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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管理》阅读资料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导言
20世纪，制造行业的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增长了50倍，这是管理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实际上也是真正独一无二的贡献。
21世纪，管理需要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与20世纪的贡献类似，它要提高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20世纪，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生产设备。
21世纪，组织（包括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最有价值的资产将是知识工作者及其生产率。
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
首先，看看我们所处的位置。
有教养的人第一次真正地深入了解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并开始对它们进行研究，仅仅只有一百零几年的历史。
希腊的伟大诗人赫西奥德（Hesiod，公元前6世纪）和500年以后罗马的伟大诗人维吉尔（Virgil，公元前1世纪末），在他们的诗中颂扬了农民的辛勤劳动。
这些诗歌在任何语言中都是流芳百世的佳作。
但是，无论是他们颂扬的辛勤劳动，还是农民本身，都与他（它）们所处的现实相去甚远，也没有表达出任何共同点。
赫西奥德或维吉尔手上没有拿过镰刀，也没有放过羊，更没有深入了解过做这些事情的人。
在距维吉尔那个时代1900年后，卡尔·马克思（KarlMarx，1818-1883）开始在著作中提到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
第一个深入了解他（它）们，即作为一名体力劳动者劳动，然后对体力劳动进行研究的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当然，我们今天称之为“生产率”（这个术语仅仅有50年的历史）的东西，在有文字记录的历史长河中（实际上在出现文字记录之前）曾无数次有过平稳增长的经历。
但是，这些增长的经历都是采用新工具、新方法和新技术的结果；它们的增长体现的是经济学家今天称之为“劳动力”的东西（即工人的生产率）出现增长的情况却乏善可陈。
工人只有通过更努力地工作或延长劳动时间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
在人类的历史中，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在大多数问题上，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与今天的经济学家都持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从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到卡尔·马克思，他们都一致地认为，不同工人在技能上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除了有勤劳与懒惰、身强体壮与体弱多病的区别，工人的生产率不存在任何差别。
在当时，生产率的概念并不存在。
现在，它仍旧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在当代的大多数经济理论（例如凯恩斯（Keynes）和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的公式中，它并没有被考虑在内。
在泰勒首次深入了解和研究体力劳动后的10年间，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出现了空前的提升。
从此以后，生产率以每年3.5%的复合增长率稳步提高，这意味着，自泰勒以后，生产率增加了50倍。
没有这个成就，20世纪在经济和社会上取得的所有进步也就不可能实现。
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创造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发达”经济。
在泰勒之前，“发达”经济根本就不存在，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同样是“不发达的”。
在今天的不发达经济或“新兴”经济中，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没有或至少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有关体力劳动生产率的理论
泰勒的理论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并不简单。
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的第一步，是深入了解体力劳动者的任务和分析构成任务的动作。
下一步是记录每一个动作、完成每个动作需要的体力和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剔除多余的动作。
每当我们深入了解体力劳动时，我们都会发现，许多过去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程序，现在看来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是可有可无的。
然后我们确定每一个生产出成品所必需的动作，并以最简单、最容易、操作人员所能承受的体力和精神压力最小和耗时最短的方式完成这些动作。
随后，我们按逻辑顺序将这些动作合并到一起，使之成为一项“工作”。
最后，我们重新设计完成这些动作所需的工具。
只要我们能深入了解任何工作，无论这项工作已经做了几千年，我们都会发现，传统的工具完全不是完成任务所需的恰当工具。
例如，在铸造厂使用铁铲搬运沙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也是泰勒的第一个研究项目。
铁铲的形状不对，尺寸不对，把手的选择也不对。
我们还发现，外科医生使用的传统工具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泰勒的理论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了——有效的方法总是简单的方法。
但是，泰勒通过反复试验，用了20年的时间才取得这样的成果。
在最近100年中，我们无数次地改变、修正和改进这套方法。
它的名称在20世纪里也发生了更迭。
泰勒自己一开始称之为“任务分析”或“任务管理”。
