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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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
近代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
——以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
邹进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摘要】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内生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对中国近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及其重要的中介和先锋作用，他们一方面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一方面敏锐把握国际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脉搏，勇于理论创新，有的留学生在某些经济学学术领域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成就。
本文以近代中国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为主要视角分清朝末年（1911年以前）、民国初年（1912-1926）、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和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1938-1949）四个历史时期考察近代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的状况、特点及其主要成就。
【关键词】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学术思想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出现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理论。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
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作用，一些学者还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经济学学术成就，他们的经济学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迄今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留学期间经济学学术思想史的系统、深入研究，对他们在海外留学期间取得的经济学学术成就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迄今为止学术界没有一项研究民国时期留学生留学期间经济学学术思想的成果问世。
本文试图以近代留学生的博士论文为主要视角管窥近代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学术成就。
一、民国以前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
由于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及路途遥远和交通条件的限制，19世纪以前到过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
“这些人主要是作为助理、随从或翻译陪同洋传教士前往欧洲办理教务的中国教徒，他们通常在欧洲逗留的时间较短，完成任务后立即随同洋教士返回中国。
为数不多的几个年轻教徒被洋教士遴选为高级神职人员的培养对象，被派往欧洲进入神学院接受正规教育，完成学业、取得神职后返回中国”。
中国最早留学欧洲的是广东香山人郑玛诺（1633-1673）。
他于1645年作为中国神职人员培养对象随法国神甫陆德（RhoodesAlexandrede1593-1660）赴罗马深造，进入耶稣会办的圣安德勒学院修读。
1653年转入罗马公学学习，研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等课程。
毕业后留居罗马，教授拉丁和希腊文法与文学。
3年后辗转赴欧洲各地学校任教，1668年返回澳门。
1673年应诏赴北京朝廷供职，入京不久即病逝。
17世纪时中华文明包括经济和经济思想文明都与西方并驾齐驱甚至超越西方，所以郑玛诺留学欧洲主要是学习欧洲宗教文化，是为基督教传教事业服务的，这一时期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看中国都没有学习西方经济思想的动机和动力，因此郑玛诺既没有学习西方经济思想更没有传播西方经济思想。
18世纪以后，留学欧洲的中国人逐渐增多。
迄今为止，有明确史料可以证明接触过西方经济学者和经济思想的中国留学生是高类思和杨德望。
1751年7月，高类思和杨德望在73岁高龄的法国传教士卜日生（Baborier,Jean1678-1752）带领下前往欧洲深造。
次年到底法国，进入设在拉弗莱什的教会学校学习法文、逻辑和神学。
1759年转到巴黎，进入耶稣会的初修学校，1762年神学院，第二年毕业，被祝圣为司铎。
1764年6月，在仰慕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主管远东航务的国务大臣贝尔旦的引荐下，高类思和杨德望前往巴黎、里昂等地的兵工厂、造纸厂参观考察，期间还会见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时任利摩日地方行政长官的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Turgot1727-1781）。
当杜尔哥得知高、杨正在巴黎即将返回中国的消息后，立即与他们取得联系，向他们提出了52个有关中国的问题，请他们回国后搜集资料，设法给予回答。
这些问题大体分为4类：
第一类涉及“财富、土地分配与农业”，含30个问题。
主要询问有关中国的“富人”阶层，涉及拥有大量房地产者，大工业企业家，大商人，放债收息者及其财产的等级划分；官吏与富人的关系以及高官要职的俸禄标准；土地分配状况与耕种方式；田地的年收入，田地买卖以及田地卖价与年收入之间的关系；稻米和小麦所占耕地面积情况；贷款利率标准；人均粮食年消费标准；工人的日工资标准及其在北京与外省的差别；土地税收制度；粮食的自由买卖与北京粮食的年平均价格等。
第二类是关于各种制造工艺的问题，共15个。
其中又分为造纸术、印刷术和纺织术三个方面，均系一些十分具体而细致的工艺技术问题。
第三类是关于中国的自然资源，共4个。
主要是了解中国矿产的种类、分布及蕴藏情况。
第四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问题，共3个。
一是有关在华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们使用的圣经；二是有关苗民的语言、体型和肤色及其与周围各省中国人之异同；三是习惯游牧生活的鞑靼人归化后是否采用中国人的习惯问题。
为了使他们了解问题的意义和要求，他在问题的前面写了一篇分析性的引言。
1769年杜尔哥将该文投稿于《公民日志》，分期登载于1969年10号、12号和1770年4号，在1770年2、4月发行，该文就是经济学说史上的名著《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关于此事，杜尔哥在1766年12月9日致友人杜邦的信中说：
“我已为我向你提出过的那两位中国学生拟好了几个问题；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起见，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
”该书的英译本序言在谈到该书的缘起时指出：
“这两位中国学生这时已经在法国完成了学业，得到皇家的资助要回到他们的祖国去。
