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弱的后殖民地南海漩涡中的菲律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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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弱的后殖民地南海漩涡中的菲律宾
虚弱的后殖民地：
南海漩涡中的菲律宾
与其说是有恃无恐，倒不如说是虚弱和担心被抛弃，促成了菲律宾政府在南海仲裁问题上的一意孤行。
对这个面临重重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后殖民地国家来说，下注南海更像是吸引国际关注的一场赌博。
从空中俯瞰马尼拉是一种相当令人震惊的体验——尽管这座在“二战”后彻底重建的城市忠实地模仿了美国的大都会（Metro）理念，并以619.5平方公里的幅员和1288万的人口高居亚洲城市排行榜第7位，它在外观上依然显得凌乱不堪、缺少规划。
外观庄严的美国大使馆和肯尼迪总统曾经下榻的马尼拉宾馆、作为历史纪念地的黎刹公园以及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圣奥古斯丁教堂散布在邻近马尼拉湾的黄金地段周边;在它们南面，马卡蒂市（Makati）那些现代化的巨型购物中心和酒店仿佛是随心所欲地被安插到了现在的位置上，其间的空隙则被火柴盒般的陈旧楼房和肮脏潮湿的贫民窟所填满。
在交通高峰期，靠近马尼拉湾的幽雅棕榈树大道会被三轮摩托、货车和代替公共交通工具的“吉普尼”小巴（Jeepney）填充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有任何一条环形道路系统或者立交桥来疏通大都会下属的17座城市之间的交通，一切都显得散漫而任性。
近距离观察菲律宾首都只会进一步加剧你的沮丧感。
在总统府马拉坎南宫（MalacanangPalace）正前方的何塞·劳雷尔街，几名衣衫褴褛的乞丐孩童缠住了我的同事黄宇，而200米外的警卫只是漠然视之。
往西走出1公里，你会看到一群围坐在肮脏的巴石河（PasigRiver）边、无精打采地赌博和斗鸡的中年人，而这一区域甚至还在总统府警戒线之内。
每一座稍显正规的建筑物门口都矗立着荷枪实弹、身着各种样式制服的安保人员，雇用熟练司机和保安的启事张贴在市中心的每个角落。
至于《菲律宾星报》和《马尼拉时报》，它们虽然一直在跟进南海事态的发展，但头条新闻无一例外都是：
“杀！
杀！
杀！
杜特尔特总统对毒贩开战。
”
但就是这样一个虚弱、混乱、被内政问题纠缠到奄奄一息的国家，在2013年率先向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提出了针对南海问题的申诉，并成为7月12日临时仲裁庭公布的裁决结果形式上的“胜利者”。
在毗邻南沙群岛的巴拉望岛，美国海空军已经获准进驻安东尼奥·包蒂斯塔空军基地，将乌卢甘湾（UluganBay）扩建为新海军基地的计划也进入了规划阶段。
似乎正是因为硬实力匮乏以及担心被抛弃，马尼拉当局在博取国际同情方面几乎是不遗余力，也对美菲军事同盟寄予厚望。
菲律宾大学教授、《东亚地区安全》一书作者艾琳·巴维埃拉（AileenBaviera）在邮件中直白地告诉我：
“美菲同盟是我们唯一可资运用的国际权势杠杆，尽管我们在这组关系中处于弱势，不得不唯美国马首是瞻。
”而美国对马尼拉的南海政策也很难说是无条件赞同。
对海洋经济，尤其是海上油气资源开发和运输的依赖，使菲律宾始终对南海主权以及专属经济区（EEZ）利益觊觎不已;但积重难返的内政问题、贫弱的海空军力以及始于殖民地时代的“借师助剿”传统，令马尼拉当局往往乐于将南海争端国际化，并通过申请仲裁、游说东盟各国乃至邀请美军入驻等方式分担本国政府的压力。
杜特尔特上台之后，菲方的态度相较阿基诺三世时代有了明显降温，并试探性地提出了与中国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提议。