20年后，它变为“科学管理”。
又过了20年，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英国和日本，它叫“工业工程”，在德国叫“合理化”。
由于泰勒和他的方法树大招风，备受争议，因此有些人利用几乎标准的“公共关系”理论，声称自己的方法可以“否定”或“取代”泰勒的方法。
当泰勒实际深入了解体力劳动时，他看到的与诗人和哲学家（从赫西奥德和维吉尔到卡尔·马克思）在颂扬体力劳动时描述的完全是两回事。
他们都赞美“技能”。
泰勒指出，体力劳动根本就不存在技能，只有简单和重复性的动作。
能提高体力劳动的生产率的是知识，即按照一定的方法将简单和无需技能的动作合并在一起，对它们加以组织，并执行这些动作。
事实上，泰勒是第一个认为知识与劳动有直接关系的人。
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泰勒与当时的工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工会都是同业公会，他们赖以谋生的基础就是绝不外传的手艺，他们也就是靠这种手艺控制着整个行业。
此外，泰勒主张，企业应根据工人的生产率支付报酬，即根据他们的产出，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投入（如按小时计算的工作时间）。
现在的工会仍旧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
但是，由于泰勒认为体力劳动是由一系列操作活动组成的，因此本身不做任何体力劳动的人大多拒绝接受泰勒的主张，这些人包括古代诗人和哲学家的后裔、文艺界和知识分子。
泰勒破坏了体力劳动所具有的浪漫主义色彩。
体力劳动由“高贵的手艺”摇身一变成为一系列简单的动作。
然而，在最近100年中，许多人尝试采用各种方法提升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进而增加他们的工资，尽管许多人强调他们的方法不同于泰勒的方法，但是即使是效果最小的方法也是以泰勒的理论为基础的。
“劳动扩大法”、“劳动充实法”和“工作轮换法”等方法也是一样，都是采用泰勒的方法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从而提高工人的生产率。
亨利·福特的流水生产线（1914年出现的，当时泰勒已经因年迈多病而退休了）也是一样，在他的生产线中，泰勒的任务分析和工业工程理论延伸到体力劳动的整个流程当中。
日本人提出的“质量圈”（qualitycircle）、“持续改善”（kaizen）和“准时生产”（just-in-timedelivery）等概念更是一样。
W.爱德华兹·戴明（W.EdwardsDeming,1900-1993）提出的“全面质量管理”是最好的例子。
他所做的就是严格按照泰勒的方法分析和组织工作，这也是全面质量管理的精髓所在。
但是随后在1940年左右，他在（泰勒去世后10年才出现的）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质量控制（qualitycontrol）。
最后，在20世纪70年代，他用闭路电视和计算机模拟法替代泰勒的秒表和动作分解照片（motionphoto）法。
但是，戴明的质量控制分析法与泰勒的效率专家法（efficiencyengineers）简直一模一样，而且具有相同的作用。
尽管泰勒有许多缺点，但是他的影响力是其他美国人所无法比拟的，包括亨利·福特。
“科学管理”（及其替代者“工业工程”）成为一种风靡全世界的美国哲学体系，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美国宪法和《联邦主义者文集》（FederalistPapers）。
19世纪唯一能够与泰勒的理论分庭抗礼的世界性哲学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管理及福特公司以泰勒的理论为基础的生产线席卷了整个美国。
20世纪20年代，科学管理在西欧大行其道，并开始登陆日本。
德国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要直接归功于他们在培训或训练中运用泰勒理论的做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德国总参谋部在士兵的职责和军事训练中运用了“合理化”理论，即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
在这个基础上，希特勒得以在短短6年（从希特勒上台到1939年）中建立起一台庞大的战争机器。
美国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尝试运用同样的理论培训产业工人，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面推广泰勒的理论。
虽然美国参军的男性要比德国多，同时在工厂从事生产的男性比德国少，但是由于美国全面推广了泰勒的理论，因此美国在工厂的产量上要胜出德国一筹。
另外，由于采用了基于培训的科学管理法，美国普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欧洲的两三倍。
科学管理使得美国能够在战场上比德国和日本集中更少的兵力，同时在产量上仍可以比德国和日本多出几个数量级。
1950年以来，西方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大多都仿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做法发展自己的经济，他们利用科学管理理论提升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
在此之前取得的所有经济发展成就都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首先是18世纪的法国，其次是1760～1850年的英国，最后是19世纪下半叶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德国和美国。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非西方国家，从日本开始，没有采用技术创新的方式。
他们反而引入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泰勒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培训方式，并利用这种培训方式几乎一夜之间大幅度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
而在当时，这些工人大部分无一技之长，而且这些国家仍旧未进入工业化阶段（例如，1950年日本几乎2/3的劳动人口仍旧以种田为生，除了种水稻以外，他们在任何工作上都缺乏技术培训）。
然而，虽然这些新兴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但是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的工资仍旧处于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因此发达国家可以生产的产品，这些国家或地区（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随后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也可以生产，但劳动力成本只是发达国家的一个零头。