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主不断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
杜阁曾向他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请求解答，因此他写了这本书，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领悟这些问题的旨趣之所在”。
贝尔旦也给高、杨写了一封长达22页的信，详述希望二人回国后向他提供的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
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三类：
第一类是“公法”，实际涉及历史、政治和宗教的一些问题；第二类是“私法”，其实是询问中国的法律对于个人与社会两者关系的处理原则；第三类是一些关于技术和工艺的具体问题，如服饰、房屋、日用器物等。
1765年初，高、杨二人离开法国，1766年2月到达北京。
由于当时政府禁止出洋的政策使他们不敢公开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否则就可能被处以极刑，他们的平民身份使他们无法踏进达官贵人的门槛。
这种尴尬的处境给高、杨回答杜尔哥和贝尔旦的问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为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而竭尽全力，每年各贝尔旦寄去信件和大量物品，还提供了煤炭在中国的使用情况、中国政府设立义仓赈济灾民的情况等资料。
此外，高、杨联名撰写了《论古代中国》，高类思与法国传教士韩国英（CibotPicrre-Martial，1727-1780）合写了题为《埃及人和中国人研究》的论文。
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位在法国教会学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当时法国“中国热”的特殊机缘下结识了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杜尔哥，并从杜那里学习到经济学，这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人接触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开端。
从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演变的趋势看，中国经济思想从17世纪开始已进入下行的轨道，一直到19世纪中叶，经济思想主要是对传统的反刍而少有创新，而这一时期的西欧已突破中世纪的藩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不断向高级形态演化，与此相适应，西方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开始产生、发展，重商学派、重农学派先后崛起。
与西方经济学相比，18世纪中国的经济思想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向西方学习开始变为中国经济思想的时代课题。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对于中西经济思想发展地位的这一历史性逆转并没有意识到，加之高类思和杨德望他们的兴趣所在也并非经济学，所以不仅他们自身没有在杜尔哥的影响下开始经济学的研究，而且他们甚至对传播西方经济学都没有兴趣，倒是西方学者，特别是法国经济学家通过他们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吸取养料，丰富了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的清王朝以巨大冲击，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虚骄心态，在思想意识领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此中国人开始改变传统“夷夏”观念，具备初步的“世界意识”，认知到西方也有值得中国学习之处。
1871年，在容闳的多方努力和洋务大员曾国藩的支持下，清政府从福建、广东、浙江挑选了13岁以上的幼童30名留美，以后每年30名，4年计120名。
到1875年，计划全部完成。
这是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
随后，福州船政局和北洋水师也先后派出几批留学生赴欧洲留学。
但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到文化层次不断提升的曲折的历史过程。
晚清时期，特别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仅仅认识到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落后，因此，政府派遣的留学生早期主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
如留美幼童赴康涅狄格州，先入小学，而后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的专业主要是机械工程、开矿、造船、交通运输和邮电等实用型理工专业为主。
早期留欧学生也以培养造船监工和海军将领为目标。
但他们中有人出国后却对西方的政治经济问题感兴趣，严复就是其中的最杰出代表，他回国后在1897——1901年间翻译了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译名《原富》。
南洋公学译书院于1901-1902年出版。
1876年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研习国际政法制度的马建忠，是我国第一个到欧洲学习社会科学特别是商务专业的留学生。
也是最早直接听过近代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留学生。
1909年，中国在欧洲开始有第一个经济学也是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毕业，此人是留学德国莱比锡菲尔大学的周毅卿，他于1909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宁波商业经营的方式研究》。
直到清朝末年由于立宪运动的兴起，清政府才开始认识到学习宪政知识的重要性，加之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为进入梦寐以求的仕途及担任新式学堂教师，必须出洋深造。
由于留学日本有路近、费省、文同等优势，加上有日俄战争后中国人对日本刮目相看的心理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留日成为一种留学热潮，所学专业也由原来的偏重理工转向以法政、师范和商科为主。
清末学习经济学的留日生虽然人数很多，但学术程度很低，大多在速成学校学习，升入高等以上学校的不多，没有一人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留日学生的主要经济学贡献有二：
一是引进了大量的经济学名词，使中国经济思想的表达形式开始现代化。
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变迁路径与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是由西方社会文化历史自然发生出来的诱致性变迁方式不同，它是一种典型的移植性变迁，是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是由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的产物，是中国一步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这个传统的知识体系在清朝末年发生了断裂，中国固有学术向西式分科转型。
这一点正如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R•Reynolds）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所指出的：