然而，这个虚弱的后殖民地国家至今不曾表现出摆脱前宗主国安全和政治控制的倾向，马尼拉阴晴不定的政治风向也不容易形成具有一致性的政策，这些都在为南海问题增加新的变数。
复杂的传统
从扼守巴石河入海口的圣地亚哥要塞（FortSantiago）到邻近联合国大道（UnitedNationsAvenue）的黎刹公园，这片占地0.67平方公里、步行仅需不到半小时的区域被称为因特拉穆罗斯（Intramuros），意为“在城墙内”。
1571年首批西班牙殖民者抵达马尼拉后，便开始沿着向海的湾口修筑第一座带石墙的西洋式中心城，并在城内添置军事和宗教设施，最终形成了兴旺的老城区。
历经1945年马尼拉战役期间的破坏和战后的整体复建，时至今日，因特拉穆罗斯依旧构成菲律宾首都最吸引游客的区域。
从北往南，依次分布有圣地亚哥要塞、古老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和复建的马尼拉大教堂，由伊梅尔达·马科斯下令建造的“马尼拉屋”（CasaManila）博物馆，与大批历史人物铜像遥遥相对的黎刹公园，以及濒海而建的美国大使馆。
它们恰好对应了菲律宾民族历史的四大传统：
西班牙人和天主教的长期影响、家族政治、独立神话，以及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存在。
这四大传统的直观写照，便是隔着罗哈斯林荫道与黎刹公园相望的纪念雕塑群。
这里不仅矗立着西属东印度群岛首任总督德莱加斯皮（MiguelLópezdeLegazpi）、“革命弥赛亚”何塞·黎刹医生、民主化运动领导者阿基诺夫妇以及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前马尼拉总教区总主教海梅·辛枢机（JaimeCardinalSin）的铜像，还令人哭笑不得地环绕着一圈外国革命者的胸像：
墨西哥的伊达尔戈神父、阿根廷的何塞·德·圣马丁、古巴的何塞·马蒂……看上去，菲律宾人相当热忱地希望将19世纪全球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运动描绘成一个整体，并给予了那些南美革命家以不亚于本国独立事业先行者的尊敬。
只不过，这显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热情：
墨西哥、古巴和阿根廷并未因此就给予菲律宾任何特殊关照。
而类似的一厢情愿，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美国最著名的旅行记者和地理政治分析师罗伯特·卡普兰（RobertD.Kaplan）将菲律宾称为“前马丁·路德式国家”，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原生态的罗马天主教对菲律宾人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影响。
在菲律宾行走的一个多星期里，我们不仅从圣奥古斯丁教堂阴森的长廊、马尼拉主教座堂的新罗马风格穹顶以及乡村道路旁随处可见的天主教中学里窥见这种影响，更在贫民窟院墙外的“耶稣爱我”涂鸦、本地人随遇而安的宿命论态度乃至不加节制的生育中体会到了这种无形力量的强大。
中下阶层认定他们的贫困乃是命中注定，因此漫不经心地应付着日常工作，甚至认定乞讨不构成任何尊严上的伤害——马尼拉是我所见过的亚洲城市中乞丐数量最为惊人的——这使得菲律宾与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新兴国家相比，更带有一种衰败的气象。
单看纸面上的经济数据是无法理解这种颓唐气息的。
即使是在马科斯独裁统治最盛的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依然保持了5.95%的可观GDP增长率。
进入21世纪以来，菲律宾GDP增长率以5年为一个周期的平均增幅分别是4.6%、5.0%和5.9%，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振荡期也只持续了两年。
