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气候变化合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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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气候变化合作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
摩擦,未来如果能够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对两国节能减排肯定都会大有好处。
”
东方早报:
《声明》对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有怎样的影响?
在多边谈判领域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具体行动方面,中美如何携手推进?
涂建军:
我个人认为,中美两国在气候议程上进行合作,慢慢会形成一些事实上的默契与共识。
这种默契具体表现为:
未来中美两国越来越不太可能发生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那类激烈冲突。
日后两国在国际谈判的一些具体事务上,尤其是在原则性的事务上,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理解和包容。
但中美两国这种合作对国际气候谈判是福是祸,暂时还很难判断。
中美两个大国加起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全球总量的40%。
如果中美携手,将有两个可能,要么是努力推进全球气候议程,要么这两个国家出工不出力,在全球气候谈判过程中发挥消极影响。
我个人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的各种社会力量应该鼓励政府朝着积极的方向推进全球气候议程。
两国可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中美两国应该尽量消除双方在清洁能源贸易和技术研发领域的贸易壁垒。
中美过去在光伏和风能领域有令双方相当不愉快的贸易摩擦,未来如果能够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对两国节能减排肯定都会大有好处。
知识产权方面,双方都应做出努力使得立场更加接近。
如果这样的话,未来两国在技术转让方面的空间会大很多。
东方早报:
欧盟、中国和美国三大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哪一方更能发挥实质性作用?
涂建军:
在气候变化领域,欧盟观念比较领先,即使当前经济形势这么困难,欧盟在气候议程上还是想尽量发挥领导作用。
从精神层面上,欧盟是全球气候议程当仁不让的领袖。
但有一个问题,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欧盟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得比较厉害,欧盟现在的碳排放量只占到全球12%的水平。
非常讽刺的是,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水平不高,也意味着在国际谈判舞台上的分量会轻不少。
中国虽然未来温室气体减排压力最大,但换个角度看,国内有关各方在减排上可做的事也最多。
排放增量最大,也意味着绝对减排量可能做到全球第一。
如果国内能有好的政策、好的技术,中国为全球气候议程事实上可做的贡献将非常巨大。
我个人认为,国际气候谈判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美国。
美国既有全球第一的综合国力,也有除中国外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综合各项指标来看,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舞台的实力和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最理想的状态下,如果以上三方把俄罗斯也加进来,建立一个小多边合作机制,在气候变化领域是大有可为的。
难度虽然不小,但如果有关各方不用讨论争议极大的温室气体国际减排承诺问题,而是从具体的事务性合作着手,这个小多边机制未来成长为推动全球气候议程的一个重要舞台,也不是不可能。
“合作过于紧密
将是政治负担”
“社会各界对中美合作要有一个冷静的认识,不宜对任何具体声明、协议期待过高。
这首先是由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
在美国,奥巴马管理的是一个小政府,美国政府做很多事会受到国会牵制。
比如,中美合作的美方资金往往是需要国会批的。
如果国会不批准,合作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
东方早报:
在清洁能源等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密切合作,“将有助于构建中美两国及未来几代人的互信,在两国促进就业并创造巨大商业机会”,两年前美国时任驻华大使洪博培的一番话,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气候变化背后蕴藏的就业与商机,是不是克里访华达成《声明》的重要动力?
涂建军:
中美这么大的两个国家,在这么重要的领域进行合作,就业和商机肯定会有所触及。
但我认为,中美双边气候合作更多的是基于政治性的考量。
对中国政府来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当然是希望跟美国加强双边合作,降低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对抗的风险。
站在美国政府的角度,奥巴马在国内推动气候议程,由于缺少了来自国会的配合,效果一直不太理想,需要借助国际合作,以便有所作为。
中国政府在国内节能减排上其实是做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在“十一五”期间,但因为国内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上升过快,在国际上压力还是很大。
如果中国能跟世界第一强国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多点合作、少点对抗,何乐而不为?
但中美两国在气候领域深化双边合作,最后对全球气候议程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多赢局面,还有待持续观察。
东方早报:
中美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近30年来,中美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签署了近40个双边合作协议,虚多实少,此次联合声明,在你看来有怎样的不同?