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的未来
泰勒的理论当时是为制造业的体力劳动设计的，而且一开始只适用于制造业。
但是，即使在这些传统的缺陷内，它的应用范围仍旧非常广阔。
在仍旧靠体力劳动，特别是靠制造业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他们有大量的年轻人口，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同时这些人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几乎没有什么技能）中，泰勒的理论仍旧将是他们的组织原则。
但是，我们需要做大量要求手工操作的知识工作，包括要求利用非常先进和非常全面的理论知识完成的工作。
这些操作的劳动生产率也离不开工业工程法。
有关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本章后半部分予以讨论。
尽管如此，在发达国家中，最主要的挑战不再是提高体力劳动的生产率，在这方面，我们毕竟知道怎么做。
我们面临的首要挑战将是提高知识工作者的劳动生产率。
在每一个发达国家，知识工作者都迅速成长为一支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大军。
在美国的劳动力总人口中，他们的比例可能已经达到2/5，而在其他发达国家中，他们所占的比例虽然比美国小，但也在快速增加。
最重要的是，在将来，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生死存亡和繁荣昌盛的关键。
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关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在研究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方面，我们在2000年取得的进度大概只相当于一个世纪以前，即1900年我们在研究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但是，在生产率方面，我们现在对知识工作者的认识比当时对体力劳动者的了解多得多。
我们甚至找到了许多答案。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要面对一些挑战，而且我们至今还未找到应付这些挑战的对策，因此我们需要行动起来。
以下6个主要因素决定了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1.要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我们需要问这样的问题：
“任务是什么？
”
2.要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我们要求知识工作者人人有责。
知识工作者必须自我管理。
他们必须有自主权。
3.在知识工作者的工作、任务和责任中必须包括不断创新。
4.对于知识工作，知识工作者需要不断受教育，他们同样也需要不断指导别人学习。
5.我们不能或至少不能只用产出的数量来衡量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质量至少与数量同样重要。
6.最后，要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组织应把知识工作者看做“资产”，而不是“成本”，并给予相应的待遇。
在面临所有其它机会时，知识工作者需要有为组织工作的意愿。
在所有这些要求中，除了最后一个外，几乎每一项都与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所需的措施完全相反。
在体力劳动中，质量也非常重要。
质量不高是有缺陷的质量。
我们必须为体力劳动设定某种最低的质量标准。
企业通过全面质量管理，即20世纪的统计学理论在体力劳动中的应用，能够减少（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低于这个最低标准的产品，这就是全面质量管理的功劳。
但是在大多数知识工作中，质量不能有最低标准，也不能是有缺陷的质量。
质量是产出的精髓。
在判断教师的绩效时，我们不能问教师教了多少学生。
我们应该问有多少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这就是关于质量的提问。
在评估医疗实验室的绩效时，我们首先要问有多少实验结果是有效和可靠的，其次才能问实验室使用自己的设备能做多少实验。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档案管理。
因此，在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方面，我们首要的目的是取得质量，即取得最佳的质量，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取得最高的质量最好。
然后，我们才能问：
“完成了多少工作量？
”
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研究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出发点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而且还表明我们将需要学会明确地了解质量的内涵。
任务是什么
在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方面，决定性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
“任务是什么？
”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与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最大差别就体现在这个方面。
在体力劳动中，关键的问题总是：
“我们应如何工作？
”在体力劳动中，任务总是明摆着的。
研究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的人不会问：
“体力劳动者应该做什么？
”他们唯一的问题是：
“体力劳动者怎么样才能做得最好？
”
关于体力劳动的这些问题恰好与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或率先设计出流水生产线的福特公司的管理方法和W.爱德华兹·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不谋而合。
但是，在知识工作中，关键性的问题是：
“任务是什么？
”