但统计数字不会告诉你，菲律宾的经济成长曲线不是一道抛物线，而是呈现奇怪的锯齿形——每逢一次政府换届，经济增长率必然出现严重下滑，随后重新开始上升，再伴随新一轮政府换届周而复始。
GDP增额的76.5%由全国最富裕的40个家族所瓜分，并未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当中。
马尼拉糟糕的道路状况和随处可见的裸露电线，巴拉望岛上堪称稀罕物的路灯、公共厕所和邮局，都暗示了菲律宾政府开支的实际走向。
教会对堕胎和节育措施的抵制则使事情变得更糟：
在21世纪前10年，菲律宾的年均GDP增长率是4.8%，较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仅落后1/3;但在年均超过1.7%的人口增幅抵消下，根本无法获得盈余，这无疑是一种奇怪的悖论。
经济活力不足的长期原因之一，在于岛国菲律宾独特的“卡特尔化”政治格局。
从地图上看，整个菲律宾群岛可以分成3个松散的岛群：
以首都为中心的吕宋岛由塔加洛人（占总人口的27.7%）控制，南方的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的原住民则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摩洛人（占总人口的5.1%），中间由米沙鄢群岛（以宿雾为中心）形成一条串联南北的纽带;濒临南海的巴拉望岛则孤立在外，形同蛮荒之地。
尽管坐镇吕宋岛的中央政权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力图将全国整合为一个统一、有力的政治共同体，但在地理和种族上都无法实现。
更何况，过去50多年间，几乎所有菲律宾总统的身份都首先是地方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其次才是党派领袖和国家元首——马科斯夫妇是吕宋岛北伊罗戈省和中部莱特省豪门势力的“共主”;阿基诺家族的基本盘在吕宋岛中部，祖孙四代人都活跃在菲律宾政坛，影响力之长超过一个世纪;演员出身的埃斯特拉达则是马尼拉城市富豪集团的保护者，他在2007年因贪腐入狱，仅仅过了3年就重返政坛，如今仍是马尼拉市市长。
美国式政体在菲律宾的土壤上没有开出繁荣之花，反倒成了西班牙式副王制度（Viceroy）的再现：
每位“副王”或者说政治卡特尔（PoliticalCartel）领袖各自在一个省拥有不受控制的商业利益、基层政治班底甚至私人暴力机器，彼此势均力敌，难以被消灭。
因此，每次大选都会成为主要卡特尔重新洗牌的机会，前一位“副王”的政策在新总统选出后很难获得延续。
“我们的国家战略的实施周期不是10年、20年，而是6年（一届总统任期）。
”马尼拉名校德拉萨大学的一位学生告诉我，“你永远无法猜到6年后上台的会是个什么人物，他又有何种算计。
”而在一长串的政要名单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父子代代相继、影响力超过50年的政治世家的姓氏：
劳雷尔，拉莫斯，麦格赛赛，马卡帕加尔（前总统阿罗约系该家族成员），阿基诺……
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Marcos）对这一切难辞其咎。
这位独裁者从1966年起统治菲律宾长达20年之久，以亲美、腐化和穷奢极欲的生活闻名于世。
他统治下的菲律宾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表面复苏，但整个经济构成却彻底变得“拉美化”——直至今日，出口份额占菲律宾全国经济活动的比例依然停留在25%，主要是香蕉、椰子和低附加值的小型电子元器件;而“亚洲四小龙”在其鼎盛时期的比例是75%。
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浪潮没有影响到菲律宾，那里依旧被腐败、暴力和颓废的社会气氛所笼罩，贫富分化极为惊人。