涂建军:
社会各界对中美合作要有一个冷静的认识,不宜对任何具体声明、协议期待过高。
这首先是由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
在美国,奥巴马管理的是一个小政府,美国政府做很多事会受到国会牵制。
比如,中美合作的美方资金往往是需要国会批的。
如果国会不批准,合作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还有,两国物价水平相差不少,但大国双边合作都讲对等性原则。
同等的资金,分配给美国那边的机构使用和分配给中国的对应机构使用,双方能做出来的事情是很不一样的。
其次,中美合作经常在所需投入、期望值等方面难以做到完全匹配,这也是为什么两国过去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经常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
最后一点,美国现在国债危机还是比较严重的,在经费短缺的大背景下,预计美国政府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领域能够提供的资源必然相对有限。
东方早报:
此前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缺乏合作意愿,尤其是美国方面。
根据你的观察,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变?
涂建军: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美两国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占比过高。
有鉴于此,中美两国在国际气候谈判问题上不宜大举对抗,像2009年哥本哈根那样的话,最终会是两败俱伤。
但中美两国也不能合作过于紧密,如果世界前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给国际社会营造的是紧密合作的形象,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负担,而且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将非常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不要想着任何产业
都一定要自给自足”
“当然,知识产权保护不能说得过于绝对。
美国发展初期跟当年英国的关系也有这么个阶段。
美国当年也有把英国大量的技术工人和技术拿来为己所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历史。
但中国经济规模已是全球第二,总量已经上去了,这个时候不尊重知识产权,别的国家就有意见了。
”
东方早报:
中国与美国在光伏领域发生了贸易摩擦,这是否预示着两国在该领域是竞争大于合作,互补性不强?
涂建军:
我个人认为恰恰相反,中国人工便宜,光伏电池制造应该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美国电价不高,技术先进,创造力强,多晶硅生产和光伏设备的研发、制造是该国的优势所在。
理论上讲,两国在光伏产业链上有很强的互补性。
但这种互补性要有个限度,不能因为一个国家在某一块很强,就不留给对方一点生存的余地。
在知识产权上,中国也到了需要加强本土创新力的阶段。
国内的经济不能总是粗放性发展,提升产业价值链还是要靠本土创造力。
一个国家的技术总是靠模仿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当然,知识产权保护不能说得过于绝对。
美国发展初期跟当年英国的关系也有这么个阶段。
美国当年也有把英国大量的技术工人和技术拿来为己所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历史。
但中国经济规模已是全球第二,总量已经上去了,这个时候不尊重知识产权,别的国家就有意见了。
很多小的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并不好,但没有引起过多关注,那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总量小。
东方早报:
去年中国光伏行业可谓四面楚歌,遭到各方制裁,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涂建军:
中国在光伏国际贸易领域的摩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为了扶持新兴产业,任何一个国家光伏产业都需要政府补贴。
因为跟传统能源比,光伏行业一开始是不那么具有竞争优势的。
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各级政府的补助到底有没有过度?
2012年,中国的光伏电池产能有40GW,而全球每年新增的光伏电池装机容量也没这么高。
中国光伏行业这么无序发展,如果还要活得好,相当于要把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光伏工厂都关掉。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各级政府无序补贴导致的产能过剩,将一度非常具有增长前景的全球光伏行业变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市场。
国内各级政府和产业界需要好好总结和反思,以避免在未来重蹈覆辙。
国内产能严重过剩的现象不止发生在风能、光伏等新兴行业。
当前在投资领域存在着一种体制性的缺陷:
只要能拉抬地方GDP(国内生产总值)、能带来大量投资的项目,地方政府就会拼命往大里做。
各级领导、投资决策者往往不仔细考虑项目的经济性问题,好像只要大的项目投下来并建好,有关各方总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渔利,以上现象是极其不健康的。
(编注:
由ThePewCharitableTrusts发布的最新报告援引BloombergNewEnergyFinance的数据和分析称,2011年,美国在国内产太阳能、风能和智能技术产品方面,对华贸易顺差为约5亿美元。
如果将在海外运营并把产品出售给中国的美国公司计算在内,这一顺差为16.3亿美元。
报告称,虽然中国总体出口超过美国,但在清洁能源领域美国却占据优势,而这一点尚未被人认识。
中国是美国太阳能面板主要供应国,但美国公司在这一供应链中提供其他高价值部件,例如多晶硅、化学产品和制造设备。
在风能领域,中国制造商提供支撑涡轮的钢架,而美国公司提供玻璃纤维和电子控制装置。
)
东方早报:
中国光伏处于产业链的底端,企业也是想往产业链上游发展,你有什么建议?