原因之一是，知识工作与体力劳动不同，知识工作者的工作不是安排好的。
在汽车生产线中，汽车底盘生产线生产出的底盘与车轮生产线生产出的车轮同时到达车轮安装生产线时，负责安装的工人就需要按照程序的安排在底盘上安装车轮。
在播种之前耕地的农民不会从拖拉机中出来接电话、参加会议或写备忘录。
在体力劳动中，要做的工作总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在知识工作中，知识工作者不会根据程序的安排执行任务。
例如，当病人突然陷入昏迷时，医院里会乱作一团，这时护士当然没有因此手忙脚乱，她会按部就班地工作。
但是，在其他方面，例如是在病人的病床上采取急救措施，还是先填表，主要由护士决定。
工程师经常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要么写报告或修改报告，要么被要求开会，等等。
在百货公司的销售人员的职责是向客户提供服务和提供客户感兴趣或应该感兴趣的商品。
但是，销售人员的大量工作时间却用在文书工作、核实商品是否有存货、核实交货的时间和方式等工作上。
在做所有这些工作时，销售人员都不与客户直接接触，对于销售人员做本职工作（即向客户销售商品和满足他们的需要）的生产率也于事无补。
在处理知识工作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知识工作者的任务是什么，这样他们才能将所有精力集中在他们的任务上，同时放弃所有其他事情——至少尽可能地放弃这些事情。
但是这需要知识工作者自己确定他们的任务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
而且，只有知识工作者自己才能确定他们应该干什么。
因此有关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研究，我们应该首先问知识工作者自己：
你的任务是什么？
你的任务应该是什么？
组织希望你应该做出什么贡献？
什么事情妨碍你完成你的任务？
你应该放弃哪些事情？
知识工作者自己几乎无一例外地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而且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通常仍需要花时间努力地重新组织他们的工作，这样他们才可以实际上做出他们本应该做的贡献。
但是，在问过这些问题和根据问题的答案采取相应的行动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通常可以翻一番或两番，而且增加的速度相当快。
如果我们向大医院的护士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会看到上述的结果。
实际上。
她们有明确的分工，一部分人负责“护理病人”，另一部分人负责“协助医生”。
但是，她们都对妨碍他们发挥绩效的事情有着共同的认识，她们称之为“打杂”：
文书工作、安排鲜花、接病人家属的电话、解决病人的紧急问题等等。
所有这些杂事都可以交给不担任护士工作的普通服务员（floorclerk），她们的工资比护士少得多。
若按护士在病人病床前工作的时间算，值班护士的生产率立即上升了一倍多。
病人的满意度也增加了一倍多。
而且，以前高得离奇的护士流动率在4个月内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旦明确了知识工作者的任务，下一组要求就可以迎刃而解，而且是由知识工作者自己解决的。
它们是：
1.知识工作者应对自己应做的贡献负有责任，在质量、数量、时间和成本方面，由知识工作者决定他们应承担什么责任。
知识工作者需要有自主权，有了自主权，他们就应当承担责任。
2.在知识工作者的工作中应该包括不断创新。
3.在知识工作者的工作中还应该包括继续学习和继续指导。
但是，在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方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我们仍旧没有解决。
我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质量是什么？
对于一些知识工作，特别是一些要求利用高级知识的工作，我们已经掌握了衡量质量的标准。
例如，对于外科医生，我们可以根据同事对他们的了解、做难度高和危险系数高的手术的成功率（如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的存活率或做过整形外科手术的患者的全面恢复率）对他们进行日常评估。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大体上主要靠主观判断了解许多知识工作的质量，对于这些工作，我们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
但是，让我们主要忧虑的不是衡量质量的难度，而是明确知识工作者需要做和应该做的任务的难度，在这方面，人们的观点更加趋于两极分化。
据我所知，美国的学校是最好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美国内城区的公立学校已经成了重灾区。
但是，在与之一墙之隔的私立学校上学的孩子举止得体、学习成绩优秀，而这两种学校对他们的任务有不同的认识。
公立学校一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帮助穷人”；而私立学校一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想学习的人学习”。
因此，教育方法失败的注定失败，教育方法成功的注定成功。
但是，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大型制药公司中。
这些公司的研究部门分为两类，由于他们对任务的认识不同，因此他们的结果也大相径庭。
一种研究部门认为他们的任务是避免失败，即在已取得的市场上对现有产品稳步实施改进措施，这种改进的幅度要相当小，而且是可以预知的。
另一种研究部门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取得“突破”，因此也会承担风险。
这些研究部门自己、他们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外界分析人士都认为他们做得相当成功。
但是，由于他们各自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经营，对自己的生产率和研究科学家们的生产率的认识就完全不同。
因此，明确知识工作的质量和将这种认识转变为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任务的认识的问题。
这就需要明确特定的企业需要看到、特定的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这种认识的过程具有一定难度，需要冒风险，而且通常饱受争议。
视知识工作者为资产
在各自的经济意义上，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体现得最为明显。
经济学理论和大多数企业奉行的准则都视体力劳动者为成本。