与某些颇有作为的威权政治家不同，马科斯把贪污、受贿和政治暗杀变成了准合法活动，他本人攫取的国家财富据信达数十亿美元之多，而超过1/3的菲律宾国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日均生活开支还不到1美元。
当马科斯在1986年2月最终被人民力量驱逐之后，民众在马拉坎南宫找到了属于第一夫人伊梅尔达的大批珠宝首饰、15件貂皮大衣、508套礼服、1000只手提包和1000多双高跟鞋。
但在今天的菲律宾，即使是马科斯也不是一个遭人唾骂的角色。
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告诉我：
“费迪南德是一位伟人，他在位时马尼拉远比现在繁华。
”那位臭名昭著的伊梅尔达女士在1995年当选为家乡莱特省的国会众议员，2010年在马科斯的老家北伊罗戈省再度当选;他们的儿子小马科斯则在1998～2007年出任北伊罗戈省省长，在国会也相当活跃。
至于埃斯特拉达和阿罗约这两位先后遭遇牢狱之灾的前总统，由于其依托的经济和政治势力的襄助，不仅迅速重获自由，还在政坛重新呼风唤雨。
“卡特尔化”现象不仅模糊了菲律宾政界甚至一般公众的是非标准，也使任何一种清晰、连贯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变得不可能。
看上去，真正受欢迎的只有菲德尔·拉莫斯（1992～1998年担任总统）这样的危机管理专家：
应对问题，但不提出计划。
于是，今天的菲律宾变成了全亚洲最不受外国资本青睐的国家之一。
在2016年初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公布的调查报告中，菲律宾的清廉指数在16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5位，低于利比里亚和墨西哥，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垫底。
它的经商容易度指数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6位，在东盟国家中仅仅优于印尼、缅甸和柬埔寨;CIA基尼系数高达46.0（2012年统计），与卢旺达和南苏丹处在同一水平，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全球第115位。
尽管有着人均3568美元的账面GDP数字，这依然是一个死气沉沉、看不到多少希望的国家，这是任何粗疏的观察者都可以轻易得出的结论。
美国的痕迹
如果说西班牙人给予现代菲律宾的遗产是宗教和管理模式，那么美国人定义的就是这个岛国的宪政架构以及它在亚洲安全体系中的位置。
普利策奖得主斯坦利·卡诺（StanleyKarnow）将菲律宾称为“我们的镜像”（OurImage），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在1935～1946年的自治邦（Commonwealth）时代，美国不仅把三权分立政体、两院制国会、自由贸易制度和妇女参政权原样移植到了菲律宾，还使菲律宾得以跻身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不过卡普兰却辛辣地讽刺道：
“全世界不会有第二个国家像菲律宾这样，在过去数十年里曾经获得过美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如此巨大的投入;但更不会有第二个国家像它这样，将这一切的投入都浪费了。
”
在马尼拉湾、巴丹半岛和莱特湾，你都能窥见美国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印记。
1898年5月1日，乔治·杜威（GeorgeDewey）海军少将指挥的4艘美国巡洋舰和2艘炮舰在马尼拉湾摧毁了西班牙太平洋舰队，宣告了菲律宾宗主权的转移和一个新的两洋帝国的诞生。
这是19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舰队会战，也是海军史上的传奇。
杜威因此成为美国海军唯一一位特级上将（相当于元帅），他在马尼拉湾之战中的旗舰“奥林匹亚号”至今仍保存在费城。