涂建军:
这个问题要在具体项目的基础上来谈可能更好。
不过,任何投资及产业链的延伸都需要循序渐进。
国内普遍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似乎任何行业中国人都应该从产业链的头一直做到尾,这种惯性思维有很大问题。
全球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导致的国际分工。
一个国家在产业链上从头做到尾,像光伏产业,从技术研发、机械设备,一直到多晶硅、切片、电池片、电池组件、应用系统,如果国内的公司都要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比较可怕的思维,这就说明中国在国际分工领域没有准备给别的国家留一口饭吃。
未来不妨尝试着改变思路。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但离开了中国、日本,很多东西美国人自己也制造不出来,其实美国这种做法反倒是对国际自由贸易及比较分工理论的一种尊重。
国内如果能够转变思路,不要想着任何产业都一定要自给自足或在国际市场一定要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不少能源、环境困境很可能会大大缓解。
“十二五”页岩气
产量目标实现难
“壳牌、雪佛龙等大型国际油气公司投资中国页岩气,未必就表明中国页岩气行业对它们真的是那么有吸引力。
这些国际大型油气公司也许仅仅是希望当中国能源行业开放的那一天,它们可以领先其他同行一步,在中国已提前布局了一些油气资产。
”
东方早报:
美国在页岩气方面有经验,你是否看好中美两国目前已经开展的页岩气技术合作?
中美两国在页岩气领域的合作能否改变国际能源版图?
涂建军:
美国页岩气革命已经改变了国际能源版图。
原来外界一直认为,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会持续增长,现在却在不断下降。
另外,仅仅是10年前,有关各方纷纷准备在美国各地兴建液化天然气进口码头,现在有二十多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码头项目在美国能源部等待批准。
在不远的将来,美国预计将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并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根据美国非常规油气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美国能做到以上两点,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美在页岩气领域的双边合作,潜力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现在主要障碍在于国内尚未理顺的体制。
国内在煤层气开发的失败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中国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接近全球一半,但煤层气产业为何会做成现在这种水平?
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煤层气开发有很多经验教训,国土资源部也在归纳总结,试图在页岩气领域更加开放、灵活一些。
不过,国内在能源上游行业国有垄断太多年了,观念一时半会很难完全调整过来,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渐进性的微调,短期内想把页岩气行业启动起来是很难的。
我估计,国内“十二五”页岩气规划中的产量目标应该是实现不了的。
等“十二五”规划期过了后,有关各方需要反思总结原因。
那时候,各级政府如果能在体制上做一些更加根本性的调整,未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潜力很可能就可以充分释放出来。
我个人认为,现在双方在页岩气行业合作的障碍主要还是在中方这一块。
(编注:
国家能源局去年3月发布的《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提出,到2015年,中国页岩气产量将达65亿立方米,而2020年则力争实现600亿-1000亿立方米。
)
东方早报:
但中方的意愿很强烈,你怎么看?
涂建军:
中国现在节能减排的压力这么大,天然气又是最清洁的一种化石能源,中国政府开发页岩气意愿很强并不出人意料。
但中国现在市场开放程度远远不够。
站在国外油气公司的角度看,如果带着先进的技术进入中国市场,陪着中国公司钻几口井后,再手把手教会国内公司如何开发这个行业,自己很可能就没有什么事了。
在这样一种市场前景和政策环境下,如果看不到太多商业利益,任何国际石油公司都很难与中国公司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合作。
壳牌、雪佛龙等大型国际油气公司投资中国页岩气,未必就表明中国页岩气行业对它们真的是那么有吸引力。
这些国际大型油气公司也许仅仅是希望当中国能源行业开放的那一天,它们可以领先其他同行一步,在中国已提前布局了一些油气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