“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
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
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
”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不过是百年前形成的基本框架，“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
“今日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用来表达思维的一套语汇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国思想历史的各种学说、教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总之，由人们思维发生，独立于人们思维而又制约着人们思维的知识系统，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
”
作为近代学术思想体系的一个分支的经济学在清朝末年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型的历程。
在20世纪以前，即使是具备近代经济学视野的中国人探讨经济问题时仍然使用着传统的财政术语，如曾经留学英国的严复在1897-1900年译成、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仍然是用晦涩难解的传统经济学术语翻译近代西方经济学著作，如他将地租译为“租”，工资译为“庸”，利润译为“赢”，“国库卷”译为“司农钞”，“银行”译为“版克”，“货币”译为“泉币”，“单利”译为“简息”，“复利”译为“繁息”，“彩票”译为“阄博”，“货币制度”译为“圜法”，“通行税”译为“榷钱”，“财产税”译为“业产税”，“年金”译为“岁收”，“原料”译为“生货”，“制造品”译为“熟货”，“股东”译为“执劵主人”，资本译为“母财”，“固定资本”译为“常住母财”，“流动资本”译为“循环母财”，“劳动”和“劳力”译为“功力”，垄断译为“辜榷”，消费译为“支费”，自然价格译为“经价”，“生产力”译为“生财能事”，“报酬递减”译为“小还例”，“报酬递增”译为“大还例”，“分工”译为“通工易事”，经济学译为“计学”，重商制度译为“商宗”，“重农制度”译为“农宗”等。
晦涩难懂的经济学名词大大影响了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由于留日学生为中国经济学界带来了大量“日本造”的经济学术语，20世纪初中国经济学论著开始几乎全部使用我们今天所习见的现经济学术语，如“经济学”、“劳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地主”、“封建”、“市场”、“交易”、“企业”、“工业”、“资本”、“投资”、“金融”、“证券”、“财政”、“财政学”、“地方财政”、“国债”、“公债”、“地方公债”、“外债”、“关税”、“专卖”、“预算”等，与严复的著述判然有别。
由古老的中国型经济论述到近代的经济分析，是极大的转折和飞跃。
在推动清末中国近代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转型方面，日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中国新知识体系中汉语“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系来源于日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
”20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新名词也大多取鉴于日本。
二是翻译了大量的日文经济学著作。
清末中国人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主要是一条“道源西籍，取径东瀛”的道路。
日本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的近代化取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清末留日学生引入新的思想资源时所评述的：
“这是一波没有陈独秀、胡适那样的文化明星却又影响广泛的译介运动，是前于五四的一次启蒙。
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连续体，不是一次发动中完成的。
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固然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不过它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
它透过各种学门的基本书籍或是上自大学、下至中小学教科书，奠下了新的‘文化基层结构’”。
清末留日学生在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亦应作如是观。
据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我国所谓经济学原理书约38种，来自日本的就占了30种。
”至于由日本留学生翻译的日文应用经济学著作则更多。
从总体上看“来自日本的经济学论著和译作、或以日文作品为其蓝本的中文经济学著述，在当时国人发表的具有近代经济科学意味的著译作和文章中，占据压倒性优势”。
日本在清末充当了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的中转站的角色，留日学生取代外籍人士成为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主力。
由于1908年中美两国达成利用“庚子赔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协议，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出现大批官费留美学生。
清末留美学生中学习经济学与商学专业的人数也比较多，仅清华学校1909-1911年间此类留学生就有18人。
1905-1911年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留学生共有7人，其中就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陈锦涛和陈焕章。
1906年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费雪（IrvingFisher）的中国留美学生陈锦涛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为中国第一个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者。
他撰写的博士论文《社会流通的测算》受到费雪教授的高度重视，费雪希望该论文修改后出版，陈锦涛回国20多年后费雪仍然记得他。
而陈焕章是中国第一位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中国经济学者，他同时具有中国传统最高功名（进士）和西方最高学位（博士），中西贯通，他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孔子及其门徒的经济思想》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丛书”之一，由哥伦比亚大学资助，以第45、46卷112、113号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法政专业的重要参考书。
当年美国的《历史评论报》、《东方评论报》等新闻媒体发表了评价极高的书评。
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以经常以该书的观点提问。
美国政府20世纪30年代对农业的干预政策（联邦政府在农产品价格过低时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农产品）也主要是从该书中借鉴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而推行的。