而在杜威的胜利之后，马尼拉湾成为美国东亚舰队在远东的最大前进基地，靠近港湾入口处的科雷吉多尔岛（Corregidor）上修筑了巨大的海防炮台和钢筋混凝土工事，耗资超过1.5亿美元。
1942年春天，日军从吕宋岛北方入侵菲律宾，将10万人的美菲军队包围在巴丹半岛，并对科雷吉多尔岛实施封锁。
美军总指挥麦克阿瑟乘鱼雷快艇仓皇逃脱，留在巴丹的7.5万名战俘则被迫经历恐怖的“死亡行军”，超过1.2万人被日军凌虐而死。
不过到了1944年10月，麦克阿瑟终于归来，和菲律宾总统奥斯梅纳一起涉水登上莱特湾滩头，并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中一举挫败了日军的反攻企图。
两年后，菲律宾获得完全独立。
回过头看，几代美国政治精英对菲律宾的偏爱，与美国自身的崛起历程完全吻合。
当杜威的舰队在1898年驶入马尼拉湾时，夏威夷还不是合众国领土，英国仍由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美国必须从这个岛国开始学习建设和管理一个庞大帝国，并为“美国世纪”的到来积蓄人才。
前联邦总检察长威廉·塔夫脱受命组建菲律宾第一个民政管理机构，他在190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约翰·潘兴上尉曾率美军在南部岛屿镇压穆斯林起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美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父亲在1900年出任菲律宾总督，他本人则于1936年前往马尼拉，为菲律宾组建第一支正规军，并被授予元帅军衔。
在跟随麦克阿瑟前往马尼拉的助手中，有一位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校。
这块远在亚洲的殖民地，在不到60年时间里为美国“培训”了两位总统和两位陆军最高指挥官，直接埋葬了西班牙和日本两大敌对国，当然会令历代白宫主人生出特殊的感情。
菲律宾人喜爱西班牙人那种散漫铺张的生活方式，但对美国人有着更加由衷的感激和敬畏。
马尼拉市命名有杜威大道（现名联合国大道）、罗斯福国家公园和麦克阿瑟大桥，所有美军曾经战斗和牺牲过的地方都会以特殊标志注明、并设置纪念馆;在关于解放莱特岛和吕宋岛的一系列主题雕塑中，都会有身材高大、手持M1“加兰德”式步枪的美军士兵形象出现。
关于1899～1902年那场造成20余万平民死难的菲美战争（发生在美国占领军和追求彻底独立的民族主义武装之间）的记忆被小心地淡化了，而美国对此的回馈，则是使菲律宾成为战后第一个与美国缔结双边军事盟约的东南亚国家，并在越战期间和泰国一起充当介入中南半岛的后方基地。
这项盟约带来的经济和安全收益，至今仍在泽被菲律宾政府：
从2011到2013年，美国向菲律宾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超过9100万美元;随后两年里，这一数额进一步递增至1.29亿美元。
但即使是美国的支持也无法改变菲律宾武装力量固有的任务属性和装备、训练的窘迫状况。
马尼拉当局需要以武力巩固中部和南部岛屿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为此近乎“任性”地扩大了陆军的规模、行动界限和预算。
在现役12.5万人的武装力量中，陆军兵力占据了2/3以上，编成10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师，分散部署于全国各地;海军和空军却没有一枚导弹，这和它3.6万公里的海岸线长度（高居世界第五）显然极不相称。
进入21世纪以来，菲律宾政府军依然在苏禄群岛和棉兰老岛南部与阿布萨耶夫武装（ASG）、“伊斯兰祈祷团”（JI）、“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BIFF）以及左翼“新人民军”（NPA）等形形色色的反政府武装进行着激烈的治安战，成效寥寥。