要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企业必须像对待资产一样对待知识工作者。
企业需要控制和降低成本，他们需要努力使资产增值。
在管理体力劳动者方面，我们很早就知道，工人的流动率高（即工人的流失），企业的损失也非常惨重。
众所周知，1914年1月，福特汽车公司将技术工人的日工资从80美分提高到5美元。
它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的工人流动率高得超过了正常水平，使得劳动力成本高得令人难以承受；该公司每年得雇6万人才能保证1万人的正常用工需求。
即使这样，包括亨利·福特本人（他一开始强烈反对增加工资）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提高工资会大幅度地降低公司的利润。
但是，在第一年，利润反而几乎翻了一番。
实施5美元的日工资后，实际上再没有工人愿意离开了。
事实上，希望进入福特公司的工人成群结队地涌来。
但是，即使企业没有出现工人流动的现象，也不需要重新雇佣或挽留工人，因此也不会遭受什么损失，体力劳动者仍旧被视为成本。
日本就是这种情况，尽管他们强调终身雇佣制和强调建立一支“忠于企业的”、固定不变的劳动力大军。
在没有工人流动的情况下，企业在管理多年以来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员工时，仍旧认为体力劳动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只是少数高级技术工人除外。
这种观点无疑不适用于知识工作。
从事体力劳动的员工不掌握生产资料。
他们可能拥有许多宝贵的经验，而且通常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这种经验只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才能体现出应有的价值，具有不可移动性。
但是知识工作者掌握生产资料，即在他们大脑中存储的知识，是完全可以带走的，而且是巨大的固定资产。
由于知识工作者掌握生产资料，因此他们是易于流动的。
体力劳动者对工作的依赖程度大于工作对他们的依赖度。
这种情况可能仍旧不适用于知识工作者，组织对他们的需要程度大于他们对组织的重要程度。
但是对于大多数知识工作者和组织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管理的责任是管理组织的资产。
当知识工作者个人的知识成为组织的资产，而且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成为组织的主要资产时，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人事管理政策，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吸引和留住生产率最高的知识工作者，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为了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并将提高的生产率转化为组织的绩效和能力，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技术人员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做知识工作的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但是，许多知识工作者既做知识工作，也做体力劳动。
我称之为“技术人员”。
这些人包括掌握了深奥知识的人。
为了防止患脑动脉瘤的病人出现致命的脑出血症状，外科医生在准备做切除手术前需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诊断，这要求医生掌握深奥的专业知识。
随后，在手术过程中，病人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并发症，这时又需要医生具有深奥的理论知识和精准的判断能力。
但是，手术本身是一项体力劳动，即由重复的手工操作组成的体力劳动，医生需要快速、准确和按照统一的标准完成这些手工操作。
有关这些操作的研究、组织、学习和实践方法与任何体力劳动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与泰勒最初为工厂作业提出的方法一模一样。
但是，在有些技术人员的工作中，知识虽然总是非常重要的，但却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在所有技术人员中，这些人所占的比例还不小。
档案管理员和替代档案管理员的电脑操作员的工作都要求他们了解字母顺序，而这些知识谈不上任何经验，而且在整个工作中只占一小部分，其余大多是体力劳动。
但是，这些知识工作属于基础性的知识，而且是绝对重要的知识。
在知识工作者中，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可能是最大的。
他们可能是增长最快的一批人。
他们包括大多数卫生保健从业人员、实验室的技术员、康复中心的技术员、透视部门的技术员，如X光、超声波和核磁共振透视等等。
他们包括牙科医生和所有牙科支持人员。
他们包括汽车技工和各种维修安装人员。
事实上，技术人员可能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技术工人的真正的接班人。
技术人员也是发达国家获得真正和持久的竞争优势的中坚力量。
谈到真正渊博的知识，19世纪的德国通过大学建立起来的领先优势，任何国家都不能望其项背。
对于理论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经济理论学家等科学家而言，“国籍”已经不再重要。
任何国家都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培养出大批知识渊博的人。
例如，印度尽管国家非常穷，但是它培养出大量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和第一流的计算机程序员。
同样（请参阅本章前半部分），对于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而言，“国籍”也不再重要。
在基于科学管理理论的培训机制的帮助下，所有国家的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都可以在一夜之间达到最先进的国家、行业或公司的标准。
只有通过培养技术人员，发达国家才能在不远的将来继续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
美国是唯一一个通过全国性的社区学院体制真正发展出这种竞争优势的国家，而美国的社区学院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教育体制。
成立社区学院的初衷（始于20世纪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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