二、民国初年（1912-1926）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
民国初年，大批留学日本的留学生学成归国，或执教于新式学堂，或出任政府官员，或编书办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他们在国外学到的经济学知识，成为中国经济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者。
民国以后中国的留学主要国家开始逐渐由日本转向欧美，特别是经济学高端留学生开始向欧美集中。
如以欧洲为例，1921-1925年，留学欧洲的学生总数为1189人，其中学习商科的100人，学习法政经济的185人。
当年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对中国学生的这一专业偏向也有所注意，他说：
“学习制造方法或许是很有用的，但中国人偏好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而实际上理论经济学只适用于工业已经很发达的国家”。
他还列出1916年留学英国的202名中国学生比较热衷的专业，包括医学50人，法律和经济47人，工程技术42人，矿业22人，自然科学19人。
当时留学美国的留学生中选择经济学专业的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如以1909-1929年清华历年留美生的情况看，在总共1289人中，学习商科的共142人，学习经济学的125人。
可见商科和经济学也是当时留学美国的热门专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年留学欧美学习经济学专业的留学生大多进入欧美大学和研究院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目标，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人获得了博士学位。
这里分别以美国和欧洲为类别介绍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情况。
1、美国
1912-1926年，中国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情况如下：
姓名
生卒时间
博士毕业学校、时间
博士论文题目
陈兆鲲
1886-？
哥伦比亚大学1914
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1644-1911）
陈达
1892-1975
哥伦比亚大学1923
华侨：
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
陈总（陈岱孙）
1900-1997
哈佛大学1926
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
陈维屏
1897-
波士顿大学1915
清代中国海关的发展：
1644-1911
程其保
1895-1975
哥伦比亚大学1923
中国支持一个足够的公共教育的财政能力
朱进
1886-
哥伦比亚大学1916
中国的关税问题
朱中道
1895-
哈佛大学1920
法国、英属印度、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盐税
冯锐
1899-1936
康奈尔大学1924
中国农业工程
何廉
1895-1975
耶鲁大学1926
所得税管理的方法和过程：
英美比较研究
何浩若
1899-1971
威斯康辛大学1926
经济学中时间观念的发展
许传音
1884-1971
伊利诺斯大学1917
英国铁路费率的国会管制
徐墀
1885-1927
哥伦比亚大学1915
中国的铁路问题
黄凤华
1894-1923
哥伦比亚大学1919
中国的公债
黄汉樑
1893-？
哥伦比亚大学1918
中国的地租
甘介侯
1896-1984
哈佛大学1926
政治视角下的法国预算
李善步
1897-？
哥伦比亚大学1921
中国经济史：
关于农业
李权时
1895-1982
哥伦比亚大学1922
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
中央、省、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研究
刘廷冕
1897-？
哥伦比亚大学1924
中国现代关税政策
龙开霖
1898-？
康奈尔大学1924
美国农业部门的财政历史
马寅初
1882-1982
哥伦比亚大学1914
纽约市的财政
潘序伦
1893-1985
哥伦比亚大学1924
中美贸易论
施宗树
1892-
哥伦比亚大学1919
中国对外贸易
寿景伟
1891-
哥伦比亚大学1926
中国的民主政治和财政：
财政制度与思想发展研究
唐启宇
1896-1977
康奈尔大学1924
中国农业经济研究
董时进
1900-？
康奈尔大学1924
世界粮食供给和人口
魏文彬
1888-1940
哥伦比亚大学1914
中国的货币问题
杨汝梅
1899-1985
密歇根大学1926
商誉及其它无形资产
于俊吉
1899-？
纽约大学1924
满洲的经济历史问题
资料来源：
Tung-liyuan：
,washingto,d.c.1961.生卒时间根据其他有关资料作了必要的订正和补充。
2、欧洲
姓名
生卒时间
博士毕业学校、时间
博士论文题目
刘炳业
法国巴黎大学1924
德国、意大利、捷克和波兰的财产税（1919-1923）
龙绍康
法国巴黎大学1918
中国公债研究
王凤仪
1882-1938
法国巴黎大学1919
中国对外贸易及其财政状况分析
苏希洵
1890-1970
法国巴黎大学1920
中国银行研究
TCHANG,
TSANG
法国里尔大学1925
中国的关税问题
魏道明
1901-1978
法国巴黎大学1925
中国的支票
陈鹤鸣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1924
中国的利率问题及其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金其美
德国基尔大学1924
中国的货币制度
顾绥禄
德国汉堡大学1924
中国国内交通所引起的金融交易方式的变化及其绩效研究
李邦翰
1894-？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1926
治外法权与中国国民经济
沈观宜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1924
中国工资问题研究
资料来源：
Tung-liyuan：
,washingto,d.c.1964.原文无生卒时间，根据其他有关资料作了必要的补充。
以上中国留学欧美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的内容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是从国别和大学来看，留学国英语国家全部集中在美国，欧洲大陆则集中在法国和德国，这一时期中国在经济学教育发达的英国没有一人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而在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博士又集中在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留学的中国经济学博士则集中在巴黎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
民国初年由于清末启动的庚款留学政策的继续实施，特别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提供的帮助，赴美国留学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首选，而学习经济学的博士留学生集中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这所学校经济学研究水平和自由的学术空气有关，正如当年的留美经济学者唐庆增所说：
“哥伦比亚大学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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