为了减轻菲律宾政府军的压力，美军自2002年起不得不直接介入菲律宾南部战局，在苏禄群岛驻扎一支数百人的特种部队，以指导对穆斯林极端武装的反游击战。
但仅仅是战术层面的支援仍无法扭转整个菲律宾武装力量的结构失衡状况——2014年3月，菲律宾空军宣布以4.2亿美元的价格从韩国购入12架FA-50型轻型攻击机，这才结束了越战年代的F-5“虎”式战斗机在菲国的漫长服役史。
而菲律宾海军第一艘安装有反舰导弹的主力舰、向韩国购买的二手轻型护卫舰“木浦号”要到今年底才会完成交付。
自身防卫能力的贫弱，反过来刺激了要求美军进一步强化在菲常驻兵力的呼声。
从21世纪初开始，关于“美军即将重返苏比克湾”的传闻就在菲律宾报章上占据了相当显眼的位置。
位于马尼拉湾以北的苏比克湾（SubicBay）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曾是“冷战”年代美军防卫东南亚的重要地理支点，1.6万英亩的基地内设有可停泊核动力航母的大型深水码头和维修浮船坞，鼎盛时期每年曾有数百万人次的美国海军官兵在此进出。
1992年，由于附近的皮纳图博火山喷发造成大面积尘埃污染，加之“冷战”宣告结束，美军决定从苏比克湾撤出，一年后又宣布关闭克拉克湾空军基地。
但由于修造船设备仍得到保留，并由菲律宾海军进行日常使用和维护，国内外舆论一直鼓噪美军即将卷土重来，以苏比克湾作为监视南海的前沿基地。
为了验证这种传闻的可靠性，我们从马尼拉驱车两个多小时北上，抵达位于苏比克湾腹地的奥隆阿波市（Olongapo）。
美军留下的部分军械仓库和浮船坞依然清晰可见，昔日“企业号”航母使用过的栈桥式码头上，整齐地停泊着菲律宾海军最大的两艘“德尔·毕拉尔级”护卫舰（原为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舰），对岸则是由韩国韩进重工（HHIC）投资兴建的全球第四大造船基地，可以建造载重量超过10万吨的巨型集装箱货轮。
但港区周边的情形已经与24年前大不相同——从20世纪90年代起，苏比克湾都会开发委员会（SBMA）陆续从海湾石油、联邦快递等跨国企业筹集到30亿美元的资金，对原美军基地的岸上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拆除和改建，使整个港区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保税仓库所在地以及海滨度假购物区。
鳞次栉比的大型购物中心、度假酒店和游艇码头偶尔会给人身在新加坡的感觉，点缀在购物区之后的则是海湾石油公司的储油罐、外资电子产品代工厂以及汽车租赁公司，冲淡了近在咫尺的军事气息。
统计数字显示，入驻苏比克湾自由区的大型企业已达700多家，为当地提供了超过7万个就业岗位，直接影响菲律宾将近8%的GDP。
在未来，克拉克基地也将进行类似的改造，并以一条45公里的高速公路与苏比克湾连通，成为吕宋岛西岸新的经济中心。
换言之，尽管短期或小规模将苏比克湾用于军事目的依然不成问题，但重新将其改回不产生经济效益的美军基地，在操作上已丧失可能性。
且不论铲除商业设施带来的工作机会流失，任何规模的美军作战部队重新进驻苏比克湾，都将使这个菲律宾目前最繁荣的自由港和购物区处在遭受导弹摧毁的阴影之下，从而使原本就缺乏经济活力的菲律宾面临进出口受阻、外资撤出乃至前期债务无法偿还等一系列连锁冲击，这都是马尼拉当局无法承受的。
故而所谓“美军重返苏比克湾”，除去真实的不定期临时入港外，更多只是菲律宾政府放出的一种自欺欺人的风声，以营造一种“美国并未抛弃菲律宾”的舆论效应。
巴拉望与卡拉延
从苏比克湾的游艇码头附近租赁一架小型水上飞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南向飞行，便可抵达巴拉望岛（Palawan）西岸的省政府所在地公主港（PuertoPrincesa）。
与马尼拉混乱中包含的繁华和奢靡气息相比，这里简直是一片不曾开发的原始村庄——当地最金碧辉煌的罗宾逊商业中心的规模，也不过与中国三、四线城市的万达购物广场齐平;新开发的四星级酒店与羊圈比邻而居，当地人则居住在椰子林和香蕉林中胡乱搭建的铁皮棚屋和木制高脚屋内，以手工改造的三轮摩托车作为交通和载客工具，10公里路程的统一价格是50比索（约7元人民币）。
