要是针对人的消费能力，在消费的初次分配阶段对收入进行直接有效的调节，才能真正达到控制贫富差距，调节社会稳定程度，调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西方税制中的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40%~60%，虽然中国只有6.8%,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老百姓的税收负担不重,只是这种粗放过于简单的税制根本不能起到调节经济单元收入的作用。

调整税务结构，增加资产流量监查，减少财产流量税收，而增加资产存量的调节手段，在整体上减少普通劳动者的税务负担，加强对财富聚集的抑制，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杠杆作用。

当今管理者必须要整体考虑对整个财税体制的改革方案，这样才能有效地从根本上来缩小贫富差距，并逐渐被社会公众所接受。

4.4促进公平停留在口号，社会保障不力

促进基本消费平等化，从改善公共消费角度为社会提供托底性保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无法实现每个人的财富和收入均等，但基本公共消费应大致平等。

政府有责任保证公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从改善公共消费角度为社会提供托底性保护，一是实施社会救助，保障贫穷者的基本消费。

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而言，社会救助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

二是保障基本公共生活需求，防止由此造成的绝对差距。

促进公共消费，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主要包括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和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机会的公平。

社会保障方面应与巴西等南美国家借鉴把保障低收入家庭与教育和医疗保证，温饱等系统政策结合起来，打一套“社会保障与稳固发展”的组合拳，而不能各部委各行其是，事倍功半。

要在建立起良好的个人收入分配信息系统的基础上，按照广泛覆盖、共同负担、基本保障与补充保障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着力解决社会保障待遇差别过大的问题。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受教育机会和权利不公平，城乡教育发展不公平等。

这些教育不公平将导致城乡居民素质和能力的差距，最终将导致就业机会的不公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从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

因此，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主要应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与不公平，实现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建立一种公正、开放、透明的竞争体制，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清除腐败，比单纯地缩小贫富差别更为重要。

只有有了机会均等的社会公正，中国社会才会接受和尊重富人，中国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高水平的竞争。

4.5公共产权收益不明不均不合理

加强对公共产权收益的管理，实现全民所有资源产生的收益为全民共享。

公共产权（资源）属于全民所有，财政应改变只重税收的观念。

一是创新制度，将公有制背景下的公共产权（资源）收益明确为各级政府所有，一方面可以限制目前一部分人不合理的高收入来源，另一方面政府可通过非税收入形式充实财政收入来源，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低收入者的保障。

二是改革公共产权（资源）资本化过程中的收益分配制度，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公平而合理的配置，使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普遍分享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利益，确保公共产权资源收益真正为全民享用。

三是加强对公共产权资源收益的管理，规范对国有企业收益的分配，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垄断行业特别收益金制度，完善资源产品定价机制，建立健全土地、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规范交易行为，维护国家利益，保障所有者权益和经营者的合理收入。

从制度上完善公共资源进入市场的相关制度，避免公共资源进入市场的大量流失。

4.6拓宽社会财富再分配阶段的通道

首先，大力提倡和建设社会慈善体系

收高富，填贫穷

我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和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不协调,个人和企业的慈善意识还比较匾乏，慈善机构公信力不足，运作不够透明等等,也容易造成公众的不信任"。

政府应该一方面加快立法和制度建设的步伐,改革慈善事业的准入制度,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公益机构分级监管制度、行业评估制度和信息统计等制度,使行业组织进入和运行有法可依，有法可行。

类似“1基金”等慈善人士创办的公益机构在国内却无法类似国外那样发挥慈善调节的关键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为数不多几个没有渗入的领域。

需要在这方面的立法，支持政策和运行机制指导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关心。

管理者善于乐于借外力完成共同事业，才拥有真正的领导管理能力，嫉贤妒能，独创蛮干，全盘独揽，不发挥调节协调作用，只能最后职能太多，臃肿低效，还备受责备，失去拥护者的支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另一方面应该注重公共政策扶持,尤其利用税收工具,鼓励企业积极从事社会慈善事业。

如近期“富二代”等称谓的流行实际上就是社会财富单元对财产单元间纵向传递的流量控制的另一种经济诉求，即“遗产税”等纵向流量税种也需要制定并完善到税务体制中。

其次，调整移民涉外的相关政策

未来世界高层次的人员流动几乎是无国界的。

如果中国不能容忍自己的部分国民享受国际上的同行们的生活水平，这些人就会跑到发达国家去为他人创造财富。

要知道，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在美国也遥遥领先于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和中国老百姓相比反差就更大。

所以，调整一些移民出国政策，增加移民财产转移税等方法，而不是名义上没有课税，在不规范的操作中却流失了大量国内财富转移到了国外，对于中国国内的人民贫富差距并无好处。

规则制定部门应多疏通，而非堵塞到财富国内国外流动的渠道，在不规范渠道流动的国内财富，反而更扩大了国内的贫富差距，不但没有产生截流作用，反而推波助澜，雪上加霜。

4.7深层体制改革的取与舍

涉及到税制，打破垄断，建立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就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敏感阶层和上层建筑。

首先，个人税制改革的个人账户等信息的静态和交易监管，需要建立公平环境，也涉及特殊群体利益；关系到了督导改革者定位的问题，如所提倡，公务员是整个社会职业体系中的平等的一个类别，就不会有问题。

而问题在于如果放不下高人一等，特权待遇的管理者的思想，这种深水区的改革只能止步不前，而技术上的税制改革并不是没有先例操作性可言。

其次，打破原有机制，制定相对公平的教育、就业机会，减少灰色区域，打破黑色垄断，规则制定甚至稍偏向于财富的弱势群体，对于建立公平竞争的良好社会氛围，让财富不至于过分集中，人民生活安定，幸福感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4.8忽视了软环境对贫富差距后果的影响

基尼系数并不能完全能决定贫富差距，贫富差距也并不能完全决定社会矛盾和冲突。

基尼系数应该增加某些环境变量，以便更准确描述各类社会体系下的社会发展变化。

一，增加舆论导向，公益性的贫困人群激励广告，对慈善条款的宣传建议等，都可以起到社会矛盾润滑剂的作用，在这方面香港媒体在公益广告方面做的比较深得人心。

二，文艺宣传科教工作对贫富财富差距的正确认识，减少部分仇富敌视心理的误解，励志作品和致富方法的介绍，都对于财富差距的积累起到缓解作用。

第5章结束语

贫富差距是社会整体中财富积累不平衡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命题，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历经五千多年发展都需面对的一个社会命题。

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