若不是这里距离南沙群岛南部仅有100海里之遥，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化外之岛。
在充满潮湿和混乱观感的公主港，我并未发现有任何政府管理存在的迹象：
没有警察，没有醒目的政府机关大楼，甚至也没有马尼拉商场前如临大敌的持枪保安。
5天的行程中，我没有找到一间公共厕所和一座邮筒，连稀少的路灯都仿佛只是点缀。
唯一永远整洁高效的只有全国连锁的加油站、快餐厅和药店。
一位曾经拜访过当地市长的美国学者在邮件中戏谑地告诉我：
“找不到政府是很正常的，因为市长是在一间漏水的破房子里办公，外观比普通民居好不了多少。
西面480公里外的卡拉延市的市长有时也会跑来避难，因为台风时常造成帕加萨岛的通讯和补给中断。
那时办公室看上去就好像是埃利斯岛（纽约市早年的移民检查站）。
”
卡拉延（Kalayaan）是菲律宾当局对南沙群岛南部岛礁的官方称谓，帕加萨岛（Pagasa）则是当地塔加洛人对中业岛的俗称，意为“希望”。
1970年菲律宾侵占中业岛后，在当地驻扎有60名海军陆战队员，2009年又将这一驻军点升格为“埃米利奥·利瓦纳格海军基地”，试图派遣舰艇在此周期性驻扎。
不过受限于糟糕的基建能力，目前中业岛驻军所能使用的主要交通设施仍是一条1300米长的土质飞机跑道，由日本海军基地部队在“二战”期间通过填海建成。
天气晴好时，轻型运输机可以从公主港机场起飞，在这条窟窿满地的跑道上降落，为守军和岛上的300多位平民运去补给品;一旦台风或暴雨来袭，飞机便只能停航。
2004年，菲律宾海军旧式坦克登陆舰“北拉瑙省号”在驶近中业岛码头时撞上水下的珊瑚礁，搁浅损毁，此后扩建岛上基地的计划进展极为缓慢。
目前巴拉望岛西岸的渔船往返当地仍较为方便，但单次航程需要花费近30小时。
1956年，菲律宾商人托马斯·克罗马（TomásCloma）自称南海岛屿的首位发现者和占有者，率40名水手登上南沙部分岛礁，宣布成立独立政权“自由之地自由领”（FreeTerritoryofFreedomland）。
当克罗马的小船驶向中国台湾军队控制的太平岛时，遭到了驱逐。
1974年，独裁者马科斯逮捕了这个狂人，要求他签署一份以1比索的价格将“自由之地”转让给菲律宾政府的文件，随后签发了第1596号总统令，宣布在巴拉望省第一区之下设立卡拉延市，统辖南沙群岛南部。
不过对大部分巴拉望岛当地人来说，这个“卡拉延市”从来都是仅闻其声、未见其形，他们依然用塔加洛语俗称来标记这些在GPS上以英文显示的大小岛礁。
不过，巴拉望岛并未完全脱离军事阴影。
在乘车沿东海岸公路行驶时，我发现了菲律宾海军西部军区司令部和第三海军陆战旅的指挥设施，并在公主港市内与几名身着制服的军人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他们看上去对扩大在南沙海域的军事行动并无信心——“我们没有可以全天候使用的飞机，也缺乏大型军舰。
”“中国在人工岛上修建的机场可能使巴拉望岛被一次空袭彻底摧毁。
”甚至有人神秘兮兮地询问：
“据说中国的新型船坞登陆舰可以从南沙岛屿一直行驶到巴拉望岛西岸，放出两栖坦克彻底占领这个岛？
”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当然不会有轰炸巴拉望岛或者派遣坦克上门的意图，但菲律宾却已经开始筹划一项相当具有冒险性的工程：
将巴拉望岛西岸的乌卢甘湾（UluganBay）建设为新的大型海军基地，并邀请美国舰艇和飞机入驻。
我们租用汽车从公主港出发，用一个多小时抵达西海岸，绕乌卢甘湾行驶一周，发现这里的确比朝向苏禄海的公主港更适合作为威胁南沙群岛的前哨基地。
整个港湾水深、宽度和纵深都相当理想，足够容纳驱逐舰以上级别的舰艇停泊，与博通海滩相对的半岛和西岸纵深之间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港汊，可以容纳修造船设施，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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